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苏联解体的一个原因——兼评美国学者科兹的几个论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论点论文,美国论文,也谈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共失败后，研讨其失败原因的论著为数不少，其中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大卫·科兹的观点引起了国内学界的一定关注。先是1994年1月《科技与发展》中国发展专刊译载了科兹的论文《苏联：从社会主义改革到向资本主义过渡》，一些报刊还作了转载。2000年5月24日，科兹应中国人民大学邀请就苏联解体的原因作了专题讲座，其讲座摘要由任大海整理翻译，以《苏联解体的原因》为题发表在《当代思潮》杂志2000年第5期上。前后两篇东西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据科兹说，1991年下半年他访问了苏联，直接观察到苏联解体过程中的若干情况，近几年根据当时的见闻和大量的历史资料对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做了一次系统分析，并概括这些研究成果，写成一部名为《自上而下的革命》的书。看来，他在中国的讲座，正是他对新著观点的介绍和阐述。
科兹的研究确实有其独到的地方，有符合事实的一面，尤其是不盲目跟着西方流行观点跑，这是难能可贵的。比如，他认为，“苏联解体及其转变到资本主义乍看起来可以归因于外部压力”，但是无法想象，“中央情报局连在美国大门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消灭不了，竟有能力策划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搞跨”；“外部压力始终是事态进程中的一个因素，但是起主要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因”，这内因就是“一部分、很可能是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特权阶层，主要是中央政治经济部委中领导集团的绝大部分成员倾向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讲座中他表述得更精练，认为“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大约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正是这个“精英集团”“使苏联最终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据此，他提出了一个论点：“苏联解体的教训在于，由少数精英管理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老一代革命家过世，很难保证继承者们不想通过实行资本主义为自己获得更多的好处。”他从苏共内部找原因，并且直接地说苏共、苏联的社会主义是由在苏联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岗位的“精英集团”搞跨的，这是正确的。他还正确地认为：“社会主义的苏联解体，这并不说明社会主义已经失败，也不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优越。”
不过，仔细地研究科兹的全部观点又可以看到，由于他相当缺乏社会主义历史和现实的有关知识，他的一些重要论点又有一些肤浅的、简单化的东西，混乱、自相矛盾的东西，错误、荒唐的东西。比如，科兹说，正是这个占据着党政机关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想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所以他把自己系统分析苏联解体历史过程的书名定为《自上而下的革命》。我们看到，革命二字是没有引号的，就是说，他是在正面的原本意义上来使用“革命”这一概念的。既然科兹认为苏联人民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把一个农业社会转变成为一个工业化社会，是最优越的社会制度，它不仅更有利于社会发展，而且有利于实现最大范围和最高程度的社会公正，使广大人民确实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处，那么苏联从社会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就是一种蜕变，一种变质，一种历史的倒退，一种旧制度的复辟。可是，科兹却明明白白地把这样一个事变叫做“革命”，叫做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这不是是非混乱到极点了吗？可见，科兹的基本立场和基本观点还是反共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对此，必须有明晰的认识。
这里，同科兹着重商讨的是，占据苏联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特权阶层是怎样形成的？
科兹的基本观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尝试导致了一个倾向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集团”的形成。第一，他认为，这个社会集团的形成时间是在改革的尝试之日，“七十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八十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第二，他认为，这个社会集团形成的原因在于改革，当这个社会集团看到社会主义改革“很可能把统治集团中的绝大多数从他们的高位上赶下来，还会减少领导岗位所拥有的特权，工人阶级必定能从社会主义民主化中得益”的时候，这个“统治集团中的绝大部分马上抛弃旧制度，倒向资本主义”；第三，他忽视了这个精英集团的形成同苏联社会体制根本弊端的联系，而且笼统地说苏联的体制使经济发展非常快，还“实现了最大的社会公正”；第四，因此他否定市场化的改革，认为这是倾向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精英集团产生和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源。科兹关于倾向于资本主义的社会集团如何把苏联引上了资本主义过程的论述，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是他把这种分析和苏联社会精英集团形成的原因混同起来，把这个社会集团的产生归因于社会主义市场取向的改革，进而否定社会主义改革，则是错误的，是不能苟同的。
苏共及其社会主义的失败直接导因于戈尔巴乔夫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但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社会主义在20世纪50-60年代形成的新的特权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这个特权阶级，如科兹所说就是占据苏联党政机关重要岗位的“社会精英”。这个特权阶级在苏联社会中身居高位，掌握党、政、财、经、科、教、文各项大权，享有各种特权，形成既得利益的根源就是弊端丛生、给他们带来特权地位的苏联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所以，这个特权阶级作为一个新的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另一个重大特征，就是他们都是当时苏联僵化体制的最坚决、最顽固的维护者，是任何真正社会主义改革的最坚决、最疯狂的反对者。早在50-60年代，这个阶级就不惜动用武力来绞杀东欧共产党人的改革尝试，动用武力来对付社会主义各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不惜花费上万亿美元扩充军备、实行军事霸权主义，来维护自己“新沙皇”的特权地位。而当他们看到改革已不可阻挡，已直接威胁到自己的特权统治地位之时，就打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号，直至公开打出资本主义旗号，把改革引上了有利于他们自己既得利益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一切，大家已经基本取得共识。现在的问题是，这个搞跨苏共的特权阶级是怎样从苏联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呢？
