南宋人口的发展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宋论文,发展过程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现状和数据考证
宋代是我国历史人口发展的重要阶段，学术界一般认为，我国人口就是在宋代开始跨入亿人大关的。然而，学术界至今为止对宋代人口的研究仍相当薄弱，对人口发展的论述甚为简单，基本上只是勾划出一个大致的脉络，过程和原因多未得到说明。在时代上，这些研究均以北宋为主，南宋着墨不多，且多不提南宋后期。（注：对宋代全国人口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胡道修《宋代人口的分布与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编《宋辽金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陈智超、乔幼梅主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三卷，第一章第三节，齐鲁书社、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第一章第一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第七章、第八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王育民《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下册，第十一章，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第五章第二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南宋长达一个半世纪，为南方人口发展史和地区开发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因此，其人口研究的薄弱局面亟须加以改变。
南宋人口研究的薄弱，可以说是有关户口数据和文献资料较少造成的。宋代全国和路一级的户口数据大多属于北宋，只有少数属于南宋，数量少必然导致数据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配极不均衡。就时间而言，虽然南宋有三十余个年度的全国总户口，还有十余个年度的路级户口，但这些数据均集中在高宗绍兴二十九年至宁宗嘉定十六年（公元1159-1223年），缺少高宗建炎初年至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27-1158年）以及宁宗嘉定十六年以后各朝的户口数，使人无从研究南宋初期和后期的人口状况。就空间而言，除了十余个路级户口以及东南各路一些府州军县年份并不统一的零散数据，便没有覆盖全国的区域性户口，颇不便于研究人口发展的空间差异。
此外，南宋户口数据的质量总的说来也不如北宋。就路级户口而言（注：南宋以路为单位的比较完整的户口数据，主要记载在《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七一至七七，中华书局影印本。以下如不另注，出处均同此。），至少存在着二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后一年度抄袭上一年度。福建路、夔州路和广东路的乾道三年户口数皆与乾道二年的数字相同，广西路乾道九年的户口同于八年，潼川府路隆兴二年的户数同于元年。这种照抄，并不仅仅发生在后面的一年，有的是连续几年都在照抄前面某年的数字。例如，福建路乾道四年的户口数即与三年、二年完全相同，即连续两年都照抄乾道二年的数字。此外，湖北路乾道九年的户口数与乾道四年完全相同，淮南西路乾道四年的户口数与乾道元年完全相同，可见不仅有抄上年者，甚至还有跳过去抄前几年者。
第二，某些路一些年度的户数变动过大，不合情理。例如，淮南西路乾道三年的户数为52415，而其前后年度分别达到10万户左右；广东路在隆兴元年和二年户数均在18万左右，而在此前后年度却高达50余万。此外，利州路在隆兴元年户数269571，而其前后年度都在37万户以上，颇疑隆兴元年首字之"2"为"3"之误。
除了上述诸年的各路户数，文献中偶尔还能见到南宋初期的路一级的户口数，它们的准确性同样值得怀疑。例如，两浙路建炎三年、绍兴二年、绍兴三年的户数均是212万余，成都府路建炎三年、绍兴二年、绍兴四年的户数均是113万余；就口数而言，除成都府路绍兴四年有所不同外，两路上述年代的口数均一模一样。（注：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卷六一、卷七一和卷八三，中华书局排印本。）广东路和广西路户数变动之大，更使人一眼能看出其中有错，绍兴三年广东路有户61万余，四年却为103万余，但到五年又下降到61万余。（注：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一、卷八三、卷九六。）绍兴四年广东路户数突然达到103万，显然是误将该年广西路的户数加到广东路头上。（注：该年广东路税客户61万，广西路税客户42万，二者合计数恰与误载的绍兴四年广东路的户数相等。）南宋初期政局不稳，政府无力统计户口，有关路的户口数据可能照抄北宋末某年，并且未加仔细核对，当是数据可信度差的主要原因。基于上述状况，我们在研究时不能全盘采用，而必须谨慎挑选比较可信的年度的路级户口数据。据我看来，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和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这两个年度的路级户口比较可信，可作为研究南宋人口的基本数据。
