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合谋
——澳大利亚对华民意研究（2014-2018）*
江 璐
【内容提要】 2014-2018年间，中澳关系呈现出高开低走的态势。尤其自2017年以来，澳政府和媒体反华言论持续发酵。但相关民意变化至今鲜有研究。本文以这一时期罗伊、皮尤和英国广播公司的13 份民调数据为样本，探析其从经济、安全、中澳关系/对华情感三个维度勾勒出的澳对华民意图景呈现何种特点和变化。研究发现，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澳大利亚民众对华认知中“理智与情感”共存的特点越发明显，与精英层面“贪婪与恐惧”共存的对华认知极为相似。因此，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对民调的议程设置、框架设置进行了批判性解读，发现民调议程不仅呼应了每年的热点话题，反映出澳国内对华认知的分歧，而且通过框架影响了民调结果，从而引发了民调的“回答效应”。此外，本文还以南海争端和“中国对澳政治渗透”这两个具体议题为例，考察了政府、媒体和智库/民调机构构成的“权力/知识共同体”如何在由来已久的“入侵焦虑”的支配下进行关于中国知识的生产，共同固化了“航行自由”的南海叙事框架和“政治渗透”的威胁论论调，从而“合谋”了澳对华民意。值得指出的是，民意也并不总是精英意见的被动接受者，人文交流、经贸合作对塑造积极的中国形象极为重要。
【关键词】 中澳关系；澳大利亚；对华民意；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精英的合谋
2014年中澳关系在经历了力拓案、热比娅事件后逐渐回暖，并发展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5年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两国间本可以向更宽领域、更高层次迈进的友好合作关系，却在2017年蒙上了一层阴影——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四角（ABCFour Corners ）栏目纪录片《权力与影响力：中国软实力的硬道理》（Power and Influence: The Hard Edge of China’s Soft Power ）一经播出，澳国内一片哗然，政府不仅没有发挥澄清事实和消除误解的作用，反而频频曝出反华言论，表达对华强硬立场。部分澳大利亚学者也伺机炒作，长篇大论中国的“无声入侵”，① Clive Hamilton, Silent Invasion: China’s Influence in Australia ,Melbourne: Hardie Grant Publishing,2018.高唱反华论调。澳政治精英（包括政府、议会、媒体、利益集团和工商企业界）层面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学界对澳大利亚对华认知的研究也聚焦于此。例如，部分学者指出澳大利亚精英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态度存在三种流派：积极乐观的自由主义学派、两面下注的现实主义学派和坚持遏制与围堵的保守主义学派。② 喻常森：《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当代亚太》2010年第4 期，第134—136页；许善品：《后冷战时代澳大利亚的“中国观”》，《太平洋学报》2015 第9 期，第43—51页。 澳精英层面之所以存在贪婪与恐惧并存的矛盾心理，是因为看待中国时使用了“中国机遇论”和“中国威胁论”的双目镜，也就构建出中国作为“巨大市场”和“危险他者”的双重角色。③ 潘成鑫：《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David Uren,The Kingdom and the Quarry: China,Australia,Fear and Greed ,Melbourne: Black Inc.,2012.而至于澳媒涉华舆论，从特朗普执政以来经历了“亲华、摇摆、亲华、平稳、亲华、倒退”六个阶段，④ 朱文博：《整体趋好、曲折多变——澳大利亚媒体涉华舆论走向评析》，《公共外交季刊》2017年第2 期，第118页。 其报道反映出澳大利亚对华认知中仍存在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地缘政治考量。⑤ 冯捷蕴、张楠：《中澳媒体话语跨文化的研究——以力拓间谍案为例》，《中国社会语言学》2013年第2 期，第81—95页；孙有中、江璐：《澳大利亚主流媒体中的“一带一路”》，《现代传播》2017年第4 期，第37—41页。 那么，澳民众的对华态度在这前后又呈现怎样的特点和变化趋势？是否为精英层面的中国知识所塑造？这些问题还鲜有研究进行解答。本文将以澳洲民调为切入点，尝试从传播学的视角来进行探索。具体来说，本文将回答以下问题：1.民调结果展现了怎样的澳大利亚对华民意图景？2.民调议程是否以及如何对民意进行设置？3.作为政治精英的政府和媒体生产的中国知识与民调产生怎样的互动，如何共同塑造民意？
