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有制论文,形式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五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取得新突破和精辟论述，为进一步加快深化配套改革提供了锐利的武器。我们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尤其对于“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要加深理解，扫除思想障碍，解放思想，大胆创造，进一步把握经济体制改革推向前进。
“三个有利于”是一把金钥匙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什么作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正象革命时期分清敌友一样，是一个首要问题，关系到指导思想、航向航标，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江泽民同志重申这一根本标准，有着鲜明的针对性，是高举旗帜的重要内容。
回顾邓小平五年前提出“三个有利”的标准，回答的正是姓“资”姓“社”的诘难。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处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人曾经误解为，只强调发展生产力，不要社会主义方向了；也有人提出要修正这个标准。实际上，小平同志讲得很全面，叫做“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就是说着眼于发展社会主义中国整体的生产力，包括个体、私营、“三资”企业等的发展，都是在我们的社会制度整体的范围内，是有利于整体生产力发展的，更不要说公有制本身的各种实现形式了。他接着讲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时指出：“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掌握在我们手里。”意思是说，在这个社会整体中，除了经济力量之外，还有政权的力量，通过法制、行政、税收等管理、调节着各种经济成份，并且“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同时强调人民的共同富裕（见《邓小平文选》三卷，第372—373页）。这个标准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具体体现，也是整个社会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有机统一。
如果同社会主义本质论联系起来理解，可以列出这样的公式：全面发展生产力×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多种形式的公有制为主体+人民政权）。所以用一个“×”号，是因为两者之间相互作用，并产生“乘数效应”。人们记得当年列宁曾有一个公式，叫做“苏维埃政权+电气化＝社会主义”，也是要求在无产阶级政权下加快生产力的发展。而邓小平的“三个有利”的标准其含义更丰富，内容更全面，思想更深邃。可以说，它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大贡献。
更重要的在于它的实践意义。第一，坚持了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为中心，纠正了“阶级斗争为纲”（如1957年以来的六条标准），使人们明确了工作的着重点，同“发展才是硬道理”完全一致；第二，它是解除思想禁锢的强大武器，特别是摆脱姓“资”姓“社”和姓“公”姓“私”的旧观念困扰，大胆坚持改革开放和发展；第三，引导人们围绕发展生产力积极借鉴、探索创造公有制多种多样的实现形式，例如社会主义的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组成资本为纽带的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乃至跨国的大集团公司，也能对拍卖、租赁、兼并、破产等持有正确的看法，能够认真“抓大放小”；第四，端正人们对非国有、非公有的民营经济有正确的看法，在“三个有利”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正确引导、完善管理，优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配置；第五，它还能帮助纠正那些放弃社会主义方向的种种观点和作法，从根本上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这样，就能给人们以具体的方向、具体的标准，在思想和行动上有所遵循。我们要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整个配套改革中取得新的突破，就必须重新认真领会、贯彻、运用好这把金钥匙、金尺子， 按照这个航标的导向， 勇敢地把我们的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
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去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形式，我们就可以得出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样性、多层性的理解。
首先，要弄清公有制的本质、内容同实现它的具体形式、方法的关系。从哲学意义上理解，内容和形式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的一对范畴，形式为内容服务，但又相对独立。同一个内容可以由许多的形式表现，而同一个形式也可以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就公有制经济内容来说，可以概括为，以实现共同富裕为宗旨、适合社会化生产经营的劳动者的联合，基本生产资料（确切地说是资本）为这类联合体共有，经营成果为劳动得共享。但实现这个本质却需要多层次的多种运营形式。大的层次分为：国家（代表社会的大联合体）所有、劳动者集体所有、联合体与个人混合所有。而每一个层次又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分为很多具体形式。这就是内容和形式、实质和表现、目的和方法的辩证统一。没有内容，形式就失去灵魂；没有形式，内容就无法实现。过去的毛病就出在把内容和形式等同起来，用一种固定不变的单一形式表现内容，结果违反了社会化生产复杂系统多层次的需要及其变动，削足适履，束缚或破坏了生产力。而市场经济的重要功能之一，表现为通过竞争经常选择适合生产力多种需要的生产关系具体形式，如果人为地固守某种过时的形式，那就一定被淘汰。有鉴于此，我们应当善于选择实现公有制内容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处理好它同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关系，为发展生产力提供强大的动力体系。
