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来赵树理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五十年论文,赵树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同中国许多现代作家一样，赵树理的创作横跨着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革命历史时期，从1943年9月的成名作《小二黑结婚》算起， 到1964年1月的最后一篇文学作品《卖烟叶》，有二十多年的历程。 赵树理研究从成名作发表时彭德怀的题词，至今已经过了风雨坎坷的半个世纪。赵树理研究经过了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从1943年至1965年的评介期；二、从1966年至1976年的批判期；三、从1977年至今的深入发展期。
一、评介期
从1943年至1965年的评介期，在赵树理研究中时间最长，它处在社会主义文学萌生、确立和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指导理论，整个研究呈现出较强的政治性特点。它由介绍性和评论性文章两部分组成，前者重点介绍赵树理本人的生平思想及其创作的基本情况和内容；后者重点分析、评价其创作的特征和意义。整个研究“基本上以热情会意的兴奋赞美为主题”，呈现出专门性研究专著较少，批评主力军大部分是著名的文学家，文学理论家以及赵树理故旧亲朋中有一定知名度的人”及“政界要人的介入”（注：康序：《赵树理研究沉思录》载《吕梁学刊》1991年第1期。）的特征。 评介期研究不仅奠定了赵树理研究的基础，张扬了“文艺大众化”的精神，确立了赵树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而且对其他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1、传记性评介
从1943年到1965年，涌现了大量的评介文章，对赵树理的家业、生平、思想及创作，进行不同角度的介绍、回忆和评述了赵树理的创作思想，文艺观念。其中王春的《赵树理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一文，揭示了赵树理“创造作品的不尽源泉——极度高涨的农民求解放的义愤，非常丰富的农村生活的知识，熟悉与爱好农民艺术的热忱”。（注：王春：《赵树理是怎样成为作家的？》载《人民日报》1949年1月6日。）李普的《赵树理印象记》记述了赵树理“不想做文坛文学家”，而想“做一个文摊文学家”的志愿。这些文章大都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理论基础上，以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关作家论的思想为理论根据，深入地评述了赵树理创作的思想基础和艺术根源。
2、具体创作研究
对赵树理成名作《小二黑结婚》最早的评论是彭德怀的题词，它是赵树理创作成名和引起广泛注意、评论的始端和因缘。映白的《第一颗硕果——〈小二黑结婚〉》认为小说“不仅是爱情的颂歌；也是对整个新社会，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歌颂！”（注：映白：《第一颗硕果——〈小二黑结婚〉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六周年而作》载《前哨》1966年6月。 ）该文是这一时期较系统的一篇论文。《李有才板话》是赵树理继成名作之后，又一重要作品。李大章的《介绍〈李有才板话〉》（1943年）不仅是介绍该小说的最早文章，也是赵树理研究中最早的一篇文学评论。文章在肯定作者“明确、正确”的写作目的同时，对作者的阶级意识和认识方法也予以认同。《三里湾》是赵树理建国后代表性的作品，也是第一部描写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对该小说进行深刻评论的是周扬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文章明确地指出了小说的深刻性——“在相当广阔的程度上表现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注：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转自复旦大学中文系编《赵树理专集》，第38页。）郭沫若在《读了〈李家庄的变迁〉》中指出：“这是一株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表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平明简洁”的语言，“脱尽了五四以来欧化体的新文言臭味”，“创出了新的通俗文体”（注：郭沫若：《读了〈李家庄的变迁〉》载《北方杂志》1946年 9月。）茅盾则认为作者“爱憎极为强烈而分明”“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不讳饰农民的落后性”肯定了“农民之坚强的民族意识及其恩仇分明的斗争精神”。（注：茅盾《论赵树理的小说》载《文萃》1945年12月版的第二卷第11期。）
