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的经验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培训论文,农村劳动力转移论文,国外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约为40%。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水平超过30%以后将进入高速发展期，国家的人口、财富、活动等将比过去加速向城市和城镇地域集中，农村劳动力也将在空间上加速向城市转移，在产业结构中加速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个高速发展过程，城镇化水平超过了70%，进入到平稳发展期，在相关的教育与培训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经验；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回避不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地进行包括教育、培训在内的对策探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这些经验或启示，大体有三个方面。
一、教育与培训是现代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效举措
（一）劳动者的素质和技术水平成为就业竞争的重要条件
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非农业部门要求更多的剩余农业劳动力转移出来，以满足这些部门不断增长的对劳动力的需求。但是，如果转移的农业劳动力的素质较差，就会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从而为剩余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进一步转移造成障碍。当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对劳动力素质和技能的要求也是有差异的。
以英国为例，从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到19世纪70年代，英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都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与此同时，法国一直是仅次于英国的工业强国，也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较大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当时工业技术复杂程度较低，对劳动力的需求主要是体力和手工操作技巧，在教育程度和训练水平方面要求不高，主要还是提出普及小学教育和初级技术训练的要求。
（二）美国政府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举措
二次大战后，美国为了解决农业中过剩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加强了政府干预。一方面，扩大政府支出，直接吸收他们到国家兴办的工程、企业或团体就业；另一方面，顺应经济结构变化的新形势，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以使他们适应非农业部门的要求，较为顺利地向非农部门流动。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特别是60年代起，美国政府制订了多种加速农业人口转移的计划和立法，并成立了一些旨在促进农业人口转移的机构，使美国农业人口转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中主要的计划和立法有1962年的《人力发展与训练法》和1964年的《就业机会法》。
由美国劳工部负责实施的《人力发展与训练法》，主要是通过提供训练机会来“解决农业中就业不足问题”。规定家庭年收入少于1,200美元的农产，其家庭成员被认为属于失业者之列，因而有优先选择或被推荐接受训练的资格。
由总统行政办公室就业机会办事处负责实施的《就业机会法》，着重推动农村一体化的发展计划。它包括政府援助兴建成人教育设施、就业服务设施和医疗服务设施等。该法还包括为农村青年和妇女提供训练和受教育的计划。1964年，政府组织的16-21岁青年待业队，有一半人接受农业技能训练，其余则接受非农业技术训练。此外，该法还包括为低收入农户提供贷款，帮助他们开办非农业企业或参加合作社，还向农村失业者提供迁居费用方面的资助。
自60年代以来，美国还通过普及教育提高农村居民平均教育水平。例如，在依阿华州，1960年农村居民平均教育水平比城市少1.5年。到1970年，农村与城市的差别缩小到0.1年[1]。这些做法，对于加速农业人口的转移起到积极作用。
可见，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并在一定的教育程度基础上接受就业训练，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与转移，是起到重要作用的举措。
（三）日本政府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措施
日本政府为了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也采取了多方面的政策措施，如适时调整土地政策，促进农地流动；改变对自耕农的扶持为对自立经营农户的扶持，鼓励小农产“脱农”；发展农业合作事业，为转移劳动力提供服务等。除了这些农业结构方面的政策措施外，还从农业外部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为这一转移创造有利条件。如在1961年《农业基本法》第二十条中就曾明确规定，为“使农业从事者及其家庭得到适当的职业，以利于与家族农业经营相关的生活的稳定，必须采取措施充实教育、职业训练和职业介绍事业，振兴农村地方工业，扩充社会保障，等等”。为此，还在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政策、地区开发政策、中小企业政策、就业政策、社会福利尤其是农村社会福利政策等方面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日本农业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就业的人群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它主要不是原有的农业经营者，而主要是农家子弟从各级学校毕业后直接流入其他产业。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家子弟，转入非农产业就业的机会也就越多。如1966-1970年5个年份，高中应届毕业农家子弟的非农产业就业率分别达89.9%、90.9%、90.6%、91.3%和93%，初中毕业农家子弟分别为87.9%、88.2%、89.4%、91.2%和91.9%。
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多以各级各类学校为中间环节，一般采取两种方式。一是所谓离村转出，即家庭随之离开农村，另一是所谓农外兼业，即其家庭并不离开农村，而是成为兼业农户，其中农业劳动力吃住仍在家并从事一定农业劳动的称为“通勤兼业”。
