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经济与产业地理集聚———个基本理论逻辑及对我国工业经济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业经济论文,基本理论论文,逻辑论文,地理论文,实证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献综述
（一）理论文献
“外部经济（注：有的学者称之为外在经济，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本第2卷，P280—282。）是经济学文献中最难以捉摸的概念之一”（Tibor Scitovosky，1954）。现代意义上外部经济的一般含义是指在竞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价格不反映生产的边际社会成本，但它反映一个事实，那就是经济效果传播到市场机制之外，并改变接受效果的厂商的产出和由其操纵的投入之间的技术关系，因此又被称为技术性外部经济。
马歇尔在分析到产业生产成本作为产量函数时引入了外部经济这一术语，他认为，“我们把任何产品的生产规模的扩大所产生的经济效应划分为两类：第一类经济取决于产业的一般发展，第二类经济取决于从事工商业的单个企业的资源、它们的组织以及它们管理的效率。我们把前者称为外部经济，后者称为内部经济”（Marshall，1920）（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本第2卷，P281—282。）。
马歇尔进而指出，产业的增长，特别是产业地理集聚（industrial geographic clustering）（注：在本文中产业地理集聚是指相同的产业集中于某个特定地区的一种产业成长现象。）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集聚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效应，即创造出熟练劳动力市场、专业化服务性中间行业和技术外溢，并且改进铁路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这些思想（或者说其中一部分思想）最早是由杨（Young，1928）阐明的。后来外部经济的概念在主要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制定的地区发展战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瓦伊纳（Viner，1931）则提出了外部货币经济（pecuniary economies）的概念。瓦伊纳将它与技术经济（常被称为非货币经济）区分开来。瓦（1931）指出，一个企业是某个行业的一部分，当整个行业增长时，企业为它的生产要素支付的价格降低而使企业的单位成本减少，这时候就存在外部货币经济。一般而言外部货币经济是通过时间来起作用的，而外部技术经济则是在一个静态均衡的框架里起作用。
克鲁格曼（Krugman，1991）认为，正是与供给、需求相关的外部货币性经济，而不是纯粹的技术外溢，导致了制造业的地理集中和中心-外围模式的形成。他认为，在完全竞争性一般均衡中，外部货币经济不产生福利影响，也不会产生动态性问题。但在不完全竞争和收益递增的假设下，外部货币经济则起着重要的作用。
缪尔达尔（Myrdal，1957）将产业集聚现象解释为外部经济作用下的“累积因果”（circular causation），即制造品生产将趋向于集中在大市场地区，然后通过进一步吸引其它地区的生产使得市场继续扩大。赫希曼（Hirshman，1958）指出产业集聚使制造品生产的“前向连接”与“后向连接”会相互加强：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由于在现存的制造业中心购买其所提供的产品更为便宜，因而该中心将吸引更多的厂商和居民。在这里外部经济成了联系效应的同义词。
从上述理论方面的文献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外部经济可分为基于知识集中与外溢的技术外部经济和基于市场联系的货币外部经济，前者强调生产函数（技术）上的相互依赖，后者强调价格体系（市场）的相互依赖。两者有时候也可以相互包容到一起，并不一定相互矛盾（Scitovosky，1954）。而且无论提出技术外部经济还是提出货币外部经济的学者，他们都承认外部经济是产业集聚的产生原因和重要结果。
（二）实证文献
尽管外部经济是“难以捉摸的”（Krugman，1991），但有关外部经济和产业地理集聚的实证研究也有不少。Kim（1995）对美国1880到1987年之中的5个样本年份、20个行业进行了分析，并测度了两个外生变量，一是规模经济（用平均厂商规模来表示），其二是资源密集度（用产品增值中的原材料成本比重表示）。他发现，这两种变量与工业布局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Amiti（1997）对1967-1989年欧盟5个成员国65个行业进行了研究，她对区位基尼系数与规模经济（用平均厂商规模来表示），中间产品密集度（用周转速度、产品增值度来测算），以及要素密集度（用劳动力成本与平均值的差距来表示）进行回归分析，发现规模经济和中间产品密集度与地理集中度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而要素密集度则没有。Brülhart和Trionfètti等（1998）却发现要素禀赋和“新”决定因素（规模经济）对欧洲的经济地理、工业布局影响都很大。
