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宗教热点问题研究
郑筱筠
摘 要：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社会发展程度不均衡与各国之间日益增长的相互影响，使各个国家在同一时期面临民族宗教的不同程度的挑战。区域性的问题也可能逐渐放大为全球性的民族宗教问题，而全球性的民族宗教问题却可能在一个区域内大爆发，继而引发全球性的运动。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应提前针对全球性和区域性的宗教热点问题进行研究，为化解和降低宗教风险提供思考。
关键词： “一带一路”；文化区位优势；宗教风险；民族宗教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和参与，对当今与未来世界格局的影响正逐渐展现。“一带一路”倡议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对于推动世界各国共赢互利、互联互通、互信互助有着积极的作用。① 许建英:《“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新边疆观》，《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一带一路”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实体，而是倡议建设合作发展的理念，逐渐形成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双边、多边合作的立体机制。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大多信仰民族宗教。宗教作为一个变量，极大地影响着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进程，因此，它们对国际秩序的稳定和世界和平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宗教问题，既有全球性的宗教热点问题，又有区域性的宗教热点问题，分别对全球或局部区域发生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全球性和区域性的问题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因此，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宗教问题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一、全球宗教演变趋势与“一带一路”沿线的民族宗教热点问题
研究任何“热点”都离不开“面”的背景，一方面，没有正常的或一般的“面”，无从谈论“热”的点；另一方面，热点的形成离不开面的酝酿，“点”的“热”往往是“面”上矛盾所蕴含的能量“聚集”或“爆发”。从世界宗教的发展历史来看，各国的民族宗教间都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就世界宗教信仰版图和世界宗教人口分布格局而言，在不同的地理单元，民族宗教又形成鲜明的文化区位特色。与此同时，在不同文明板块的“裸露地表”出现了一些问题，形成了一些全球性的民族宗教热点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提高小学数学教学的针对性，高效性，科学性，首先要尊重小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教学规律，然后通过营造人性化的课堂教学环境，创新教学方法，才能实现高效课堂，保障小学生的学习和发展。
（一）世界宗教信仰人数增长比例变化，将会影响“宗教力”磁场的稳定性，甚至有可能改变世界宗教信仰格局
从宗教在全球的分布格局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人口比例大且处于快速增长阶段。宗教人口数量作为宗教力② 所谓“宗教力”是借用力学的概念，将宗教看作是一个整体的大力量场域，其作用力分为不同的层次，从不同的层面发挥作用。关于“宗教力”概念及其理论论述，参见郑筱筠《文化软实力视野下的“宗教力”》，2012年11月于成都举办的中国宗教学会年会论文；《宗教力与东南亚发展战略》，2012年9月于天津举办的“宗教与文化战略研讨会”论文。 的一个支撑基数，其变化对“宗教力”磁场的稳定有所影响。与此同时，这也增加了宗教引发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不确定性。
电价降价后，云南电网直接供电的一般工商业用户用电成本大幅降低。为了让降价政策的红利传递至终端用户，落实国家发改委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不合理加价行为的政策要求，云南省物价局先后下发了 101号和111号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电价行为的文件，作出了详细安排布署，同时以昆明地区转供电主体代表万达商业广场为示范向全省推广。
总体而言，世界宗教渗透进了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国际政治格局和经济发展进程。例如中东地区，伊斯兰教深刻地影响着中东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在东南亚，宗教更是影响地区政治格局发展的一个变量；在俄罗斯，东正教对政治、经济的影响不可小觑；南亚地区，印度的印度教人数正在大幅增加；而在美国，基督教价值观是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甚至政府将宗教作为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维护“宗教自由”“宗教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
近年来，对于世界宗教信仰人数的研究成为各国关注的热点问题，探其深层次原因，应该与世界宗教信仰人口数量与“宗教力”之间有较为密切的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宗教力”磁场的稳定与否较为关键，但世界宗教分布于世界各国且全球信教人数众多，其宗教信仰人数的变化会对“宗教力”磁场的稳定性产生影响，进而在未来影响宗教信仰版图。“根据美国《国际传教研究公报》的数据统计，从1970到2000年，发达国家人口从占世界总数的30%缩小到刚过20%，穆斯林世界总人口则从世界总数的15%增长到20%。”① 参见加润国《全球信教人口有多少》，《中国民族报》2015 年5 月26 日；加润国《再论全球信教人口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2015年第5辑。 根据美国皮尤公司研究报告的数据，未来主要宗教群体人口增长及规模（2010～2050年）变化如下:
