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教育公平的政府援助与财政分配策略研究①
李莎，程晋宽
（1.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2.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充分实现教育公平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各国政府教育改革的重点与难点。基于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于2018年初发布了《教育公平测量手册》，旨在为各国政府开展教育公平的实践提供指导建议与策略。针对各国存在的教育不公平现状，政府应采取的援助措施与财政分配策略主要体现为三大方面：精准关注教育公平的影响因素，探寻教育不平等的起源与现实障碍；追踪政府教育援助的获益群体，查找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症结；实施基于公式性拨款的政府教育财政分配策略。
［关键词］ 教育公平；政府援助；财政分配
教育公平是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的基础和前提，也是维护公民基本人权和福祉的保障。当前，教育公平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各国教育改革的重点。2010年5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工作重点转向教育公平问题；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可持续发展目标（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要求联合国的所有成员国开展一种全纳的、平等而优质的教育，为所有人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随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发布了《2030年教育行动框架》（the Education 2030 Framework for Action），将推进教育公平作为国际组织工作日程中的关键内容与核心。然而，实现教育公平存在着多重障碍，“公平应该意味着所有孩子不受任何歧视、偏见或不公，享有生存、发展并充分实现其潜能的机会”[1]，教育不平等依然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最大教育困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在可持续发展教育目标实施三年以后的2018年，世界各国仍然存在很多没有确切统计的处境不利儿童，童工、流浪儿童、游牧儿童、残障儿童等经常被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而无法正常地接受教育。[2]基于此，2018年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UIS）发布了一份《教育公平测量手册》（Handbook on Measuring Equity in Education），旨在为各国推进教育公平的策略提供指导和建议。
一、精准关注教育公平的影响因素，探寻教育不平等的现实根源
1948年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权宣言》提出：“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和基本阶段应如此”，这种权利“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基于实现人人获得平等的教育权利的理想，调查与追踪现实中儿童面临的教育不平等，应是以政府为首的教育行政部门的首要责任。
（一）基于影响因素，追踪教育不平等的现实根源
为了能够全面而准确地了解弱势群体的教育境况，政府需要在更广泛的维度下探究引发教育不平等的现实根源，如受教育者的社会经济地位、身体健康状态、种族及族裔、语言、性别等因素。
第一，受教育者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其获得教育公平权利的因素之一。因不同国家、地区的经济收入水平不同，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家庭之间的贫富分化普遍存在。艾特（Alcott）等人在2016年对东非国家所做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贫困家庭子女的入学年龄和完成学业年龄都比富裕家庭的子女至少要晚一年时间。[3]限于其经济状况，很多贫困家庭没有及时送子女入学读书，致使这群孩子无法入学或延期入学。因此，政府需要采取各种途径评估所有学龄儿童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例如，运用“财富指数”（the wealth index）评估每个家庭的国内相对财富状况；使用“贫困分数”（poverty score）来客观地计算每位受教育者的经济贫困程度。财富指数或贫困分数一般都涉及家庭的居住特征（如做饭使用的燃料、房屋地板类型）、家庭户主背景（如单亲家庭、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获得的家庭服务的种类、家庭固定用品信息（如手机、资产）等相关指标。根据各国的消费与支出数据测量国家的财富指数、贫困分数，并与家庭的财富值或贫困线做出对比，以此确定每位受教育者的社会经济水平。将受教育者的社会经济情况与其受教育的机会、过程与结果联系起来，以全面地衡量每位受教育者获得的教育公平权利。