需求对地理集聚的影响也非常大，Davis和Weinstein（1996，1997，1998）发表了不少文章，用严谨地计量分析来检验基于收益递增假设上的“本地市场”需求效应（home market effect）。他们的研究发现，在没有运输成本的新古典模型中，工业区位完全由要素禀赋决定，且与需求空间分布无关，因此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相关度为0。而在存在运输成本的新古典模型中，某个地区对某种产品的大量需求会吸引该产品在当地生产，因此生产与需求正相关。Davis和Weinstein（1998）在对日本40个地区19个工业部门的研究中发现其中8个工业部门的需求-生产比例超过1∶1，也就是说一个单位的需求吸引了多于1单位的生产在当地集中。包括4个常常受到质疑的部门：纺织、钢铁、交通设备、精密仪器。在对日本的研究中Davis和Weinstein也发现这4个部门存在较强的本地市场效应。
我国也有不少学者从外部经济方面阐释过产业集聚现象。如范剑勇、杨丙见（2002）分析了外部经济中的运输成本和需求增长（人口增长）对美国中西部制造业发展的推动作用；魏守华（2002）以嵊州领带产业集聚为例，分析了产业集聚的动力和产业发展所带来的外部经济；金祥荣、朱希伟（2002）分析了我国温州鞋业、宁波服装、永康五金等专业化产业区的演化，他指出分工、报酬递增和外部性是专业化产业区发展壮大的动力。但他对规模经济和报酬递增对于产业区的作用没有做实证分析。
在实证性的文献中，对欧洲、美国、日本的相关问题研究较多，而对发展中国家研究相对较少。就我国而言，对产业集聚的描述性实证比较多，但对外部经济的定量分析较少。本文的贡献就在于，通过建立一个回归模型，用投入因素、规模变量、初始水平、需求变量等四个解释变量对我国工业经济整体上的地理集聚进行了回归分析，考察了外部经济对于地理集聚的作用，并结合我国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对规模经济等经济外部性与产业地理集聚的相关性进行了解释。
二、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的基本逻辑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产业地理集聚”（Krugman，1991）。克鲁格曼总结了马歇尔的观点，并以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假设前提，在Dixit-Stiglitz垄断竞争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地理集聚模型，用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制造业何时/为何集聚在少数几个地区，而使得其他地区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地？或者说，一个中心-外围模式是如何建立并维持下去的？
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的基本假定为：一个国家，两种产品——农产品和制造品。农产品是同质的，其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是不可移动的土地，因此农产品的空间分布很大程度上由外生的土地分布情况决定；制造品包括许多有差异的产品，其生产具有规模经济和收益递增的特征，很少使用土地。
那么制造品生产会在何地进行呢？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每种制造品的生产将只在为数不多的地区进行。假定其他条件不变，这些地方将是靠近较大需求的地方，生产与市场的近距离有利于减少运输成本。然后其他地区将成为为这些制造业集中的地区提供服务的外围。
问题是，哪里的制造品需求大呢？一方面，农产品的生产会形成对制造品的部分需求。但如果对制造品的全部需求都来自于农业的话，就象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和勒施（L
sch，1940）所提出的古典模型所描述的那样，那么制造品的分布就会和农产品一样由外生的土地分布情况决定。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另一方面，对制造品的需求不仅来自于农业部门，还来自于制造业本身。
