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文化到和平文化_和平与发展论文

从战争文化到和平文化_和平与发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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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研究战争文化,还是研究和平文化,从本质上说,它们都属于文化研究。此类研究探索文化作用于战争或作用于和平的特点和规律,了解文化与战争之间、文化与和平之间的相互关系,以便从文化的角度寻求防止战争和促进和平的途径。由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涉及经济、社会、政治、科学、技术和其他方面,因而战争文化研究和和平文化研究通常被界定为多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活动。也许正是由于这样的特点,我们似乎还没有看到战争文化学或和平文化学的提法。

这是两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历史不长。它们和相关的传统研究不同。就战争研究战争、就和平研究和平、就文化研究文化,是传统研究的特色;而把文化与战争、与和平结合起来研究,则为战争文化研究与和平文化研究之所长。比较而言,在悄然兴起的这两个新的研究领域中,侧重于和平的文化研究显然已发展成更为引人注目的领域。究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和平文化研究可以更充分地表达人们对和平的追求与渴望,可以更好地体现人们的价值观走向,可以更恰如其分地代表和展望未来。

在研究和平文化的有关文献中,传递着许多值得我们注意的信息。其中,很值得人们思考的两条信息是:联合国大会已宣布把2000年定为“国际和平文化年”;①专家们呼吁,把和平文化作为新世纪和新千年的基调和准则,

毫不留情地抛弃20世纪的战争和暴力文化,义无反顾地走向21世纪的和平文化。②国际和平文化年与和平文化

联合国大会把2000年定为“国际和平文化年”这一举动,其目的在于引起世人对和平文化的关注,就像已经过去的和正在过去的“国际和平年”、“国际老年人年”要求世人特别关注和平与老年人一样。当然,关注并非唯一的目的,它还要求世人用自己的行动,为和平,为老年人,为和平文化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2000年是新旧世纪和新旧千年过渡和交替的一年。对这告别过去、迎接未来、传承两个世纪甚至两个千年的一年,人们显然寄予了历史的厚望,期待它展现的是崭新的一页和更为美好的前景。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旋律,新的世纪将依然会把它们作为人类社会追求的主要目标。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是发展的可靠保障。一个没有和平的新世纪,岂有发展可言?重申和平对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可以说是“国际和平文化年”被定在2000年的初衷之一。

实际上,真正锁定2000年的是被称为和平文化的文化。显然,和平文化是具有特定含义的。什么是和平文化?简单地说,所谓和平文化,即是能促进和平的文化。国际和平研究协会前秘书长、美国的鲍尔丁教授认为,和平文化包括生活方式和信念、价值和行为的模式等方面的内容,这些方式和模式能够促进和平关系和和平建设。和平文化还包括为了促进幸福、平等、管理和公平分享地球资源而提供的制度上的保证和安排。它意味着人类,其中包括个人、家庭、团体或民族国家,无需诉诸暴力便可获得安全。③把和平文化看作是促进和平的文化,显然只是对和平文化的一种表述。其他的提法也散见在一些专家学者的论述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文化计划”特别顾问沙隆认为,废除战争不仅意味着结束战争暴力,而且意味着铲除战争文化,意味着寻求积极的方式并通过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去解决冲突,并把每个人都包括到建设和平的过程中。在他看来,和平文化实际上就是有助于结束战争暴力和解决冲突的、与战争文化相对立的文化。④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前主席、意大利的玛西妮教授则把和平文化描述为一种致力于全球和平建设的文化,是一套深入人心的价值观,是和平谈判、和平研究、和平建设的文化背景。⑤她还认为,和平文化是一种能倾听他人意见,能理解他人的文化。

尽管上述三种针对和平文化的提法有所不同,但在强调文化对和平的影响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它们都把文化,尤其是集中体现了文化精髓的价值观看作是影响战争与和平的最本质的东西,因而是战争与和平的根源。

铲除战争和暴力文化

鲍尔丁对战争和暴力文化的解释是:社会团体充满了权力斗争,强者主宰着弱者,男人主宰着女人,社会充满了不断的有形的暴力和竞争。这种解释实际上指的是战争和暴力文化的表征。用更为直截了当的话来说,战争和暴力文化应当是一种会导致战争与暴力或为战争与暴力推波助澜的文化。无论是战争还是暴力,往往可以从文化中找到根源。