第二，地理位置是影响教育公平的又一重要因素。一般而言，地处农村或偏远地区的儿童往往面临着更多的教育障碍，因其无法接触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如配置先进的教学设施、优质的师资条件等，而最终无法获得良好的教育结果。例如，根据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关于教育公平的调查显示：在印度农村有着相同家庭经济背景的10～13岁儿童中，儿童因所在地区差异而导致入学机会的不平等，来自印度不同区域的学生入学率的幅度在7%～33%之间；在埃塞俄比亚，城市8岁儿童的阅读识字水平是农村8岁儿童的6倍。[4]因不同的地理区间而导致的教育机会与教育结果的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基于此，在教育统计中，收集带有受教育者家庭住址的背景信息十分重要，可用于评估因地理位置差异导致的教育不平等状况。
第三，受教育者的健康状态也是影响教育公平的因素之一。在很多情况下，一些残障儿童往往被排除在正规的教育系统之外，无法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近年来，国际社会已经关注到残障儿童的受教育权利，并采取多种途径来追踪和调查这类儿童群体。如在编制的调查问卷中会涉及“儿童机能状况”这类问题，用一些简单而微妙的语言询问儿童的身体健康状况，并进一步询问儿童是否存在哪些身体部位的残疾等，从而有效地获取更具体的关于儿童身体健康方面的信息，以帮助其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权利。
第四，种族、族裔和语言的差异往往是导致教育不平等的社会根源。例如在秘鲁、贝宁、喀麦隆、危地马拉、伊朗、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因其国内的种族差异较大，以及历史延续下来的被殖民的印记，导致这些国家的学校官方语言和学生的母语不同。儿童在学习中遇到的语言困难致使其无法顺畅地学习，也无法取得好的学业成绩。在秘鲁，一些母语为西班牙语的小学生的学业成绩往往比母语为当地土著语言的学生好很多。[5]基于此，调查和收集来自不同种族、不同族裔及带有语言差异的学生的背景信息，将有助于政府全面了解受教育群体所面临的教育困境，从而制定更公平的教育援助策略。
第五，游牧民族及迁徙群体的儿童、城市贫民窟儿童、流浪儿童等也经常处于不利的教育境地。因教育统计无法确切追踪到这些儿童的信息，使得政府无法给予明确的援助措施。当前，国际社会已经开始采用一些更有针对性的方式来追踪这些处境不利群体。如发展中国家联合实施的“全球教育伙伴关系”战略计划（Th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Education /GPE），通过建立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来共同实现教育公平。其中，在2015-2016年，有19个发展中国家重新制定了本国的教育规划，共同建立了一致性的、清晰的教育监督与评估框架，以追踪调查那些处境不利的教育边缘化人群，包括女童、残障儿童、贫困儿童、农村地区及偏远地区的儿童等。同时，各国政府会给予其教育援助，以确保这些弱势群体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权利。[6]
（二）基于评估结果，实现更全面而充分的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涉及多项指标，如学生的入学率、学业参与情况、学业完成率、辍学率、教育性别比等，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在制定教育规划及推行教育决策时需要基于各项指标，全面评估教育决策的适切性，以确保实现更加全面、充分的教育公平。
移动互联网，顾名思义，就是将移动通信与互联网结合起来，它集互联网技术、平台、商业模式和应用与移动通信技术为一体，是一种新型网络技术。移动互联网所依靠的主要数据传输方式是移动无线通信，它包括三个部分，分别是终端、软件和应用。较之于传统的有线互联网，其主要的不同点在于移动互联网的终端以及接入网络具有很大的独特性。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及科研机构都认为，未来移动互联网领域将会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其市场价值将不断扩大。然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也随之带来了一些问题，具体如下：
2013年12月20日，中国水务公司与新疆乌鲁木齐市政府签订了《城市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建设合作框架协议书》。此举标志着中国水务公司在开拓水务一体化市场方面又迈出了有力一步。我们看到，中国水务公司正沿着既定的目标和方向稳步前行。
当前，各国开展的各项教育评估活动如学业评估、成绩测试等都是基于在校学生，而没有考虑到一些失学、辍学、旷课的儿童，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来开展的一项对67个中低收入国家的教育成就评估发现，最贫困国家和最富裕国家的小学生的平均学业成绩的差距为32%。[7]因许多国家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失学率和辍学率还比较高，致使一些没有进入教育评估范围内的儿童根本无法被测量。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的这项评估使用了基于市民的网络调查（PAL Network citizenled assessment surveys）、基于家庭的数据调查和当地人参与的现场调查等方式，将对学生的学业评估作为调查内容的一部分，以确保可以全面调查所有儿童的学业进展、学习能力等状况，尽量收集那些没有被关注到的、被边缘化的儿童群体的信息以弥补校内教育评估的缺陷。
