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在论述民族主义方面的贡献——写在斯大林逝世60周年之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民族主义论文,写在论文,论述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3)01-0110-04
斯大林是苏联重要领导人，经历了沙俄、苏俄、苏联多个重要历史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代表，在国际共运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他在学术界尤其是民族理论界却颇具争议。不少人对他持批判态度，认为他违背了列宁遗愿，主导的“斯大林模式”造成苏联民族问题积重难返并成为苏联解体的推力；而有的人则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继承者、发展者和实践者，尤其是其关于“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8-9的定义堪称经典。在民族主义问题方面，斯大林的理论与实践同样充满争议。对此，笔者认为，评价斯大林应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二分法，既不能否认斯大林的错误，也不能抹杀他的历史贡献。
笔者通过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发现：斯大林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是较为丰富的，这可从《斯大林全集》(全13卷)中约有210次直接使用了“民族主义”一词，多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全50卷)中“民族主义”直接出现的次数(约49次)，仅次于《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全60卷)中直接出现“民族主义”的次数(约844次)的比较中可窥一斑。如果加上诸如“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样的民族主义同义词，斯大林相关论述中涉及民族主义的内容更为可观，可以印证我国民族理论学界著名学者王希恩先生如此一个观点：“民族主义”在列宁、斯大林涉及民族问题的相关论述中，“属于使用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可以说，正是在对民族主义的论争和批判中，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建立起来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的基本观点主要也因此得以确立[2]2。斯大林涉及民族主义问题的论著较多，主要有《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在走向民族主义的道路上》、《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时值斯大林逝世60周年到来之际，笔者就其在论述民族主义方面曾有的贡献作一梳理与总结，以纪念这位民族理论界的著名历史人物。
一、洞悉和剖析了民族问题和民族主义的阶级实质
斯大林很早就敏锐地洞察了民族问题的阶级实质，闪烁出了革命的思想火花。1901年，刚刚22岁的斯大林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活动和领导工人运动等革命实践中就有了杰出的表现，被正式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比利斯委员会委员。在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工作中，斯大林逐渐对民族问题的实质有了深刻的认识。1904年，25岁的斯大林在《无产阶级斗争报》上发表《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一文，这是斯大林专门论述民族问题的第一篇文章。在文章中，斯大林提出了“不同时期不同阶级对民族问题有不同的理解”这一著名观点，指出：“民族问题”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在变化，由于各个不同阶级在各个不同时期出现在斗争舞台上，且各个阶级都依照自身观点来理解“民族问题”，因此“‘民族问题’在各个不同时期服务于各种不同的利益，并具有各种不同的色彩，这要看它是由哪一个阶级提出和在什么时候提出而定”[1]3。斯大林在文中重点分析了民族主义在格鲁吉亚剥削阶级中从“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演化情况。斯大林首先分析了格鲁吉亚较早期民族主义的有关状况，指出：在格鲁吉亚被俄国归并之后，格鲁吉亚贵族感到他们原先在归并之前的格鲁吉亚国王统治时代所享有的各种特权与势力丧失之后的事态对于他们而言非常不利，他们认为“充当‘庶民’有伤自己的尊严，所以想要‘解放格鲁吉亚’”，想“使格鲁吉亚国王和贵族担当‘格鲁吉亚’的领导者，从而把格鲁吉亚人民的命运交给他们”。[1]4在此，斯大林提出了一个关于民族主义的重要概念，这就是“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用以指代格鲁吉亚没落剥削阶级的民族主义。需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有过诸如古代民族主义、“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社会民族主义”、“自由派民族主义”、“崩得民族主义”、“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黑帮民族主义”或“政府的民族主义”、“从属的”或“被压迫民族中的民族主义”等有关民族主义形形色色的分类[2]2-4，而其中“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正是斯大林正式提出的，可谓是斯大林在理论上关于民族主义的重要贡献。
