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中的环境成本问题及对策_生态环境论文

西部大开发中的环境成本问题及对策_生态环境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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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战略,是党中央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两个大局”战略思想,面向新世纪所作出的重大决策。但是,西部地区因为数千年来无数次的战乱、灾害和人为破坏,以及建国以来大规模的垦殖与开发,西部地区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干旱和荒漠化问题突出,人类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自然灾害频率不断加剧。西部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不仅阻碍西部经济进一步发展,而且已经成为未来民族生存环境的重大隐患。1999年6月,江泽民总书记在视察西北五省时指出,“改善生态环境是西部地区开发建设,必须首先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如果不从现在起努力使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在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就会落空”。在此,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了在西部大开发中有效地控制环境代价问题,是西部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必然抉择。党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无疑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但如何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进行西部的经济建设,也成了个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生态环境代价与社会发展

关于代价是什么?因考察视角各异,可以说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就哲学视野下,代价论专家韩庆祥曾在《代价论与当代中国发展》一文中指出:“代价是事物发展的矛盾或背反性质的体现,是否定的外化或对象化形式,即发挥着转化功能且自身要被否定掉的价值。作为哲学概念的代价又可以区分两类:一类是与发展有着内在联系的‘必然性代价’,另一类是人为造成的代价,后者往往具有更大的负面作用。”上述韩教授关于代价的阐述,一方面揭示出了代价总是与发展相伴相随;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了任何发展的代价付出未必都是必然的,有些代价的产生不是发展本身所带来的,而是人为因素造成的。事实上,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付出代价并扬弃代价的历史,是必然性代价与人为性代价相互渗透的发展史。

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表明,社会的进步必须以代价的付出为前提性条件。可以肯定地说,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与为实现其目标所付出的代价总是成对应关系的。“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的东方格言和“天上不可能掉下馅饼”的西方谚语,是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折射出的认同的社会进步与代价付出的朴素辨证观。

众所周知,任何社会的发展总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因而社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相应的环境代价。早在中国古代就有了环境代价与社会发展的相伴随的思想。如在三、四千年的夏代,伴随社会的发展,导致了对自然环境有所破坏,因而在历书《夏小正》体现了天地人相统一的生态观,把每月的天象变化、气候情况、物象特征,农事活动作为一个整体,以求人的活动与自然界的运动统一协调,其最终目的把环境代价控制在最底限度。

先秦时期,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有所加剧,这就要求人们对自己赖以生存的动植物资源有进一步的认识并自觉调剂取用,既满足人们的需要,又不损害动植物的继续生成。这时产生了很多朴素的控制代价的思想,并采取了一些环境保护的措施。《吕氏春秋·义赏》云:“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蔽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说苑·权谋》云:“干泽而渔,蛟龙不游。”《逸周书·月令解》云:“仲春之月、无竭川泽,无之漉涸陂池,天焚山林。”(淮南子·立术训)云:“先王之法,畋不掩尽群,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都说的是严禁灭绝种群,控制生态环境代价的蔓延,而要放眼长远利益。

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工业经济迅猛发展,使人们陶醉于征服自然的胜利之中,肆无忌惮地掠夺自然,随心所欲向环境排放废弃物。特别是20世纪以来,新的科技革命使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极大增强。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急剧恶化:人口膨胀、资源面临枯竭、污染日趋严重,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人类面临着生存的危机。

为此,人们针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这一严峻的现实,不断地提出一些环境保护措施:如1972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联合国环境宣言,发表了包括6个原则和26项共同信念的“人类环境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着全体人民和他们子孙后代的利益而作共同努力。宣言强调环境保护已成为同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同样紧迫的目标,必须共同和协调地实现。“人类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的责任,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必须通过周密计划或适当管理加以保护。”

1980年5月,国际社会各成员聚会于内罗毕,通过了《内罗毕宣言》,肯定了“人类环境宣言”诞生10年来在环境保护和立法、制度、环境科学、教育、情报传播、训练和国际合作方面所取得的重要进展。同年10月通过了《世界大自然宪章》,其中指出:“生态系统和生态,以及土地、海洋和人类利用的大气资源,都要得到认真管理,以获得和维持最久的持续生产力,但不能以这种方式对那些与之共存的其他生态或物种的完整性构成危险”,在这里提出了生态能承受的最久持续生产力的概念。

1992年6月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发展大会,会议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强调指出:“为了公平地满足当今世界后代在环境与发展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力必须实现。”这就进一步把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联系起来了。

可见,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代价是相伴随的,这其中既有必然性的代价,又有人为性的代价,力求控制不必要人为性的代价的产生,使得社会发展中的生态环境代价控制在最低限度,这是社会发展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必然抉择。