如果制造业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小，那么对制造品的需求也不会很大。如果规模经济不强，运输成本又高，那么为农业部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行业将在其市场附近生产。在铁路诞生之前以及前工业时代就是这种情形，大量的人口滞留在农业部门，制造业和商业部门都很小，以至于规模经济小，运输成本高，农业地区未被满足的需求只能由服务于当地市场的小城镇来满足。但随着社会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开支在非农产品和服务方面，以及大规模生产和低成本运输方式的出现，打破了原来依附于土地的生产布局，有着大量非农业人口居住的地区开始吸引制造业的生产。其原因既在于当地市场的容量大，也在于那里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产品和服务。然后该地区又会从制造业较少的地区吸引更多的人口，这种进程会自我推动和自我维持，甚至可能最终使得所有的非农人口都集中在这些少数地区。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数字例子来说明这些基本的思想。假设一个国家60％的劳动力是农民，东部和西部各有一半。另外再假设对于一种有代表性的制造品，总需求是10个单位。因此如果所有的制造业都集中在一个地区，那么该地区的需求是7个单位（当地农民的需求是3个单位，制造业工人的需求是4个单位），另一个地方需求为3个单位；如果制造业在这两个地区平均划分，那么，每个地区的需求是5个单位。
我们进一步假设固定成本和运输成本：设开办一个工厂的固定成本是4，单位运输成本是1。根据所有其他厂商的定位策略，一个典型厂商有三种定位方式，即东部、西部和两地。假设所有的其他厂商都集中在东部，那么，该厂商在东部就会有7单位的需求，在西部只有3单位的需求。如果它在东部生产，而向两地销售，所要承担的运输成本就是3个单位，而固定成本是4；如果它在西部生产，向两地区销售，所承担的运输成本就是7个单位，而固定成本同样是4个单位；而当它在两个地区同时生产，并向两地区进行销售，此时它虽然节省了运输成本，但要承担两个固定成本（8个单位）。比较总成本，西部生产＞两地生产＞东部生产，因此在成本最小化的原则下，该厂商会选择在东部生产，向两地销售。
如果每个厂商都在东部生产，则制造业生产就全部集中在东部。也就是说，生产集中在东部是一个均衡，但这不是唯一的均衡。如果制造业都集中在西部，每个厂商同样也想把生产集中在西部。如果东部和西部都生产，每个厂商也会想同时在东部和西部生产。因此，在本例中存在三种均衡，分别是东部、西部、两地均分三种情况。
因此，克鲁格曼的中心外围基本模型依赖于外部经济，即规模经济、收益递增以及运输成本和需求的相互作用。该模型的基本逻辑是：一个地区成为制造业中心，而另一地区成为农业外围的中心-外围模式取决于较大的规模经济、较低的运输成本以及制造业在支出中的较大的份额这三者的结合。
三、我国改革进程中工业经济的规模经济以及地理集聚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渐进式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入，我国工业经济迅速增长，工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业化的空间格局也在逐步演变。改革前我国实行中央计划和推动地区平衡发展战略，从而导致我国工业的空间格局呈分散且不合理的状态。改革后我国采取中央和地方分权，激励地方政府发挥自身优势的战略，使得工业空间布局发生了很大改变。
我们发现，1988年到1997年间我国28个工业大类（注：由于电力蒸汽热水及自来水等行业主要是供应本地市场，因此本文将其排除在外。）其中24个行业的地理集聚度（注：本文使用的是C4指标来表示地理集聚度，即产量份额最大的4个省在某特定行业总值中的比重。）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集聚度增长最大的是医药行业（同时该行业也是1997年地理集聚度最小的行业），约为1988年的4倍，然后依次为皮革、造纸、烟草加工、仪表。只有四个行业的集聚度出现了下降，分别为黑色金属采选、冶炼，石油采选、加工。1997年集聚度最高的行业是木材与竹材采运，高达0.78，最低为医药，仅0.36。
表1 1997--1988工业地理集聚度及变化最大/小的行业
注：本表根据《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1998、1989）计算得出。
（二）数据选取及模型说明
（a）数据说明。
笔者选取了1988和1997年30个省份28个工业大类，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在计算工业地理集聚度时，本文使用的是C4指标，即产量份额最大的4个省在某特定行业总值中的比重。另外，笔者在回归分析中将重庆并入到四川，海南单独列出。
（b）模型及变量说明。
考虑到运输成本量化的困难性，本文没有将这一变量单独放入回归模型中（但这并不等于说运输成本对地理集聚的影响可以忽视）。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上文介绍的克鲁格曼模型中，规模递增、运输成本、需求决定着制造业在何处集聚，其中的需求是流动的需求，即劳动力流动所引起的跨区域需求。而在本文实证部分的需求变量是用某行业在整个行业的份额来表示的，因而并没有严格地将这种需求的流动特征考虑在内。