斯大林随后指出：商品生产的发展、农奴制度的废除、乡村贫民运动的加强等等，都给格鲁吉亚贵族与“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以致命的打击，格鲁吉亚贵族于是分裂成为两派，其中一派“抛弃了任何‘民族主义’而向俄国专制制度伸出手来，想从那里换得高官厚禄、低息贷款和农具，要政府保障他们不受农村‘暴动者’的威胁等等”，而格鲁吉亚贵族中更软弱的另一派，则“同格鲁吉亚的主教和大司祭串通一气，从而把受实际生活驱逐的‘民族主义’置于教权主义卵翼之下……这样，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就采取了教权主义的形式”；而“当年轻的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感到自己很难和‘外国’资本家进行自由竞争时”，他们于是“通过格鲁吉亚民族民主主义者开始嘟囔起什么独立的格鲁吉亚来了……想用关税壁垒保护格鲁吉亚市场，用强力把‘外国’资产阶级从格鲁吉亚市场赶出去，用人为的方法提高物价，并用这种‘爱国的’手腕在发财的角逐场上求得成功。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目的过去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1]4。在这里，斯大林以一名格鲁吉亚人的身份和视角，深刻揭露了格鲁吉亚“封建君主制的‘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反动和腐朽本质。
斯大林这种思想火花跟其艰苦的早年经历密切相关。作为一名沙皇俄国境内格鲁吉亚籍的“异”族青年，斯大林在艰难的经历中亲身感受了在沙皇政府及其制度压迫下“呻吟叫苦的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呻吟叫苦的有因经常挨饿而浮肿的俄国农民……呻吟叫苦的有俄国境内被压迫的各民族和异教徒，其中包括那些被逐出乡土而其神圣情感蒙受伤害的波兰人和芬兰人……呻吟叫苦的有经常受迫害受侮辱的犹太人……呻吟叫苦的有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其他民族……呻吟叫苦的有俄国千百万教派信徒……呻吟叫苦的还有……但一切受俄国专制制度压迫摧残的人是举不胜举的”[3]8-9。在这些富有感情色彩的描写中，斯大林提到了波兰人、芬兰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等被压迫的各民族和异教徒，并将他们同工人阶级所受到的压迫并列在一起，矛头直指居统治地位的沙皇政府及其制度，揭示了沙俄这个“民族大监狱”中广为存在的民族压迫问题的阶级实质。
后来，斯大林延续了这一思想火花，进一步剖析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阶级实质。斯大林认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导致了民族压迫，指出：民族压迫是在现有一切压迫形式中“最精巧最危险的一种形式”，因为它“便于掩盖资产阶级的强盗面目”而精巧，因为它“挑起民族冲突来巧妙地使资产阶级免受打击”而危险，譬如过去欧洲的掠夺者能够把工人抛到世界屠场上去互相残杀并且至今还能够使这种屠杀继续下去，其原因之一就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力量还没有枯竭”，还在“麻醉欧洲工人头脑”，因此“民族主义——这是资产阶级最后的阵地；要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把它打出这个阵地”[1]125。据此，斯大林认为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精神武器，从而明确指出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的阶级实质。
二、坚持维护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的鲜明立场
十月革命前，斯大林较少直接论述民族主义问题，主要关注的是国际主义问题。在革命斗争和革命理论的阐述中，斯大林通过多种形式坚持维护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的鲜明立场。
一是批判取消派。1905年12月俄国革命失败后，孟什维克派里的一些人企图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主张取消无产阶级的革命秘密党，而代之以一种绝对在合法范围内活动，取消派因而得名。取消派就其阶级实质来说是自由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是一种公开反党的机会主义派别，是一个不惜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的涣散的团体。取消派的代表人物有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唐恩等。1905年革命失败后，革命陷入低潮，反动势力猖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面临诸多严峻困难。党内许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均因意志不坚定、心生胆怯而相继脱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数量大为减少。在此背景下，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诸多问题上持截然不同的态度。列宁等布尔什维克认为革命虽处低潮，但深信革命高潮在几年内即将到来，党必须领导群众去迎接这一高潮。而孟什维克在沙皇政府反动势力的淫威面前仓皇退却，不相信革命重新高涨的可能，可耻地背弃了党纲要求和党的基本口号、方针，企图把无产阶级的革命秘密党取消，甚至消灭掉。自从取消派这一机会主义派别出现后，列宁等布尔什维克对其多次进行了坚决批判和斗争，并于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俄代表大会上将其清除出党。斯大林也多次批判取消派，认为其相关思想、决议与国际主义原则相违背，如斯大林曾指出：“高加索取消派的活动今后将由被黩武的民族主义所吓倒的库泰依斯农民来支配。高加索的取消派挡不住民族主义的浪潮，他们已经失掉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的旗帜，而且……去‘随着’民族主义的‘浪潮’起伏，并把最后的财富扔到海里……”[1]23
