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失衡发展的制度因素分析——以江苏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江苏论文,为例论文,因素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 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973(2007)03-0065-04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GDP总量由1978年的249.24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18272.12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的提高，人均可支配消费收入由1978年的288元提高到2005年的12319元。然而在这些辉煌成就的背后，有一个问题却一直困扰着江苏的执政者，即江苏经济的失衡发展问题，同苏南欣欣向荣的经济发展相比，苏北的贫困落后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尽管早在1984年江苏省政府就提出了“积极提高苏南，加快发展苏北”的政策，试图缩小苏南苏北经济差距，但是十几年过去了，这一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解决。
我们选取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盐城苏北五市和南京、无锡、苏州、常州、镇江苏南五市作为研究对象来进行比较分析，从图1可以清晰地发现，1978年以来，苏南苏北经济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而令人疑惑的是进入1990年代以来，南北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有拉大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越发明显(如图1)，本文力图从新制度学派的角度，借鉴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
资料来源：《江苏五十年(1949—1999)》以及《江苏统计年鉴》(2000—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
图1 苏南苏北人均GDP比值
Fig.1 GDP per head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in Jiangsu
一、模型的引入和新制度学派的视角
区域经济的失衡发展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经济增长问题，它隐含了包括区域经济增长的源泉、两区域经济增长具有趋同性还是趋异性、造成趋同或趋异的因素等一系列问题，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在这里引入了索洛—斯旺经济发展模型，即新古典外生增长模型，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和T.斯旺提出的。
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的表达式为：
其中，Y代表产出增长，K代表资本投入，L代表劳动力投入，β和(1—β))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的生产弹性，索洛认为，增长的源泉除了资本K和劳动力L的投入之外，还有一个余值A，索洛把这个余值A定义为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表示的“技术进步”，这里所说的“技术进步”是一个很宽泛的宏观总量概念，不单指工艺改进，而是包括一切在资本、劳动投入不变的条件下引起产出增加的因素，是一般的效率提高。
索洛—斯旺模型的革命性在于它揭示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其一是，索洛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资本、劳动力和余值A，索洛将余值A定义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而且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其二，索洛认为经济增长是收敛的，也即经济增长具有趋同性。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理解这种趋同性，假定两地区A和B，A的经济发展优于B地区，两地间人均收入增长之所以不同，是源于其资本与劳动力比率的不同，如果地区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受自然环境或者法律或者政府等因素的限制，那么劳动力将从资本缺乏、收入低的B地区迁居到资本密集、收入高的A地区，在这一过程中，索洛认为A地区的资本边际收益率是递减的，这时A地区的资本会主动流向B地区，那么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资本和劳动力这两类要素的流动最终使A与B两地区间的资本与劳动力比率达到平衡，从而最终使A、B两地的经济平衡发展。
当然，索洛—斯旺经济增长模型在后来也受到了新增长理论的挑战，但它仍是我们分析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之一。
对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制度学派尽管从未提出过趋同或者趋异的假说，但是制度学派的拥护者们都一致将制度以及制度的演变作为国家或地区兴盛衰落的根源，例如，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就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有效率的制度的建立，一种能够提供适当的个人激励的有效制度的选择以及推行制度的机制和能力是决定各国经济增长差异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我们这里所说的制度可以理解为社会规则的集合，正如诺斯所言，制度是人们制定的规则，用以约束人类的行为，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一个地区地理位置、资源量等自然禀赋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意义，但若认为这些条件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则未免有些牵强，例如，墨西哥尽管直接与美国接壤，但是其经济却未得到充分的发展，连云港尽管位于亚欧桥头堡，拥有优质海港，但其发展却一直不能让人满意，其人均GDP从1990年后一直排全省10名以后。