与欧美国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是农业部门原有的就业人口不同，日本转出的绝大部分劳动力都是在各级各类学校毕业后不再返归农业就业农家子弟，这样，学校便成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跳板或中间环节。1965、1970、1975、1980和1985年5个年份，每年3月（旧学年与新学年的交替期）毕业并就业的农家子弟分别为59.8万人、49.7万人、31.2万人、26.2万人和19.4万人，而转入非农产业就业者就分别达53万人、45.9万人、30.2万人、25.5万人和18.9万人，在各个年份净转出的农业劳动力当中，他们占绝大部分。
在我国，一般只把已在农村从业者的非农项目培训纳入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范围，而未把农家子弟通过逐级升学而脱离农村归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实际上，后一种方式在现代农村劳动力转移中，也是值得重视和充分利用的重要途径。
二、素质与技术缺失是阻碍劳动力良性转移的病根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造成农业劳动力的过剩，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必然的历史过程。但并不是说有了转移的社会需求，这个过程就可以一帆风顺地自然实现。它还需要劳动者必要的主观条件去适应客观需求才能实现良性转移，健康发展。
（一）发达国家历史进程中的曲折
在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历程中，就曾出现过由于劳动者素质与技术缺失而阻碍农业劳动力良性转移的事例。
例如美国，1910年以后，城市制造业技术水平日益复杂，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逐渐提高。而农业转移人口则由于以下原因在就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难于实现向城市二、三产业的转移。
一是美国城乡教育水平有较大差距。60年代以前仅文盲率一项指标，城乡相差一倍以上（农村农业人口文盲率1930年为6.9%，1959年为4.3%，城市人口文盲率为3.2%和1.7%）。
其次，农业待转移人口中刚进入就业年龄的青年占多数。据1950年抽样统计，25岁以下者几乎占60%[2]。这些青年因缺少技术，不容易被非农业部门雇佣。
第三，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非农业部门就业人中知识技能结构以及体力和脑力劳动者的比例都发生明显变化。白领职位增多、蓝领职位减少，因此，非农业部门适合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职位越来越少。而农业劳动力中的农工或粗工，缺少适宜转移的专业技能，因而在非农业部门就业困难。
上述情况迫使美国采取有效举措予以解决。
（二）发展中国家的教训
在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由于农业劳动力素质不高和技术缺失而难于进入城市就业行列的情况。以印度为例，就文化而言，印度的识字率在1901年仅达5.4%。独立后虽有了较大提高，由1951年的16.7%上升到1981年的36.2%，但农村地区，识字率比全国的平均水平低6.6个百分点[3]。即使上过学的村民，也缺乏必要的劳动技能。因而农业劳动力虽然大量过剩，非农业部门却难以吸纳，这些人“工不成，农不就”，处境十分困窘。
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素质与技术缺失的状态下大量盲目流入城市，其后果是造成城市人口急剧膨胀的“城市病”。从1960年到1985年，巴西城市人口平均年增长率高达4.5%，大大超过人口和经济的增长水平。1980年，巴西的圣保罗已成为拥有1,250万人口的大都会，超过百万人口的9大城市，集中了全国29%的人口。墨西哥的城市化程度也相当可观，大批农业劳动力迅速向城市盲目流入，使大城市人口的比例急剧升高。包括联邦区在内的墨西哥城，从1950年拥有34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跃变为1983年拥有1,900多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城市。仅13个大城市，就集中了全国40%的人口。这些国家因城市不能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一些人沦为城市无业游民，他们没有分享到城镇化的积极成果，反而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
（三）为实现农村劳动力良性转移的改革探索
为了缓解上述“城市病”的畸形状况，一些发展中国家进行了教育等项社会改革。以印度为例，他们进行的教育改革内容之一就是加强职业教育。在农村地区，他们对不升大专院校的中学毕业生实施从事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工作的职业培训，以便能向各个产业部门输送合格的劳动力。此外，还建立一批农业专科学校，传授现代农业技术知识。
发展中国家教育改革的另一个内容就是加强成人教育，主要是成人的扫盲和技术教育。在技术教育方面，政府一是对小农传授科学种田、使用和维修各种农机的知识，传授有关园艺、养蚕、饲养牲畜和家禽以及经商等知识，以便增加其收入和扩大就业门路；二是对各种工匠、驾驶人员和修理工，给予技术指导，不仅使其胜任现职工作，而且在他们中培养技术人才，为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向技术行业转移创造条件。
印度还制订与实施了专项就业计划，诸如1977年“全国农村就业计划”、“农业一体化发展计划”等，都为农村失业者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
其中一项成就较大的是与教育、培训结合的“青年自谋职业计划”。该“计划”为了给农村18～35岁的知识青年扩大就业门路，从1979年起政府通过教育机构、工矿企业、研究单位、专家和手艺高超的工匠对农村无业知识青年进行技术培训，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1)农业——育种、农产品销售体系、园艺和养鱼等；(2)小工业——制造火柴、花炮、陶器和榨油等；(3)服务业——零售商业、修理电器、建造和修理牛粪沼气池以及乐器演奏等。政府还拨出5,000万卢比作为此项计划的事业费，在受训期间，还为每个学员每月提供100卢比的助学金。该项计划每年培训大约20万名青年，在每个县至少设立一所青年培训学校，并规定其中受培训者至少1/3为女青年。培训结业后，青年可以从有关部门获得开业许可证，并从银行获得贷款。印度在实施一系列专项计划中也有失败的教训，如政府投入到“农业一体化发展计划”的600亿卢比，竟有60%的款项不知去向，实际上是中饱了腐败分子的私囊，使就业计划的效果大打折扣。
三、科技进步和教育培训是劳动力良性转移的重要保证
（一）依靠农业科技进步和教育培训提高劳动力转移的农业基础