3、总体性研究
研究以社会历史学研究方法为主，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批评原则，以分析赵树理创作的特征、时代意义和确立其文学史地位等为研究内容。1943年9月《小二黑结婚》出版扉上， 彭德怀同志的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是对赵树理创作评介的开始。周扬的《论赵树理的小说创作》“最为推荐和高度评价了具有中国作风和气派的赵树理的创作”，认为赵树理“一位具有新颖独特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战的一个胜利”。（注：周扬：《论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载《解放日报》（延安）1946年8月25日。）周扬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以一个无产阶级文艺批评家的姿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对赵树理及其创作做了具有时代性的科学评价，其结论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始终处在主导地位，对其他评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陈荒煤的《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最早提出了“赵树理方向”这一概念。1964年6 月出版的方欲晓的《赵树理的小说》一书，是这一时期赵树理研究的小结，它公正、客观和系统地剖析了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思想意义和艺术特色，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文章认为“赵树理的小说是现代中国农村革命的一面镜子”。（注：黄修己：《赵树理研究资料》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79页。）
二、批判期
由于“1966至1976年的批判期”是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极度夸大了的阶级论观念和极“左”思潮的影响，加以“四人帮”利用文艺篡党夺权的阴谋，使文学研究遭到空前的大破坏和大倒退，基本甚至完全失去了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而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表现。由于赵树理是一位具有强烈时代性和鲜明政治倾向性的作家，是以农村社会变革与伦理道法之关系，以及善于描写农村不同阶层，特别是具有不同政治思想觉悟、不同阶级观念的人物为创作基础的创作现实，使赵树理遭到了严重的政治批判。因此，赵树理研究也就变成了一种政治斗争形式，有些文章认为“《三里湾》是毒害青年的腐蚀剂”“《三里湾》是对农业合作化的运动的全面反动”“戳穿赵树理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心”等等。批评完全脱离了创作的实际，任意曲解无限上纲上线，不仅没有了科学性，也丧失了作为文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是完全错误的。这一时期对赵树理的评价继第一时期的“大起”之后，出现了政治性的“大落”，是赵树理研究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
三、深入发展期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9月， 起树理的沉冤终于得到平反昭雪。随着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恢复和发展，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和学术争鸣的民主化，赵树理研究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研究的视野从生平思想、创作，推及到“山药蛋派”“赵树理方向”“文艺大众化”等一系列重大文学研究课题；研究方法从单一走向多样，突破了社会历史学的单一分析法，充分借鉴了国外多种现代研究方法，诸如心理学分析、文化学的阐释、符合学的文本关照以及审美接受的主体性等，出现了多角度、系统化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以专家学者为研究主体的研究队伍，把赵树理研究推向了一个全方位的境地。赵树理的评价又一次“大起大落”，呈现出稳定深入发展中的波动性。整个研究形成了以内在价值研究为主，以传记研究为补，以新方法研究和比较性研究为开拓，以外在影响研究为补及的主体化研究新格局。