努力借助现有的国际性成熟论坛，通过参加活动，建立多方合作机制，让世界了解中国，在平等包容的对话模式中，建构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在“一带一路”提出之前，中国已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开始倡导、建设和加入一系列区域—跨区域国际合作平台。如“金砖五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贸区”“亚洲开发投资银行”“中非合作论坛”等等。这些区域—跨区域组织作为“一带一路”的支撑和补充，在相关领域为合作架构的提升和经验的分享提供了有意帮助。近年来诸多经验表明，我们可以与世界各国一起共同举办活动，正确地宣传我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寻找契合点，坚持以科学的可持续发展途径为动力，进一步搭建地域性和跨地缘的国际文化交流平台，消解未来世界宗教人口数量增长比例变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图1 ：宗教人口规模变化预估（2010～2050年）② [美]皮尤研究中心:《世界宗教的未来》，王卓宇译，《国际研究参考》2016年第5期。
事实上，很多机构都在进行世界宗教人口数据的分析。例如国际机构盖洛普研究报告认为:
在股份制合作社成立之后，将农民们从山上竹林生产中转移出来，到山下进企业，或自主创业，使农户既方便又赚钱，免去了在家经营林业和外出创业之间转换的时间浪费和辛苦[1]，进一步释放了农村劳动力。对于年纪较大不愿到企业打工的农民，还可参与到合作社的毛竹林培育、管护、砍伐和销售等活动中，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对合作社来讲，可以扩大生产规模，增加科技等现代林业要素投入，发展高效生态的现代林业，在林业领域进行更高层次的创新创业[2]。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某种天然的族缘、亲缘和教缘联系，不少地区都已经形成了具有内在纽带联系的跨地域文化，乃至于形成了跨区域的文化一体化效应。这尤其表现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华侨华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层面。例如，东南亚华侨华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从文化形态分布来看，东南亚华人华侨宗教信仰主要集中在民间信仰、道教和佛教信仰这三种中国传统宗教形态，而且华人华侨在宗教信仰上基本保持着与中国的紧密联系，这客观上为开展中国与东南亚宗教交往提供了条件。海外华人华侨是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政治上分别隶属于各自国家，但是在血缘、文化方面却保持着与中国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们在情感和文化上渴望能够保持与中国的联系，通过宗教文化交往，这种渴望能够得到提升，同时为建构东南亚华人华侨与中国的良性关系打好基础。在华人华侨中，妈祖信仰是最为普遍的，在新加坡、泰国、越南、缅甸、菲律宾、柬埔寨、老挝、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美国的纽约、法国的巴黎、南非的开普敦、澳大利亚的悉尼、新西兰的惠灵顿、印尼的雅加达都有妈祖信仰和妈祖庙，每年都根据需要举行各种活动。可以说，妈祖文化信仰在华侨华人圈内是较为重要的宗教文化资源，形成了丰富的跨地缘的神缘信仰网络。② 参见范正义《海外华人民间信仰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现象研究》，《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6期。 对此，我们可以逐渐形成跨区域的“宗教力”文化区位优势，与经济发展形成互补。
我们无意于讨论这些数据的精密度，但这些数据却揭示出全球宗教人口分布的大致（参见图2）。
虽然世界宗教的格局总体稳定，但就某种宗教的分布区域来看却在发展中变化。在宗教分布格局总体稳定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信仰宗教的人数也会发生变化。例如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早已不仅仅是阿拉伯民族，现在穆斯林最多的国家已不是阿拉伯国家，而是印度尼西亚（约2亿穆斯林）、印度（约1.7亿穆斯林）、巴基斯坦（约1.6亿穆斯林）以及孟加拉国（约1.3亿穆斯林）。① 卓新平:《从宗教和谐角度推动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报》2015年12月10日。
图2 ：2012年世界宗教人口数量情况② 数据来源: [美]皮尤研究中心:《世界宗教的未来》，王卓宇译，《国际研究参考》2016年第5期。
这些分析报告的评估数据可以再进一步进行深入研究，它从信仰群体总人数的全球发展维度暗示了未来全球宗教信仰分布的发展变化趋势。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国外机构的预测，到2050年，伊斯兰教将成为世界第一大宗教，印度教将成为第三大宗教，“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宗教人口结构排名将由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转为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佛教的排列顺序。这些数据提醒我们，与世界宗教信仰人数的变化趋势相关联，那些不同宗教相交的地方会成为热点或者焦点。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族宗教活跃程度不一，全球化进程中的“宗教力”影响逐渐扩大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民族众多，宗教多元，其民族宗教分布格局呈现多元共生的格局。“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均为有宗教信仰的国度，且宗教作为一种变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该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进程，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宗教开始作为一种战略资源被西方国家运用于国际秩序的建构之中。
“一带一路”框架是个大的建设进程，这个地带的发展与稳定直接影响未来的世界格局。综观世界宗教信仰版图，“宗教力”是各个宗教信仰板块的重要支撑点，“宗教力”磁场的稳定是关键。“丝绸之路经济带”拓展开来的亚欧经济带，覆盖了亚欧大陆主要国家和地区。他的（不含中国）人口规模达到 27.4 亿人，GDP 规模高达26.7 万亿美元。而世界上现有的各大宗教，都是这个地带重要的文化因子和社会力量。