农业劳动力良性转移的经济基础之一是高效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因此，农村劳动力的良性转移，不仅需要二、三产业知识技能的教育培训，而且也需要依靠农业科技进步与教育培训，继续提高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和农业生产水平。在这方面，一批发达国家，如丹麦、荷兰、瑞士、英国等国，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以英国为例，为了使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具有后劲，把农业劳动力转移放在牢固可靠的基础上，英国政府早已改变了产业革命时期强制性的做法，十分重视农业科研与农业教育对劳动力转移的推动作用。目前，英国占全国就业人口2%的农业劳动者能为全国居民提供100%的猪肉、鸡蛋、牛奶，105%的禽肉，85%以上的谷物，这同政府重视和扶持农业科研、教育是分不开的。1976-1977年度，政府对农业科研的开支约为6，500万英镑。全国设有46个研究机构，有15所综合性大学设有农业科学和农业经济学课程，还有42所农学院。英国政府还采取切实措施，限制农业劳动力的“超常”转移，以防止农村劳动力盲目流失，保证农业劳动力资源，并由各地的农校吸收大量的农民、农场工人、园艺工人参加学习。政府对农业科研、教育的重视，不但使农业生产日益转到科学的基础上，同时也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的知识层次，使其得以顺利地向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的非农产业转移。
加快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也是发展中国家使农业劳动力转移走向健康化的重要保证。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进展很缓慢，农业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都较低，不能源源不断地为工业和第三产业提供大量的商品和原料，也不能向非农部门提供大量的熟练劳动力。这种状况一方面影响了正常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另一方面又使一部分生活无着的贫苦农民盲目流入城市，造成农业更加落后，农村更加贫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力推行了农业和农村一体化发展计划，政府对农业，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农用工业增加了投入。这样，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劳动力向农村非农部门的正常转移，另一方面又减少了农村人口盲目涌入城市。由于劳动力资源得到较为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也开始走向协调和持续发展。
（二）依靠科技进步和教育培训为新兴产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者
新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的发展，科学技术以至文化密集的新兴部门、新行业不断兴起，必然引起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新兴部门（主要是新技术部门）流动。新技术部门对劳动力的要求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体力、经验积累和劳动技能，而主要是所掌握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从而需要劳动力具有更高的科技或文化素质，因此，面向“新兴第三产业”的教育培训为现代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新的广阔出路。
以意大利为例，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冲击，结束了战后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使它进入了长达十几年的“滞胀”阶段，不得不对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和改造。
在意大利战后新兴第三产业的发展中，全国与旅游有关的就业人口多达300万，占就业总人数的15%。特别在70年代以后，以田园风光和农家生活为文化特色的乡间旅游日益兴旺，在吸收过剩农业劳动力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进入80年代后，专门提供智力服务的所谓“新兴第三产业”发展势头迅猛，营业额每年增长25-30%。仅信息部门，1983年营业额就达6万多亿里拉，提供工作岗位2万多个。其他新行业，如生物工程、职业培训和新技术开发等等，不断取得进展。
（三）劳动者的基础素质和岗位培训对良性转移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劳动力的良性转移，不是单纯的岗位技能问题。由于现代社会科技进步的加速，劳动者需要较高的基础教育程度起点，需要具有知识更新和适应岗位变动的再就业能力。因此，劳动者具有必要的基础素质，并有条件通过再培训适应新的岗位，对于农业劳动者持续实现走向城市岗位的转移，具有重要意义。
以韩国为例，该国20世纪60年代以来农业劳动力离农进城，是随着工业化战略的实施而进行的，然而，最初的工业发展并不足以吸收来自农村的大批劳动力，因此大部分离农的劳动者一般是先奔向第三产业，主要是不需要资金或需要少量资金就可以经营的服务业和商业，以此谋求生存和发展，其中许多人通过继续学习或教育培训，在有机会时又转入向往的现代工业产业。在60年代中期汉城就业总人口中占26%的工业劳动力，过半数来自农村，他们在当工人之前，多半曾在第三产业就过业[4]。
农业劳动力向技术和智能要求较高的非农部门转移，更需要良好的基础素质加之必要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许多农业劳动力实现向高技术、高智能部门的转移，往往，并不是直接的。如50年代和60年代的意大利，许多从农业部门游离出来的劳动力第一步是当建筑工人，然后再向其他部门流动。“新兴第三产业”对就业者的素质要求很高，普通农业劳动者不可能直接进入这些部门。农业劳动力向这些部门的转移绝大多数是间接的，甚至是隔代人“接力传递式”的转移，许多是通过学校教育、专门机构培训而转入新兴部门的。
可以预见，今后，有广阔前景为全社会提供新的工作岗位的将是第三产业，包括新兴第三产业。因此，它的发展对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现代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将需要较高教育程度起点进行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合作完成。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培训任一环节的忽视，都将是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良性转移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