鉴于政府的教育财政分配方式较为复杂，要全面地参考政府在各个教育阶段的经费支出比例、政府对公立教育机构和私立教育机构的财政拨款比例以及家庭和教育机构的经费支出比例等。如在尼泊尔政府的教育财政拨款中，富人使用教育经费的份额是穷人的1.3倍；在埃塞俄比亚，富人使用的教育经费的份额是穷人的72倍。[10]因富裕家庭的子女往往比贫困家庭的子女接受到层次更高的、质量更优的学校教育，他们所使用的政府资源和经费拨款往往更多，因而享有更多的教育权利，却往往加剧了贫富群体之间的教育不平等。
2.教育评估阶段应延伸至早期教育
学者的研究表明，“教师教育智慧在其核心表现上与觉察力密切相关。”[3]提升父母的教育智慧的核心也在于提升其对家庭教育问题的觉察力。除了要从观念上帮助他们，使他们重视对家庭教育问题的觉察，更重要的是要从方法上帮助他们，使他们对家庭教育问题的觉察能力得到提升。学习多元检视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倾向和层次去觉察家庭教育问题，找到更多的家庭教育问题关注点，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年轻家长提升对家庭教育问题的觉察力。
此外，教育评估可以将校内评估与校外评估结合起来，以更加具体地了解儿童的学习背景与其受教育情况的关联性。例如，童年生活国际研究项目（The Young Live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roject）是国际社会开展的一项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早期儿童受教育情况的研究，就是将对儿童家庭生活的调查与对其学校生活的调查结合起来，将儿童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与其学习机会、学业结果联系起来，全面评估儿童所处的教育公平状态。
教育不平等问题存在于每个教育阶段，早期教育是教育不平等的起始阶段，也是政府应该首先采取干预与援助措施的阶段。因此，借助对儿童早期学业评估的数据结果，及时关注和跟踪所有儿童的早期教育进展，并制定相对公平的教育援助策略，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一项对埃塞俄比亚、印度、秘鲁和越南四国的关于早期儿童学业进展的评估调查显示，在这四个国家中，占1/4的最富裕家庭5～8岁儿童的数学测试成绩要比占1/4的最贫困家庭5～8岁儿童的成绩高很多。[8]儿童的早期教育与其家庭的贫富状况极为相关，富裕家庭能够为儿童的早期学习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和帮助，有助于促进儿童早期智力的开发。通过对儿童早期教育进展的评估，政府可以探寻到儿童在早期教育阶段面临的引发教育不平等的多种根源，采取援助措施以及时关注到处境不利的儿童群体。政府不仅需要为所有儿童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也需要保证其教育过程的公平性。
二、追踪教育援助的获益群体，查找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症结
（一）评估政府财政拨款的获益群体
罗尔斯坚持平等优先论和适合于最小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差别性原则、补偿原则。他指出，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义务，各种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平等地开放，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小受惠者带来最大利益的不平等分配，任何人或团体除非以一种有利于最小受惠者的方式谋利，否则就不能获得一种比他人更好的生活。[9]然而，现实表明，在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整个受益群体中，学生（尤其是教育中处境不利者）往往最难接触到政府，最难获得所分配的公平利益，而成为政府教育经费拨款的最后一个受益群体。因此，衡量谁能够从政府的财政拨款及教育援助中获益最多，将有助于政府制定更加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策略。
对照组采取西药常规治疗，如硝酸甘油、依那普利、雷米普利美托洛尔和阿司匹林等常规药物。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联合服用瓜蒌薤白桂枝汤加味，瓜蒌薤白桂枝汤加味，基础药方为：水蛭粉3 g、瓜蒌10 g、白术10 g、枳壳10 g、半夏10 g、薤白10 g、黄芪12 g、葛根15 g、丹参15 g，1剂/d，清水煎取汤汁400 mL，分早晚两次温服，10 d为1疗程。
调查结果显示,溧阳乡村旅游资源丰富,种类多样,以遗址遗迹类、居住地与社区类、归葬地类、水工建筑类为主。通过对乡村旅游公路概念的界定和对溧阳县域乡村旅游公路的预调研,确定了8条符合条件的旅游公路,分别是X301瓦屋山线、曹山旅游公路、社徐线、X002平横线、X104、S239、沙河水库片区、南山水库片区。如图1所示,本文以溧阳南部的南山水库片区乡村旅游公路为研究对象,对其现状和特征进行分析,对其乡村旅游公路选线的适宜性进行评价。