由于全球化搭建的交流平台，宗教团体极易产生因对传统认同的共通性而对同一类型组织的认同，进而使宗教团体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开展活动，其活跃程度不一，但影响逐渐扩大。
近年来东南亚地区基督教的传播较为活跃，伴随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东南亚国家移民欧美各国的几次移民热潮，东南亚国家的移民开始改信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近年来这些移民又将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传入自己的祖籍国，其宣传的一些理念为东南亚各国年轻一代所接受。甚至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些年轻人因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教育理念和宗教观念，对华侨华人传统的民间信仰意识淡薄，转而信仰基督教或伊斯兰教，加快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速度。目前，伊斯兰教成为东南亚地区信仰人数最多的宗教，其次是佛教，再次是基督教。这固然与东南亚各国政府长期实施的政治主张、宗教政策有关，但还与宗教的全球化过程中，东南亚人民对于宗教理念价值的认同有一定的联系。
有学者对1970～2014年间的全球性恐怖袭击事件进行了分析:
从空间格局上看，1970～2014年恐怖主义事件分布整体呈现出“北非—中东—西亚—中亚—南亚—东南亚”的弧形震荡地带，南亚和中东是陆上恐怖主义集中区域，东南亚则是海上恐怖主义的热点区域；从时间演化上看，1970～2014全球恐怖事件发生数量及死亡人数逐年增多，在2014年达到顶峰。① 赵敏燕，董锁成，王 喆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形势评估及对策》，《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年第6期。
这一分析结果表明，宗教极端矛盾、民族分裂是引发这一“弧形震荡地带”产生全球性恐怖袭击事件的主要动机。例如，亚洲的斯里兰卡境内的泰米尔人与僧伽罗人冲突问题、印尼马鲁克群岛与亚齐问题、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问题、欧洲地区的波黑冲突、北爱尔兰问题等诸多的历史争端，经常引发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冲突，这些冲突背后都包含着宗教因素。
第二，对于区域性的宗教热点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宗教的作用，积极引导宗教发挥文化区位优势。以民族宗教的文化区位优势，与经济区位边境一体化效应相辅相成，共同为“一带一路”各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撒哈拉以南非洲日渐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理想地，这里的宗教极端主义运动方兴未艾。宗教极端主义“恶之花”的怒放，同样也根植于这片特殊的“沃土”。伊斯兰极端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以温和为特色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教中发生、发展，与该地区内部与外部的宗教、政治、经济与文化因素密切相关。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恶之果”，则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社会难以下咽之苦果，其负面影响远超宗教之外。② 李维建:《撒哈拉以南非洲伊斯兰极端主义》，《世界宗教文化》2013年第3期。
因此，非洲的伊斯兰教是“一带一路”实施中需要关注的重要宗教问题。
（三）国际伊斯兰复兴运动及伊斯兰极端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活动范围越来越广
伊斯兰教作为世界宗教中的重要一种，在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民族关系背景下，对各国现代化进程和民族国家整合产生的影响也是双重的，它既可能是多元文化和宗教中的一员，对和谐的民族关系施加积极影响，也有可能因民族冲突而成为民族分离运动的旗帜。
就伊斯兰国家来看，世俗势力和伊斯兰宗教复兴势力的矛盾一直存在。土耳其等国高举民族主义大旗，一度选择全盘西化的道路，但2016年7月15日晚间，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部分军官企图发动军事政变，并最终以失败告终；该事件与土耳其是否继续坚持世俗化路线有密切关系。以阿富汗前塔利班政权为代表的则是彻底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目前，伊斯兰复兴运动影响扩大，中亚“三股势力”抬头，2014年极端组织“ISIL”(“伊斯兰国”)的出现，不仅威胁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也对伊斯兰世界世俗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其宗教风险所引发的“蝴蝶效应”导致国际社会的不稳定。
国际伊斯兰的复兴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对泰国、缅甸的穆斯林分离运动起到催化作用。东南亚伊斯兰教在全球伊斯兰教格局中正在从边缘逐渐走向核心。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传统上属于温和型的伊斯兰教，但现在随着中东反恐形势的严峻，很多恐怖主义势力逐渐开始转移到东南亚地区，使得东南亚地区的伊斯兰教从温和型发生变化。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东地区ISIS组织的活动及其建国理念的煽动，很多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常常经由东南亚进入中东，去参加恐怖主义活动。在东南亚各国出现的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已经越来越显示出伊斯兰极端势力在恐怖活动方面的国际性特征。近年来缅甸穆斯林与佛教徒的冲突、泰国南部穆斯林与佛教徒的冲突，也日益出现国际性特征，为东南亚各国政府处理这类冲突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全球宗教变化的趋势，决定了我们在思考“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方略时，必须将民族宗教问题提高到一定的地位加以重视，而且区域性民族宗教热点问题的频频爆发，也倒逼我们必须直面这一问题，并进行深入思考和研判。