因此，对于本文的实证模型，笔者需要做出说明的是：本文的实证模型即不是完全意义上对克鲁格曼模型的应用，也不是完全意义上对克鲁格曼模型的检验。而是在该模型的基础上着重于考察我国改革进程中工业行业地理集聚度的变化与经济外部性（注：本文中笔者用C4指标来表示每个不同行业的集聚度，并研究其外部经济，这是一个微观外部性问题，与克鲁格曼模型的宏观外部性有所差异。但克鲁格曼是用垄断竞争市场中的无数制造品中一种有代表性的（representative）制造品和一个制造品组合来对中心-外围模型进行研究，且承认制造品的微观特征，认为制造品包括许多差异产品，每个产品的生产中都有规模经济。因此本文在实证过程中做出这样的处理，应该也还是可行的。）（特别是规模经济）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为此，本文首先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Cs是s产业的集聚度（s=1，2，3...28），（C4）在1988-1997期间内的增长率，其变化依赖于四种解释变量，分别为投入因素（Is）、规模变量（Ss）、初始水平（Os）、需求变量（Ds）。
（1）Is为投入因素，即s产业在1988-1997年期间的劳动（L[，s]）和固定资本（f[，s]）投入变化，可分别表示为
它们反映的是投入变化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如果某行业劳动和固定资本的投入在空间是集中的，那么该行业在地理上也会呈现出相应的集聚。
（2）Ss为规模变量，包括规模指数G[，S]、规模经济效应指数GE[，S]和企业指数ne[，s]。规模指数G[，S]是指1988-1997年s产业的单位企业固定资产的变化，可表示为
分别为1997年和1988年s产业的企业个数，因此该指数实际上是单个企业的规模变化。一般而言，如果单个企业规模比较大，那么其在地理上发生转移的可能就相对较小，该行业的地理分布就会相对稳定。
为两个年份s产业的总资产，即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的总和。如前所述，该指数反映的是规模经济效应，即投入和产出的比例关系。改革前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在地理分布上的分散曾严重限制了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那么改革后我国工业的地理分布是否又体现了规模经济效应呢？我们将从这一解释变量中得到答案。
ne[，s]为企业指数，指的是s产业在两个年度的企业个数比，表示为
我们认为，行业内企业个数应该与该行业的地理集聚度成反比，一个极端的情况就是该行业完全垄断，这时其地理集聚度一般也会很大。
（3）初始水平（Os），包括初始集聚度
该变量反映了s产业的初始发展情况。在克鲁格曼模型中，初始变量对产业的地理集聚会有很大的影响。在一个规模经济足够大的行业，如果其初始集聚度较大，那么就会有一种循环累积因果效应推动其继续吸引其他地区的份额，从而形成该行业的制造中心。
（4）需求变量（Ds），我们假设需求和供给总是平衡的，因此本文用s产业产值占当年工业总产值比重的变化来表示对该行业产品需求的变化，表示为
为1997和1988年的工业总产值。在前文介绍的理论逻辑中，行业的需求（或该行业在总产值中的份额）越大，越有利于产业集聚和生产中心的形成。
综上所述，我们得到最后的回归方程（注：在进行回归前的初步分析中，笔者测试了多种函数形式，如取对数和不取对数等，最后确定的方程给出的结果最优、最稳定。）如下：
（三）实证结果与解释
（a）实证结果。
本文运用EVIEWS3.0和SPSS11.0两种统计软件进行计算，并综合两者的结论进行分析和检验，回归结果见表2。
表2 回归结果
注：1，括号内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结果在10％、5％、1％水平下显著；2，回归系数采用标准化的回归系数；3，从修正的R2、F统计量及其相伴概率、对数似然值、以及AIC准则、SC准则检验的结果来看，回归模型获得的评价是很高的；4，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经过计算，没有发现共线性问题；5，D-W值在2.1-2.4之间，表明残差序列没有自相关问题。
从表2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劳动和资本的作用和前文介绍的理论模型结果一致，它们对地理集聚的增加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换言之，职工人数的增加以及固定资产投入的增加显著地促进了产业地理集聚。这也表明，对于增长相对较大的投资在地理上的分布是相对集中的，从而使得投入增长大的行业在地理上也相对集中。
从规模变量的情况来看，其结论令人吃惊，它所包括的三个解释变量在不同程度上呈现负向作用。规模指数（G[，s]）与地理集聚度在1％水平上呈显著负向作用，也就是说，单个企业规模越大的行业其地理集聚度反而越低；规模经济效应（GE[，s]）对地理集聚度的负向作用更为显著（见第五列），这表明那些规模效应明显的行业，或者同样投入能得到更多产出的行业是各省争先发展的行业，因此这些行业的地理集聚度也较低；企业个数与地理集聚度的关系不是很显著，但其回归系数都是负的。可见，在我们的回归模型中规模变量对地理集聚的负向作用是显著的。