当前，国际社会经常采用跨国受益关联分析来评估各国政府的教育经费分配情况和财政拨款的受益群体状况。方式之一是国际社会通过人口统计、家庭普查等途径收集各个国家的关于家庭收入、人员财富值等数据，计算各国的家庭相对财富值和个人收入值。方式之二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研究所根据各国的购买力水平来评估其政府在不同教育群体中的经费分配情况。在国家内部开展的受益关联分析，除了考虑家庭收入、人员财富值等指标，还应考虑学生、家庭及其他教育组织的教育费用支出情况。如富裕家庭的子女进入私立教育机构，其支付的教育费用多数是由家庭承担，而不是政府的教育拨款。如果在受益关联分析中没有考虑到家庭对教育费用（如校服、课本或考试等费用）的支出情况，则会高估政府对教育经费的投入额度，而导致教育经费拨款的不公平。
其三，《物权法》中自然资源用益物权的既有规则，尚需在“物权编”中具体细化。例如，尽管《物权法》第122条规定“海域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但此种规定仅具有宣示价值，在填海造地后的经济价值增加30倍的刺激下，“海域变土地”的现象频发，在根本上“与我国民法对于海域利用关系调整不到位不无关系”［36］。另外，尽管“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第123条），但相关保护性规则亦付之阙如，亟需完善。
选取我院2015年5月至2017年2月收治的95例疑似胆道结石患者为研究对象,男性54例,女性41例;年龄25~67岁,平均年龄(46.13±3.42)岁。
两个绑匪当然想不到，此时他们的行踪已经被警方掌控。等他们分赃后回到家不久，就被抓获归案。警方了解到，操东北口音的绑匪叫王勇，在北京靠开黑车拉活儿为生。拉活儿的过程中听说杨凯是个大富豪，有个上大学的女儿，就动了绑架的恶念。他找来自己的初中同学胡伟，以送土特产和送快递为名试图绑架杨梅，均告失败。王勇以维修电话为名骗开门绑架了杨梅。为确保绑架成功，王勇准备了两部轿车，伪造了两个假车牌，中途换车防止被追踪。经过审判后，一审法院以绑架罪判处王勇有期徒刑13年，判处胡伟有期徒刑10年。胡伟以量刑过重为由提起上诉，今年8月20日，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
（二）追踪教育财政公平分配的进展
政府在教育财政预算中经常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如何追踪教育投资的整体情况，因此，制定有效的教育财政分配策略需要政府决策者获取具体而可靠的筹资信息，如每个家庭的教育支出比重、政府用于教育公平的经费投入比重等。基于此，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教育财政公平分配的分析工具——国家教育账户（National Education Accounts/ NEA），运用一种系统的、可比较的数据分析框架来收集、处理和评估教育财政支出在五个维度中的数据。这五项维度的数据指标涉及：筹资单位，包括政府（中央、地方）、私营部门（家庭、非营利性组织、公司）、国际组织等；生产机构，包括公立或私立教育机构、教育行政机关等；教育阶段，包括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等阶段；组织与活动，如教学活动、教学管理、政策执行等；教育经费支出状况，如教职工薪酬、教学管理设施的花费等。通过对这些指标的全面分析能够清晰地显示出教育经费分配的公平状况。
在2013-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局”（IIE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等机构共同开展了一项在8个低收入国家使用国家教育账户来分析各国教育财政公平分配情况的试点项目，所得结果可以清晰分辨出各国在教育财政分配中存在的公平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些低收入国家，家庭是承担孩子教育花费的主要来源，越南家庭承担的教育费用占教育总花费的25%，尼泊尔家庭承担的教育费用占教育总花费的50%，乌干达家庭承担的教育费用占教育总花费的50%以上。在尼泊尔和乌干达，儿童在学前教育阶段的花费几乎全部由家庭承担。[11]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家庭教育经费支出比重较高，政府支出的教育经费比重较少。因家庭购买力决定了儿童获得的教育资源状况，富裕家庭在教育中的投入更多，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的、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这一现象导致了家庭贫富程度不同的儿童获得了不平等的教育资源，进而致使儿童在获取教育机会、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中都存在着更大的不平等。
受益关联分析（benefit incidence analysis）是评估政府财政拨款中的获益群体的最有效工具，可以用来衡量不同群体获得政府资源的公平份额。受益关联分析需要参考一系列指标，包括学业成就（不同教育阶段的学生入学率、学业完成率、学业测试成绩等）、影响公平的各种因素（如家庭财富、居住地、性别、种族、语言、健康状态等）、政府在不同教育阶段的经费分配情况等。通过评估不同背景下儿童获得的教育经费比重，促使政府做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教育资源配置策略。