1、传记研究
在赵树理平反昭雪之际，一些以怀念、回忆赵树理生平、思想文章的出现，奏响了新时期赵树理研究的乐章。尤其孙犁的《谈赵树理》一文，深刻地揭示了赵树理创作成功的时代原因。黄修己的《赵树理评传》（1981年）一书，是黄修己第二个赵树理研究成果，该书以介绍赵树理的生平和创作经历为经，以分析他的作品为纬，对各个时期赵树理创作的影响、社会作用以及人们对他的评价和争论，也进行了比较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在这方面，该书弥补了过去赵树理研究的不足。对赵树理作品中反封建主义的重新评价的创见性，是该书又一独特之处，该书从农村家庭生活的角度，评析赵树理的创作，亦为揭示赵树理创作的个性提供了新的线索。董大中的《赵树理创作研究》（1991年）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从两方面概括了赵树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
2、内在价值研究的深化
内在价值是指对赵树理创作文本、价值、思想和文艺观念的内在规约性的衡量。这一研究的深化不仅表现在对赵树理创作思想和主题的研究，更表现在对其创作文本意义的认识上。桑逢康的《谈赵树理小说的艺术特色》等文章深入挖掘了赵树理小说创作的以民族化、大众化为内核的艺术特色。尹世明《赵树理创作风格》等论文，探讨了赵树理创作风格的内在本质和表现。李士德的《赵树理小说的艺术世界》一书，是一部研究艺术形式的专著，它系统地分析了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形式特征：主题的开拓性、现实性、深刻性；情节的曲折、典型、新颖；语言的明快、风趣；结构的完整、多变；并从细节、环境、肖像、行动描写等方面，挖掘了其“于细微含蕴处更见精神”的描写特征。对赵树理文学观的分析，是揭示其创作内蕴的关键所在，申殿和的《试谈赵树理的文学艺术观》等文章，不仅指出了赵树理文学观念的内涵，而且从“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和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实际，挖掘了其来源。郝亦鸣的《赵树理大众化文艺思综论》一书，提出了一些颇具新意的观点，如指出赵树理田园之美，是“大众深层意愿与革命现实趋向结合而产生的新的美学风范”；“赵树理的形式结构之美”是“以情节方环似故事为链的联贯而完整的单线索结构”；“赵树理的幽默之美”是“中国农民淳厚质朴情感与聪明智慧之艺术化美感化结晶”，填补了对赵树理大众化文艺思想传统研究的空白。席扬的《面对现代的审视——赵树理创作的一个侧视》考察了赵树理创作中艺术理性的生成过程、其独特性、内在机制以及与时代政治理性的冲突，认为“赵树理是民间审美自由性和五四文学理性合学而成的产儿……，他对以民间审美为核心的中国农民文化的通透把握，在这把握基础上所形成的天然审美自由意念和创造性智慧以及对五四理性的自我消化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独步”。（注：转自陈树文《第三次赵树理学术讨论综述》载《吕梁学刊》1991年第3期。 ）该文从作家创作的内在心理机制和时代性审美理性的角度，把赵树理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和理论高度。傅书华的《真善太阳和文学美的月亮——论赵树理的文学创作》认为赵树理的创作，以“预先规定的美学规范”为依据，采用对现实生活及其人物的某些部分进行净化，或采用从现实生活中，仅仅吸取那些符合作家预先规定的美学规范的部分；给以再现的方法从而达到让客观的现实生活，经过删消、净化、强化、提炼后，符合作家“预先规定的美学规范”的目的。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整个现代文学研究在新方法和思想开放基础上的进步与发展，赵树理研究出现了较大的变化。郑波先的《赵树理艺术迁就的悲剧》，从艺术价值论上，对赵树理小说创作的时代性发展性、及作家审美理想的趋众化，给予否定。戴光中的《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则从赵树理创作思想、审美理想的来源方面，否定了赵树理创作的艺术价值和“赵树理方向”发展的时代进步性，这种建立在对赵树理创作现实基础上的怀疑与否定，与“文革”期的批判否定具有质的区别，对赵树理评价的“大落”，尽管带有某种矫枉过正的态度和感情因素，甚至受到现时代文学研究趋势的影响，缺少发展与唯物的观念，但它确实从某个方面反映了赵树理创作中的一些问题，对进一步深入展开对赵树理的研究，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这种“片面的深刻”的偏激性，不能予以根本的否定。《赵树理研究》一书，不仅是黄修己先生运用新的多种批评方法研究赵树理创作的第一部专著，而且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在用多种方法研究一位作家方面也是第一部。作者用“发生学批评”方法，分析了赵树理从生活原形到艺术形象的构思、修订过程；用“审美批评”理论，分析了赵树理小说的本色美、叙述作品欣赏中的移象作用；用“社会学批评”方法，分析了赵树理作品中农村社会问题，及晋东南地理与创作之关系；用“整体性批评”阐述了赵树理作品形象，母题和情节的构成，又用“比较批评”方法把赵树理的创作与民族传统文化，同时期其他作家和当前的一些作品比较，以见其创作上的特点等。这种多层次、多角度地对同一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分析，打破了惯常的因果证明的线性思维方式的研究，实现了赵树理研究的突破。