又有人认为，技术进步(这里单指工艺改进)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但事实上不论是技术的转移、运用还是创新，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如在我国区际经济关系中大量存在的诸如经济制裁、贸易战、地区封锁等现象就严重阻碍了技术转移，缺乏良好的人力资源市场和资本市场就难以实现技术的高效运用，没有完善的《知识产权法》，不对知识产权进行有效的保护，就很难形成对技术创新的激励，这些观点在诺思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已经有过详尽的分析。
二、制度因素分析
下面，我们再回到文章刚开始所提出的问题中去，按照索洛—斯旺模型，地区经济发展是具有趋同性的，然而改革开放以来，苏南苏北一直存在着差距，并且表现出以下两个特点：其一是1980年代差距较为稳定，其二是，进入1990年代后，差距拉大的表现越发明显，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制度因素又是什么呢？
在改革开放之初，应该说苏南较之苏北已经具有了比较明显的初始优势，然而这一差距在整个1980年代实际上并没有明显拉开(如图1)，这主要源于如下制度设计。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农村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1979—1980年，江苏进行了大宗农作物联产计酬的试点，此后，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逐步推开，自1982年下半年到1983年上半年全面实行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一制度设计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的生产率，不难想像，对于农业比重较大的苏北地区而言，这一制度变革所带来的效用是更为明显的。
实际上，在1980年代中后期，另一场对于苏南地区更有意义的制度变革正在酝酿，1985年初至1987年底，国务院决定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漳—泉—厦三角地区以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并给予政策扶持(见表1)。
表1 沿海经济开放区优惠政策
Tab.1 Beneficial policies in the East-coast economic opening zone
国家
地方
工商
对外资企对外资
所得
所得
出口 业进口设备
审批数
税 税 税 关税
沿海 24％ 减税或 免税 免税 较自由度
开放经济区 免税
在这些政策的保护下，苏南地区具有比苏北更大的制度创新空间，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到1980年代后期，农业政策投入明显不足，比如农产品的购销价格政策等关系到农产品增长和农民收入增加的关键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致使1980年代初进行的一系列制度变迁效用逐渐减弱，农业出现徘徊的局面，1989—1991年，种植业、多种经营年递增率分别为0.8％、6.3％，农民人均纯收入递增4.9％，实际收入率递减2.4％，农村社会总产值年递增仅8.7％。[1] 这对于落后的苏北而言，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进入1990年代以后，苏南与苏北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制度差距，这些制度差距正是造成南北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这些制度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市场化程度的差距
从经济体制转型过程来看，在上述种种政策的推动下，苏南地区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走在苏北之前。
苏南地区的集体、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国有经济得到较快发展，而苏北非国有经济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差。2000年，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苏南为71.9％，苏中为72.2％，苏北为57.1％。从市场发育程度看，改革开放以后，苏南地区市场流通规模迅速扩大，各种要素市场得到迅速发展，人们的市场观念大大增强，而苏北地区则相对逊色，据调查，到2000年底，每百平方公里分布的商品交易市场数量，苏南为9.2个，苏中为7.3个，苏北为4.2个；商品成交额占全省的比重则分别为55.3％、18.2％、26.5％。商品交易市场建设投入额，苏南地区大大高于苏北地区。[2]
我们这里所说的市场化程度在本质上即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程度，一个共识是市场化程度越高，经济的发展越快，道理不难理解，首先，价格只有由市场决定才能发挥其价格信号的作用，才能成为生产与投资决策的重要依据；其次，高市场化程度下的竞争是公平的，能够使企业产生积极的压力，并促其按市场法则行事；最后，市场化程度越高，要素流动越快，各种要素资源的利用率才会相对越高。
2.开放程度
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变过程来看，江苏对外开放是一个典型的由苏南局部带动的制度扩散的渐进过程，在改革的起步阶段，江苏选择苏南地区作为对外开放的战略重点，区域开放的进程率先从苏南地区开始，再逐步波及苏北，大致形成了开放格局的梯度推进格局，在苏南实施的各种开放政策，使得该地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从而使苏南地区达到了较高的开放度(如图2、图3)。
图2 苏南苏北实际利用外资差
Fig.2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employment of foreign capital of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in Jiangsu
资料来源：《江苏五十年(1949—1999)》以及《江苏统计年鉴》(2000—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
图3 苏南苏北外贸出口额差
Fig.3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oreign export of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in Jiangsu
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使本地企业通过参与国际分工，从而发挥比较优势和实现规模效益，以昆山市为例，据统计，截至2005年11月底，昆山为外资作配套的民营企业近1000家，配套项目近1500个，配套销售额近200亿元。2005年底，昆山市GDP达到730亿元，三年翻一番；财政收入实现116.8亿元，三年翻一番半，其中地方一般预算收入达到51.6亿元；进出口总额完成330亿美元，三年翻两番。[3]