一、澳涉华民意图景：“理智还是情感”？
2017年的反华风波使得中澳关系在2014年后呈现高开低走的态势，因此本研究选取并考察了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民调、英国广播公 司（BBC）全球民调、皮尤“全球态度与趋势”（Global Attitudes ＆ Trends）民调在2014—2018年间的数据，勾勒出该时间段内澳大利亚对华民意图景及其变化趋势。
成立于2003年的罗伊研究所以无党派倾向的独立政策研究著称，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亚太事务。从2005年开始，罗伊民调每年追踪澳大利亚民众在一系列重要外交议题上的意见。2008年，中国第一次作为独立调查对象出现在“地区力量”一章。2018年民调报告的19 个问题中有5 个与中国直接相关，比例之大凸显了中澳关系的重要性。英国广播公司世界广播服务部门全球民调委托加拿大环球扫描公司（Global Scan）和美国马里兰大学共同开展，其中在澳大利亚18 岁以上人口中抽取共1000 人进行采访。目前可获得2014—2017年间的民调数据。皮尤“全球态度与趋势”民调项目由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等人于2001年共同发起。该调查每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一至两次，旨在了解世界各国对彼此的态度，以及一些关键议题上的全球舆论。同样在澳大利亚18 岁以上人口中抽样1000 人。目前可获得2014—2017 四年的民调数据。罗伊研究所的民调问题涉及具体的外交议题，更具有针对性。其问题深度、广度和连续性上为本研究的纵向观察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支持，是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BBC 和皮尤的问题多关注澳大利亚民众对华总体情感，且并不完整，因此作为补充。笔者发现，民调主要围绕三个维度，即经济、安全、中澳关系/对华情感展开。在本研究考察时段内，澳对华民意“理智与情感”共存的特点愈发明显。
（一）经济
面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澳民众自相矛盾的心理体现在对“中国成为世界最主要经济体”和“中国对澳投资”这两个议题截然不同的反应中。一方面，澳民众自知本国经济发展依赖于中国的巨大市场和对澳投资；另一方面，又无端揣度中国对澳投资背后的政治目的，担心中国进行政治渗透、谋求地区霸权。
2014 中国经济在调整转型中走向新常态，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不断。皮尤全球民调的数据显示，认为“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经济强国”的澳大利亚人占比虽然在2015 和2016年下降至57%和52%，但2017年又回升至58%。相反，认为“美国是全球最主要经济强国”的澳大利亚人占比在2015—2017年间分别为31%、32%和29%。无独有偶，2018年的罗伊民调发现，55%的澳大利亚民众认为“中国是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体”，而选择美国的只有29%。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澳大利亚始终都是对中国经济持最乐观态度的一支力量，高达70%的澳民众将“中国等国对澳大利亚资源的需求”视作澳大利亚幸免于全球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
但同时，澳大利亚对中国投资的恐惧也与日俱增。2014年，56%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澳大利亚政府批准了太多的中国投资”。随着“中国威胁论”不断升温，《反外国干涉法》通过，2018年这一比例也攀升至72%。对中国投资的反感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农业和基础建设领域。其原因可能是担心带有政府背景的中国企业控股澳大利亚公司，从而挟制矿业、农业等国民经济命脉，危及其国家安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澳大利亚人对外国投资普遍持反感态度，但似乎对来自异质文化、语言和宗教背景的国家怀有更大的戒心。事实上，早在2012—2013年，美国就超过中国，成为澳大利亚的最大外资来源国，且在房地产、制造业、能源行业增长迅猛，然而对美国投资持反对态度的人数比例只有34%，超过半数的人更担心来自中国和中东的投资。
