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本清源：保持教育目的本色——兼谈素质教育回归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的论文,正本清源论文,素质教育论文,本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是教育改革的大趋势之一，其实质是教育目的的正本清源。古今中外的进步教育家都着眼于提高个体的综合素质，以满足社会的各种需求，实现教育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统一。在现代社会，素质教育又是个体和谐发展与国家富强文明的重要手段。大力开展素质教育，科学调控办学方向，是教育目的的本质规定。
关键词：素质 素质教育 应试教育 教育目的 和谐发展
近年来，关于办学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问题，是广大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国内同行积极倡导，努力切磋，已有多篇宏论发表，读来颇受启发。本文也就此问题谈些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教育界、学界同仁。
怎样看待办学转轨问题，也就是如何看待中小学从应试教育的误区走出来向素质教育方向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属于教育目的之争。应试教育偏离社会主义教育目的，追求单一的知识检验价值。素质教育则坚持人的全面发展，追求教育对象自身价值的提升。从内在性上看，应试教育是对社会主义教育目的的异化，而素质教育则是对其本性的回归。我认为，办学转轨的首要问题，是在教育目的上正本清源，防止其逐渐异化。近年兴起的素质教育浪潮，正是教育目的的正本清源活动，为推进素质教育，净化教育目的，应以史为鉴，研讨当今，思考未来，使素质教育健康发展。
一
素质教育在近年的兴起，其实质是对教育目的的正本清源。
“素质”一词，在我国是一个很古老的词汇，近代由于吸纳了一些西方学术思想，才赋予了新的含义。今天，我们已把素质看成是人的先天自然禀赋与后天获得的社会属性的“合金”，亦即“人在质的方面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总和”[1]它是人自身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并以潜在与外显两种形式存在于每一个个体。它是构成人的本质特性的要素，是人性的核心。人的基本素质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它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即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历史文化传统等因素所决定。马克思说：“不管是人们‘内在本性’，或是人们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2]这就是说，人的内在本性都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永恒不变的、天生就有的人性是不存在的。所以，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素质也有不同的内涵，并表现在社会生活的一切过程和方面。但不同类型的社会和文化中，人的基本素质结构可以是相同的，诸如生理素质、心理素质、思想品德素质、社会文化素质等，而这些素质结构的元素如何构成素质整体，则因其教育和内在精神之不同而彼此大有差异。
素质教育，是指一种办学思想，属教育目的范畴，是教育基本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核心问题。它的基本涵义是通过各种教育活动，培养和形成教育对象的素质结构，追求素质的真、善、美。它以完成教育对象在体力、智力、精神道德等获得全面的、充分的发展为己任，最能体现教育目的本色。在现代社会，它又是人的现代化的极其重要的手段，因而成为现代化的特征之一。
我国在80年代末，兴起了素质教育的热潮。提倡者大都认为，学校教育应该通过教育过程，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使德、智、体、美、劳诸方面都得到发展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落到实处。这种教育思潮，是针对中小学普遍存在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而起的。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发展的必然。因为，从理论上说，“应试教育”使人们忘掉了教育目的本意，不追求人的素质价值，而使教育目的实用化、功利化、庸俗化。这种急功近利思想带来的结果是贬低了教育目的的功能，损害了教育目的的作用，从而也大大扭曲了教育自身的价值。从社会实践上说，“应度教育”根本满足不了社会多方面的需求。现代社会，科技飞速发展，它所产生的物质成就和物质价值有目共睹，而它对人的多种类、多层次和各种职业的素质要求，却未被人们充分认识。社会实践迫切要求学校教育迅速培养具备多方面素质和能力的素质现代人，从这个意义上说，素质教育就是现代化教育。因为，有了人的现代化，才使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物的现代化，而且也是人的现代化。具体说来，素质教育的兴起，符合了下面几方面的要求。