在《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保存的南宋路级户口中，绍兴三十二年的户数是第一个完整的户口数据。该年，南宋在南方建国已达36年，早已巩固了在南方的统治。在此以前，各地已多次编制保甲簿、丁账和税账等户口籍册；（注：参见吴松弟《中国人口史》（多卷本）第三卷《辽宋金元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章各节。）即使南迁的北方移民，绍兴后期也已陆续在各地登记入籍；（注：参见吴松弟《中国移民史》（多卷本）第四卷《辽宋金元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十一章第四节。）这一切，为全面进行户口统计创造了条件。据《宋会要辑稿》，南宋至迟在绍兴二十九年已有全国户口总数。绍兴三十一年四月，海陵王率金军南侵，但这场战争仅进行半年，且局限在长江以北，并未对南宋的大部分地区造成影响，更不影响这些地区的户口统计。据此，绍兴三十二年的户口数据可以认为大致可靠。笔者注意到，除了《宋会要辑稿》，《宋史·地理志》亦详载成都府路以外的各路的绍兴三十二年户数，其数字均和《宋会要辑稿》所载相同，可证该年各路户口数据的错误较少。不过，该年长江以北的淮南东、淮南西、京西南三路以及荆湖北路的江北部分刚脱离战争，不可能统计户口，它们的户数当是战前的绍兴三十年的数据。（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七一解释淮南西路在绍兴三十二年除舒、蕲、黄三州外其他府州都没有户口数据的原因：“庐、濠、光、和州、无为军、寿春府缘经绍兴三十一年侵犯，烧毁案牍，免供账，止得三州之数。”可见此三州绍兴三十二年的户口均是抄战前的绍兴三十年，长江以北四路估计都如此。）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记载的各路户数，南宋全国合计有户11622625。
宁宗、理宗两朝是南宋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分路户口以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一所载的嘉定十六年户数最为完整，各路合计数为12670801。作者是宋元之际人，能够看到南宋后期的各种户口数，他选择这一数据势必考虑到其可信性。但是，两浙路的户口数告诉我们，《文献通考》的户数并非毫无问题。此书所载的两浙路嘉定十六年的户数为2220321，较《宋会要辑稿》所载的绍兴三十二年的2243548户，不仅没有增加反而略有减少；而且，这一数据也低于历年户数少于两浙的江南西路（2267983户）。然而，地方志数据说明的情况恰恰与之相反，两浙路的临安府、温州、镇江府、严州、江阴军等五单位均有时代接近绍兴三十二年至嘉定十六年（公元1162-1223年）的户数，它们后一年代的户数均超过前一年代，镇江府和江阴军期间的户年平均增长率甚至达11.5‰和19.2‰（见表2）。另据刘克庄的记载，嘉定十二年两浙路有户2898782，口5839787，（注：载《后村集》卷八三《玉牒初草·宁宗皇帝嘉定十二年》，四部丛刊本。）考虑到各府州军的人口增长状况，以及正常年度人口发展的规律性，应该说刘克庄的记载是可信的，而《文献通考》记载有误。（注：据此，《宋史》（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四一《理宗纪》所载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两浙路户1975996亦误。）如将刘克庄的记载数代替《文献通考》所载数，嘉定十六年南宋各路共有户13349322。
除了分路户口存在的问题，缺少北宋后期的南方和南宋后期的全国户口数据，也是研究南宋人口时遇到的主要困难。
南宋稳定时期的疆域大致在今秦岭——淮河以南，这一区域北宋后期的人口状况无疑是南宋人口发展的基础，应予搞清。《宋史·地理志》记载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全国总户数和分府州军户数，可供研究北宋后期的全国和区域人口状况。但是，广东、广西、夔州三路及福建路都不是崇宁元年而是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的户数，它们的户数只能得自估计。如以元丰元年户数为基数，据邻近路元丰至崇宁元年的年平均增长率推算，上述四路分别有户672334、278495、298626、1256656。（注：据王存《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点校本）所载的元丰元年户数及邻近各路元丰至崇宁元年的年平均增长率推算。元丰年间广东路有户579253，广西路有户238390，夔州路有户254361，福建路有户1043839。据此书及《宋史·地理志》所载的户数，邻近广东、广西的湖南、江西两路元丰至崇宁元年年平均增长率6.5‰，邻近夔州路的梓州路年平均增长7‰，邻近福建的江西路年平均增长率8.1‰。）如以此四路的估计数和其他路的户数相加，后属南宋统治范围的南方各路崇宁时的总户数为12196307。考虑到此估测数均依相邻的路的元丰元年至崇宁元年的增长率推测，应有较大的合理性，可视为南宋所在区域在北宋后期崇宁元年的合理估测数。
研究南宋人口最大的困难之一，无疑是找不到后期的全国户口总数。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嘉定年间以后，基本无人口统计数传世，属人口状态不明时期”（注：胡道修：《宋代人口的分布与变迁》。）。事实上，研究宋代经济史的学者，凡是涉及到全国人口，均只提到嘉定十六年以前，极少有人谈到此后的半个世纪。人们注意到，《元史·世祖纪》记载：元灭宋之年（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九月，“江淮及浙东西、湖南北等路”有户9370472，口19721015。当时元军尚未攻占福建、广东、广西三路，据此以及此条所提到的户口的地域范围，这937万余户显然不包括上述三路，因而并非南宋末全境户数。此外，元人陆友《研北杂志·元代户口》和明人陈全之《蓬窗日录》卷三“世务”所载的元平宋时的户口，均是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而非元平宋之年（至元十三年）的户口。（注：详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47附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嘉定十六年以后的理宗、度宗等朝占南宋全部时间的三分之一左右，是南宋由鼎盛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时代，如果没有这一时期的人口数据，势必不能说明南宋人口发展全过程。
幸运的是，笔者在元人胡祗遹的《紫山大全集》（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卷一一《效忠堂记》中，找到一条记载灭宋之年所得的州县和户口数的资料：