（二）安全
历年来，民调议程较好反映了当年涉华热点话题，如2013年前后的中日钓鱼岛争端、2017年前后的南海争端、2017年中期开始再次发酵的中国对澳投资等话题都在当年或次年的民调中有所体现。民调中相关问题的多寡、历年反复出现的次数也从侧面反映出议题的对澳重要性等级，即显著性（salience）。不难发现，中国崛起带来的军事威胁、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和经济影响力是近五年内三个主要议题。其中，“崛起中的中国是否会对澳大利亚造成军事威胁”这一问题在罗伊民调中就出现4 次，凸显了澳大利亚的入侵焦虑。部分问题的提出方式反映出西方国家的刻板印象与偏见。如2015—2017年皮尤在民调中均提出“你认为中国政府是否尊重人民的个人自由”这一问题。作为一份全球民调，把中国单列出来作为考查对象，并以西方的自由、人权等普适性价值加以评判，这本身就是西方的“他者”思维将中国异质化的一种体现。
青蛙用力跳出小小的井口一看，哇，眼前的一切跟小鸟说的一模一样的！原来小鸟没有骗人，有高山、有小河、有房子……外面的世界真是无边无际，大得很！
评书有着鲜明的艺术“套路”：开场有“定场诗”，介绍新角有“开脸儿”，讲场景有“摆砌末”，此外还有“赋赞”“垛句”（串口）“关子”和“扣子”等相对固定的风格技巧。之所以说相对固定指的是表演形式，但内容并不统一。单田芳常用的“定场诗”就有“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首。青史几行名姓，北茫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无非是龙争虎斗”和“三尺龙泉万卷书，上天生我意何如？不能治国安天下，妄称男儿大丈夫”等。记得小时候听湖北大鼓，开场白总会扯上一段与故事毫无关联的奇闻逸事，大抵是为了活跃活跃气氛，舒缓下紧张的神经吧。
对比其对中美两国重要性的认知和情感，不难发现澳对华民意中存在“理智与情感”的分野：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利好对澳大利亚产生重要影响已成为无法否认的事实；但另一方面，美澳是享有共同文化背景、语言习惯的传统盟友，即便特朗普时期美澳关系前景迷雾重重、美国相对实力减弱，澳大利亚人仍对其抱有天然的好感，而中国之于澳大利亚，更多是一个不可信赖的“他者”。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对待中国的态度似乎正在逐渐趋于冷静。从2010年到2015年，认为中国崛起过程中的“目标是主导亚洲”的澳大利亚人从69%下降到60%，认为“澳大利亚应和其他国家一起限制中国影响力扩大”的人数从55%下降到43%，支持“澳大利亚应像美国一样采取行动以确保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人数也从2016年的74%下降到68%。
（三）中澳关系/对华情感
从民调数据看来，中国在澳民众心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已逐渐赶上并超越其传统盟友美国。2014年，认为中国/美国是对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国家的比例分别为37%和48%。2016年，选择两国的民众比例首次持平，均为43%。2017年，中国首次以2 个百分点的优势超过美国成为澳民众眼中最重要的国家。
罗伊民调的对华情感温度计（情感温度范围为0—100度，温度越高代表越具有好感）显示，澳大利亚对华情感在2014年上升至60度的高点，之后稍有下降并趋于平稳，2015—2018年间始终在58—59度之间徘徊。这一结果和BBC全球民调发现的走势基本吻合。澳大利亚人对美情感在特朗普执政后出现降温，但仍高于中国。
谢里丹风格图案中大面积叶片和花瓣部分压制细纹装饰。从图1可以看出，在叶子中间和花心周围有突起的脊状表现，花径的主线条附近往往有细小的装饰线衬托。这会显得叶子更为立体。花瓣和叶子边缘的处理是用P代号的拇指纹印花工具敲打出来的效果。背景装饰的底纹通常是用小圆点来表现，这些装饰性刀线，使得整体作品更加完善和华丽。
二、民调中的议程设置：“反映还是塑造”？