王国维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王国维是从美学角度立言，意思其实是一样的。
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区域性民族宗教热点问题
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不但存在一系列的全球性民族宗教问题，区域性的民族宗教问题更是地缘板块之间的热点问题。解决好区域性民族宗教热点问题，是地缘政治、国家安全的重要应对措施。
（一）难民危机问题在不同区域内出现，区域性民族宗教问题愈加凸显
就欧洲而言，随着现代科技的发达，社会的进步、人口总量的下降，欧洲宗教出现了世俗化现象。而近两年欧洲遭遇到严重的难民危机，更进一步加重了解决欧洲区域性宗教热点问题的难度。涌入欧盟地区的难民中，穆斯林人口占到了绝大多数，如何使难民平稳融入欧洲社会，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难题。为了应对危机，欧盟通过了转移安置难民的方案，但是欧盟成员国对该方案的反应不一，以匈牙利为代表的欧盟多个成员国对此方案坚决抵制，甚至公开宣称拒绝接受穆斯林难民。此外，随着欧洲穆斯林人数的不断上升，伊斯兰教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这让欧洲再次陷入宗教对立激化的局面，恐怖袭击频繁，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就东南亚而言，除了南传佛教的活跃度持续升高之外，缅甸穆斯林罗兴亚人的难民问题将成为整个东南亚的焦点问题。罗兴亚人是缅甸一个族源多元的混血民族。① 关于缅甸罗兴亚人的研究，可参见马 骥《试析缅甸罗兴亚穆斯林民族问题的产生及其影响》，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外交学院2010年；李晨阳《“罗兴亚人”问题与中国周边外交》，《南方杂志》2017年12月；李晨阳《罗兴亚人问题仍在发酵》，《世界知识》2018年2月18日；陈春艳《缅甸罗兴亚人的来源、历史和现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作为外来民族的罗兴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本国主体民族和其他族群发生了错综复杂的政治、历史、文化、宗教联系。这些历史恩怨逐渐演化成罗兴亚穆斯林和缅甸佛教徒的冲突。到了21世纪，罗兴亚穆斯林和缅甸佛教徒的紧张关系仍未得到有效缓解。据研究人员估计，在过去的60多年间，至少有数十万罗兴亚人移居或逃亡其他国家，主要的目的国是孟加拉国、泰国和马来西亚。孟加拉国、泰国和马来西亚设置了罗兴亚人难民营，在国际社会的要求下，缅甸政府在若开邦也设置了罗兴亚穆斯林居住地。② 钟大荣:《中国穆斯林跨国慈善:以马来西亚的中国穆斯林赴缅甸罗兴亚难民营援助为例》，《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2期。 近年来，土耳其外长专程拜访了缅甸罗兴亚人聚居区，与他们一起过开斋节。此外，“世界各国的穆斯林纷纷以宗教慈善的方式救助缅甸罗兴亚穆斯林”。③ 钟大荣:《中国穆斯林跨国慈善:以马来西亚的中国穆斯林赴缅甸罗兴亚难民营援助为例》，《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2期。 国际社会对于缅甸政府应对若开邦罗兴亚人的暴恐事件有不同的声音和态度，甚至逐渐形成对缅甸罗兴亚穆斯林的声援活动，倒逼缅甸政府调整其民族、宗教政策，提高罗兴亚穆斯林的政治待遇等。这一系列事件后面有深层的历史、政治、民族宗教等原因，但更有西方国际势力的参与和推动。此外，印巴克什米尔问题更具有易发性、派生性，成为中巴、中印战略合作中的宗教风险点。
对于区域性民族宗教问题，我们既要考虑到现实的利益冲突，又要考虑到历史原因，还要考虑到外部势力的影响，我们必须对以上因素加以综合研判，并准确做好预警机制。
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国早已开始通过宗教向世界传播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目前也力图通过宗教的传播取得自己在全球的话语权。现在西方国家经常歪曲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多重标准应对中国的反恐等活动，企图在国际上打造一个负面的中国政策形象。对此，我们要正确地宣传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历史经验和宗教发展史表明，宗教文化在国际传播领域中的重要价值，就是输出思想和核心价值观。事实上，就亚洲佛教信仰文化圈而言，佛教文化的内在黄金纽带就使之具有非常丰富的共享价值观资源。例如，我国与日本、韩国佛教在历史上的内在联系纽带，形成了中国与东亚佛教之间重要的文化交流和发展动力。近年来，我国举办了“世界佛教论坛”“中日韩佛教交流会”“佛牙舍利赴缅甸供养”等一系列大型国际佛教活动，成功地为佛教的国际交流和传播提供了一个高层次的平台，这在某种程度上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较好地宣传了我国的民族、宗教政策。另外，参加世界宗教领袖会议、举办世界佛教论坛、国际道教和《道德经》论坛，组织“《圣经》事工展”、多版本、多语种翻译《道德经》展等等，都是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有效途径。① 郑筱筠:《关于“一带一路”实施中的宗教因素之思考》，载卓新平，蒋坚永主编《“一带一路”战略与宗教对外交流》，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5～26页。 这些经验表明，在世界全球化和多极化发展的国际社会中，我们应该着力打造深层的文化合作机制。
（二）局部地区的信教群体人群的内聚性文化磁场挤压原有信仰版图，逐渐导致一些国家部分地区的宗教信仰格局改变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大都是世界宗教信仰群体聚集区，由宗教分歧、教派矛盾、民族纷争、部落冲突等引发的社会风险日益增多。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中，值得关注的一个宗教热点问题，是局部地区的宗教信仰人群内聚性文化较强，无形之中会“挤压”周围人群，形成移民人口的流动性或“固化”，最终导致局部地区宗教结构的变化。
第一，对于全球性宗教热点问题，应该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府积极搭建国际文化交流平台，宣传世界各国的各项方针政策，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虽然车臣地区以俄罗斯联邦下属的车臣共和国的形式存在，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车臣地区成为一个社会不稳定的地区，经常爆发战争。在1991年苏联解体时，俄罗斯族占车臣人口的一半，然而随着车臣暴乱不断，当地俄罗斯人不断逃离，车臣最终不可逆地形成了以穆斯林群体为主的人口结构，甚至形成了以建立独立的伊斯兰国为目的的民族分裂主义运动。在随后发生的几次车臣战争中，俄罗斯即便击败了当地的分裂武装，但该地区局势仍不太稳定。① 李 滔:《从苏曼尔教长到杜达耶夫将军——车臣与俄罗斯关系史》，《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2年第3期。