其次，正确地认识借鉴资本主义的经营形式和产权组合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的，积累了几百年的运营经验，在亿万次的市场竞争中创造了多种多样、灵活高效的实现形式。正如列宁所说，我们自己经验不够，不向资本主义学习，又向谁学习呢？作为具体经济动作形式，恰似一部新型的汽车、一种先进的电脑，能为资本主义所用，也能为社会主义所用。它们并不绝对等同于某种性质的所有制关系，而是“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所以，“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当然要结合我国和本企业的实际，在学习中创新。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国有企业应当“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问题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上还没有解决，主要是受老框框的束缚。其实，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邓小平文选》三卷，第192页）
领会邓小平理论，应当重新加深理解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原理。以往的认识停留在大的历史阶段和经济形态上（如五种基本类型社会形态），相当粗略空泛。事实上，生产力是一个极其庞大、万分复杂的系统，经常处在变动中，不同的技术水平、部门特点、规模层次、经营业务、服务对象等，需要不同的具体组织形式、经营形式和分配形式，尤其要面向千变万化、竞争激烈的国内外市场，仅用一两种固定不变的经营形式和产权形式去适应那是万万不够的。以规模层次为例，有大、中、小、微之分，而量的规定性又同质的规定性紧密相联，就必须有不同的组织形式、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与之适应。这种情形决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取舍，而是由客观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过程所选择。因此，生产关系的形式也必然是一个多层次、多形式的巨大复杂系统。现在世界上那一个国家都不是仅仅采用某一两种单调的生产关系具体实现形式。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生产力总体水平较低、二元结构明显、不平衡性突出的大国中，更需要寻求生产关系多种具体形式去适应，不但要求多种所有制结构，而且居于主体地位的公有制也要有多种多样的具体形式。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规定性应有之义。
有鉴于此，在寻找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中要澄清几个模糊认识。（1）实行股份制不等于私有化。 股份制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社会化的产权组合形式，它的性质取决于谁占主导地位，谁去控股。资本主义股份制是少数资本家控股，主要为实现他们的利益服务。假如公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它就体现公有制的性质。即使在一些企业公有资本未达到控股，但作业投股的那一部分公有资本也能实现应得的收益，没有丧失所有权。至少股份合作制，则是我国改革中的一种创造，既有劳动联合，又有资本联合，兼有合作制和股份制双笪的优点，不是什么私有制的形式。（2 ）不能笼统地说拍卖国有企业就是国有资产流失。这里的关键在于是否符合“等价交换”原则，国家把实物卖掉了，又收回价值形态的资产，将其再投入到更多收益的经营，这属于优化资本的行为。如果不坚持“等价交换”，那就可能流失。（3 ）不能把引进外资的嫁接视为丧失所有权。这和股份制是一个道理，关键在于如何运作公有资本，是否能保证获得收益。正如我们要到国外投资参股、控股一样，这种国际间产权的组合是一种发展趋势，都要保证各自的利益。这里需要改变是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旧模式和只看实物形态不看价值形态的旧观念，而要用公有资本（包括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合作资本）的新形态、新范畴来观察处理产权组合中的一系列问题，特别要学会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组建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际经营的，竞争力较强的大企业集团。
综上所述，只有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认真领会十五大精神，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克服重重障碍，积极抓大放小，寻找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多种多样、灵活高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头戏。
强化公有制人格化机制
寻找公有制多种多样的实现形式，根本目的还在于强化它的活力，更好地突出内容的要求。这里有个更深层的问题，即实现公有资本的人格化。以国有企业而论，即令界定了产权，如果被委派的国有资产代理人、经营者以及广大职工不尽心尽责，不能作为经济关系的真正承担者，那仍然会出现资产流失，企业照旧搞不活。
理论上说，资产人格化是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内涵、产权关系的内核，是生产关系的神经中枢。现在人们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外延（包括外部环境、结构形式、产权形式、经营方式等），比较注重研究（当然远未解决），而对它的内涵尚待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深入入探索。事实证明，如若不提高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内涵，各种实现形式也还只能进入外表层次，而不能革除旧体制的根系，不能使资产“有意识”地运作，不能充分而长远的释放国有企业的活力。在塑造国有企业目标模式，转换经济机制的进程中，应当抓住这个症结。