压宋都，受宋太后、少帝降表，得府三十二、州百廿三、郡三十四、县六百九十八、兵卒百万、户千一百七十四万六千，资粮货宝不可胜计。
胡祗遹自元平宋后即在荆湖北道任宣慰副使，后又任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所载应有所本。其全国户数11746000，较《元史·世祖纪》所载的“江淮及浙东西、湖南北等路”的937万余户，多出2375528户，而这237万余户接近南宋后期福建、广东、广西三路的合计数，（注：据《文献通考》卷一一，嘉定十六年福建、广东、广西三路有户2573340，商务印本馆排印本。）故可视作南宋全境的户数。据文中内容和行文口气，并考虑到与《世祖纪》所载数据的差异，《效忠堂记》所载户数应是元军攻占南宋各路以后所看到的南宋末（约恭帝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或其前一二年的著籍户数。
这一户数是否可靠？还可以通过与元代户口比较获得认识。《元文类》卷四○《经世大典·版籍》载：“迨南北混一，越十有五年，再新亡宋版籍，又得一千一百八十四万八百余户。”又，《元史·世祖纪》在记载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户部所上天下户数时，专门提到“江淮、四川”有户11430878户。由于《世祖纪》将“江淮、四川”与北方的“内郡”相比较，且没有提到南方其他的地域，“江淮、四川”当指南宋旧境。《经世大典·版籍》与《世祖纪》所载的户口年代相同，然而前者的户数比后者多40万余户，不知何故。如果我们将《紫山大全集》所载的11746000户和这两个南宋数据分别比较，可以看出差异是相当小的，比《经世大典》所载少0.8%（约9.5万户），比《世祖纪》所载多2.76%（31.5万户）。考虑到南方入元以来的社会动荡，以及各地人口恢复的进度甚至户口调查制度可能存在的差别，上述差异是合情合理的。因此，《经世大典·版籍》和《元史·世祖纪》的数据也证明了《紫山大全集》南宋末户数的可靠性。
德祐二年户数的发现，使我们得以完成构建南宋前、中、后三个时期的全国户口数据系列。兹据以上考证，列出南宋地区总户数及各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如下：
北宋后期的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有户12196307；
南宋初期的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有户11622626；
南宋中期的嘉定十六年（公元1123年），有户13349322；
南宋后期的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有户11746000；
崇宁元年至绍兴三十二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0.8‰；
绍兴三十二年至嘉定十六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3‰；
嘉定十六年至德祐二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4‰。
需要指出，在《宋史》卷四六《度宗纪》中还保存了一条关于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全国户数的数据。文载：“是岁，两浙、江东西、湖南北、广东西、福建、成都、京西、潼川、夔、利路户五百六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九，口一千三百二万六千五百三十二。”由于此数据明显不可靠，学术界多不予采用。然而，近年有学者却仅仅依据此条记载，便得出南宋户数到了景定五年“锐减至5696989户，则户数在40年间下降过半”的结论，进而推论户口减少的根本原因“恐怕还是整个社会经济衰退积蓄至此的大崩溃，充分暴露了南宋后期社会经济的虚弱性”（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第六章第二节，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8-319页；又见程民生《试论南宋经济的衰退》，《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这一看法，论据并不充分，笔者在此略费笔墨，进行纠正。
历史人口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性，表现之一是在基本相似的经济政治背景下同一区域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大致相同的增长速度。如果我们将上述景定户数，和其前的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其后的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的户数进行比较，就可看出其极不可靠。据上所述，嘉定十六年有户13349322，德祐二年有户11746000，景定五年虽然介于两个年度之间，其户数却只是前者的42.7%、后者的48.5%。如果认为景定户数可信，则嘉定十六年至景定五年的年平均增长率须为-20.6‰，而景定五年至德祐二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则须达到62‰。事实上，不用说南宋，即使在中国历史上的和平时期也很少会出现连续十余年高达62‰的增长率，而南宋负增长率较高的年度不过是南宋初期，然而，即使在包括这一阶段的崇宁元年至绍兴三十二年，户数的增长率仍达到-0.8‰（详上）。
为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将只拥有南方的绍兴三十二年的南宋全国人口，和包括南、北两大地域的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的北宋全国户口作一比较。尽管大观三年是北宋人口的峰值阶段，南宋只占有同一地域面积的一半左右，而且两宋之际经历了大规模的战乱，前者较后者也只下降了44.3%，年平均增长率-11‰，均不如这位学者所说的嘉定十六年至景定五年的下降程度。退一步说，即使理宗时发生“整个社会经济衰退积蓄至此的大崩溃”，也不至于使人口锐减到一半以下，中国历史上并未见到这种因经济衰退导致的人口锐减。因此，《宋史·度宗纪》所载的景定五年户数不可信是毫无疑问的。