二是批判“民族文化自治”，认为民族自决权应当服从社会主义原则。“民族文化自治”又称“超地域民族自治”，主要代表人物有施普林格和奥托·鲍威尔。“民族文化自治”纲领认为：民族与地域并无本质的联系；民族是自治的个人联盟；主张用公民登记的办法，把散居各地的民族成分编入一个法定的民族；规定在文化事务方面实行自治，在政治方面由资产阶级国会管理[4]355。斯大林和列宁一道，对“民族文化自治”的错误进行了批判，直言“施普林格和鲍威尔的民族文化自治是一种精致的民族主义”[1]52。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斯大林在多个场合重复了这样的观点：民族自决权的行使要符合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必须把自决权解释为该民族劳动群众的自决权而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自决权，“自决原则应当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应当服从社会主义的原则”[1]105。
三是认为民族文化应该服从社会主义利益和国际主义原则。在民族文化这一问题上，斯大林在强调发展各民族语言文化必要性的同时，强调了民族文化服从社会主义利益和国际主义原则的重要性，强调要使苏联各民族文化的发展“符合于社会主义的利益和要求”、“符合于苏联一切民族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认为苏维埃政权所发展的苏联各民族的民族文化按其内容来说“应当是一切劳动者共同的文化，即社会主义的文化”，并指出：“正因为我们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一直遵循着这条道路前进，所以我们能建立起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称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国际主义大厦。”[1]381也就是说，斯大林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文化的形式应是民族的而其内容应当是社会主义的。而且，斯大林还在对社会主义民族与资本主义民族进行区别时，指出了社会主义民族其中之一的特点就是用国际主义精神反对民族主义[5]17。
十月革命后，斯大林还多次论及维护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如在1921年2月，斯大林在《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指出：如不铲除党的队伍中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残余，就不可能在国际主义基础上把边疆地区居民中的无产阶级分子“团结在自己队伍中的坚强的、联系群众的、真正的共产党组织”，因此“消除共产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的、首先是殖民主义的动摇，是党在边疆地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1]179。同年7月，斯大林在《关于共产主义在格鲁吉亚和南高加索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更是要求共产党员要同民族主义作无情斗争，“消灭民族主义这条九头蛇，造成国际主义的健康气氛”[1]201。
直到在十七大总结报告中，斯大林仍然提到了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根本对立的观点。他在报告中指出：“民族主义倾向就是使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政策迁就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策。民族主义倾向反映出‘自己的’、‘民族的’资产阶级企图破坏苏维埃制度而恢复资本主义……根源就是离开列宁的国际主义。”[1]423应该说，斯大林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及肩负的历史使命出发，在理论上多次强调了维护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的鲜明立场，无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多次强调和论述了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重要性
斯大林担任党政领导人初期，虽在思想、路线和行动上曾经有些偏差，但基本上还是继承了列宁关于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尤其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思想观点，并多次进行了相关论述。
斯大林多次表述过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认为其集中体现在有意识地强调俄罗斯各方面成就、贡献的存在而竭力排斥和忽视一切非俄罗斯民族的东西。尤其在联共(布)十六大报告中，斯大林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实质进行了详细论述，即：“企图抹杀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方面的民族差别；企图准备撤消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区；企图破坏民族平等权利原则，破坏党关于机关民族化与报刊、学校及其他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民族化的政策。”[1]410