一般地说，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内涵，是指在公有制经济一定形式内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结合的程度。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公有制的特定存在形式，使作为所有者身份的劳动者及其代理人对资产经营负责到底，实现公有资本人格化，完全象对自己和财产那样心体相连，命运紧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拿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同私有企业、“三资”企业比较，技术设备并不差，资产资金并不少，各类人才并不弱，为什么总体效益不如它们？除了体制、政策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无人铁心负责，或者无人负责到底，好象人人都有份，而人人都不负责，造成管理不严，纪律松驰、短期行为、效率低下、浪费严重、财富流失，甚至把公有财产当作“唐僧肉”，不拿白不拿，以致企业出现“富了方丈穷了寺”的现象。这样下去，怎么能搞好呢？从正面来说，凡是长期经营好的企业，都有铁心负责、善于经营、严格管理、享有权威的企业家主持，能够把劳动者的心同企业命运紧紧联在一起。
总结历史经验，可以说提高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内涵一直是探寻优化公制的核心问题。列宁晚年，就发现刚刚建立和运行的公有制企业，普遍存在着无人负责的现象，造成严重的混、低效和浪费，“每走一步都吃到苦头”。针对这种状况，他敏锐地提出，实行“同个人利益结合的个人负责的原则”。（《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191页）60年以后，邓小平总结长期的实际经验，体察更深，认为党政机构、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长期缺少严格的自上而下的法规和个人负责制，正是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基本的病根。（《邓小平文选》（1975—1982 ）第288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指出，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他的命运和资本的运转完全连在一起。从性质上说，资本的人格化是剥削关系的体现，根植于私有制；但从经营管理上说，则是一个优点。以共同富裕为宗旨的公有制，为什么不能有人格化的机制呢？列宁就主张对公有制经济“毫不犹豫地进行管理，要比以前资本家管得更严”。公有制经济应当汲取私有制的一些优点，引入人与物紧密相联的“连心锁”机制。事实上，也只有实现公有资产人格化，方可管得好、管得严、管出公有制的高效率，确保公有资产存量和增量之间的良性循环。
从企业市场的要求来说，人格化是独立化的基础。企业的运作，本质上是一个价值增值运动。在外部市场上应当是独立的，在内部就必须有完全负责的人去有意识地驾驭。按照马克思关于资本家职能的论述，价值增值运动必须有一定人“作为这一运动有意识的承担者”。“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们活动的唯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有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资本论》第1卷，第174页）马克思虽然说的是资本主义企业运动的规律，但从经营管理领域看适用于任何企业，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因为资金或资产是物资形态，必须由有意识和意志的人来执行职能，方能良好地运作。所以，企业在市场的独立运行，并非无人驾驶的飞机，其核心则是人的运作之功。人格化和独立化都是市场经济对企业的要求，资产人格化是企业经营独立化的内在灵魂，企业经营独立化是资产人格化的外在运动，体现了发达商品经济下物的人格化的人格的物化之矛盾统一，是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有意识运作的两个基本要素和特征。
当然，国有企业实现人格化有它的特殊性，可以考虑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企业的全体劳动者，明确权力和义国，其实现形式是健全的民主管理与责权利紧密相联的严格责任制结合，首钢把具体责任分解落实到人视为“公有制人格化”，股份制也就厉为一种基本的形式；第二个层次，经营管理者的责权利及法律地位、保障体系，这是关键的层次；第三个层次，终极所有者的代表机关及其领导者，即国家的代表，专门管理公有资产机关，最好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机关管辖，与一般政府职能分开。同时委派资产代理人参与董事会或任董事长，并有相应的利益和制约机制。这三个层次相互渗透和制约，又有不同的分工，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国有资产的人格化系统，可在股份公司的结构形式中体现出来，即表现为股东、董事会及董事长、经理（厂长）互补互约的关系。公有制经济人格化的三个层次，体现了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结合的紧密度，关系到公有制内在优势的发挥。
在资产人格化的三个层次中，究竟哪一个是关键环节呢？总不能人人都负总责，人人都当家，而必须有权威，必须有代理人。发达国家股份公司的实践表明，股东——董事会——经理的系统，实权仍在经理层，他们掌握企业的运作，他的优劣决定企业的兴衰。可见，经营管理者的地位、状态，是资产人格化的关键环节。我国国有企业多年运作的历史也表明，掌握经营大权的厂长、经理，为企业的灵魂，起着决定航程的舵手作用。所谓人格化机制，尽管是全面的，但必须有重点，关键是经营管理者的责任度和素质水准。在外部环境相同的条件下，一个高度负责而又善于经营的厂长可以使亏损企业起死回生，使好企业更兴旺；一个不负责任而不会经营的厂长则可能使好企业亏损、破产。我们的许多国有企业每况愈下，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缺乏优秀企业家长期稳定地主持经营管理，总体上又缺少一个企业家群。这是转换经营机制中的一个大问题，必须在改革中创立一个使优秀企业家更快成长的施展才能的体制。这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们提出的配套改革的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