在东南亚，从南传佛教在全球的分布和影响来看，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政治、文化、经济交往的频繁，东南亚南传佛教文化圈的外延一直在扩大，南传佛教的发展呈现出跨区域化的特征，② 参见郑筱筠《东南亚宗教情势分析报告》，《东南亚宗教研究报告——东南亚宗教的复兴与变革》，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 其文化一体化效应的影响在向外渗透。20世纪70、80年代以后，东南亚地区的移民在欧美各国出现了三次移民热潮，极大地促进了南传佛教向世界范围的辐射。世界范围内南传佛教的信众人数在增加，世界各国对于南传佛教文化的认识也在提升。据不完全统计，欧美国家的佛教徒人数近30年来发展较快。1980年英国约有12万佛教徒，早期以信仰南传佛教为主，近年来信仰藏传佛教的人数迅速增加。1989年德国约有佛教团体200多个，约有佛教徒2万余人，大多集中汉堡、柏林、慕尼黑等七八个大都市。20世纪80年代东南亚难民涌入法国，佛教徒急剧增长，皈依佛教者也渐增多。在美国各个宗教中，佛教信众是增长最迅速的，全国佛教徒或接触佛教的人数已达400万，占人口的1.5%，大小各式佛教社团组织约近2000所。其中南传佛教信徒的比例也不容忽视。③ 参见郑筱筠《全球化时代的东南亚宗教研究》，《东南亚宗教研究报告——全球化时代的东南亚宗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这些宗教信徒的内聚性力量对于社区原有宗教版图的影响不可小觑，假以时日，无形之中会“挤压”周围人群，形成移民人口的流动性或“固化”，最终导致局部地区宗教结构的变化。
目前各仿真平台建设重点多放在实验项目仿真技术方面，而网站安全防御措施、管理功能、运营维护等相对薄弱。仿真平台网站宜集中管理，可托管到公共服务系统机房等。一，便于集中维保，对服务器集中加密、设置防火墙等安全措施，避免受到偶然或恶意破坏，保证系统连续可靠正常运行。二，便于移动互联，开放手机、平板等客户终端提高用户体验。三，提高网站共享服务范围、水平。对民众开放、科普知识、增强技能以适应学习型社会的需求。“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利于提升平台服务水平。
三、“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民族宗教风险及其“蝴蝶效应”问题
由大国博弈和地区热点问题引发的政治风险、由汇率和债务风险导致的国际金融风险，以及由民族、宗教、部落对抗与冲突导致的非传统安全事件等，将是实施“一带一路”的主要风险。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宗教可以发挥助推力作用，推动世界各国友好往来和文明交流互鉴，但宗教的变量作用可以说是机遇与风险并存。有时在一定条件下，宗教的变量作用也可能产生宗教风险，由此引发“蝴蝶效应”。④ 郑筱筠:《“一带一路”实施中的宗教风险研究——基于可能性和必要性的视角》，《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6期。 因此，在引导宗教积极发挥正面作用，逐渐建构宗教力的文化区位优势⑤ “宗教力的文化区位优势”概念是笔者近年来提出的观点，即主张在有天然的地缘、族源、亲源的跨境民族地区存在以宗教文化为纽带的“宗教力”文化区位，未来可以将之逐渐稳步打造成为“宗教力”的文化区位优势。参见郑筱筠《当代东南亚宗教的现状、特点及其发展战略》，《东南亚宗教与社会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郑筱筠《东南亚宗教情势研究报告》，《东南亚宗教研究报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郑筱筠《试论南传佛教的区位优势及其战略支点作用》，《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2期。 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前瞻性地充分认识宗教因素的变量作用及其带来的风险。从这个角度而言，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宗教风险进行研究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⑥ 参见郑筱筠《“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与宗教风险研究》，《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6期。
从过往的经验来看，民族宗教风险的“蝴蝶效应”是引发中东政治变局的重要因素。近几年来风云突变的中东局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事实上，在这场动荡之中，经济危机因素、政治因素、中东地区持续不断增长的人口，尤其是年轻人的比重越来越高、网络因素在其间的作用等，都是引发中东变局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需要全面考量中东变局后面的秩序重建及其原因。令人注意的是，在中东变局中，我们渐渐感受到伊斯兰教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时代的转型。一个小贩的举动引发了整个中东地区出现了“颜色革命”，⑦ 指因2010年一名突尼斯青年小贩遭警察粗暴对待而自焚，进而引起席卷突尼斯、并影响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一系列革命运动。 它的意义远大于这个事件本身，它对全球的影响是深远的，甚至影响到各个国家的全球战略。中东国家经历了现在的动荡后，如何在缺乏有效可靠的经济基础以及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稳定社会力量的背景下重建政治权威？伊斯兰教将如何进一步转变？都是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所以这会是一次新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大洗牌的过程。发生在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已经不仅仅是人民的运动，更成为各种政治力量角力的战场与不同目标的追逐之地，同时更是经济利益的逐鹿之所。世界秩序正面临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建。① 吴云贵，周燮藩，李维建，郑筱筠:《对话宗教与中东变局》，《世界宗教文化》2012年第3期。