3、比较研究
把比较的方法，引入赵树理研究，是赵树理研究进一步深化的结果。作为具有较强创作现实性、时代性和代表性的作家，赵树理所生活、创作的时代背景及其所关怀的创作主题和使命意识，与其他作家相比，具有相同、相近和差异的一面，这就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前提和可能。和振荣的《讲‘吃讲茶’与‘吃馅饼’——沙汀、赵树理笔下两种民俗文化之比较》，深入地挖掘了“两位作家在各自的民俗描写中”，对“其中残酷的封建主义内容”的揭露和批判的共同创作取向。昌切的《赵树理与路翊：现实主义小说潮流中的两脉流向》，则把具有相同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而且有不同创作风貌的两位作家创作的差异，放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发展的流变中来展示赵之“明快谈谐”“轻快灵活”，路之“滞涩沉闷”悒郁重浊”。与鲁迅的比较，是比较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庄汉新《鲁迅+赵树理＝当代农民文学的新方向》一文认为“赵树理创作方向”与“鲁迅方向”有一脉相同之处，其“问题小说”之于“遵命文学”，其作品的政治倾向性与社会批判性之于“鲁迅风骨”——意在暴露和批判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妥协性，皆有相同一面；而赵树理比之于鲁迅，其更为晴朗、松快的风格，通俗化、大众化及地方特色的艺术形态，是其历史性的农民文学的创造与发展。宋伟建的《横看成岭侧成峰——鲁迅、赵树理农村题材小说内在文化形态比较》一文，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了两位作家创作的不同内在文化形态，认为鲁迅注重对农民的奴隶根性、麻木、冷漠等精神特征的批判，赵树理更重视对农民小生产者自私自利性，以及对他们愚昧，守旧心理的状态的批判；较之鲁迅尖刻辛辣的讽刺锋芒，赵则更高的是善意的嘲讽，取一种有节制的批判的态度。“从文化的视角看，赵树理的小说缺少了完整的文化性格的塑造，其文化价值往往为一种急切近利的政治意义所掩盖，造成其文化意蕴的朦胧”。高晓声的出现为赵树理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也使一些评论家对此产生了批评兴趣。李伟的《赵树理与高晓声小说创作基本特征的比较》从分析两位作家创作的现实基础入手，不仅挖掘了赵树理农民观念（“对农民的革命性、斗争性以及新的思想、新的素质的积极肯定与高度评价”），这一决定其创作思想的内在因素，而且指出了高晓声创作的进步性，“在注意到现实的政治、经济关系对农民命运和精神状态的影响的同时，更多了一重对农民自身弱点的思考”。
4、外在整体研究
在赵树理研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中，一些以努力探求赵树理、及其创作的外在文化、时代精神的影响、揭示其创作思想发生、发展的深层社会和文化原因的研究文章，为进一步认识赵树理创作的内在价值，提供了新的参考。张余的《赵树理创作与民间文艺》便分析了赵树理小说的民族性、大众化形成的根源，他注重对民情风格的精致描绘和吸收民间文艺的表现技巧等，找到了与民间文艺的联系。康再兴的《左联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对赵树理的影响》，对于赵树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思想产生于《讲话》的观点，在充分确凿材料的证明下给予否定，把赵树理文艺大众化思想的来源推前至“左联”、“三十年代初”以及1932年冬和1934年夏，这三次有关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并把“赵树理文艺大众化思想的深入与发展”归因于翟秋白的主张。这种外在性研究，扩大了赵树理研究的内容，加大了研究的力度。
5、新方法研究