除了了解全国总户数，由于南宋各路人口发展的极不平衡，还需要了解各路不同时期的户口增长状况，表1便反映了各路在崇宁元年、绍兴三十二年、嘉定十六年和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的户口变化。之所以采用至元二十七年的数据，是由于缺少南宋后期的各路户数，而此年距元军占领南宋大部分地区的至元十二年或十三年只有十四五年，尚可据此推测南宋末的户口变化。
表1 南方各路户数及其年平均增长率
说明：①为北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②为南宋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③为南宋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④为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
资料来源：除广东、广西、夔州和福建四路的崇宁元年户数据推测，两浙路嘉定十六年的户数乃刘克庄书所载的嘉定十二年数（均详上），其余据《宋史·地理志》、《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文献通考》卷一一和《元史·地理志》。
除了以上所提到的路级和全国户口，在宋人文集和宋元明清的地方志中还保存着南宋时期东南一些府州军县的户口数据。有的方志记载着两个以上年度的数据，有的虽然只记载一个年度的数据，但我们可以在其他文献中找到另外年度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计算该地南宋某一时期的户的增长率，并可利用这些单位的增长率，与路级或全国户口数据反映的增长率进行比较研究，用以补充南宋文献记载的不足。为此，本文在方志中搜罗了可以用来计算增长率的35个单位的104项户口数据，并计算了若干年度的年平均增长率，制成表2。表2中的户数年度，有的方志原已注明，有的则是依据记载数据的方志的成书年代，不另说明。另有少数户口，因其前、后数据均无确切年度无法计算增长率，未列入表中。
二、南宋初期人口的锐减和恢复
南宋一个半世纪的人口发展过程，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高宗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开始，至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结束，大致相当于南宋初期，为人口的锐减和恢复时期。
北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军开始大举攻宋。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进入秦岭——淮河以南作战，不久又渡过长江，追击南迁的宋高宗和隆祐太后。与此同时，数以百万计的北方流民武装也在长江南北攻城掠地。战争的烽火燃遍南宋境内，南宋所属的15路，除福建、广东、广西、成都府、潼川府、夔州等6路未曾或只有较小规模的短期战争，其余9路均蒙受战火，人口损失惨重。约在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前后，南宋平定北方流民武装，长江以南地区开始进入和平发展时期。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宋金两国签订和约，长江和淮河之间的江淮地区以及大巴山以北、秦岭以南的汉水上游地区的战争状态得以结束。（注：本段据拙著《中国移民史》第八章第一节。）
战乱给南宋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江、淮之间和汉水上游因居南北交界地带，为南宋境内战争开始最早、结束最晚的区域，人口损失最为酷烈。这一区域的淮南东、淮南西两路“民去本业，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非朝夕可还”（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四年十二月。）。荆湖北和京西南两路“自鄂渚至襄阳七百里，经乱离以后，长途莽莽，杳无居民”（注：洪迈：《夷坚志》支景卷一《阳台虎精》，中华书局点校本。）。秦岭以南的利州路也不例外，“金州（治今陕西安康市）残弊特甚，户口无几”（注：《宋史》卷三六七《郭浩传》，第11442页。），梁（治今汉中市）、洋（治今洋县）“两州之民，往往逃绝”（注：《宋会要辑稿》兵二九之二八。），景象均十分凄惨。长江以南的两浙、江西、江东、湖南四路及湖北路的南部，因蒙受了六七年的战乱，人口也有一定的损失。据载，江西一路“洪州分宁、奉新等县，人户所存才十之三四，其余县分号为多处，不过十之六七。通一路计之，多寡相补，才及承平之半”（注：李纲：《梁溪集》卷九六《准省札催诸州军起发大军米奏状》，《四库全书》本。）；湖南“连年兵火人烟稀，田野荆榛气萧瑟”，一些地方“上户逃移下户死，人口凋零十无八”（注：李纲：《梁溪集》卷二九《八月十一日次茶陵县入湖南界有感》。）；两浙北部在两宋之际特别是建炎四年蒙受金军的破坏十分惨重，“兵火之后，民间荒废田土甚多”，“沿江两岸沙田圩田顷亩不可胜计，例多荒闲”（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之七。）。两浙路的严州（治今浙江建德市东）、江东路的徽州（治今安徽歙县）和江西路的赣州，绍兴前期的户数均不到三四十年前的北宋崇宁元年户数的90%，（注：严州和徽州的数据见本文表2，赣州据嘉靖《赣州府志》卷四。），表明上述关于人口锐减的描述尽管有夸张，仍反映出战乱波及地区人口数量有一定下降的事实。
表2 南宋部分府州军县的户数