涉华民意中“理智与情感”的共存与澳大利亚精英在“贪婪与恐惧”中进退失据的艰难处境不谋而合。那么，民意是否存在独立性，还是受到精英对华认知的影响和操纵呢？关于民众能否就本国外交事务形成自主的观点，目前学界仍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民众对外交事务有一以贯之的原则与价值观，能根据有限信息做出相对理性的判断，民众和精英对特定政策议题的意见并不总是完全一致；① Elisabeth R.Gerber and Jeffrey B.Lewis,“Beyond the Median: Voter Preferences,District Heterogeneity,and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December 2004,pp.1364-1383.借鉴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有学者从微观和中观层面指出民意不总是被精英操纵，也受到个性、价值观和亲密同伴的影响；② Joshua Kertzer and Thomas Zeitzoff,“A Bottom-Up Theory of Public Opinion about Foreign Policy,”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July 2017,pp.543-558.还有学者认为民意虽然是理性的，但外交事务的特殊性导致了信息不对称，民众更多是从他们信赖的政治精英那里接受暗示（cue taking）；③ 翟石磊：《民调与国家话语体系建设关系的思考》，《对外传播》2014年第5 期，第11—12页。 更为主流的现实主义观点认为民众是情绪化的、无知的，其立场摇摆不定，让民众参与政治决策可能危及政治体系的稳定性。④ 谭笑、惠春琳：《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流派的比较》，《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1 期，第51—58页。 因此，民意应该由精英来管理，更不应影响外交决策。这种观点又被称为“李普曼—阿尔蒙德共识”。
事实上，由于现代民意调查将参与观察、模拟实验、面对面访谈、电话访谈、邮寄问卷、抽样问答等一系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学术研究，⑤ 张健：《为“科学的”民意调查辩护——学科史视阈中乔治·盖洛普的民意调查理论》，《现代传播》2017年第10 期，第17页。 因此民调通常被认为是价值中立的、客观的。然而，扎勒（Zaller）和费尔德曼（Feldman）在系统分析了民调问卷设计对结果的影响后指出：问卷不仅反映民意，还能够通过提供问题背景、改变提问方法和选项编排塑造民意。⑥ John Zaller and Stanley Feldman,“A Simple Theory of the Survey Response: Answering Questions Versus Revealing Prefere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August 1992,p.582.与其说受访者在民调中表达他们业已形成的意见，不如说他们是根据问卷来决定自己的意见到底是什么，这种效应被两位学者称为“回答效应”（response effects）。因此，本节对民调设计进行了批判性解读，以洞察“设计者的价值和话语取向”。⑦ 翟石磊：《民调与国家话语体系建设关系的思考》，《对外传播》2014年第5 期，第11页。
威胁感是主体对于可能产生的危险状态的主观感知，其本质是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的情感代偿。① 潘成鑫：《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85页。 中国崛起打破了亚太地区原有的力量平衡，对澳大利亚所处的国际环境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2015年，罗伊民调指出认为“中国崛起为全球大国会使世界更加稳定”的澳大利亚民众只有35%。同年，皮尤民调发现63%的民众表示他们“对中国及其邻国在南海的领土争端或多或少感到担忧”，72%的人认为这“在未来十年内将对澳大利亚的安全造成严重/较为严重的威胁”。实际上，澳大利亚对于中国军事意图的忌惮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作为偏居西南太平洋一隅的亚洲前哨而与生俱来的不安全感和入侵焦虑，也是澳大利亚人立足于自身“种族灭绝”① 格雷格·洛克哈特：《缺失的亚洲》，大卫·沃克、阿格涅什卡·索伯辛斯卡主编：《澳大利亚的亚洲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89页。 历史（对土著人进行的灭绝战争）对中国作为一个强大“他者”的不明确意图进行的无端臆测，更是信奉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在21 世纪的延续。
普通民众对于远离他们日常生活的政治事件通常知之甚少。国际关系，尤其是防务和军事恰恰就属于这一类议题。因此，民众在此类议题上确定立场时，往往借助政府、媒体、学术界生产的二手知识。上文探讨了精英如何通过民调引导民意。现在以“中国南海问题”和“中国政治影响力”这两个颇具争议的涉华议题为例，考察澳大利亚政府和媒体对“中国知识”的生产，并探讨其如何与民调共同塑造了民众对华舆论。