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影响下暴恐活动频发，包括中东“伊斯兰国”势力，东南亚伊斯兰分离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缅甸佛教极端势力、斯里兰卡佛教民族主义等，都是“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宗教风险。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势力不但持续在中东保持强大影响力，而且在东南亚发展也较快，并且与中东地区的极端主义势力联系密切。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势力之一的伊斯兰祈祷团的网络庞大，已渗透到东南亚各地。其核心成员有1 800人左右。尽管东南亚各国政府逮捕了许多该组织成员，但仍有核心成员尚未抓到。而且由于各国政府加强了管制，该组织成员目前开始向管制较弱的地区流窜，恐怖袭击目标正从军事设施、大使馆等戒备森严的地方向购物中心、饭店等管理松懈的地方转移。因此这个组织对东南亚、甚至东南亚以外地区都会带来严重的安全威胁。这样的极端组织进行的活动，将会让未来的东南亚地区暗流涌动。佛教信仰虽然相对温和，但是个别国家也存在尖锐的宗教矛盾。如缅甸佛教徒与穆斯林、基督徒之间的冲突，与缅甸政府长期推行“缅甸族、缅甸语、缅甸佛教”的合一同化政策密切相关。同时，缅甸佛教的极端势力还经常对中国在缅甸的投资项目进行阻挠和质疑。印度是多元宗教并存的国家，但是印度教教派主义势力的“印度教国家”主张，造成了印度教与印度国内锡克教、伊斯兰教势力的紧张局面。印度国民大会党倡导的世俗主义力量逐渐丧失主导地位，印度人民党为代表的印度教教派主义势力取而代之，提升了教派冲突和地区冲突风险。这些现实无不提醒我们，应该加强对宗教风险的研究。
四、化解和降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宗教风险的思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仅仅只是丝路沿线的65个国家，只要是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都可以看作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甚至包括美国、拉美等国。我们需要意识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不是排他或对立的，而是需要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的。“一带一路”是个促进合作、互利共赢的进程。如何让不同的宗教传统和文化传统在不同地缘板块、不同利益诉求、不同生活方式和习俗的接触与互动中发挥软实力的润滑和沟通作用，释放正能量并消解负能量，特别是针对一些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比较强势的地区，如何让更多的人们认同温和的与和平的宗教信条与主张，如何真正让“一带一路”倡议给沿线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福祉，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需要加大关注的。也应该有更多的学者和宗教界人士积极行动起来，更好地发挥宗教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国际化平台上的正能量，文明互鉴，共同致力于“一带一路”各国的互利互惠，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在“一带一路”倡议落实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前瞻性地看到宗教因素有可能产生双刃剑效应。对此，一方面，我们可以争取发挥民族、宗教的积极作用，努力建构文化区位优势，以文化区位优势与经济区位形成互补机制，推动经济发展。但我们同时还要注意到，近年来随着各种国际势力在世界版图内的活动及其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宗教也呈现出复杂的发展格局，宗教的变量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宗教风险，乃至出现宗教极端暴恐事件，对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了影响，也势必会影响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从这个角度而言，有必要研究宗教风险，探讨其发展规律及其影响路径，化解或降低宗教风险，这将有助于国际社会的稳定，有助于推动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
对此，我们既要关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全球性民族宗教热点问题研究，也要关注区域性的民族宗教热点问题研究。对于全球性热点问题和区域性的宗教热点问题，要因地制宜，加强国际合作，积极联动治理。既形成预警机制，又探讨有效的国际治理经验。积极引导和发挥民族宗教的文化区位优势，同时还要看到民族宗教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可能存在的风险，努力降低或化解宗教风险。在实施过程中，需要顶层设计和操作层面相互支撑，从战略指导、战略理念到观念实施、技术运作各方面形成一个有机结合的战略链。其战略指导思想应该是稳步推进，从周边国家就近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目标管理和过程管理相结合。从而在观念层面上，从全方位的理念认同而不是经济利益的单一认同来实施。同时，努力建立区域-跨区域的国际合作平台，让世界各国相互了解，努力使因世界宗教人口数量增长比例变化带来的宗教力保持平衡。
欧洲的宗教形势已经呈现传统基督教相对衰落，伊斯兰教发展迅速的特点。在欧洲的一些社区，甚至出现基督教徒搬离穆斯林群体已占多数的社区的情况。在东北欧，车臣地区逐渐形成了以伊斯兰教文化为主的文化磁场。
首先，努力建立地缘—跨地缘宗教文化的国际交流平台，加强对话、沟通和交流，正确宣传世界各国的各项方针政策，让“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相互了解。
RANSAC算法有以下基本假设：1)局内点为正确的并且符合给定数学模型的数据；2)噪声点和局外点均为不符合该数学模型的数据，而局外点一般产生于错误的数据假设或者错误的测量方法等情况；3)排除局内点和局外点，余下的数据都属于噪声点。
引种栽培后，需继续研究药材能否在引种地正常生长，以及药材品质的变化情况，以确定引种地是否适宜药材大面积生产以及药材适宜采收期，制定黄芩无公害栽培标准操作规程，进一步建立黄芩无公害生产体系，为中药材生产提供优良黄芩种质资源及药材产品。