联合国大学美国理事会实施多年的“千年研究计划”,每年出版一本题为《未来状况》的研究报告。该计划1999年出版的研究报告表明,战争、暴力和恐怖主义依然是严重的全球性问题。报告披露了大量的数据和事实,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⑥

报告称,随着冷战时代的结束,许多国家的宗教、民族、种族方面的敌对行动已逐步升级为武装斗争。由于在有效控制冲突方面,各国所做的事微乎其微,因而类似波黑和科索沃的事件还可能重演。据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统计,在过去的10年中,人道主义方面的危机已从平均每年20~25次上升到平均每年60~70次,卷入危机的人数也急剧增加。在1997年,世界上爆发的国内战争达35次。跨国研究新的统计则表明,1990年至1997年间,全球发生了8次民族国家之间的边界战争,2次独立战争,92次国内冲突,导致了600万人死亡。自1945年以来,已发生的战争至少130次,直接伤亡的人数超过2300万人,由于战争造成的饥荒和其他后果而丧生的人数,也高达2000万人。美国的和平研究所通过研究发现,33个少数民族团体,由于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歧视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另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统计,世界上有1/17的人已沦为难民或无家可归者。科索沃的难民高达100万人,其中50万人已无家可归,他们有的已被德国、阿尔巴尼亚等国家收容,有的则被其他一些国家拒之门外。

据美国国务院统计,1997年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共有304起,尽管它比1996年多8起,但仍然是自1971年以来最低的一年。1997年,在国际恐怖主义袭击中丧生的人数为221人,受伤人数为693人。1996年,死亡人数为314人,伤2912人。可见,1997年的数字虽然较低,但仍说明全球的恐怖活动依然很猖獗。恐怖主义者如今已拥有更有效的手段来实施他们的计划,全球化提高了恐怖主义组织的效率,它们已经在用国际犯罪网络来增加合作的机会。

在冲突中使用的武器正在变得更为致命和有效。世界上有60个国家的人民的生命在遭受1亿颗地雷的威胁,每年被地雷炸死和炸伤的人数为2.6万人。1999年3月1日,由64个国家批准的取缔地雷的国际条约开始生效,上述情况可望有所改观。

由于某些导弹、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价格并不昂贵,易于为小团体掌握使用,往往成为恐怖主义组织猎取的对象。计算机病毒也被它们利用来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相对而言,生物与化学武器是较易于制造的,所需要的只是普通的、不难获得的原料和传统的技术。广泛报道的恐怖袭击的一个例子,是日本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施放沙林毒气的事件。在此事件中,5000多人受到伤害。恐怖主义者还可以获得致命的细菌或传染病毒,以制造生物武器,这类武器对宗教恐怖主义者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他们往往利用生物制剂这种武器来进行大规模的破坏或杀人,他们还可能利用导向生物武器来从事恐怖活动。这种武器利用遗传信息来瞄准带有特定遗传信息的人。

随着更多的国家进行核试验,核扩散的可能性正在扩大,拥有核武装的恐怖主义者的潜力也在加大。车臣集团可能已卷入偷盗6公斤浓缩铀的事件(其后在伊斯坦布尔被截获)。捷克政府从一走私集团那里起获了3.2公斤的浓缩铀,德国政府在由莫斯科飞往慕尼黑的一架汉莎航空公司的飞机上发现了0.21公斤的钚。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在过去的3年中发生的。德国政府在1994年还报道了276起核走私事件。

打信息战的可能性正在增大,利用计算机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案件也在增多。10年前,一名大学生曾使美国机密军事网络遭到破坏,使该网络出现部分瘫痪。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网址也曾被入侵和被更改。利用计算机病毒袭击敌方的网络设施或用每小时发送数千条消息干扰敌方电子邮件等手段也已屡见不鲜。在一个用计算机联络起来的社会中,计算机恐怖主义者攻击潜在目标的范围显然在扩大。