第一，寻求和确定正确的教育发展战略思想的要求。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近二三十年出现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迎接21世纪发展的战略决策中，无不把教育适度超前和优先发展的重点，放在坚持不懈地努力提高国民的素质上，并把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列为教育目标，以保证开发各种资源中最具活力的人力资源得以实现。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弥补自然资源的不足，为实现“赶超战略”打下坚实而雄厚的基础。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教育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多次论述教育的战略地位和提高民族素质的深远意义。他说：“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并指出“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目前，对于这一战略思想，人们越来越形成共识。教育界的有识之士积极倡导素质教育，就是为把这个战略思想进一步落到实处而采取的有效措施。
第二，深化当前教育改革的要求。教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全面提高民族素质和培养大批人才。这不是通过应试教育，仅仅传授一点书本知识，单纯培养几个高分学生就可以奏效的。当前普遍教育改革的重点，是对教育目的的正本清源，即转变办学指导思想，全面贯彻教育方针，使素质教育得到回归。
我国现有在校的中小学生近1.95亿，他们是跨世纪的一代，将成为21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所以，抓好中小学生的素质教育，就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工程。办学指导思想不转变，适应社会多方面要求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中国走向真正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青少年素质的高低，不仅决定我国未来现代化的水平，而且也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第三，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近年来，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分配方式和利益主体的变化，加上国外各种思潮的涌入，使传统价值观念面临挑战。现实生活中，一部分人的价值取向在趋于多元化和功利化。他们考虑问题或办事情，更多地着眼于局部利益、个人利益、眼前利益和物质利益。这几乎形成一种风气，严重地影响着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致使涉世不深的青少年感到是非模糊，无所适从，甚至被诱导过去，抵消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这种情况，引起教育界和社会各界的严重注意，一致认为，必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呼唤道德，重建道德；加强中小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思想品德教育，全面提高中小学生的精神素质。这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社会强烈舆论。
可见素质教育的兴起，正是适应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科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需要，也是学生身心和谐发展，培养独立个性的需要。倡导者的目的是保持教育目的的本色，正确地导向和科学地调控中小学的办学活动。
二
教育目的的正本清源，应以史为鉴。
历览古今中外，进步的教育在不同国家或不同时代，教育目的、目标可能迥然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要通过各种教育活动，培养教育对象形成相应的素质结构，都着眼于提高个体素质。因为，提高素质是教育目的的本意，只有提高个人素质，才能满足社会各种需求，实现教育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统一。但中外历史上，也都有过违背教育目的本意、蔑视素质教育的现象，无论是科举附庸的御用教育，还是“神学婢女”的僧侣教育，都是对教育目的异化的结果。因此，我们今天要振兴教育，把应试教育转变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一个前提，就是保持教育目的本色，让素质教育放射光彩。这需要借鉴历史，从人类已往优秀的思想文化中，找到素质教育的参照。
（一）以中国而论，自古便有重视素质教育的传统。在人才培养上，十分重视人的各种素质的协调发展。在德与智、知识与能力、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等各种素质关系上，都有比较清醒、正确的认识，概括出很精辟的思想，构成古代素质教育的内涵，这些思想和经验，很值得我们今人借鉴。
在德智关系上，古人早已认识到，人智力的形成和发展，同政治思想、道德品质、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互相渗透的关系。孔子认为，一个人如果道德低下，智力也就不能得到稳固的发展，甚而至于得而复失。他所说的“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3]，“智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4]，都是此意。近代梁启超认为，一个人如果智能很高，但品格低下，则可能成为“有智识之汉奸奴隶”，这种知识、能力“则有之不如其无也”[5]。他强调品德、气节，鄙弃有才无德的人。这种思想，已成为重德主义的一个教育传统。有些思想家很早就认识到智对德的能动作用。三国魏人刘劭说：“智者，德之帅也。夫智出于明，明之于人，犹昼之待白日，夜之待烛火其明益盛者。”[6]他把智力看作德所依凭的条件。这种认识，含有真理的因素。因为德不只是信仰，它需要建立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脱离开智力的沃土，德是无法生长的。
