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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些媒体已经对胡润有过介绍，但很多人还是想不到，现在在中国已经变成一种与政治有关的现象的中国富豪排行榜，是由如此年轻的英国小伙子制作出来的。
在胡润的一场报告会上，记者在听众席里听到的低声议论是：“他就是胡润，太年轻了吧。”虽然台上胡润流利的中文不断地引起人们一阵阵的掌声。
富豪榜的产生地
上海，浦西的一座高层商住楼的19层。
胡润的富豪榜制作小组办公地就在这个面积大约有100平方米的公寓楼里，房间里家具不多，布置得很开阔，宽大的阳台上放着几张椅子，外面就是上海10月还有些炙热的阳光。
2001年的中国富豪排行榜已经进入了制作的最后时段，坐在阳台上的胡润手里拿着一张已经打印得密密麻麻的纸，上面就是这两年来引起中国各方面关注的《福布斯》杂志中国富豪排行榜。
胡润的中国富豪排行榜已经做了三年了，1999年是一个50人的名单，2000年扩大到了100人。今年的排行榜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它比起往年来更加不受欢迎。在记者到胡润的办公室以前，已经从数位榜上有名的民营企业家那里听到了不愿意上榜的说法。从下半年开始，与排行榜相关的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首先是媒体披露了榜上富豪的财富名单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情况不相符的情况；接着是2001年排行榜上第二富豪和第三富豪接连出事，欧亚农业的杨斌和华晨汽车的仰融都处于危机之中；一场关于中国富人阶层的讨论在明里暗里激烈地进行着。一种看法说中国富人的财富几乎都是带着原罪得到的，同时他们还是现在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始作俑者，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富豪榜上的富人几乎都与中国最著名的民营企业相关，他们是中国20年市场经济大浪淘沙的精华，是中国参与世界竞争的财富，未来中国的就业和国企改造他们都将发挥主力作用。国内著名的学者和媒体很多都参与到争论中，态度和立场的截然对立是近年来所罕见的。
而上榜者本人表现得更加直截了当一些，一位上榜富豪对记者说：“这种争论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是争论本身对我们的危险性却极大。最简单的办法是不要上榜，或者不要处于前几位，低调一点好。”他们所要避开的，就是这个英国小伙子的富豪榜。
不过胡润看来对这些情况并不在意，对2001年的富豪榜，他的说法是“并不比往年做得更困难，因为我们依靠的并不是私人性质的调查，而是一些公开的数据。我们也不会因为上榜者态度的变化而改变我们的做法，一切都按原来进行”。
富豪榜的历史
当胡润1990年来中国的时候，他还是个大学刚毕业的学生。补习一段时间中文以后，他进入了著名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幸亏我在两年前离开，要不然因为安达信倒闭而失业的名单中，也会有我的名字。”
在安达信工作的时候，胡润对中国企业迅速增长的财富发生了兴趣，因为他经常接触到大的企业和企业家。“我接触到很多富人，但我更想知道的是，中国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富人。”
就这样，胡润完全是自己开始了中国富豪榜的制作工作。
“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原则：我们将全部采用公开资料来制作富豪榜，不采用私下的材料。最早的工作甚至是从上海图书馆开始的，我们在那里查找所有有关中国富人的材料。不过当时有关这个方面的报道还不多，这个方面的媒体报道也不够有力，所以我们经常处于困境之中。”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胡润有了一个1999年中国富豪50人的名单。他开始寻找媒体公布自己的名单，一开始他找到了美国的《商业周刊》和《财富》，但这两份有中文版的杂志却对胡润的名单没有兴趣，最后是《福布斯》杂志接受了这份名单。
1999年的名单当中无疑是有很多问题的。不过胡润认为也许不会有一份财富排行榜一点问题也没有：“当我去访问那些（中国富豪）人的时候，他们经常会对我说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财富，你怎么会知道？”不过1999年胡润的排行榜制作得确实简单，他只访问了50个人中间的六个，所以出现了很多诸如把国有股份的资产算到个人头上的情况。不过胡润说2000年和2001年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他的制作小组从一个人扩大到了五个人，已经可以对所有上榜富豪直接进行调查，另外中国媒体的力量也强大了，个人财富的透明度有了进一步的上升。
“（制作排行榜）这个工作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找人，在这三年中，我们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找人，查报纸、查股市……你能想到的方法我们可能都已经用过了。另外我们也有一些特殊的方法，比如说我们总是关注中国领导人到每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会接见哪些私营企业的老板，这些人大概就会是我们要找的人。有一些时候我们甚至比中国国内的财经媒体知道得还要早，比如说上海的许荣茂，我们最早是观察到几家公司的股权购并案，我们发现有许的公司名字出现在这些公司的前十大股东之列，我们调查以后认为他的公司很大，又是一定私营公司，最后他被纳入了排行榜，而中国国内媒体说我们发现了黑马。”
“但中国国内的富豪很可能还有一批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这些人可能集中在金融界，因为金融界一些做得很大的公司外在规模可以很小，也许三五个人手里的财富可以达到几十亿，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找到他们。另外一批就是做与政治相关生意的人，他们除了不需要太多人之外，还刻意地要把自己藏起来。”
胡润眼里的中国富人
胡润眼里的中国富人是什么样子的？最直接的了解来自一些统计数字：他们正值壮年（平均年龄46岁）、平均资产15亿人民币、有1/3的人受过高等教育、50%的人持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上市公司、没有一个人是从父辈手里继承到现有财产的。
这些数字加上胡润的解释以后可能就会为读者勾勒出富豪们的形象。胡润说：“相比之下，中国的富人显然更年轻也更好学，香港今年入选福布斯的十名富豪平均年龄是65岁，而台湾的这个数字达到了71岁。另外使我吃惊的是，中国富豪们的平均高等教育率与美国的水平差不太多，虽然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在创业以后取得的学历，但也可以看出他们很看重学习。经常会发生的一个情况是，我访问的一些富人说他正在争取获得一个学历或者学位。一个机会也许会为一个人带来几千万的财富，1999年的排行榜中还有这种机会主义者，但是2000年和2001年入榜的标准提高到了4.5亿和7亿，只抓住一次机会的人肯定进不了排行榜。”
“人们总是主观地认为富人们的生活是随心所欲的，但据我所知并不如此。他们为自己的企业奔忙，稍有不慎经营就可能出现问题。”
对于排行榜，胡润用这样一段话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他最不喜欢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在那个国家里，苏哈托家族“偷偷摸摸”地掌握了大部分生意和财富。而有了这样一个排行榜后，也许中国可以告诉世界，中国的财富并没有掌握在一个或几个家族手里，也永远不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