3.所有制结构的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苏南地区已经逐步从体制改革前的单一所有制结构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多元所有制结构，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推动苏南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而苏北地区的所有制结构转型的过程则相对滞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速度相对较慢，这样就形成了所有制结构上的区际差异。
与国有经济相比，非国有经济具有更为灵活的组织机制和更强的发展能力，对于市场的变化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同时，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又能为国有经济改革提供更多资本支持和更好的外部环境，因此，非国有经济已经成为促进苏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缩短苏南苏北差距的制度构建
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的演变过程往往具有“路径依赖”的性质，也就是说，存在某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步入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正如诺思所说的那样，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现在可能的选择，沿着已有的路径，经济和制度的变迁可能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弄得不好，还会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中，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描述的那样，在进入1990年代以后，苏南与苏北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在某中程度上也正是这种“自增强”和“锁定”机制作用的结果。
同时，新制度学派又认为落后地区的“锁定”是可以打破的，往往要借助于外部效应，通过引入外部力量(如政府力量)来实现制度变革。
1.加快苏北地区的市场化改革
正如我们在文章第二部分所分析的那样，苏北地区的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相对缓慢，市场机制在区域经济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尚未确立，经济运行效率还比较低，因此应当进一步深化和加快苏北市场化改革进程，特别是要建立完善的要素市场，使要素能够在地区与地区之间自由流动，对苏北而言，要素市场的完善显得尤为重要，以劳动力市场为例，目前江苏省亟待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有253.98万人，转移任务较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苏中和苏北，许多县(市)劳动力转移率只有1/3左右。2004年1—5月，苏北五市新增劳务输出34.2万人，其中苏南地区吸纳18.55万人。[4]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仅有正式的制度设计(如法律规则等)是不够的，新制度学派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如果没有非正式制度安排，制度转型及其实施将十分不稳定，为此还必须及时变革苏北人民群众特别是领导干部传统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苏北由于经济落后，很多官员形成了“等靠要”“假大空”作风，缺乏现代市场意识，这在很多程度上阻碍了苏北地区市场化变革。
2.改革完善政府机制，规范政府行为
按照传统的观点，市场主要解决效率问题，而公平问题则主要留给政府去解决，然而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真的能带来公平吗？政府开支占GDP的比大致可以反映政府控制资源的力度，比较图4、图5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政府开支占GDP的比率曲线和苏南苏北经济差距曲线是高度恰合的，也就是说，在政府加大投资的情况下，经济差距反而是扩大了。
图4 苏南苏北人均GDP比值
Fig.4 GDP per head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in Jiangsu
资料来源：《江苏五十年(1949—1999)》以及《江苏统计年鉴》(2000—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
图5 财政支出占GDP的比
Fig.5 Financial expenditure from GDP
事实上，多年来政府将大量财政资源投入到盈利性行业，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也因此而缺乏足够的资源来支持其在义务教育、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同时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政府掌握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必然会扩大“寻租空间”，从而增加“交易成本”，不利于市场的发展，这些现象在苏北更突出。
政府的这种越位和缺位源于以下制度设计：首先是没有科学合理的干部绩效评价体系，往往将GDP、经济的增长速度作为衡量各级党政干部“绩效”的主要标准；其次，以生产型增值税为主的税收体制使地方政府都努力运用手中的资源配置权力集中力量营建产值大、税收多的简单加工工业和重化工业等重大项目。
因此，要改革官员评价体制和当前的财税体制，规范政府行为，使政府回归到提供公共物品和弥补市场缺陷的位置上来。
3.加快制度引进和创新
尽管苏北与苏南存在较大的制度差距，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苏北在今后的制度变迁中所具有的优势。
首先，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苏南的很多制度模式得到了检验，这为苏北加速制度引进提供了可能和动力。其次，相对于苏南“摸索式”的制度变迁方式而言，苏北的制度引进更有针对性和目的性，因而可以节约不少制度变迁成本。再次，近些年来，江苏省政府加强了对苏北的帮扶力度，给予了不少政策扶持，对苏北在制度变迁中出现的成本，也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予以化解。同时，苏北地区也应该结合自身情况加强制度创新，如宿迁模式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标签：苏北论文; 经济论文; 江苏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索洛增长模型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江苏统计年鉴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