民调的“回答效应”主要通过框架（framing）实现。框架理论由社会学家戈夫曼（Goffman）引入社会文化研究领域，他认为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解构与阐释都有赖于此，框架使人们能够在众多具体信息中进行定位、感知、理解和归纳。① Erving Goffman,Frame Analysis: An A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4,pp.1-5.框架是事件或议题的一种概念化解释，从而“当民众在这一事件或议题上形成观点时，会首先关注被强调的相关因素”。② James Druckman and Kjersten Nelson,“Framing and Deliberation: How Citizens' Conversations Limit Elite Influ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October 2003,p.730.2016年和2017年，罗伊民调就南海问题提问：“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日益增多的军事活动，美国一直在进行海上行动，以确保该地区的航行自由。你个人是赞成还是反对澳大利亚为了确保南海航行自由而进行类似的行动？”在这一问题中，罗伊民调先入为主地将南海争端定义为公海航行自由的问题，从而弱化了南海领土的历史因素；其次，民调无视越南等国的滋事、挑衅，而将中国塑造为一个肇事者；再次，暗示盟友美国卷入南海进行所谓的“保护航行自由”行动具有正确性、合理性；最后，看似在对澳大利亚的行动路径征求民意，实则暗示了答案。罗伊民调正是通过“提供问题定义、阐释事件原因、提供道德评价、示意解决方案”，③ Robert Entman,“Framing: Toward Clarification of a Fractured Paradigm,”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December 1993,p.52.为受访者建立了南海争端的框架，引导其作出回答。
表1 2014-2018 涉华民调议题分布
澳大利亚民众对中国的恐惧主要反映在安全议题上。2015—2018年间，的确有更多的澳大利亚人（从2015年的77%增长到2018年的79%）倾向于将中国视作本国的经济伙伴而不是军事威胁（从2015年的15%减少到2018年的12%）。然而，始终有近半数的民众认为“在未来20年内中国会对澳大利亚构成军事威胁”，更有66%的澳大利亚人认为“澳大利亚应该采取更多行动抵制中国在本地区的军事侵略，即使这有损于两国的经济往来”。
民调问题的选项设置反映出精英层面对华认知存在巨大分野。罗伊研究所在2015年曾对中国崛起给出六个具体表述并征求民众看法，包括：（1）中国的目标是主导亚 洲、（2）澳大利亚应与其他国家一同限制中国影响力的扩大、（3）澳大利亚应采取更多行动抵制中国在本地区的军事侵略、（4）中国的目标是为中国人民创造更好的生活、（5）澳大利亚应与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发展关系、（6）中国崛起为一个全球大国会使世界更稳定，这六个选项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中国崛起带来的亚太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对澳大利亚防务人士来说首先是一个安全威胁。澳大利亚孤悬海外的地理环境和被北方国家侵略的历史，使之缺乏安全感。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和维护南海主权的行动使其感到恐慌，因而遏制中国成了反华人士的必然逻辑。而另一阵营的“熊猫拥抱者”（panda hugger）则相信强大的中国有益于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进而呼吁澳大利亚摒弃西方对中国的无知，寻求更多共识。笔者从历时角度考察了该问题选项的设置，发现了另外一些有趣的结果：2008年、2010年和2011年，罗伊民调也就中国崛起给出上述六个表述，但到2015年再次提出该问题时，只有前两项得以保留，其他四个表述变为：（1）美国应该在地区事务上给予中国更大的话语权、（2）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已经施加了足够大的压力、（3）中国变强大不会有损于澳大利亚的利益、（4）中国的增长对澳有益。从这一变化不难看出，2011 到2015年间，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中美力量的天平也正在向中国倾斜。此外，澳大利亚对华认知中美国因素的重要性正在逐渐弱化，澳大利亚精英更愿以独立的立场思考澳中关系。而人权这一常被用来指摘中国的意识形态分歧也被更现实的安全问题取代。
