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漠视底层———个非正式的讨论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要论文,谁在论文,底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媒体忽视普通百姓的佐证
许多媒体在关注普通大众方面做得很努力也很有成效。比如中央电视台的“东方之子”、 “百姓故事”等栏目；又比如说《北京青年报》在前几年曾报道过的“杨晓霞的故事”等等 。但是，这样的报道在众多媒体上占的数量还是太少了。到街头报摊上一走，就不难发现， 现在报刊版面上唱主角的主要有两种人：一是各行各业的董事长、总经理、CEO等等；一是 各类影星、歌星，球星等等。他们的大照片、大标题，在报刊版面上非常突出。名人的一举 一动、吃喝拉撒睡似乎都成了新闻。此外，相当多的是一般百姓消费不起的有关时尚、消费 、休闲等等这一类的内容以及相关的广告。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专业媒体和某些格调不高 的小报，就是在我们称为主流的媒体中也有一定反映。
我们选择了5份在北京报刊市场上比较畅销的报纸做了一次统计。按内容划分为3类：一是 有名有姓的反映普通人生活、工作、学习等方面的新闻；一是在他们遇到困难或受到不公正 待遇，为他们提供帮助和申张正义的新闻；再一个就是为这些收入比较低的人群提供服务的 新闻。结果这3类加起来在5份报纸的新闻中所占比例大约在15%上下（按新闻条数计算）。我 们还从中选择了1份报纸，就其人物活动新闻做了统计，在8月22日这一期，有关球星的新闻 ：2条；演员的新闻：2条；模特的新闻：3条；老板的新闻：1条；共8条。有关普通百姓的 新闻：3条。在普通百姓的新闻里还包括“博士生上网偷钱”这样的内容。
去年7月19日，羊城晚报《新闻周刊》刊登了一篇署名佚名的文章——“一个上海白领的心 里话”。这位白领，研究生毕业，之后又找到一份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工作，他对周围普 通百姓的生活毫无感知。直到有一次他偶然发现了生活的另一面，了解到下岗工人中居然还 有靠捡菜帮过日子的，他才忽然认识到，他的周围还有一大批穷人，他的生活与普通百姓如 此脱节。他不禁问：“作为这个国家中有知识的一部分人，难道没有义务去了解他们吗？” 这篇文章从另一个方面对媒体忽视普通百姓的现象提供了一个佐证。
“底层”的作用不可忽视
去年8月《读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关注底层”。介绍了意大利马克思主 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等研究现代南亚历史的著作《底层研究》。我想借用这篇文章的题目 ， 呼吁我们的媒体来关注底层。我们所讲的底层，指的是我国目前收入较低的社会群体，主要 是指工人（特别是下岗工人）、农民等普通百姓。从收入情况划分，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金字 塔型，这部分人正位于金字塔的底部。最近有报纸刊登消息说我国年收入在6万元以上、有 房子有汽车的“中产阶级”有两亿，这样看来收入较低的这个群体加起来要超过十亿。勿庸 置疑，他们为我国社会发展和稳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了成就 ，几百万下岗工人承担了并非由于他们的过错而造成的责任，他们功不可没。
我非常赞同吴敬琏同志的一个观点，他说社会的富裕归根到底是由物质财富的增加来决定 的。社会物质财富是由劳动创造的，当然包括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和科学实验。但是，任何 创造、发明、科研成果、经营理念、管理思路，也只有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地转 化为生产力。就拿袁隆平来讲，他研究的杂交水稻价值好几百个亿，可是他的科研成果能够 变成这么大的生产力，还是要经过工人、农民、技术人员的双手才能成为现实。
现在我国关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有几种版本，基本上都在0.4以上。更为可怕的是， 这个数字增长速度太快。一些发达国家也许经过了几十年、上百年，社会财富逐渐集中到少 数人手里，才会形成今天的贫富差距；而我们国家才一二十年，就形成了如此悬殊的差距。 收入差距的合理拉大，普通百姓还能够认同，但是对靠非正常手段致富的人，对“灰色”和 “黑色”这类不合理收入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普通百姓当然不满。有学者提出，“一旦暴 富阶层和受损阶层的差距变得不可接受，整个政权的道德基础就将发生动摇”。“没有哪个 政权可以在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条件下维持政治稳定。”