在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存在着产生新的特权统治阶级的客观社会条件的，也就是说存在产生新的特权统治阶级的客观可能性。而自斯大林以来的苏共领导人，由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长期以来认识不到这一点，更没有自觉地通过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去消除这种土壤，没有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加以防范，反而搞了一个高度集中、僵化保守的经济政治体制，为这个新的特权统治阶级的形成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是苏联特权统治阶级产生的客观可能性变为现实的原因。
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分工的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对此，恩格斯曾作过深刻的阐述，他说：“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掌管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1]我们看到，苏联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消灭了旧的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但是这个革命却不可能立即使苏联的社会生产摆脱落后状况，达到消灭阶级的水平。因此，在苏联社会里，社会分工和阶级差别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不仅存在着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的阶级差别，而且苏联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事实上是在“被迫专门从事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的“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特殊社会阶层、社会群体。应当说，直至苏联垮台之时，这种状况也没有根本改变。据苏联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982年时，苏联工人和职员占到86.7%，集体农民和合作社手工业者为13.3%，而党政干部的人数如果按人口5%计算则达到1300万人，这是一个很不小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集团。还要注意，这个社会集团在苏联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下，不仅掌握着国家政治的管理大权，而且掌握着国家全部经济、财政、文教的管理大权，握有支配全部社会资源的权力。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阶层也无法比拟的。这表明，在苏联，这个主管国家劳动、政务、司法、艺术之类事务的社会群体所消费的，不仅是直接从事劳动的人们的剩余劳动，甚至还有一部分必要的劳动。显然，科兹没有认识到这种情况，他说苏联“实现了最大的社会公正”，是言过其实的，只能说同旧社会相比，苏联比较公正一些。
上述表明，苏联党政干部队伍的客观社会地位就是一个掌握政经管理大权、脱离直接生产劳动、消费着直接生产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和一部分必要劳动的特殊社会群体、社会集团。问题还在于，由于社会主义是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首先胜利，由于生产的不发达和财富的不丰富将持续一个很长的时期，人们之间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将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按照效率与公正相结合的原则来尽可能合理地分配社会的必需品，使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不会达到危害社会稳定和阻碍社会发展的程度。然而，在这种社会里，为利益所驱动，一部分公职人员利用自己手中的这种权力捞取各种个人好处、发生腐化现象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在这个长过程中，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忽视这种危险性，没有采取有效的对策和防范措施，使这种腐化现象普遍化，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并运用手中的权力来谋取和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那就会发生国家政权的蜕变，党政领导集团就会蜕变为新的统治阶级、新的剥削阶级，也就是特权统治阶级。
其实，对于新生的工人阶级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客观的和主观的复杂因素的作用，有可能发生党和国家领导集团蜕变为新的统治阶级、新的剥削阶级、官僚者阶级，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问题，以及工人阶级政党必须保持清醒认识并采取有效防范措施的问题。工人阶级有眼光的领袖，早就从工人阶级统治的实践中预见到了这一点。我们知道，恩格斯早在1891年就指出：无产阶级的新“国家再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他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后进一步指出，这个新国家有一个“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至今在所有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现象的任务。为此，巴黎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家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2]当然，巴黎公社的经验是很有限的，远远无法适应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复杂情况。但是，恩格斯要工人政党重视这个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问题并注意从实践经验中找到有效的防范方法的思路，是很有意义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新的事实面前，也提出了同苏维埃政权所存在的旧国家祸害作斗争的任务。他说，由于俄国经济文化的落后性，广泛存在的小生产的分散性，工农群众缺乏管理才能和经验，由于旧政权及其行政管理人员影响的存在，官僚主义、营私舞弊、特殊化等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会长期存在。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为了同这些弊病作斗争，必须发扬民主，严格制度，加强监督，纯洁党的队伍等等。列宁这些思想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这里还想起列宁在1917年《国家与革命》这部著作中说过的一段话：“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3]我们当然要科学地理解列宁的观点。列宁决不是要把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资产阶级国家制度混同起来，否定社会主义革命的进步性质；但他确实在提醒人们，在社会主义阶段，国家在维护社会权利准则当中，如果把握得不好，是存在蜕变为“资产阶级国家”的危险的。