运用国家教育账户分析教育财政的分配情况能够清晰发现教育经费分配中存在的不公平问题，从而有效帮助政府重新制定教育资源和财政经费的分配策略。如国际社会运用国家账户对尼日利亚的教育财政分配的分析显示，政府的财政拨款偏向于城市学校，而忽略了农村学校。基于此，尼日利亚政府重新分配了教育经费与资源，将一些优质教师从城市学校调往农村学校，有效改善了学校师资分配不均的状况，从而提升了教育资源配置的公平性。
1.教育评估范围应扩展至校外
三、基于公式性拨款的政府教育财政分配策略
（一）公式性拨款——着眼于公平的政府教育财政分配策略
教育财政的合理分配是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调节机制和制度设计，以教育财政的合理分配促进教育公平应该遵守以下四项基本原则：基本财政公平；以不均等财政拨款克服辖地内的区域差异；对弱势群体采取倾斜的拨款政策；教育成本的分担和补偿；辅助贫困群体等。[12]政府对教育经费的平等分配意味着应向每个学生提供相同数额的教育经费，然而，教育财政拨款的公平性意味着要对那些处境不利的学生群体提供额外的教育资源与经费补助，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教育中存在的不平等。基于此，很多国家都采用了一种“公式性拨款策略”（Formula Funding Strategies），即根据每个孩子的教育需要来分配教育经费，同时，还需要针对弱势群体的教育需求继续实施资源再分配，以确保弱势群体能够平等地分享教育资源。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很多国家已经不同程度地使用了公式性拨款策略，为其国内的弱势学生群体提供更有利的教育资源以扭转他们的教育困境。如挪威1985年开始实施一项对小学的教育资助政策，支持一些处境不利的学生完成学业。巴西政府在1996年创办了“基础教育基金”，由联邦政府提供经费来补助各州的教育支出，用于减少和消除历史遗留下来的各州在教育财政支出中的差距。教育基金能够为每个学生提供最低标准的教育补贴，并且尤其关注到一些弱势的教育边缘群体。2006年，巴西“基础教育基金”开始进一步用于促进基础教育的管理和发展，并扩大资助范围至中学教育和成人教育之中。基金还用于补贴教师的薪资，以此吸引更多优质人才进入教育行业，提升教育质量和促进教育公平发展。1992年，墨西哥国家教育促进委员会（Consejo Nacional De Fomento Educativo）开始实施一项补偿性教育项目（Compensatory Education Programme），旨在确保国内所有学校都能获得公平的教育资源。这一项目偏重于支持墨西哥国内最贫困的23个州的学校，经费用于改善学校的基础设施、教学设备等，还有少量经费用于补贴贫困家庭的教育支出。[13]
（二）政府教育财政再分配的考量因素
在公式性拨款的政府财政分配策略的基础上，为有效实现更加充分的教育公平，政府应在教育财政再分配中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教育援助。政府教育财政再分配的实施需要考虑到一些相关的影响因素，包括不同教育阶段的学生入学率、教育质量、地区不平等状况、教师的薪资水平和学校对教育资源的自主使用权等。
第一，教育中的相关数量指标是影响政府教育财政分配的重要因素。学生数量、入学率等教育指标是政府教育财政初次分配的主要参考因素。但是，完全按照人数来决定教育经费的配额是不公平的。学生因经济条件、健康状况、所在地域等不同而拥有不同的教育需求。仅依据平均分配的原则，无法满足一些弱势群体的教育需求，也无法使他们获得真正平等的教育。因此，政府需要重新评估弱势群体的教育背景、教育需求，增强对这一群体的财政援助力度。如巴西、印度、南非等国的政府就为解决其学校内存在的贫富差距问题，将教育资源重新再分配，为一些教育边缘群体如最贫困的学生、农村偏远地区的学生等提供更多的教育援助，减少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的不平等。
第二，地区的贫富差异是影响政府教育财政再分配的又一因素。通常而言，某地学校的教育经费主要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筹措。鉴于地区之间存在着贫富差距，地方政府对教育财政拨款的力度有所不同，各地的教育财政预算也是不同的。如印度政府在2011-2012年的教育财政预算情况，较富裕的喀拉拉邦(Kerala)和喜马偕尔邦(Himachal Pradesh)的教育经费预算约为126美元/人，贫困的西孟加拉邦(West Bengal)和比哈尔邦(Bihar)的教育经费预算分别为79美元/人和54美元/人。[14]因此，政府的教育财政再分配需要参考地区的贫富差异，为贫困地区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和经费支持，才能有效实现地区之间的教育公平。
第三，教师的薪资水平会影响政府的教育财政再分配状况。教师薪资在教育财政支出中占较大比重，教师的薪资高低会直接影响政府教育财政分配的水平。例如，在斯里兰卡，政府对提升教育质量的经费预算仅为总预算的2%，因为预算中没有涉及教师工资。[15]因此，斯里兰卡的一些优质教师往往会选择留在经济发达的、富裕地区的学校，而不愿去往乡镇及农村的、偏远地区的学校，致使贫困地区的学校缺乏合格教师，严重地影响了学校的教育质量，并最终导致地区之间的教育质量不平等。
第四，学校对教育资源的自主使用权也会影响政府的教育财政再分配。如何在学校层面上分配教育资源将决定着政府的教育财政再分配是否能够缩小教育不平等的差距。例如，在印度，用于初等教育的经费拨款会优先考虑对基础教育设施的投入，而不是提升基础教育质量。用于提升教育质量的经费拨款非常少。在2014-2015年度印度政府的教育财政预算中，用于提升教育质量的经费投入不到总投入的1%。[16]为提升教育质量，印度的初等学校需要获得更多的自主使用教育经费的权利。基于此，政府应为学校提供更多没有限制条件的经费支持，学校可以基于自身状况，或改进教育质量，配备优质的师资；或提升教育效率，促进教育创新；或为更多处境不利的群体提供教育援助等。确保学校真正开展兼顾优质与高效的教学管理活动，有效地缩减教育不平等差距，实现教育公平。