二、环境代价与西部大开发

目前,伴随着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西部地区面临着的生态环境代价总体状况可以概括为:生态普遍脆弱,生态保护能力低下,局部有改善,总体在恶化,面临着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破坏及退化问题:城市环境问题突出,污染治理水平较差;整体可持续发展能力低下。

(一)西部地区水土流失严重

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国家之一,每年流失土壤50多亿吨,占世界总流失量(600亿吨)的 1/12,每年的入海泥沙量约20亿吨,亦占世界陆地入海泥沙量(240亿吨)的1/12。据联合国《世界资源》一书统计,黄河和长江的年输沙量分别占世界九大河流的第一位和第四位。根据水利部遥感调查,全国土壤侵蚀面积为49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51.6%,其中有410万平方公里分布在西部,占全国总量的83.3%,西部地区土壤侵蚀面积占国土比重高达60.56%。全国30个省区中(不包括重庆),水力侵蚀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的省份有7个,除中部的山西外,其余六省均在西部,即四川,内蒙古、云南、陕西、新疆、甘肃。水上流失在西部地区主要表现为,西北地区的风蚀和西南地区的水蚀以及青藏高原的冻融侵蚀。水力侵蚀以黄土高原和长江中上游地区最为严重。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面积45万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的70%,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区,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长江中上游地区水土流失面积为55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35%,不但使当地土层日趋贫瘠,不少地区因土地“石化”丧失基本生存条件,而且造成江河湖泊泥沙淤积,加剧长江下游洪涝灾害的发生。青藏高原绝大部分地区为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寒地区,土壤侵蚀以冻融侵蚀为主,冻融侵蚀面积104万平方公里。

(二)西部地区草地退化严重

我国现有草地面积3.9亿公顷,仅次于澳大利亚,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占有草地仅为0.33公顷,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国草地质量不高,低产草地占61.6%,中产草地占20.9%,全国难利用的草地比例较高,约占草地总面积的5.57%。草地生产能力低下,平均每公顷草地生产能力约为7.02畜产品单位,仅为澳大利亚的1/10,美国的1/20,新西兰的 1/80。我国草地退化严重,90%的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其中中度退化程度以上(包括沙化、碱化)的草地达1.3亿公顷,并且每年以200万公顷的速率递增。北方和西部牧区退化草地已达7000多万公顷,约占牧区草地总面积的30%。西北地区草原退化率(除新疆)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宁夏草原退化率高达 97.37%,陕西为58.55%,甘肃为45.17%,西藏为 30.36%。造成草地退化的原因主要有:一是长期超载过牧,过度使用;二是气候干旱,使草地逐步沙化;三是人为采樵,滥挖药材,搂发菜,开矿和滥猎,破坏草地植被,致使草地退化。

(三)西部地区荒漠化加剧

荒漠化是指在干旱,半干旱和某些半湿润、湿润地区,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等各种因素所造成的土地退化,它使土地生物和经济生产潜力减少,甚至基本丧失。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分布最多的国家,总面积约128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13.3%,分布在北纬37°~50°、东经75°—125°之间,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共9个省区,形成南北宽600公里,东西长4000公里的荒漠带。其中沙漠面积71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7.4%;戈壁面积5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 5.9%。更为严重的是,我国沙漠每年正以210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相当于每年减少两个香港的土地。据统计,我国受荒漠化影响的土地面积332万平方公里,其中沙质荒漠化土地15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5.9%,受荒漠化危害的人口有近4亿,农田1500万公顷,草地1亿公顷,以及数以千计的水利工程设施和铁路、公路交通等。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40亿元,相当于西北五省区 1996年财政收入的3倍。其中西北及内蒙古6省区是我国沙化最严重的地区,总面积达18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沙化面积的71.7%。荒漠化面积前3位的分别是新疆104.4万平方公里、内蒙古65.9万平方公里、西藏43.6万平方公里。荒漠化的主要影响是土地生产力的下降和随之而来的农牧业减产,相应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一系列社会恶果。

(四)西部地区水资源短缺

从总体上看,除了四川盆地等少数地区,西部大部分地区严重缺水,但缺水类型在西北和西南各有不同。西北地区干旱少雨,当地年降雨量大都在 400mm以下,有的仅为100mm,而多年平均年蒸发量高达1200mm以上,且降水量与径流量的年际变化很大,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加之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造成许多湖泊萎缩干涸,河流干涸断流,以及冰川后退等问题。西北地区在中等干旱年,缺水率为8.7%,其中陕西关中地区、新疆绿洲地区和甘肃河西走廊和石羊河流域缺水程度较高。西南地区尽管年降雨量可达1000mm以上,水资源丰富,但由于下垫面主要是山地丘陵,岩溶广布,土壤涵蓄水分能力低,降水多蓄水少,加之山高水深的地形特征,修建水利设施难度大,使丰富的径流资源难于利用。另外,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和水利部门报告显示,1997年,我国七大水系、湖泊、水库、部分地区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河流污染比重与1996年相比,枯水期污染河长增加了 6.3个百分点,丰水期增加了5.5个百分点,在所评价的5万多公里河段中,受污染的河道占42%,其中污染极为严重的河道占12%。