在靖康之乱期间，大约有500万北方移民迁入南方并在各地定居下来。（注：参见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第十一章第一节。）绍兴六七年以后，随着北方移民的迁入和当地人民的复业，长江以南各路的人口数量逐渐得到恢复。绍兴十三年仓部员外郎王循友说：“两浙号为膏腴沃衍，粒米充羡，初无不耕之土”（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九，绍兴十三年六月戊子。），可见此前不久因人口增加和农业经济的恢复，两浙已不复有大片荒地。江淮和汉水上游地区的人口恢复主要开始于绍兴十一年宋金和约签订以后。绍兴三十一年，王之道向朝廷报告：“自经兵火，江北之民，十不存一。绍兴以来，生养蕃息，而杂以江、浙等处流徙之人，通计十有三、四。”（注：载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二二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换言之，江淮人口已恢复至北宋后期的三分之一左右。汉水上游的状况与江淮相似，估计人口恢复程度也大体差不多。
表1数据表明，到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4年），在靖康之乱时人口下降较多的诸路中，两浙、江西、湖南三路的户数均已超过北宋后期的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江东、利州二路接近崇宁户数。不过，淮东、淮西和湖北三路均不到崇宁户数的十分之四，表明此三路在靖康之乱中人口损失之惨重。
离中原较远而在靖康之乱中未曾或只受到较少战乱影响的路中，成都府崇宁元年至绍光三十二年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潼川府路、夔州路、福建路、广东路、广西路的同类数据分别是6‰、4.3‰、1.7‰、-4.4‰和9.4‰（见表1）。简言之，除了广东路户口的下降值得探讨外，其他五路的户口在南宋初都有了一定的增长，增长幅度大多超过长江以南和江淮各路，表明比较和平的局面有利于人口的增长。
综上所述，两宋之际的战乱导致南宋大部分地区人口数量锐减，但经过战乱以后的恢复发展，绍兴三十二年除北部的淮东、淮西和湖北三路的户数仍少很多，江东、广东、利州三路比较接近外，其余各路的户数均超过崇宁元年。以南宋全境而言，绍兴三十二年的户数11622626已为崇宁元年相关地区估计户数12196307的95.3%。换言之，到高宗末年南宋境内的人口数量已接近于北宋后期的水平。
考虑到绍兴五年以后，活动在南方的北方流民武装及其他具有一定实力的反宋武装相继平定，自该年十二月起直至绍兴三十一年海陵南侵时止金军不曾进入淮河以南作战，两宋之际人口的谷底应定在绍兴五年。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南宋有户1162万余，如果从绍兴六年开始的缓慢恢复以5‰的年平均增长率计，绍兴五年大约有1015万户。如上所述，北宋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南方估计户数为近1220万户，如以年平均增长率5‰计靖康之乱前的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南方估计有1360万户，两宋之际人口谷底的1015万户只及其74.6%。换言之，从北宋末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算起，至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这10年间，南方人口大约减少了25%。
三、南宋中期人口的缓慢发展
南宋人口发展的第二阶段自隆兴元年至嘉定十七年（公元1163-1224年），属孝宗、光宗和宁宗时期，大致相当于南宋中期，为人口的缓慢发展时期。
宋金绍兴和约的签订，标志着两国进入南北对峙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先后发生过金海陵王南侵、宋隆兴北伐、宋开禧北伐、金宣宗南侵等具有一定规模的战争，但均历时不长，往往几年便告结束。受战争影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江淮地区，这一地区的人口在战乱时总要遭受较大的损失，战后随着流民的回归和南北移民的迁入再度开始恢复，但是，一场新的大战往往又使和平时期人口增长的成果荡然。因此，尽管在绍兴三十二年至嘉定十六年间（公元1162-1223年），淮东、淮西、湖北和京西南四路的户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1‰（注：据表1，绍兴三十二年中路有户498170，嘉定十六年有户721691。），但户数仍远未恢复到北宋后期的水平。嘉定十六年，淮东、淮西、湖北三路的户数只相当于崇宁元年的30%-40%，而京西南路绍兴三十二年至嘉定十六年的户年平均增长率为-31‰，其嘉定十六年的户数只及崇宁元年的2%。京西南路过低的户数除了数据本身可能的错误之外，也表明该路人口的严重下降。
由于南北战争的战场基本局限在长江以北的江淮地区，长江以南各路保持了长达百年左右的和平局面，有利于人口的发展。这些路的人口发展，大体可分为已充分开发地区和开发中地区两类。两浙、江西、江东、福建、成都府和潼川府等六路属已充分开发地区，北宋时期人口发展相当快，一些地方随着人口密度的提高已出现人口与耕地的矛盾即宋人所说的“人稠地狭”。绍兴三十二年，上述各路的人口数量已基本接近甚至超过崇宁元年。在绍兴三十二年至嘉定十六年的六十余年间，这些路的人口仍在持续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两浙路为4.2‰，江西路为3‰，福建路为2.3‰，江东路为1.3‰，潼川府路为0.7‰、成都府路为0.6‰。除成都府和潼川府二路，其他四路的年平均增长率均超过崇宁元年至绍兴三十二年。
至孝宗时期（公元1163-1189年），上述诸路的人稠地狭现象开始加剧。时人说两浙等东南各路：“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计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于旧，鸡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于旧，田宅之价十倍于旧，其便利上腴争取而不置者数十倍于旧。”（注：叶适：《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二《民事中》，中华书局点校本。）为了增加耕地，人们通过修建梯田和围海造田等方式，向山地和浅海要田，许多地方“步邱皆力穑，掌地也成田”（注：乾隆《泉州府志》卷七，引宋人黄锐诗。），“寸壤以上未有莱而不耕者”（注：《嘉定赤城志》卷一三。）。西南的成都府路和潼川府路“地狭而腴，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注：《宋史》卷八九《地理志》，第2230页。），土地利用率也很高。可以说，在上述六路，当时条件下可以开发的地区大多已开发殆尽，只有深山区由于缺乏适宜种植的粮食作物，直到明清玉米、番薯传入以后才得到开发。此外，通过精耕细作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借发展工商业以为谋生之计，也是通常解决人口压力的重要途径。在东南各路，还有不少人主动迁往地广人稀的江淮地区，以寻找耕地和就业机会，时人说这种现象：“寻常小遇水旱，则累累而北者昼夜不绝”（注：陈造：《江湖长翁集》卷二四《与奉使袁大著论救荒书》，《四库全书》本。）。