通过对五年内涉华民调进行全面梳理，本文提炼出军事/防务、经济/商业、中澳关系、情感态度和民主人权五大议题类别（见表1）。本文发现，民调议题与时俱进，其问题设置紧扣热点时事话题，选项的设置也反映出澳国内应对中国崛起的不同解读，同时也的确通过“框架效应”影响民调结果。
但是制作所得到的泡菜并非完全可以放心食用，因为泡菜中不仅有乳酸菌，还有其他的微生物区系[9]，如酵母菌[10]、醋酸菌[11]。亚硝酸盐生成菌、霉菌等有害微生物常常引起泡菜的变质，若是误食亚硝酸盐含量高或被霉菌污染的泡菜，容易造成拉肚子或是食物中毒[12]。
慢慢地，小峰变了，他不再故意“一鸣惊人”，扰乱课堂正常秩序，上课时全神贯注盯着老师记笔记的有他，每次按时完成作业的也有他。有一次坐公交车时遇到他，从前见到老师绕道走的家伙居然羞涩地跟我打招呼：“李老师好！”
与此类似，提问方式的不同也影响到结果，有时甚至可能使民众给出自相矛盾的回答。比如2015—2018年间，针对“中国是否对澳大利亚构成了军事威胁”，罗伊研究所提出两个相近的问题：（1）中国会在未来20年对澳大利亚构成军事威胁吗？（2）你认为中国之于澳大利亚，是经济伙伴还是军事威胁？对第一个问题，有近50%的民众认为中国“很可能/多少有可能成为军事威胁”。而当中国作为军事威胁和经济伙伴的角色进行比较时，选择中国的人数不超过15%，中国作为潜在军事威胁的形象就被弱化了。
三、权力/知识共同体的构建：精英对民意的“合谋”
当然，我们说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新斯大林主义化，最主要的内容还是表现在政治、经济体制的僵化和“成熟化”方面，即这一时期的体制的基本方面仍然是斯大林时期留下的传统体制模式。另外，我们说重新斯大林主义化，决不意味着勃列日涅夫时期与斯大林时期一模一样。而基本含义是指“要保持和重建斯大林时期的秩序和机制”[33]213。
（1）学校课程设置不合理。护理专业学生缺乏法律知识，是长期以来护理教育中对法律重要性认识不够导致的结果，与课程设置单一、学时少有很大关系[1]。德国、美国等国家护理基础教育中包括与职业相关的法律、公民法等内容，课程设置中有伦理学、传授患者的权力等[2]。据本次调查，学校课程设置主要是法律基础知识，缺乏与护理职业相关的法律知识，尤其是新近发布的法规、条例。
南海关系到澳大利亚重要经济生命线和国家安全。但2010年前，非南海主权声索国的澳大利亚始终采取不介入、不选边的观望态度。2010年以来，域外大国不断介入。2015年10月27日，美国首派军舰在南海巡航并在中国水域进行武力挑衅，进行所谓的“确保南海航行自由”行动。作为美国亚太“副警长”的澳大利亚公开追随美国南海政策，并以“利益攸关方”的身份逐步介入南海事务。① 刘昌明、孙通：《南海争端中的澳大利亚：政策、动因与趋向》，《国际观察》2018年第2 期，第145页。 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后，澳公开敦促中国遵守南海仲裁，正式从“谨慎介入”转变成“高调介入”，② 于镭、赵少峰：《澳美同盟与澳大利亚南海政策的蜕变》，《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1 期，第 147页。 并大肆渲染军事上的“中国威胁”。尽管在一些公开场合，澳官员多次声明中立立场，但被认为只是“虚伪的外交辞令”，③ 孙通、刘昌明：《澳大利亚对南海争端的认知与回应》，《国际论坛》2018年第1 期，第23页。. 是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和“遵守南海仲裁”之名，行遏制中国之实。若以“南海”（South China Sea）为关键词对澳大利亚全国性主流报纸《澳人报》（The Australian）的标题和导语进行检索，可以发现2010年前的报道量寥寥无几，2010年开始每年有两位数的报道量，2016年激增到257 篇，2017—2018年分别回落到114 和94 篇。对相关报道的倾向进行分析发现：有些新闻虽试图通过多样化的信源体现其报道的客观性，但在叙事中无不将南海争端归咎于中国军力的增长。在这些报道中，中国被塑造成渴求权力、欺负弱小邻国的“修正主义”大国，中国南海维权则被描述为挑战现状、追求霸权的行径。2016年的报道中，有116 篇提到“航行自由”，无疑是为澳民众理解南海争端的真实因果关系提供了误导性知识。也正是在2016年，南海问题首次进入罗伊民调，并出现在“南海航行自由”的叙事框架内。这不仅反映了澳思想界对南海地区中美战略竞争和地区动荡局势的关注，也与澳政府和媒体在南海问题上日趋彰显的立场产生强烈共振。当年民调结果显示，高达74%的民众支持澳大利亚卷入南海问题以保护航行自由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中国政治影响力”这个议题上，媒体与政府同样交替进行着“中国威胁论”的知识生产。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始于上文提到的纪录片，该片援引的澳大利亚安全情报机构（ASIO）报告称中国在过去十多年来一直在渗透澳大利亚各主要政党，增加自己对这些政党的影响力，对澳大利亚构成极为严重的威胁。