(五)西部地区森林植被破坏

我国现有森林面积1.34亿公顷,总蓄积量101亿立方米,居世界第五位。但森林覆盖率仅为13.92%,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7%,居世界第104位;人均森林面积0.11公顷,人均森林蓄积量8.6立方米,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11.7%和12.6%,属于世界上森林资源贫乏的国家之一。同时,我国森林资源分布不均,主要分布于东北,西南、东南地区,而西北、华北地区森林资源稀少,风沙危害严重。青海森林覆盖率只有 0.35%,新疆为0.79%,宁夏为1.54%,甘肃为4.33%,西藏为5.84%。西北4告、(陕西除外)的森林面积仅有400万公顷,只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3%,覆盖率为1.75%,在大部分地区无生态屏障而言。

(六)西部地区主要城市面临着严重的工业污染

西部地区主要城市的单位工业附加值产出的各类污染强度都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数,省会城市空气污染指数大幅度超标。西部地区的工业是以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为主,包括煤炭、电力、石油化工,天然气,有色金属,盐化工和磷肥工业,大都是耗水耗能大户,污染密集型产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从而形成了“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经济结构,加之生产技术和工艺水平落后,污染治理水平低下,污染强度很高。东部地区排放的工业废气,SO[,2]、烟尘、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只占全国排放量的48%、45%、33%、49%和37%;西部地区的GDP只占全国的18%,工业附加值只占全国的 15%,但其排放的工业废气、SO[,2]、烟尘,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分别占到全国的24%、30%、34%、21%和29%。也就是说,西部地区单位附加值的单位污染排放大大高于东部,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的工业废气,SO[,2]、烟尘、废水和固体废弃物排放强度,分别是东部的2.0、2.7、4.1、1.7和3.1倍。

可见,在如此严重的生态环境条件下,又提出了西部大开发,很可能给西部地区造成更加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草地退化严重、荒漠化加剧、水资源短缺、森林植被破坏、主要城市面临着严重的工业污染等更加严重的环境代价,给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带来极大的危害,严重影响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此外,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恶化,还直接威胁到东部地区乃至全国的环境安全。为了有效地控制西部大开发中的环境代价蔓延,我们的对策主要如下。

三、控制西部大开发中环境代价蔓延的对策

(一)更新经济观念,建立科学的经济发展指标体系

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的核心是“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观,它以工业发展和单纯GDP的增长作为工业文明和现代化的标志。这种指标体系,没有把生态环境指标纳入其中,而这种发展观带来的严重后果则是环境恶化、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日益严重,资源缺乏、大气污染、臭氧层遭到破坏,温室效应等一系列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和人民实际福利水平下降,社会成本日益增大。因此,我们在西部大开发中要保护生态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更新发展观念,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环境等多项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要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把环境保护作为发展的前提。要确定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为了给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我们必须结合实际,建立科学和衡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把生态环境纳入指标体系之中。同时,建立度量和评价可持续发展的评价体系,为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二)优化政府行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政策

保护生态环境,不仅要依赖市场机制的健全和完善,而且还需要政府行为的优化,通过政府行为把可持续发展转化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经济政策,在实际中贯彻执行。为此在西部大开发中必须重视开展环境保护的战略研究,确定适合西部地区区情的环境保护战略目标,制定环境保护规划,确定五年或更长远的环境建设任务,建立明确统一的资源管理体制,理顺资源开发中的关系,使资源的浪费得到抑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调控作用,明确资源的所以权和使用权,对资源使用部门实行有偿使用原则;加强地方政府的宏观调节作用,调节资源合理分配格局,避免资源的不合理占用;设立专门的资源管理机构,对资源使用进行管理、调节和监督。在对西部地区资源进行调查、登记、分类的基础上,依据不同环境资源的特点来确定其开采的程度。同时在对资源进行调查,清理的基础上,全面把握各类资源的数量、质量,分布、结构,用途和开发利用的现状,为各类资源建立完整系统的档案。

(三)加快技术进步,转变资源配置方式

在全球环境意识日趋高涨的背景下,消费者乐意购买甚至高价购买“绿色产品”。在国际贸易呈自由化的趋势下,企业将不得不将环境计划纳入自身的综合战略中去,从而使自身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但从社会角度而言,企业的这种自利行为有效地实现了环境保护的社会要求。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不高,资源的利用和综合开发的技术水平较低,很多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高投入、低产出,生产中以粗放经营为主,经济效益低下。为此在西部大开发中,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环境保护问题,必须大力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努力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企业生产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大力采用最新的科技成果保护环境。

总之,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的发展模式,有效地控制经济发展中的环境代价问题,是西部地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必然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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