在知识与能力的关系上，古人也进行了长期探讨。一些史论家、教育家看到了二者间既相统一又相矛盾的辩证关系。唐人刘知几认为，一个有用之才，不但要有丰富的知识，还必须具备高超的能力。只有知识、学问，而无驾御的能力，那就好比拥有财富，但不会管理；手无刀斧的工匠，无法建造宫室一样，知识学问终将是无用的。清人袁枚也形象地把知识比作弓箭，能力比作箭头，知识要靠能力来控制发射，方可击中目标。教育的任务，就是使各种素质协调发展，培养有健全能力的人。
在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关系上，哲人、史家也有深入研究。他们认识到非智力因素对智力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例如，意志、兴趣两种非智力因素，它们对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保证学生获取知识，形成才能和品德，都是至关重要的条件。我国历代哲人、学者都把立志作为求学的先决条件。孔子的“三军可得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7]，墨子的“志不强者，智不达”[8]就是此意。古人还要求立志要远大，要恒久，这种才能成就大事业，有大作为。宋人张载说：“学者不易志小，志小则易足，易足则无由进”，“志大则才大、事业大……志久则气久、德性久。”[9]他把立志同学习、事业和道德品质紧密联系在一起，充分肯定了“志”的道德价值和心理价值。清人陆世仪把志与学的关系说得更为明确，他说：“志是入道先锋，先锋勇，后军方有进步；志气饶，学问乃有成功”[10]。这个形象的说法，认定了意志对智力发展的能动作用。
兴趣，作为一种非智力的心理素质，对智力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相当积极的影响。孔子就认识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11]。他认为，兴趣在求学、获智中，具有积极促进的功能。张载认为，“学者不论天姿美恶，亦不专在勤苦，但观其趣向着心处如何。……此始学人良术也。”[12]他把兴趣看作是智力活动赖以发生和持续的内部动力，是激发学习积极性的重要心理条件。
从以上几方面的素质教育内容看，古人在个体素质培养上，都十分强调精神素质的培植，尤其高度重视伦理道德品质的修养，这已形成中国教育的一大特色，汇入民族传统文化之中。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特点。
其一，注重个体内在人格、气节的修养。中国古代都讲炼“内功”，称“自化”，认为在炼好“内功”的基础上，才有足够的资本他图，或安邦治国，或经商行伍等，这称之为“大化”。“自化”化人，“大化”化社会。先有“自化”，然后才有可能“大化”。这些都是说，做人、为官，首先要进行品德、人格、精神气节的修炼。只有炼好这些内功，才能有所作为，才能做一番大事业。
其二，强调多方面的品德教育，铸造完美人格。在个人修养方面做到三省九思，恪守谦恭，在人际关系方面，做到待人以礼，长幼有序，先人后己，尊老爱幼，互敬互爱，相互信任；在人生处世方面，强调“谦德”，凡事要“虚己以求，屈位伸道”；在个人进取方面，强调自强不息，生生不已，刻苦耐劳，愚公移山；在报效国家方面，倡导忠于祖国，“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君子尽忠，则尽其心”，“国家兴亡，匹夫有则”等等。这些都是传统美德，做到这些才能铸成完美人格。
其三，注重“克己”、“内省”的修养法。孔子主张“吾日三省吾身”、即“无时不省察”，时时事事都能做到主观反思，自我评价。“为人由己”即自我内在的要求，自觉自律，达到“自化”、“自达”的境地。这种“克己”、“内省”的修养法，在形成各种道德品质素质中，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因此，能否善用修养法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道德能力，有无这种能力也就成为衡量一个人品德素质高低的一个标志。
从上述内个特点看，无可置疑，儒家的这些教育思想和至理名言，都是传统素质教育中最富生命力、最具光彩的部分。这一直激励着炎黄子孙不断奋勇前进。
在中国教育史上，素质教育也有被异化的教训，这更值得我们今人吸取。
自隋唐科举产生以来，特别是明以后采用八股取士制，科举考试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极严格而又刻板的要求。历代皇帝都十分重视利用科举选拔人才，对于学校这个培才之地，则大为冷淡。这种误导，使得学校渐渐变为科举的附庸，成为御用教育。科举仅以强记博诵取人，学校则费大部分光阴，专做科举考试的预备工作。这种教育，只追求中举得第，而不顾学生多方面素质的培养，致使学校教育越来越空疏腐败，人才质量越来越下降。素质教育传统被破坏，教育目的本意被扭曲、被异化。教育步入了误区，给人留下了无尽的思索，无尽的探寻。
（二）以西方而论，从古希腊开始，就高举人性的旗帜，追求人身心的和谐发展或体、智、德、美多方面发展的教育理想，强调发展人的“无所不包的才能”和素质，以适应当时民主政治对公民“无所不包的活动”的要求。在素质的培养上，对身心关系、智德关系、理性的作用等重要问题，都有比较深刻的论述。这些对以后的欧洲教育理论和实践，都产生很深远的影响。
在人的身心关系上，古希腊人追求身心和谐发展，目的是培养“身心既善且美的人”。培养这样的人，就需要把教育对象固有的天性和素质提高，使其达到一个真正人的水平。德谟克利特认为，提高心智素质应高于身体素质。因为灵魂之善高于身体之善。他说：“身体的美若不与聪明才智相结合，就是某种动物性的东西。”“ 人们比留意身体更多地留意他的灵魂，是适宜的，因为完善的灵魂可以改善坏的身体，至于身强力壮而不伴随着理性，则丝毫不能改善灵魂。”[14]这种主张强调了身心和谐发展的重要性。