在使用简单生产工具、以农业为基本经济部门的前提下，耕地状况往往对人口增长率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就同一地区而言，一般说来，得到充分开发已进入人稠地狭阶段的人口增长率，总要低于尚在开发之中还未进入人稠地狭的阶段。表2中汀州（治今福建长汀县）、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市）、严州（治今浙江建德市东）、徽州和抚州（治今江西临川市）南宋中期的数据为此提供了例证。汀州在两宋之际未遭战乱，人口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明、严、徽、抚四州在孝宗时期基本恢复了两宋之际因战乱下降的人口数量，此后数十年间这些州都已大致完成土地开发并出现人稠地狭问题，人口增长率放慢。（注：参见拙著《中国人口史》第三卷，第十一章各节。）因此，这些州南宋中期人口发展的特点是年代越前，人口增长率越高，年代越后，人口增长率越低。
表2中，临安府（治今浙江杭州市）、镇江府、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市）、江阴军（治今江苏江阴市）、建昌军（治今江西南城县）、临江军（治今江西樟树市）等州军，均有两个南宋中期的增长率，其后一个增长率均大于前一个。这些州军在南宋嘉定以后都接收了一定数量的北方移民，移民的涌入应是后一时期的人口增长快于前一时期的主要原因之一。
上述十余州军在孝宗、光宗、宁宗或稍后一些时期的年平均增长率，除平江府、徽州、江阴军、建昌军、汀州的某些时期较高，原因有待探讨外，其余增长率的下限和上限均在0.1%-4.5‰之间。这就说明，南宋中期，由于人口密度较大，东南各路大多数府州的人口增长率都不高。成都府、潼川府两路的人口状况和东南各路相似，各府州人口增长率当也应大致相同。据表1，上述六路绍兴三十二年有户8395084，嘉定十六年有户9793130，年平均增长率为2.5‰。
东南四路和成都府路、潼川府路为南宋人口的主要分布区，集中了72%-73%的人口（注：据表1，两浙、江东、江西、福建、成都府、潼川府等6路，绍兴三十二年有户8395084，占南宋总户数的72.2%；嘉定十六年有户9793130，占南宋总户数的73.4%。），因此，其增长率的放慢必然要对南宋全境的人口增长造成影响。事实上，东南四路人口的死亡和流失曾几次造成南宋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江东、江西等路的十余州饥荒严重，“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市）、筠州（治今高安县）、隆兴府（治今南昌市）为甚，人食草实，流徙淮甸”（注：《宋史》卷六七《五行志》，第1464页。）。据该年出使淮南的薛季宣的报告，进入淮南的“江南转徙人户”，还来自两浙、江西以及福建路的其他府州。（注：薛季宣：《浪语集》（永嘉丛书本）卷一六《奉使淮西回上殿札子》提到：“江南转徙人户来淮甸者，东极温、台，南尽福建，西达赣、吉，往往有之。”）自淳熙七年（公元1181年）开始，水旱灾害再次降临东南诸路，两浙、江西、江东水旱相继，“细民往往流徙江北诸郡”，朝廷不得不要求江北诸郡“许与诸寺院及空闲廨宇安存，如愿种本处官田，即令借给口食，拨田耕种”（注：《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六五。）。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人口数量的减少，而外出流亡往往又使相当一部分人在若干年内未能著籍。因此，乾道六年至八年（公元1171-1173年）、淳熙七年至十年（公元1181-1184年），南宋的户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下降了3‰和20.7‰。（注：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乾道六年有户11847358，八年有户11730699。据同书食货一一，淳熙七年有户12130901，十年有户11156184。）
湖南、夔州、广西、广东以及利州均属开发中的地区，由于这些路地广人稀，自北宋开始即有许多人稠地狭地区的移民迁入，加之非汉族成员归宋入籍的原因，著籍户口增加较快。崇宁元年至南宋绍兴三十二年，利州、湖南和广东三路的人口增长，或受到战争的不利影响，或存在着有待探讨的原因，增长缓慢或有所下降，但广西和夔州两路仍保持一定的人口增长率。然而，自绍兴三十二年至嘉定十六年，除湖南路保持较高的增长率（4.2‰），利州路和广西路略有增长（均是1.3‰），夔州路和广东路都是负增长（-10.1‰和-2.3‰），五路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6‰（见表1）。
南宋中期，广东、广西、利州、夔州四路并没有发生足以影响人口增长的严重自然灾害和较大规模的战争，人口增长速度似都不应放慢，更不应负增长。广东路可以南雄州（治今广东南雄县）为例进行说明。乾隆《南雄府志》卷四“户口”引谭大初《旧志》：“粤稽往牒，宋全盛时，两邑主户万有八千，客户三千。绍兴盗贼蜂起，编氓流移。乾道以还，劳来安集，渐复其旧，至嘉定则户三万余矣。”又引始兴令魏琪语：“宋以前无论矣。溯考宋淳熙间，（全县）计户一千三百六十有六，至嘉定则又倍之，此其盛也。”依据《旧志》的数据，南雄州在自北宋末至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的百余年间户年平均增长率达5‰。