1985年兴起的文学研究方法热，也给赵树理研究带来了新的气息，出现了一些以西方现代文学批评方法来分析赵树理创作文本和创作影响的论文，这些新方法主要包括接受美学、叙述学、符号学等。它的产生，使赵树理研究突破了多年惯用的政治、社会历史批评格局，而完成了赵树理研究的转化和更新。这种研究的进步，还应追溯到黄修已在《赵树理研究》（1986年）中对多种新方法的运用，此后便出现了汪亚明的《论赵树理的接受意识》，而到1990年底的第三次赵树理学术讨论会形成了局面。汪文指出赵树理创作的成功，来源于文学接受主体——广大读者，与文学接受客体的承担者——作家，处在同一时代文化背景下，并且具有“血肉般”的精神联系上，同时这也为赵树理创作提供了“接受场”。建立在解放区“工农兵中心论”上的创作基础和创作主体确立的大众化的艺术选择，便构成了赵树理创作的内在结构，对新时代，新生活的赞美和对小生产意识的批判。接受美学的批评，使赵树理研究中长期被忽视的“接受主体”，分担了赵树理成功的喜悦。王春林、赵新林的《赵树理小说的叙述模式》和陈颖灵的《言词、时间、视角——赵树理小说的叙事学分析》是运用叙事学理论，分析解剖赵树理小说文体叙述模式的两篇重要文章。
6、关于“赵树理方向”和“山药蛋派”及其他
对“赵树理方向”的研究，实际上除包含着对赵树理创作取向的评论外还有对赵树理创作影响的考察。从1947年陈荒煤提出“赵树理方向”这一概念始，对这一概念的认识和倡导便具有了引导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方向的目的性，陈荒煤对“赵树理方向”的三个内容划分：政治性、民族形式、革命功利主义，更加突出的是赵树理创作的政治意义，这一论点在社会主义文学发展中曾起到过较大的指导作用，它的产生是时代文艺发展和赵树理创作实践相结合而成的。新时期赵树理研究中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显然有了时代性的发展，胡永修在《关于赵树理方向和文学史地位的思考》中所肯定的，是“赵树理方向”中民族形式的价值取向及这一取向所带来的影响——形成了“山药蛋派”，而避开了其政治性的内容，对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特有地位也从这一价值取向及其影响上来肯定。而在1989年《上海文论》所开展的“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戴光中的《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一文，却持有否定的意见，文章认为“赵树理方向”实际上包括内容上的“问题小说论”和艺术上的“民间文学正统论”两部分，前者主要是指赵树理“在文学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功利主义者，他“把文学当作一种为农村现实政治服务的特殊工具”。文章对“赵树理方向”的肯定和过多的阐释献媚，“显露了新中国整个文学界，尤其是文艺理论界的精神的萎缩”。（注：戴光中《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载《上海文艺》1989年第2期。 ）作者这种矫枉过正的态度和缺少辩证思想分析的片面，从某一方面反映了赵树理小说创作的内在缺点和不足。“山药蛋派”的形成，是赵树理创作影响实践的结果，这一流派的创作主题内容、艺术形式及至文学风格上都保留着赵树理创作的魅力。刘再复等在《论赵树理创作流派的升沉》和《赵树理创作流派的历史贡献与时代局限》中，对“山药蛋派”的产生，发展及其历史地位都给予了充分的论述。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曾出现过较大的争鸣，其焦点是“山药蛋派”的存在与发展。否定者认为时代的发展，只便其失去了创作的现实基础和条件，象刘福林的《‘山药蛋派’已经失去了发展的客观条件》等；肯定者认为这一流派仍存在着、发展着，杨文明的《怎能说‘山药蛋派’流不下去呢？》等皆持肯定的态度。
四、国外研究
赵树理研究的另一侧面是国外研究和港台评介。国外评介可追溯到1949年8月康地亘的《中国的新文艺与赵树理》， 直到今天亦经过了40多年的历程。这些评介文章，大部分以对赵树理生平、思想、创作风貌和具体作品的介绍为主要内容，它们所关注和评论的是赵树理创作中的民族形式、大众化创作的特征等文学新形式兴起所带给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影响，较少的评论涉及其创作的政治意识，同时，新道德观念的发展亦是这些评论所关注的内容之一。其中，亦不乏新颖的观点如“赵树理创作与‘村’的意识”、“残余的女性——共产中国小说中的妇女”等。这些观点有的不可避免地具有认识的偏激，但也给国内赵树理研究提供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借鉴。国外研究主要在日本、前苏联、美国等国家。港台以介绍性内容为主，较少的文章谈及赵树理创作的特征、价值和意义。
在赵树理研究经过了漫长的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的今天，当我们回顾过去的时候，仍不免看到，与其他作家研究相比，仍显突破较小，成果不丰，并有研究偏向等不足。在《赵树理研究之研究》、《赵树理研究沉思录》等著作、文章中，对此皆有充分的论述。实际上，赵树理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既不是研究方法的缺乏，也不是研究策略的落后，而是研究者文学研究观念和思维方式的闭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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