第五，政府的教育财政再分配还需要考虑经费使用的时效性。政府为推进教育公平提供的财政援助应是定期的、持续的、稳步的。为弱势群体提供的教育援助也需要考虑援助发挥效能的时间。例如，印度政府在2011-2012年对普及初等教育的经费拨款中，只有占62%的教育经费在当年被投入使用，其余费用被延迟使用以持续地用于实现基础教育普及。在斯里兰卡的政府财政拨款中，用于培养优质教师和校长的经费也往往是长期而持续的。[17]要实现既定的教育目标，确保教育经费使用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因此，充分考虑经费使用的时效性有助于政府合理优化财政经费的配置。
总之，充分实现教育公平既是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长久以来的政策与工作重心，又是各国政府需要脚踏实地为之奋进的使命与动力。推进教育公平既是国际社会自始至终的共享理念，又是各国政府义不容辞的所负职责。西塞罗曾提出，公正的原则必须贯彻到社会的最底层。基于这种公正的原则，基于追求人人平等的教育价值目标，政府需要通过教育财政分配和援助的方式，在财政制度上保障教育机会及教育权利的均等化；同时，又需通过资源再分配、补偿等方式帮助弱势群体获得更多的教育权益，以促进教育公平的充分实现，化解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与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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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Aid and Financial Distribu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Education Equity
LI Sha, CHENG Jinkuan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China 221116；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China 210097）
Abstract：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e quity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as well as the focus and difficult part of education reform of governments of different countries.In view of this，UNESCO Institute for Statistics has published the Handbook on Measuring Equity in Educationin early 2018，which aims at providing guidance and suggestions for governments to carry out the practice of education justice.According to the unfair situation of education in various countries，the aid measures and financial allocation strategies that governments should adopt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factors affecting education fairness and exploring the origin of education inequality and practical obstacles；tracking the beneficiaries of government education assistance and finding the original causes of the unfair allocation of education resources；and implementing the government education financial allocation strategies based on formula funding Strategies.
Key words： education equity；government aid； financial allocation
中图分类号： G4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667（2019）04-0060-07
①本文系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APD）。
作者简介： 李 莎，女，江苏师范大学讲师，教育学博士。
程晋宽，男，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江苏省“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瑞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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