广西是两宋之际人口增长最快的路，崇宁元年至绍兴三十二年间户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4‰，然而绍兴三十二年至嘉定十六年却放慢到1.3‰，只居南宋各路第7位，比期间各路的年平均增长率2.27‰约低1个百分点。南宋中期，广西不仅未遭受过对人口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的严重自然灾害和战乱，却有一定数量的外来移民迁入北部和沿海等地区，（注：参见《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第六章第三节。）因此，其官方著籍户口增长速度的显著放慢未必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
虽然利州路在绍兴三十二年至嘉定十六年的户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3‰，而且嘉定十六年的户数只相当于崇宁元年的87%，却有资料表明兴元府（治今陕西汉中市）、金州（治今陕西安康市）等府州南宋中期人口增加较多，人口密度提高，经济繁荣。“汉中在昔称梁州，坠腴壤沃人烟稠；稻畦连陂菜相属，花树绕屋香不收”（注：吴：《鹤林集》卷二《汉中行》，《四库全书》本。），便是汉中一带在蒙古军攻入前的写照。此外，本为冷僻之地的金州，“自渡江以后，舟车辐凑，遂为秦头楚尾一大都会”，也得到较大的发展。（注：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八九引《图经》，江苏广陵刻印社影印本。）
今四川盆地地域广阔，南宋时成都府、潼川府两路除平原和低丘地带人口密度较高以外，其边缘地区和夔州路都是人口稀少的山区，且往往是非汉族人民的居住地。为了避免汉人和非汉族成员发生冲突，北宋时在成都府路今青城山以西汉人与非汉人分布区交界处设立禁山，禁止汉人进入非汉族地区伐木和垦种，梓州路（即后来的潼川府路）和夔州路也先后设立禁山。但是，汉族农民不顾禁令，“侵开日广”，源源不断地迁入禁山以外的地区。到南宋中期，文（治今甘肃文县）、龙（治今四川江油市北）、威（治今理县东北）、茂（治今茂汶县）、嘉（治今乐山市）、叙（治今宜宾市）、恭（治今重庆市）、涪（治今涪陵市）、黔（治今彭水县）、施（治今湖北恩施市）等边州的禁山，因汉民“垦辟、采伐”，已“耗蠹无几”（注：《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九之四一。）。上述州均位于诸路沿边地区，其中恭、涪、黔、施诸州位于夔州路。在这种背景下，夔州路南宋中叶的人口没有增加而是不断减少确实是很难解释的。
显然，表1所示的上述四路户数增长率较低或负增长并不符合实际状况。既然湖南在绍兴三十二年至嘉定十六年的户增长率能够保持在4.2‰，而南雄州在北宋末至南宋中叶的增长率也保持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上，估计此四路的增长率在4‰左右应离事实不太远。
综上所述，南宋中期各路的人口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淮东、淮西、湖北、京西南等江淮各路年平均增长率约在6.1‰，两浙、江西、江东、福建、成都府、潼川府等已充分开发的各路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5‰，湖南、夔州、广西、广东、利州等尚在开发之中的各路年平均增长率约在4‰左右。据此推算，嘉定十六年南宋约有户1410万左右，绍兴三十二年至嘉定十六年的户年平均增长率约在3‰左右。考虑到在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蒙古军开始攻宋之前各路的人口仍在继续增长，则南宋的人口峰值应该出现在宁宗、理宗之际。马端临说宋代户口：“南渡后莫盛于宁宗嘉定之时，故备书之”（注：《文献通考》卷一一“户口考二”。），这一结论应该是基本正确的。
四、南宋后期人口的减少
南宋人口发展的第三阶段自宝庆元年至德祐二年宋朝灭亡（公元1225-1276年），属理宗、度宗及恭帝时期，大致相当于南宋后期。受元朝攻宋战争的影响，位今四川盆地及汉水流域的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等四川四路人口剧减，由此导致南宋人口减少。
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蒙古军乘灭西夏之余威，攻占利州路北部的汉水流域诸州。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五年间，攻入四川盆地，若入无人之境。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大举入蜀，横扫四川，成都府被攻占，但不久便离去。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蒙古军开始旨在攻占全四川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四川坚持抗击蒙元军队达半个世纪之久，直到南宋全境被攻占。
蒙古军进入四川后，在各地大肆屠杀平民，仅成都城中的尸骸便达140万具，城外尚不计在内。（注：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四《史母程氏传》，《四部丛刊》本。）而且，大规模的战乱之后必伴随着瘟疫和饥荒。由于这些原因，南宋后期四川人口损失极其惨重，以致于元代文人虞集得出这样的结论：“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注：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二○《史氏程夫人墓志铭》。）“千百不存一二”固然有夸大，但四川人大量死亡则无庸置疑。此外，蒙古军队还大量掳掠四川人口到北方充当奴隶，当时蒙古统治下的关中多四川籍奴仆，如“岐、雍民家皆蜀俘”（注：姚遂：《牧庵集》卷二四《程公神道碑》，《丛书集成初编》本。），即是一个例证。为避开这场四川历史上罕见的兵祸，还有很多人逃往周边山深林密的山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注：见《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第七章第五节。）