细数2017—2018年间媒体上被中国斥责为“毫无根据”① Matthew Doran,“China Ambassador Cheng Jingye Accuses ABC,Fairfax of Stirring up ‘Panic',” 15 June 2017,http://www.abc.net.au/news/2017-06-15/china-ambassador-hits-out-over-fairfax-abccoverage/8620002，访问日期：2018年12月29日。 的恐华报道，从指责中国商人窃取澳国家机密、炒作中国留学生从事间谍活动，到批判工党议员邓森（Sam Dastyari）接受中资公司献金、拒绝华商黄向墨的入籍申请，再到无端怀疑中方对澳政客进行网络袭击、禁售华为5G 技术，几乎涵盖了中澳关系各个领域。与此同时，时任总理的特恩布尔在一段视频中特意用普通话说“澳大利亚人民站起来了”，全然不顾这几个字在中文语境中的意义。2018年6月28日，澳大利亚国会通过《国家安全立法修正案（间谍活动及外国干预）法案》和《外国影响力透明化法案》，虽然官方表示两份法案不针对任何国家，但是所选时间点着实微妙。这一切都让澳大利亚政治精英成为宣扬“中国威胁论”的急先锋。2018年，罗伊研究所对“中国政治影响力”这一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高达63%的澳大利亚民众对此感到担忧。
无论是南海问题，还是中国威胁论，都是澳大利亚精英在“入侵焦虑”② Anthony Burke,Fear of Security: Australia’s Invasion Anxiety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支配下进行的中国知识生产。近年来，引起澳大利亚中国焦虑的对象涉及武力侵略、异质文化、移民大潮、经济力量、政治和意识形态渗透等。在政府层面的知识生产存在两种特点。在外交上，入侵焦虑催生下的“激进主义”③ Allan Gyngell and Michael Wesley,Making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Melbour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21.外交风格让澳大利亚政府的对华政策显得不够成熟、缺乏一致性，因而只有依靠外部威胁使之合法化和常理化。在国内政治层面，右翼势力上升，逆全球化、民粹主义等保守倾向加剧，自由党执政地位不断遭受攻击。渲染恐华情绪，兜售“中国政治渗透”，既可以转移国内舆论方向，又有利于赢得党内保守选民和国内民粹主义者的支持。④ 张国玺、谢韬：《澳大利亚近期反华风波及影响探析》，《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3 期，第30页。 而媒体在进行知识生产时，对呈现形式的关注有时可能超过事件实质，从而通过炒作骇人听闻的中国新闻吸引眼球。⑤ Brian McNair,Terry Flew,Stephen Harrington,et al.,Politics,Media and Democracy in Australia: Public and Producer Perception of the Political Public Sphere ,Abingdon: Routledge,2017,p.8.一方面，作为民众获取政治知识最日常的渠道，新闻媒体实际已成为政治过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得政客的很多行为都遵从媒体逻辑，即以获得更高媒体曝光率为行为指南。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媒体业垄断程度极高，默多克的新闻集团甚至在纸媒市场的占有量高达70%。① Folker Hanusch,“Whose Views Skew the News? Media Chiefs Ready to Vote out Labor,While Reporters Lean Left,” 20 May 2013,https://theconversation.com/whose-views-skew-the-news-media-chiefsready-to-vote-out-labor-while-reporters-lean-left-13995，访问日期：2019年3月29日。 多样性赤字使得媒体也具有了议程倾斜（agenda-tilting）的能力。特恩布尔甚至在告别演说中指出，“外部媒体势力是自己丢饭碗的原因之一”。② 谷智轩：《特恩布尔遭“逼宫”下台，默多克是幕后推手？》，2018年9月21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2229735420246825＆wfr=spider＆for=pc，访问日期：2019年3月27日。 中国知识的生产便掌握在少数权力拥有者的手中，他们用权力生产知识，知识又反过来实现其商业利益和极右意识形态。