其次，努力建立区域—跨区域的国际合作平台，让世界各国相互了解，努力保持“宗教力”磁场平衡，消解未来世界宗教人口数量增长比例发展变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目前，常州市通过科技部备案的共有8家星创天地，共有入驻企业及项目近百个。随着星创天地管理机制的日趋成熟，创业环境的不断优化，服务能力的不断增强，对人才和优秀项目的吸引能力将日渐攀升，为常州市现代农业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储备。
对“法律术语”的内部特征,学者们的定义繁简不一,角度也不尽一致。“法律意义”内涵比较宽泛,包含了“表达概念”“指称现象和本质”这两种定义,也为较多学者采纳。此外,许多学者的定义中都包含了法律语境或法律语体,那么从逻辑上反推,如果同一词语在非法律语境或语体下,则不必遵照其法律意义,也不必遵照其审定的译名。
无论在工科院校还是农业院校，“食品添加剂”都是食品类专业重要的专业课程。它在培养食品从业者对食品添加剂的科学宣传、规范生产、实际使用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其他专业课程相比，“食品添加剂”教学体系较复杂，课程内容涉及食品化学、食品微生物、食品检测分析、食品营养学、食品毒理学等多方面专业知识[3]，集应用性、实践性和技术性于一体。同时，由于食品添加剂行业的发展日新月异，国际合作日益紧密[4]，这使得“食品添加剂”的教学内容不能年年“吃老本”。“食品添加剂”需要专业教师具备很强的教学技巧、与时俱进的学习心态和宽阔的国际视野。
目前，伊斯兰教在非洲的活跃度也较高。伊斯兰教在非洲的传播与民族的分布、迁移密切相关，也深受非洲特殊的自然环境影响与制约。有学者指出:
就我国而言，首先从周边国家做起，巩固与周边国家互赢互利的战略成果，通过宗教权威及宗教组织网络的影响力，使利益“下沉”，让百姓受益；建立有深度和广度的文化交流机制，以此宣传我国的各项方针政策、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逐渐打造以我国“宗教力”为主导的“宗教力”文化区位优势，巩固我国的经济区位优势；积极发挥宗教在立体外交格局中的正能量作用。具体表现为:在观念层面，正视“宗教力”的文化区位优势，正确对待并因势利导，逐渐建立我国宗教界在边境地区沿线的主导地位，以“宗教力”文化区位优势与经济区位优势形成互补，补充经济区位动力的不足。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21世纪，国际社会的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趋势。宗教的地缘文化因素对于国际秩序、区域一体化以及国家间关系的构建作用日益明显，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地缘文化成为国际舞台的第三战场。
我国在与周边国家进行经贸往来的过程中，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区域-跨区域、次区域、微区域的经贸合作机制，取得了显著成效，形成了明显的经济区位优势。但是经济区位优势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在外力作用下，其经济区位优势会发生变化，而在边境地区，由于跨境民族及其文化交流机制的存在，文化区位优势则相对明显和稳固。以云南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云南的跨境民族有16个，为全国之最，这种复杂而交错跨居的民族分布，构成了中国西南边疆特有的地缘政治和跨境民族文化模式，为文化在不同国度间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在针对云南省南传佛教的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大部分云南的南传佛教地区在国家地理疆域结构中处于边疆地位，信众在文化认同层面形成了对南传佛教文化的高度认同。具体而言，就是形成了以傣泰族群文化为主，辐射周围布朗族、阿昌族、德昂族和部分佤族、彝族的南传佛教文化圈。在进行佛教活动时，虽然在不同区域有地域性特征和民族性特征，但是其文化核心却是南传佛教，从而逐渐形成中国南传佛教文化圈。对此，我们应该积极因势利导，逐渐建立以我国宗教界为主的战略支点，以“宗教力”的区位优势与经济区位优势形成互补。① 参见郑筱筠《试论南传佛教的区位优势及其战略支点作用》，《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2期。 此外，我国的新疆地区、内蒙地区、东北地区以及东南地区等地，都有跨境民族分布及其跨境文化交流机制存在，为这些地区建立“宗教力”基础上的文化区位优势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2010 年基督徒有22亿（占世界人口的32%），伊斯兰教信徒16亿（占世界人口的23%），宗教无隶属群体11亿（16%），印度教信徒10亿（15%），佛教信徒5亿（7%），民间或传统宗教信徒4亿（6%），其他宗教信徒5 800万（1%），犹太人1 400万（0.2%）。其中87%的基督徒在美洲、 欧洲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分别占世界人口的37%、26%、24%），98%的伊斯兰教信徒在亚太、中东北非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分别占世界人口的62%、20%、16%），99%的印度教徒、99%的佛教徒、90%的“民间或传统宗教”信徒、89%的“其他宗教”信徒、76%的“宗教无隶属”群体在亚太地区。③ 加润国:《全球信教人口有多少》，《中国民族报》2015 年5月26日第 007 版；加润国:《再论全球信教人口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研究》2015年第5辑。
第三，正确认识极端主义和民族宗教之关系，加强针对滋生宗教极端主义土壤的治理。宗教极端主义与特定的宗教、特定的民族没有直接的关联。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与伊斯兰教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但由于宗教和一个地区一个群体的文化息息相关，因而在那些宗教传统比较悠久、宗教气氛比较浓厚的地方，宗教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方式很容易成为政治组织进行思想动员和组织运作的工具。伊斯兰教是崇尚和平的宗教，“暴恐”恶性事件的发生，与伊斯兰教没有本质联系。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伊斯兰教极端主义问题，是伊斯兰教在现代化、世俗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必然的结果。本质上属于政治层面的极端主义具有明确的政治诉求，宗教只是它们在特定地区特定时段所搭乘的“便车”。① 郑筱筠:《如何认识和看待新疆宗教与极端主义》，《人民日报》2016年6月3日第11版。
本节考察对本文算法检索性能的影响，通过实验分析比较本文算法和基准对比算法的跨语言检索性能.实验中参数选择依据是：尽量在该参数的有效范围内选择比较有效的实验参数值进行实验，带有一定的随机性.