四川四路为南宋人口的主要分布区之一，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有户259万余，占全国总户数的19.4%，到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境内不过有户10万余户（见表1）。由于元代四川户数颇多不实，该年实际户数估计可达50万户左右，如扣除元统一以后迁入的外来移民，实际人口只有20万户左右。（注：参见《中国人口史》第三卷，第十二章第三节。）据此，宋末四川户数比嘉定十六年减少近230余万户。
关于南宋后期东南各路的人口发展问题，由于找不到可靠而又全面的分路户口，我们只能依据部分府州军的户数进行探讨。据表2所列，期间有前后户口可资比较的临安府、抚州、建昌军、邵武军、汀州和兴化军仙游县等6个单位的户数，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这些府州分布于两浙、江西和福建诸路，说明南宋后期这些路的人口仍有一定的增长。
如将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290年）原南宋境内各路的户数，和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的户数进行比较（见表1），可以看出宋元之际各路的人口发展状况大致分成三类。第一类，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等四川四路，人口极度减少；第二类，福建、江西、淮西、湖南、广东等五路，人口有一定的减少；第三类，两浙、江东、淮东、湖北、京西南、广西等六路，人口有一定的增长。
东南诸路宋元之际的人口发展状况，还可以得到有关府州数据的印证。据表2，两浙路的绍兴府、湖州、平江府、常州无锡县，江东路的江宁府句容县和溧阳县、徽州，江西路的隆兴府丰城县、临不军、筠州，人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两浙路的临安府、镇江府、严州、江阴军，江西路的抚州、建昌军，人口则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表明这些路的各府州在宋元之际的人口发展并不均衡，一部分府州因政治动荡和战争人口减少，另一部分未受影响的府州则继续保持人口增长的局面。广东和福建两路的各州元至元二十七年以前的增长率均为负数，虽然一些州的起点时间在南宋中期，却同样能看出宋元战争对路内各府州人口的不利影响。
上述状况，主要是南宋后期人口变化的结果。当四川因战乱人口剧减时，江淮地区的淮东、湖北、京西南诸路，除淮西路因某种有待探讨的原因有所下降外，其余三路均由于南宋后期北方移民的大批涌入，以及元统一使这些移民能够定居下来，人口得到增加。（注：详见《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第八章第三节。）此外，两浙、江东靠近长江南岸的诸府州也是南宋后期北方移民的重要迁入地，平江府、常州无锡县及江宁府的属县之所以有较高的增长率，可能与宋末元初北方移民的迁入有关。（注：参见《中国移民史》第四卷，第八章第三节、第十八章第六节。）广西属开发中地区，南宋人口发展迅速，宋元之际的人口增长应是其惯性作用的结果。湖南嘉定十六年和至元二十七年两个年度的户数相当接近，表明其在宋元之际没有发生过导致人口有较多变化的重要事件。在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宋恭帝和太后降元以后，张世杰、文天祥、陆秀夫等人率宋军残部在福建、广东、江西等地区进行顽强的抵抗，三年后才最后失败。至元二十七年福建、广东、江西三路户数均不及南宋嘉定十六年，显然与这场战争有关。
据上举《紫山大全集》卷一一《效忠堂记》的数据，元灭宋之年南宋全境有户11746000户，比笔者所估计的嘉定十六年的著籍户数1410万户减少235万余户，约占嘉定十六年估计著籍户数的16.7%。
五、结语：南宋人口发展的特点
据上所述，我们对南宋的人口发展，可以得出下述几点认识：
第一，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南宋初期为人口锐减和恢复时期，南宋中期为缓慢发展时期，南宋后期又为人口减少时期。
第二，各区域的发展极不均衡。两浙、江西、江东、福建四路的户口，自绍兴中叶得到恢复以后即在稳步增加之中，但到南宋中期以后由于人稠地狭矛盾的加剧增长开始放慢。广东、广西、湖南三路属开发中地区，南宋时期人口有一定的增长。淮东、淮西、湖北、京西南四路因属南北战争的战场，两宋之际人口数量严重下降，此后的人口恢复步伐往往又为新的战争所中断，直到南宋末年仍未恢复到北宋后期的水平。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和利州等四川四路，除利州路在两宋之际人口减耗此后开始恢复外，其他三路的人口都在稳步地增长，到南宋后期却都因宋元战争而极度耗减。
第三，人口总数超过北宋后期。嘉定十六年南宋约有户1410万户，比这一区域的北宋崇宁元年的户数约1220万多15.6%，大约增加190万户、近1000万人。
第四，人口发展的速度相对缓慢。户年平均增长率，崇宁元年至绍兴三十二年为-0.8‰，绍兴三十二年至嘉定十六年为3‰，嘉定十六年至德祐二年为-2.4‰。据现有的数据分析，北宋徽宗朝的户年平均增长率为4.3‰，（注：据《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九之七○、七一，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全国有户20264307，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有户20882258。）因此，即使南宋和平发展时期的增长率，也不及北宋后期。
南宋人口增长放慢的基本原因，据上所述，主要有二：
一是受战争的不利影响。南宋初大部分地区的人口都因宋金战争而锐减，此后江淮地区的人口恢复又屡为战争所中断，宋元战争中四川四路人口损失惨重更是后期南宋人口减少的主要原因。
二是两浙、江西、江东、福建、成都府、潼川府等已充分开发的区域人稠地狭现象日趋严重，生计不易，导致增长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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