其实早在1921年，作为一个非俄罗斯族籍的党的领导人，斯大林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就批评了当时俄罗斯共产党员中存在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现象，指出：俄罗斯民族过去曾经是统治民族的地位“甚至在俄罗斯共产党员中间也留下了一些影响”，在实际工作中这些俄罗斯共产党员不善于或不愿意去“接近当地居民中的劳动群众”、去“了解他们的需要并帮助他们摆脱落后和不文明”，在工作中忽视边疆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习惯与文化的特点，“有时表现出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1]184。在此之前他还在提交十大讨论并经党中央批准的提纲中论述了“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指出了发展边疆地区共产党组织的某些特殊条件“阻碍了党在这些地区的正常成长”，批评了在这些地区工作的俄罗斯共产党员由于“是在‘统治’民族存在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且不知道何为民族压迫，往往在党的工作中缩小重视民族特点的意义或完全不重视民族特点，因而在实际工作中不考虑某一边疆民族所具有的阶级结构、文化与生活习惯及过去历史的特点，以至于“把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政策庸俗化和歪曲了”、“脱离共产主义而倾向于大国主义、殖民主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1]178。斯大林还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重点强调：在实行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到边疆地区的“经济状况、阶级结构和过去历史方面的一切特点”，并举了“吉尔吉斯伊斯兰教居民从来不养猪，而粮食人民委员会部却按摊派方式要他们交猪”的例子批评“有些人是多么不愿意注意初到那里去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的生活习惯的特点”，强调“有些荒唐的事情是必须消除的”[1]185。斯大林还明确驳斥了那些断言白俄罗斯民族、乌克兰民族是人为臆造出来的谬论，指出“这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一大表现——否认非俄罗斯民族的客观存在”[6]172。
在两年后提交给党的十二大讨论的《党和国家建设中的民族问题》报告提纲中，斯大林把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斗争作为党的“当前第一项任务”提出来了，指出“大国沙文主义是大俄罗斯人过去的特权地位的反映”，而且这种残余仍然“存在于我们中央和地方的苏维埃工作人员头脑中，盘踞在我们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关里”，强调只有在苏维埃国家机关的实际工作中“毅然决然地消灭这种残余，多民族的苏维埃国家才能成为真正巩固的国家，各民族的合作才能成为真正兄弟般的合作”，并因此得出“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残余作坚决斗争是我们党当前的第一项任务”的结论[1]223。
此后的几年，斯大林在理论上基本坚持了这一观点。比如在1930年联共(布)十六大上，斯大林仍曾说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一种“最精致因而也是最危险”的民族主义，是党在民族问题上的主要危险，并分析和揭露了其“戴上国际主义假面具并以列宁的名字做掩蔽”的实质[1]411。对此，詹真荣先生进行了总结：斯大林在思考和参与民族事务工作及执政之初，基本上能同列宁主要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倾向的立场和观点保持一致，并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主要危险的理论观点做了理论上的阐述，认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多民族社会主义联盟国家构建、建设和巩固的障碍，是产生地方民族主义的主要根源，会对工农联盟和国家政权建设产生破坏作用，因而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是顺利推行新经济政策等国家政策的需要，消除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也就完成了反对国内民族主义的主要任务[7]9。
对于地方民族主义，斯大林在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对其倾向的实质进行了总结：“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的实质是：力图独树一帜并在本民族的狭隘范围内闭关自守，力图抹杀本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力图用脱离社会主义建设总流的方法防御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力图漠视那些使苏联各民族劳动群众接近和联合的东西，而只看到那些能使他们彼此疏远的东西……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反映了过去被压迫民族中的垂死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不满，反映了它们想单独成立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并在那里确立自己的阶级统治的企图……这种倾向的危险在于它培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削弱苏联各族劳动人民的团结并帮助干涉者。”[1]416斯大林从理论上阐述了地方民族主义产生的历史原因，认为它的产生从意识形态领域来看是一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遗产和习惯的思维方式，并指出了“党的任务在于：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保证对苏联各族劳动群众进行国际主义教育所必需的条件”[1]417。