2、初始集聚度对地理集聚的负向作用非常显著，也就是说，1988年集聚度高的行业随着改革的深入其集聚度出现了相对的分散，而原本集聚度低的行业却出现了相对的集中；对于初始规模，即单位企业的固定资产规模，它对于行业地理集聚度的影响也是显著负向的，也就是说，单位企业固定资产越大，该行业在地理上越分散，这与上文分析中规模变量对地理集聚呈显著负向作用的结果是一致的；而初始固定资产与地理集聚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表明那些固定资产原本较大的行业在改革中发生转移的难度较大，而且由于建立这些行业所需的固定投资大，进入成本高，因而易于排斥该行业在其它地区的建立。
3、需求因素的作用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随着某行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比重的增大，即随着对该行业产品需求的增大，其地理集聚度也随之上升，反之亦然。这与理论模型的结论是一致的。
（b）解释
总的来看，需求变量、投入变量、及初始固定资产变量对产业地理集聚的作用是显著正向的，这和我们的预期一致。而初始集聚度和规模变量则对地理集聚呈现显著负向的作用，这与我们的预期不符，对于后者，笔者以为其原因主要在于：
1、我国改革以前的产业布局主要是追求平衡布局和国防原则（王缉慈，2001），采取中央统一安排的“自上而下”的区域发展战略，导致生产布局缺乏合理性，生产资源和要素的分配被极大地扭曲。随着改革中放权让利政策的实施，地方政府自主权的扩大，这种不合理性得以逐步地纠正，因而初始集聚度（注：尽管该初始集聚度并不是改革最初，即1979年的集聚度，但考虑到改革前期主要还处于探索期，以及改革的渐进性和改革效应的时滞性，可以近似地认为该初始集聚度为改革初的集聚度；另外由于统计资料的不连续性，1979年的工业分类和1997年的差距较大，故不便采用1979年的数据。）对产业地理集聚的作用呈现非常显著地负向作用，这实际上反映了（至少部分反映了）渐进式改革对资源配置扭曲的纠正。
2、在我国，地方政府是地方利益的代表和实现主体，在地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经济发展受地方利益诱导下的自上而下的经济政策影响较大，而受自下而上的真正的市场主体选择的影响较小。从很多方面来看，地方政府已经具备经济人的特点，即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因此地方政府也具有典型的利己性、有限理性和自主适应性等特征。
在各省“九五”计划中所确定的支柱产业中，重叠度高的行业有机械、电子、汽车、建筑等，其中，选择机械工业有25个省，电子工业有24个省，汽车有22省，建筑材料工业有19个，冶金有10个。从前文的计算中我们发现，这些行业的集聚度增长率（1997/1988）都低于行业平均值（1.25），而它们的规模经济效应指数却高于平均值（1.77）。建材行业虽然该指数只有1.70，低于平均数，但是其规模指数却远高于平均值（4.46）。这表明地方政府在选择各自的支柱产业时往往会选择那些规模经济效应较大、规模指数较高的行业，这就使得那些具有较大规模经济的行业反而地理集聚度相对较小，在我们的回归模型中表现为规模变量与地理集聚度呈显著的反向关系。
表3 各省主要支柱产业及其相关指标比较
注：1，本表第二行数据来自陆大道《1997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商务印书馆P83；2，汽车行业的各项指数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行业的指数来代替。
四、结论
本文通过介绍克鲁格曼中心外围模型的基本逻辑，指出了规模经济等经济外部性对于制造业地理集聚的形成与稳定的决定作用，然后对我国工业经济进行了实证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需求变量、投入变量、及初始固定资产变量对产业地理集聚的作用是显著正向的，这与理论逻辑相一致，而初始集聚度、规模变量则对地理集聚呈现显著负向的作用，这与理论逻辑相背离。这实际上反映了我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内容，那就是中央的行政性分权以及地方政府的自主权扩大。这一方面发挥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信息优势，推动了市场体系的发育，不断地纠正了历史造成的扭曲，而另一方面，由于分权后地方政府的战略性经济发展政策和对经济的干预又导致经济资源的误配置（严翼、陆铭，2003），从而在改革进程中又造成了新的扭曲，不利于国内市场的一体化。
因此，作为有着较大独立性的利益主体，尽管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中由地方利益诱发的行为有着其经济合理性和积极性，但由于改革的不彻底和制度变迁的远未完成，在这种特殊的制度环境下对地区局部利益的追求就构成了产业结构调整中实现国家整体利益的障碍。同时，对地区局部利益的过分追求也阻碍了商品流动和要素流动，使得产业集聚不仅不能在一个高效率的市场配置下进行，反而由于各地只讲规模不求效益，争上大项目，争创政府“业绩”等行为而丧失规模效益，丧失产业集聚的本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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