管理体制是媒体忽视普通百姓的原因
由于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造成了社会心理的失衡。媒体在这当中有一个很独特的作用。 在西方，解决这个问题除主要靠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税收政策来调节外，另外还有两个方 面，一是靠宗教，再一个就是靠媒体。媒体为普通百姓说话，为他们呼吁，使他们得到慰籍 和帮助。在我们国家，宗教的作用是很小的，所以媒体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媒体忽视普通百姓的现象，究其原因恐怕要与媒体现行的管理体制有很大关系。我们媒体 现行的体制是二元的，一方面是党的喉舌、舆论工具，要以社会效益为目标，一方面又要面 向市场，是一个经营实体，不得不受市场和广告商的影响和制约。有一位媒体专家曾经提出 过报纸两次销售的观点，即一次要卖给读者，一次是卖给广告商。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去追 求一些趣事逸闻，或是追求一种名人效应等等，也是一种需要。广告商现在都讲有效读者， 广告吸引不到的读者已被其视为无效发行。据了解，《北京青年报》的读者特点，一是学历 高，二是收入高，三是市场价值高。《北京青年报》是共青团北京市委办的，恐怕不应把收 入不高、学历不高的工农青年排除在外吧？
记得20年前中央主要领导人在一次讲话中提出过一个比例，即报纸上的批评报道不要超过2 0%，后来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领导人修改为“占百分之十”，再加上一些媒体老总为了取得 较大的安全系数，致使那些为普通百姓说话的新闻更少发表。近几年从总体上讲，我们的舆 论尺度一天比一天宽松，像最近报纸上报道的南丹矿事件，为此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篇评论 《假如媒体缺席》。这类事件在过去是绝对发表不了的，而实际上这样的报道提高了社会的 承受力，有利于社会稳定。从总体上来说，我们的记者还是很关心国家大事的，有中国知识 分子的传统，有社会良知，但是这些方面的新闻受到制约以后，报道方向就会转向别处，就 像水管一样，这个口子开得小了，水就往另外一个口子流，这就叫管道效应。
新闻道德与媒体的责任
道德是有成本的，做好事、见义勇为都是要付出成本的。就拿在我们国家最常见的挤公共 汽车来讲，你不挤，也许你就永远也上不了车，那你付出的成本就是乘不上公共汽车。现在 我们的一些记者、编辑尽管很想为普通百姓做点实事，但是他们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成本， 他们的生存、生计。同时也不可否认，这其中也有一部分人过于逐名求利。我们新闻界要解 决好一个新闻道德、职业操守问题。
其实，我们说的要关注底层，并不是说不要那些读者喜闻乐见的社会新闻，或者像文化大 革命时那样，报纸版面上天天是“工农兵”的“高大形象”，那些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宣 传人人反感。媒体有责任营造一个良好的、向上的社会道德氛围，仅仅靠树立几个典型是不 够的，而应当经常宣扬我们身边的好人、平常心。由此看来，引导人、鼓舞人这一要求的落 实还期待创新。
同时，媒体在经营体制上也要创新。在医药卫生系统，有的医院可以以营利为目的，有的 医院不以营利为目的，在传媒业恐怕也要如此区分，经营多元化、跨媒体经营甚至跨行业经 营可能是一个方向。
媒体的一个重要责任在于，把我们国家的真实情况告诉读者。回顾我们的近代史，一代又 一代的年轻人从媒体的宣传上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决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像五四时代 的《新青年》，抗战时期的《新华日报》等等。所以说，我们的媒体，特别是一些面向青年 的报刊，要考虑一下我们办的报纸会给下一代带来些什么影响。在现代社会里，任何人都可 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当然也可以选择做什么样的“宝贝”，过什么样“支离破碎” 的生活，只要他或她不违法，就不应受到干预。但我们的年轻人如果都成了上海或什么地方 的“宝贝”，作为媒体，恐怕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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