然而，我们看到，斯大林以来的苏共领导，由于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一直忽视这个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没有按照列宁的思路把这项工作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苏联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认为苏联达到了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永远地不复返了，从而长期把外国间谍机关派遣的间谍、杀人凶手和暗害分子以及党政机关中的蜕化变节分子当成主要的威胁，一味地加强暴力镇压、惩罚和侦察机关，不断地肃清“人民公敌”，清洗干部队伍，滥杀无辜乃至党的优秀干部，践踏法制，破坏民主。他们也批评和反对官僚主义、特殊化和腐化现象，但没有认真地从制度、体制、机制、思想教育、作风建设方面加以系统地解决，相反，他们搞的那些镇压、清洗、破坏民主、践踏法制的活动，既不利于正视腐化现象的蔓延，更不利于同它进行有效的斗争。而从斯大林以来，苏共日益强化的那套僵化的政治体制和干部制度，高度集中、缺乏民主和有效监督的权力结构和干部任职的事实上的终身制，更为党和国家领导集团蜕变为新的统治阶级提供了方便条件和合法手段。由于上述一系列错误的发生，在苏联，党和国家领导集团的第一代、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由于绝大多数是在工人阶级革命实践中奋战出来的忠诚战士，还能够奉行社会主义原则，代表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保持了社会公仆的本色和党与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而到了第四代、第五代，事情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后继者们并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战士，也没有树立共产主义信念，他们进入党内，进入党政领导岗位，取得党和苏维埃干部的头衔，只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为了在苏联这个存在阶级差别的社会里获得优越的特权地位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利用手中的权力达到自己的利益。在苏联的体制下，这些人日渐成为党政干部这个社会集团的主体，逐渐成了一个稳定的、维护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这样，苏联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就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一个高居于人民之上的、利用手中权力追求和维护自己特殊利益、盘剥人民的官僚者阶级、特权统治阶级就形成了，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特权阶层”。
由于这个特权统治阶级始终打着苏联党政干部的牌子，直到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之后，他们才以赤裸裸的资产阶级面目出现。科兹说它是改革的结果，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产生的，只是说明科兹不懂得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解剖刀，为假象所迷惑。事实表明，这个特权统治阶级，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体上就是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的时期就已形成。赫鲁晓夫的改革，尽管存在诸多毛病，但却严重地冲击了这个正在萌生中的特权统治阶级的地位。勃列日涅夫的上台，正是这个萌生中的特权统治阶级顽固并猖狂反对改革、维护集中体现其既得利益的政治经济体制的重大政治行动和重要标志。此后，这个特权统治阶级就迅速地成长起来。正是在这个时期，党政干部与人民群众收入的差距达到30-44倍，同时又把科技人员的收入不合理地加以降低，科技人员与工人的工资由1940年的2.1∶1降到1980年的1.1∶1，完全违背了世界科技进步潮流。正是在这个时期，党政机构迅速地膨胀起来。据统计，苏联全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部从1965年的29个增加到80年代前期的160个，部长会议所属的部委和直属机构正副部长级干部达800人之多，一个黑色冶金部就有正副部长19人。党政机关已完全官僚化了。党的干部事实上的终身制达到顶点：1976年苏共25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中连任的达90%；26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是25大的原班人马；中央委员中任期最长的达34年；至于思想僵化、个人专断、脱离群众、任用私人、裙带关系、营私舞弊、腐化堕落，更是比比皆是。正是在这一时期，苏共不仅自己不改革，还制造“有限主权论”，动用军队武装镇压东欧的社会主义改革，疯狂推行军国主义、霸权主义政策，堕落为社会帝国主义。1989-1990年的调查表明：当时人民认为苏共领导阶层代表劳动人民的只有7%，代表工人的4%，代表苏共党员的11%，代表党政官僚和机关人员的达85%。这是在苏共统治接近解体之时人民说出的真话，是人民当时对苏共的很科学的评价。这一切都表明，苏共领导集团已不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已不再是社会主义的代表，是一个挂着社会主义旗号奴役压榨本国人民并极力压迫别国人民的新的统治阶级。这就是我们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解剖这一时期苏共领导集团全部理论与实践而得出的结论。
苏共及其社会主义正是毁于这个由于主客观因素复杂作用而产生于苏共内部的特权统治阶级。搞清楚这个特权统治阶级为什么以及如何产生，才能搞清楚苏共、苏联失败的根本原因，真正总结汲取苏共、苏联失败的历史教训，找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科兹虽然看到，是这个特权统治阶级搞跨了苏共和苏联，却不懂得它产生的真正原因，而是把它归之于改革，进而得出了反对市场化改革的错误结论。我们当然不能同意。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社会主义不改革、不正确地进行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
产生了新的特权阶级的苏联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尽管从来就具有根本性弊病，但在特定的战时环境中曾使苏联的经济有很大很快的发展。然而，当内外条件已发生根本变化后，仍然固守并强化旧体制，其结果是使生产力发展受到严重束缚，经济长期陷入困境，人民生活不能提高。这就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情况：“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4]这就是新的特权阶级产生的社会条件。只有进行全面改革，首先是市场取向的改革，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铲除阶级再生从而铲除新的特权统治阶级产生的社会土壤。同时，大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健全法制，提高人民的全面素质，才能有效制约和监督党政干部正确运用权力，防止腐化、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而这一切，又取决于一个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忠诚于人民和社会主义的，站在时代前列勇于改革创新的，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坚定不移的理论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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