本研究考察的涉华民调虽然本来自三家以独立性和无党派倾向著称的机构，但在其问题设计中难以完全避免西方逻辑与刻板印象。智库和民调机构并不是运行在真空中，相反，其影响力往往体现在新闻价值和咨政能力上。例如，罗伊的民调结果不仅受到《澳人报》等主流媒体广泛报道，而且受到澳大利亚外交外事部门重视，罗伊研究所经常就民调召开闭门解读会。而皮尤更是全球知名民调机构，其调查结果和数据被美国乃至全球主要媒体广泛援引。这意味着，民调议程在很大程度上会呼应政府和媒体议程，从而形成相互铺垫（priming）作用，通过提高记忆中某些信息的易达性以影响人们对某一议题的判断和态度的形成。③ Shanto Iyengar,“The Accessibility Bias in Politics: Television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March 1990,pp.1-15.也就是说，如果民众在涉华问题上反复从多个渠道获得关于“中国政治渗透”和“中国军事威胁”的输入，那么这方面的中国形象就会格外具有活力。在民众接收到有关中国的新知识时，便会主动与“中国政治渗透”或“中国军事威胁”形成联系，进而进一步加深这一形象。如此，澳大利亚精英便形成了一个“权力/知识共同体”，共同引导着澳大利亚民众的对华认知和态度。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2013—2018年间罗伊研究所、皮尤和BBC 全球民调的深入解读，描绘了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前后澳大利亚的对华民意图景及其变化趋势。文章发现中国崛起导致的军事威胁、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和经济影响力是近五年民调的三个主要议题，政治精英“贪婪与恐惧”并存的矛盾心理在民意中也得到体现。本文还借助传播学理论批判性地考察了民调问题通过框架进行议程设置的方式，指出政府、媒体、民调机构通过其“权力/知识共同体”引导民意。
然而，本文并不试图证明澳大利亚民众总是受到精英的操纵。的确，当议题涉及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利益时，民众可能会接受政党对华政策与媒体涉华报道的暗示。但是民意并不总是精英舆论的被动接受者。事实上，民众会对精英层面的中国知识进行选择性接触和对抗性解读。本研究也发现，在“中国渗透轮”大肆炒作的2017年前后，澳民众对华情感并未出现大幅度波动。这意味着，澳大利亚民众的中国观绝不是某一两个具体问题对华认知的简单叠加，而是各种力量和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正如潘成鑫所说，“中国知识归根结底还是一种社会知识和道德性知识，一种没有固定的外部现实可以依傍的知识。”① 潘成鑫：《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74页。 对澳大利亚人对华认知的塑造正是不同中国知识和话语相互争夺与协商的过程。因此，要改善作为两国关系基础的民意，中国需要为澳民众提供更准确、生动和真实的中国知识。那么这种知识从何而来呢？2016年罗伊研究所的民调显示，分别有85%、79%和75%的民众认为“与中国人接触”、“中国文化”和“中国的经济发展”让他们对中国产生积极看法。相反地，“中国在澳投资”和“中国在本地区的军事活动”使得59%和79%的澳大利亚人对中国产生消极看法。此外，2017年皮尤民调也发现，澳大利亚年轻人普遍对中国更有好感。这些结果恰恰为对中国对澳开展精准传播、塑造国家形象、增进相互认知和理解进而实现中澳民心相通指明了方向。
【作者简介】 江璐，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2016 级博士研究生。（北京 邮编：100089）
【DOI】 10.13549/j.cnki.cn11-3959/d.2019.05.006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19）05-86-13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冷战后全球主流媒体意识形态演变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领国际舆论对策研究”（18ZDA320）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9-05-13】
【责任编辑：张志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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