极端主义不是宗教，它属于政治范畴，与此相应，极端化也是政治范畴，当代世界宗教极端主义的产生和兴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消除宗教极端主义也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世界各国在严厉打击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的同时，更应重视和加强全球性治理。如倡导宗教理性和宗教间的和平对话，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改善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状态等。只有这样，才能营造一个和谐稳定的宗教环境、和平共处的国际社会。
实现“三教融合”的有效路径就是通过农村普法教育的方式和途径，将自治教育和德治教育内容填充其中。这是因为，普法教育内容与自治教育、德治教育存在内容上的交集和方式上的共通。一方面，村民自治教育的主要内容，除了我国现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外，一般是村委会自身制定的自治性章程规范，而后者制定的渊源是前者。德治教育的内容离不开法律这一最低的限度，法律既是实现道德的手段，也是衡量道德的标准。另一方面，经过40年的普法教育，无论是传统的说教宣传手段，还是便捷先进的普法形式，在乡村都已经有了相当的经验和固定的通道，利用成熟的媒介进行“三教融合”便利又高效。
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在简述中国周边国家宗教情况的基础上指出，对中国和“一带一路”安全威胁最大的是宗教极端主义，主要涉及东南亚、南亚和中亚三个地区。对此，他提出了较好的主张:
我国的应对原则应当：一是不要将周边国家的宗教问题特殊化和泛化。虽然周边国家的宗教形势较为复杂，但它们不是因为“一带一路”的提出而产生，更不是直接针对“一带一路”。二是尽量避免介入一国宗教争端。整体来看，绝大部分宗教问题都是一国内政问题或国家间冲突问题。三是秉持可合作安全的理念。这有助于为我国在与谁合作、在什么问题合作等问题上提供思路，从而使我国在国际安全合作上更具针对性和目的性。② 《第二届“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宗教与中国周边外交”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民族报》2017年10月31日。
笔者同意这一建议。因为周边国家存在的宗教问题不是在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时才出现的，一些国家的宗教问题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因此我们要坚持要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和研判。
4.教师“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在很多小学中可以看到。例如，一部分教师仍然不管学生是否有兴趣学习或者是否能听懂，只是一味按照教学目标将一些英语知识强硬教给学生，对语法内容晦涩难懂的问题从来不去重视，这也是导致学生英语学习成绩差的重要原因。
对于全球性的宗教极端主义的治理，由于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的复杂性，地理位置的复杂性，恐怖组织活动的国际性等因素，使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形势具有复杂性、多样性、多边性、国际性等特征，对此，各国应该积极参与建立国际反恐联盟，同时，国际社会应精诚合作，倡导全球共同的安全观念，建立全球预警机制。
第四，宗教风险的“蝴蝶效应”提醒我们，要有前瞻性眼光和全局视野。近年来，国际社会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在提醒我们，宗教风险的“蝴蝶效应”不容忽视，也不容乐观。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宗教风险的存在，考虑宗教风险产生的复杂的内部和外部的动力机制，研究其规律和特点，做到未雨绸缪。
近年来政治对宗教的影响，宗教对政治的影响也开始在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日益放大。因为这些是信教群众最多、最为集中的区域。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是这些区域内各国家的特征。随着我国大国外交立体格局的展开，我国与“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政治、经贸、文化等诸多领域都有了较好的合作与交流。与此同时，早在几年前，美国政府就高调调整其亚太政策，返回亚洲，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也在东南亚地区积极经营。亚太区域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较为重要的区域。目前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贸易政策，对全球经济贸易的影响逐渐扩大，会对新兴经济体国家和我国“一带一路”建设产生影响，甚至会直接冲击“一带一路”中对他国经济贸易依赖性强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进而引发全球范围内的一系列风险。如何让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在不同地缘板块、不同利益诉求、不同生活方式和习俗的接触与互动中发挥软实力的润滑和沟通作用，释放正能量并消解负能量，特别是针对一些地区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比较强势的局面，如何让更多的人们认同“一带一路”倡议，如何真正让“一带一路”发展给沿线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福祉，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需要加大关注的。因此，加强这一领域的地缘政治风险、国际金融风险、法律风险、投资回报风险、债务风险等政治经济领域的风险、乃至宗教风险研究也是必要的，更是在建设“一带一路”过程中必须的。
结 论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生活地域、文化背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同，世界各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族群与宗教的不同分布和信仰板块。但是族群与宗教层面的差异并非冲突发生的主要原因。族群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群众性，在不同区域板块有不同的文化特性，因此有不同族群的差异性存在。宗教差异本身并非冲突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它成为了各国政治、经济斗争、资源分配和利益争夺的工具，现在更成为西方国家搅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稳定的战略资源。
无论是从世界宗教分布格局，还是从全球信教人口来看，宗教问题是世界性难题，它存在于不同的地理单元。有的宗教问题成为国际性热点问题，有的成为了区域性热点问题。在全球化时代，对这些国际性宗教难点问题，不是单一一个国家可以面对和解决的，这需要各国形成合力来共同面对。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如果不考虑宗教因素，就会出现一些“短板”，导致很多政策、项目难以有效实施或可持续发展。宗教本身不是风险，但是在一定的外力作用下，宗教会产生风险，宗教风险引发的“蝴蝶效应”不能被低估，它往往带来地缘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动荡、民族矛盾、宗教冲突、文化冲突等连锁反应。① 郑筱筠:《“一带一路”实施中的宗教风险研究——基于可能性和必要性视角》，《世界宗教研究》2016年第6期。
总之，综观世界宗教信仰版图，民族“宗教力”是各个宗教信仰板块的重要支撑点。“一带一路”是个促进合作、互利共赢的进程。与此同时，宗教因素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处于较为活跃的态势，这不仅体现在宗教人口的增长上，也体现在宗教运动的活跃和“宗教力”的影响方面。因此，应该以前瞻性和全局性的眼光来对全球性热点问题和区域性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更好地引导宗教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国际交流平台上发挥正能量作用，促进世界文明互鉴，共同致力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A Study on Hot National and Religious Issues in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ZHENG Xiaoyun
Abstract: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countries across the world are more or less confronted with national and religious challenges due to uneve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growing mutual infl uence among the countries. Regional issues may gradually turn into global ethnic and religious issues，and global ethnic and religious issues may erupt in a region and in turn trigger a global movement. Given this，in implement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we should study hot global and regional religious issues in advance and make suggestions for reducing and resolving religious risks.
Keywords: “One Belt，One Road”，cultural location advantage，religious risk，national religion
中图分类号： B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78X（2019）06-0009-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宗教风险研究”阶段性成果（16ZD168）
作者简介： 郑筱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28）。
（责任编辑 张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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