在此之前的十二大报告提纲中，斯大林还首次使用了“地方沙文主义”一词，用以指代“地方民族主义”，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相对应。斯大林指出，地方沙文主义就其力量看，没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危险，与在民族问题体系中占3/4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比较而言“地方沙文主义并不那么严重”，但它对于各民族共和国本身的和平发展及当地的工作和居民却“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种地方沙文主义倾向也是应当根除的”。[1]238在报告中，斯大林用了一个形象的数量关系来表述，认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沙文主义分别占3/4、1/4，并以此强调在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同时首先要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斯大林这种数量关系的表述无疑是科学和合乎实际的。在十二大报告的结论部分，斯大林针对拉柯夫斯基、布哈林等人“用不着为地方沙文主义这样的蛆虫操心，因为我们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样的‘歌利亚’”的发言，尤其是后者“建议删去关于地方沙文主义危害性”的观点，强调“不得不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的重要性，认为只有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同时跟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和地方沙文主义作斗争“才能取得胜利”，明确提出要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观点[1]249。
斯大林还通过区分“进攻性民族主义”、“防御性民族主义”以及论述民族主义的转化，强调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的危害及反对“两种民族主义”的必要性和手段。一方面，斯大林指出地方民族主义的滋长是由于国内普遍存在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归根到底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反应，是对它的答复，是一种防御”[1]237。并认为“既然民族主义残余是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一种特殊防御形式，那么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作坚决斗争就是铲除民族主义残余的最可靠的手段”[1]224，强调了通过首先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取得历史上被压迫民族的信任，从而实现各民族的团结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斯大林认为：在某些具有几个民族的民族共和国内，“这种防御性的民族主义往往变成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变成这些共和国内较强大的民族反对弱小民族的顽固的沙文主义”，这样的民族主义对民族共和国本身是非常有害的，因此“既然这种残余在变成反对各个共和国的弱小民族集团的地方沙文主义，那么同这种残余作直接斗争就是党员的义务”[1]224。在十二大报告提纲中，斯大林把同“这种残余的沙文主义”即地方民族主义作斗争定为党当前的第三项任务。
四、结语
总体而言，在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者及重要领导人的历程中，斯大林通过一系列理论论述，逐渐形成了革命的民族理论及关于民族主义的系统性论述。这些理论和论述正确揭示了包括民族主义问题在内的民族问题的阶级本质，揭示了民族压迫问题的阶级属性，强调了坚持维护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尤其是“两种民族主义”等无产阶级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政策的重要性，成为斯大林思想体系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及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重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由于国内、国际方面的种种因素，执政中晚期的斯大林渐渐偏离了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正确轨道，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犯了不少错误，最终导致苏联民族问题的积重难返及联盟国家的最终解体。对于斯大林的这些错误，学界已有广泛的研究和论述，甚至产生了诸多质疑斯大林在民族理论界和“经典作家”中的历史地位的看法，当然也有较为中肯的评价。譬如，王希恩先生对此曾有过专门注释：“由于斯大林的错误，目前斯大林一般不再被列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列，但由于他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上的贡献和巨大影响，民族理论界一般仍将他作为‘经典作家’看待。”[8]16应该说，如果考虑到斯大林的诸多错误，对斯大林的质疑甚至批判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如果我们能够基于唯物辩证法角度，全面审视斯大林有关理论与实践，相信会对其在民族理论界和“经典作家”中的历史地位尤其是其在论述民族主义问题上曾有的贡献有一更全面和清晰的认识。因此，我们对斯大林的评价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汲其教训，承其经验。总之，我们在质疑和批判斯大林之时同样不容忘切的是：斯大林在论述民族主义方面曾有的贡献是显见的，值得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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