在智德关系上，哲人们追求二者的统一。德谟克利特认为，智慧与道德不可分，人通过理智与努力是可以为善的。他说：“对善的无知，是犯罪的原因”，所以特别强调智慧，他说从智慧中可以引出道德。苏格拉底也认为，人的善行依赖知识，没知识就没道德。人首先应该获得“认识自己”的知识，依靠个人学识，就可以找出构建德行的最后根据。柏拉图认为，善的科学即真理科学，为了至善，必须具备完美的知识。这种推崇知识、智慧的思想，后来升华为理性，认为理性才是完美人格的标志。亚里斯多得认为，理性是人的决定性的形式或思想，人的理性可以推动和指导人的发展过程。所以，他设计了‘三重教育”用以提高个体自身的素质，即身体训练、品格修养、智力教育。依照这个顺序去培养，就能达到“人本性力求达到的目的——‘理性和智慧’”。思想家们在肯定人的理性的同时，还思考了人的独立性、自由意志等个性发展问题，从而形成以探求宇宙奥秘为标志的重智主义思想。这个思想为个性的和谐发展提供了哲学依据。从此，重智主义便成为欧洲教育发展的深厚传统，对于每个欧洲国家教育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然而，在西方教育史上，个性和谐发展的重智主义教育目的，也曾被异化。
西欧中世纪早期，基督教成为封建社会的支柱，教育被教会垄断。教师由教会委任，教育目的被规定为：培养学生具有僧侣所必备的“服从、贞洁、安贫”三种品质。教育内容以神学为主。神学成为整个学科体系的“王冠”，人学受到蔑视。在这种“神学的婢女”的教育下，人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的理性被戕残。教育不在培养理性和智慧，而在于宗教和信仰。教育目的本意被异化。这不仅贬低、损伤了教育，而且也扭曲了人性，降低了人的价值。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用古希腊文化学术的人本主义，对抗基督教的神权主义、禁欲主义和来世主义，肯定人的作用，高扬人的价值。重人、重智的素质教育，成为这一时期西方主要国家的进步教育思想。这种思想继承古希腊的文化传统，尊重人的个性，关心个人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强调“理性和知识”、“自由和民主”，要求通过教育全面提高人的素质，增强人的理性，使人真正成为“人”。拉伯雷提出的培养“巨大”，卢梭倡导的“自然人”，蒙田认为，教育的目标应该是“让儿童学会自己判断”，并说儿童真正的需要不在知识本身，而是寻求知识的方法、形成独立思考能力。这些思想家的主张都表明，教育目的的本意是使人的身心素质得到和谐而自然的发展，人的不同个性得到自由解放。后来的哲学家发展了这些思想，提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口号。这就是说，任何社会发展、国家进步，都要以人的发展为尺度，以人的素质的提高为标志。所以人应当受国家政府的重视，社会应当为人服务。这就使教育目的去掉了神学的桎梏，获得了本性的“复归”或“归真”，得到了正本清源。
从实质上说，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一次文化上的“开新”运动，也是教育上的“开新”运动，即吸收古希腊时期文化教育的养分，从文化内涵上实现更新转换，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这一时期及近代欧洲各国所遗的教育著作，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解放个性的素质教育长卷。《大教学论》、《教育漫话》、《爱弥儿》等，尤其鲜明地反映了这一教育特色。
从中外教育史重视自身素质教育的理论和经验看，虽时代不同，地域迥异，但为教治国，为教重质的思想是相通的。东西方都重视个体品德和智慧的价值、都关注个性全面发展对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无论哪个历史时期的进步教育，都是从提高个体的多方面素质上，去把握教育目的本性，这一点，可以说是人类进步教育发展的共性。这正是我们今天进行素质教育应该借鉴、遵循的。
今天，我们在研究教育目的正本清源和办学转轨问题上，应着重把握以下几点：第一，在原则上坚守教育目的的本性——素质教育。如果不在原则上坚守教育目的的本性，我们的教育就将不再是进步的社会主义教育。对于今天的教育来说，应如何教学生？学生应向何处发展？怎样适应社会？学生与社会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才算是合乎情理、顺乎自然？这永远是教育目的关怀的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素质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目的本性的体现，要全面落实教育方针，就要坚持素质教育。第二，作为对学生素质深切关怀的素质教育，必然有它的发展过程。因而反思过去，面对现实，思考未来，是素质教育研究的基本要求和题中之义。展望跨世纪教育发展的趋势和走向，我们必须用全球的大视野加以考虑，离开这样一个大背景，我们就无法高瞻远瞩，超越浅近的功利眼界。第三，提高各级领导的素质和教师的素质，净化社会环境，是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关键。对于广大教育工作者来说，我们应该“既不弃己所长，也不攘人之善”[15]，根据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选择吸收人类素质教育的优秀遗产，并发挥教育科学特有的再造功能，使素质教育辉光日新，再造民族的新素质，再创民族的新辉煌。
注释：
[1] 厉以贤主编：《现代教育原理》，北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第26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7页。
[3] 《论语·学而》。
[4] 《论语·卫灵公》。
[5] 梁启超：《论教育当定宗旨》。
[6] 刘劭：《人物志·八观》。
[7] 《论语·子罕》。
[8] 《墨子·修身》。
[9] 张载：《理窟·学大原下》。
[10] 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卷二。
[11] 《论语·雍也》。
[12] 张载：《理窟·义理》。
[13] 《阳明全书·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
[14] 曹孚等：《外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
[15] 章太炎：“教育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章太炎白话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