上述资料清楚地说明,战争和暴力活动的存在是普遍的、不断的,其形式随着技术的发展也已变得更为多样,对人类的和平与安全已经并将继续构成致命的威胁。铲除战争与铲除暴力将是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使命。要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就必须铲除作为战争与暴力根基的战争与暴力文化。

建设和平文化

和铲除战争与暴力文化一样,建设和平文化也将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建设和平文化是一场抑恶扬善的伟大变革,它要抑战争与暴力之恶,要扬和平与安全之善。

建设和平文化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试图在一夜之间或在世纪之交、千年之交就完成和平文化的建设,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人类的文化与行为准则虽然不可能突然改变,但这并不等于永远无法改变。相反,人们只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努力去建设,这场伟大的变革最终是会实现的。历史事实证明,一些原先被认为可以接受的、正常的文化与行为准则,随着社会的发展会变成难以接受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文化与行为准则,废除农奴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农奴制存在了数千年,它并不是自动废除的。它的废除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先是从少数人的道德观念的改变开始,经过长期的追求种族平等和正义的过程,最终才导致了强制性的变革。建设和平文化的运动,目标是一个长期变革的过程,不可能自动发展,它要求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各界人士投身到变革的过程之中,通过自觉的选择和持续不断的努力来推动这场变革。

专家们认为,每一个社会,甚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和平与非和平、暴力和非暴力的混合体。就文化来说,每一种文化实际上也是和人与社会相类似的混合体,纯而又纯的和平文化或战争文化都是不存在的。在和平的社会中,总会存在一些冲突行为,而在好战的社会中,也总会有某些合作的行为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出现。当文化的非和平和暴力方面占上风时,文化表现的主要特征是战争和暴力。在这种文化及其价值观的主宰下,人类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施加战争和暴力,而对大自然和环境则肆无忌惮地进行掠夺与破坏。这就是由战争和暴力主宰的战争文化,即将过去的20世纪,已被深深地打上了战争文化的烙印。反之,当文化的和平和非暴力方面占据主导地位时,文化的基本表征是和平与非暴力。在这种文化及其价值观的指引下,人类和平共处,合作共进,而且与大自然和谐共存,对环境爱护有加。这是一种由和平与非暴力主导的文化。我们将在新世纪中建设的正是这样的文化。

和平文化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应当是宏扬文化中原有的和平与非暴力成分,压制或平衡原有的暴力与非和平的成分,同时吸收有助于发展和平与非暴力成分的新文化及其新价值观念,或其他文化及其价值观念。与此同时,还要抵制会助长非和平与暴力成分的新文化和其他文化,以及它们的价值观的影响。

在建设21世纪和平文化的实践方面,我们并非白手起家,20世纪已经为这种建设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有创见的思想家、国际性的和民间的许多机构早已在从事为建设和平文化铺平道路的工作。建设和平文化的网络也已在世界各国、各种文化、各宗教团体间设立。因此,建设和平文化的运动和事业,对任何个人和团体来说,都不会是孤军作战。

在建设21世纪和平文化的理论方面,悄然兴起的和平文化研究已走过了多年的历程。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致力于和平文化的研究。有人认为,最初回答和平文化建设挑战的一个创举是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和平文化计划”,此计划目前已在各洲中实施,其目的在于清除人们头脑中的战争思想根源,在人们的思想中确立保卫和平的信念。⑦实际上,早在1984年,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就相继以“和平的文化根源”和“从文化的角度看和平的未来”为题,举办了一次国际研讨会和一次世界大会。如果说,从1984年到1994年是世界和平文化研究的萌芽阶段,那么从1994年到1999年,便是世界和平文化研究的形成阶段。随着2000年“国际和平文化年”的到来,世界的和平文化研究将进入其发展的第三个历史阶段。当前,这种研究已进一步和经济、教育、妇女、儿童等方面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它的发展壮大不但对世界的和平文化建设实践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将对社会人文科学和其他科学领域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例如,随着和平文化研究的深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于1993年提出的引起极大争议的“文明冲突”的理论,也将受到严格的检验。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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