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慕寿祺《中国小说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小说论文,论慕寿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5)05-0025-04 慕寿祺(1874-1947)，字子介，号少堂，甘肃镇原县人。1903年癸卯科举人，早期同盟会会员，甘肃辛亥革命领袖。1927年后从政坛退隐，主要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工作[1]。据其女慕文云《中国小说考·跋记》，慕寿祺博览群书，穷究经史，尤精于西北历史及音韵学，著述颇丰，“求是斋丛书”收《新疆回部史略》《中国小说考》《音韵学源流考》《晓灵子新著易说》《中国文学史》《敦煌艺文志》《经学概论》《群经余论》《韵文研究》《菜根谈》等稿；“求是斋文存”收《十三经要略》《序文钞》《诗钞》《诗话》《鸿爪偶存》等稿。这里未曾提及四十卷、百余万言的《甘宁青史略》，是一部关于甘宁青三省的编年体史地巨著，影响很大，乃今日治西北史者的必备参考书目①。 慕寿祺撰《中国小说考》，二卷二册，包括单篇小说考论、历代小说总论、杂录三个部分，成书于1939年，今有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石印本。治中国古代小说者，较少提及此书，但其价值仍有不可忽视之处。本文拟对其体例、内容和价值略作介绍。 一、《中国小说考》的小说观念及分类特点 既然要“考”中国小说，首先就应该确定小说的性质和范围，否则无从着手。我们知道，小说概念，古今有别，有传统目录学家的小说概念，也有自明清以来逐渐成熟的文学意义上的小说概念[2]。《中国小说考》对这两类概念都予以接受，此书共记小说一百一十余种，据慕氏自述，均取自家中所藏：“就家中所存新旧小说二百余种，择其雅驯者得半数焉，加以说明，俾知内容”(《后序》，下卷第45页)。这百余种作品，既有叙事性的小说、戏曲，也有《读史方舆纪要》《廿二史札记》等史料笔记；既有应归入传统四部中的子、史类作品，又有传统四部所未收的通俗小说；所记作品以中国为主，西方译著亦厕身其间；在时间上，最早为汉代作品，下迄民国年间②。《中国小说考》所考的对象如此驳杂，反映出作者未对“小说”概念本身作系统梳理，而是兼收并蓄，试图将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包容在传统目录学家的范畴之内。 最令人瞠目的，是《中国小说考》对小说的分类。这百余部作品，慕寿祺一共分出了十九大类：曰说部，曰笔记，曰弹词，曰野语，曰理想，曰劝惩，曰忠孝，曰节烈，曰豪侠，曰革命，曰扰乱，曰战事，曰才女，曰仙佛，曰高僧，曰妖怪，曰敦煌石室所发见旧小说，曰鸿博，日札记。至于分类标准，《中国小说考》基本未作任何说明，仅在二三类目下加有简短按语，如“笔记”类下慕氏说： 笔记者，随笔录也，有称笔录者，有称笔谈者，有称随笔者，名虽不同，其体一也。至用以为书名，则始于宋祁之《笔记》三卷，南宋时凡杂记见闻体，近说部者，皆喜以此为名。如龚顺正之《芥隐笔记》，陆游之《老学庵笔记》是也。金元明诸家亦多可喜可愕之作。清代如纪文达《阅微草堂笔记》，俞曲园《右台仙馆笔记》，尤为别开生面。(上卷第25页) “笔记”条下所列作品最多，包括《东观汉纪》《博物志》《吴兴风土记》《续齐谐记》《殷芸小说》《洛阳伽蓝记》《云仙杂记》《封氏闻见录》《博异记》《唐代丛书》《奉天录》《集异记》《北梦琐言》《归田录》《北窗炙輠录》《吴船录》《桯史》《建文帝后纪》《秦公传》《湖壖杂记》《右台仙馆笔记》《唐祝文周四杰传》。慕寿祺认为这类杂记见闻，近乎“说部”，这种认识有合理的一面；但他却将偏重于记叙故事的笔记小说，与偏重于记载史料的野史笔记混为一谈，不加区别。此案语中同时提到的纪昀、俞樾之作，实则分系于“劝惩”和“笔记”目下。 《中国小说考》的分类标准，似乎主要是依据作品内容和题材的分类。如“扰乱”类下列《陇防纪略》《清同治时中国匪乱记》《拳匪酿祸纪略》三书，“战事”类下列《西征记》《中东战记》《欧洲大战记》三书；革命类下列《太平天国野史》，《儒林外史》《镜花缘》《水浒传》《明夷待访录》同科。按内容题材进行分类，其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如将《儿女英雄传》入“豪侠”类，何玉凤能仁寺的故事虽脍炙人口，却不足以概括整部书的全部内容；又如史料价值甚高的明人笔记《双槐岁钞》为什么属于“说部”，却不归入“笔记”？再如“理想”类下有《封神榜》《福尔摩斯侦探小说》二书，根据上下文推测，慕氏所谓的“理想”实指幻想，福尔摩斯其人其事均属子虚乌有，写神魔大战的《封神演义》却多少有些历史和传说的根据，将二书并置的理由，实难究解。 小说分类，本来就是一个极其繁难的问题，更何况在分类之初，又忽略对“小说”概念的清理。慕寿祺《中国小说考》的小说分类，除了依循《太平广记》泛滥无归的分类法，还受到晚清小说界革命时期小说分类法的影响，所谓“理想”“革命”“战事”等分类，均始现于此一时期。慕氏从内容题材对小说的分类，也是此一时期流行的分类方法③。另外，慕寿祺为敦煌遗书专立一目(“敦煌石室所发见旧小说”)，也颇可见出彼时学术风气的影响。除记录《列国志》残卷、《观世音菩萨修行》《唐太宗入冥记》三种之外，慕寿祺还另记有自己所藏及亲睹的几种卷子：“楚北汪栗庵大令宗瀚，以名进士作宰此邦，助余搜，先后寄贻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画像写经卷子本、梵叶本各二，笔画古拙，确为唐经生体。又曹君直沙州石室文字记，光绪戊申同年陆季良示余，甘肃敦煌县令汪宗瀚所遗，后唐天成四年己丑岁五月二十九日樊宜信造药师琉璃光如来象绢本，长三尺许，笔意古拙，彩色鲜明，其所题记，文皆右行，盖千佛岩莫高窟物也。”(下卷第18-19页)这些记载或可补文献流传之阙。 至于《中国小说考》的历代小说总论，包括汉代小说、唐代小说、宋代小说戏曲、元代戏曲本事、清代戏曲本事(明清小说也包括其中)五个部分。名义上是总论，实际上是作者所以为重要的作品名录，附有简略点评，也有零星的本事考证，很少对小说整体发展状况予以概括。不过，慕寿祺也注意到了小说在唐代的日趋丰富、通俗文学在元代的发达等情况，还详考了戏剧发展源流。如他论元代文学时说： 元代文学比于历代，皆瞠乎其后，而可指为特色者，实惟通俗文学即小说戏曲之类是也。文以载道也，实所以弼教。前代学者每务为高深，故通俗文学之发达，迟迟吾行。(下卷第30页) 他将元代通俗文学发达的原因归为三条：一、白话文体承袭自宋金：“前此无一白话说理者，自二程始，因弟子之讲习，仿佛家说法为语录，是后言性理者因之。此文体之用俗语者。邵康节之诗苑如口语，黄山谷之词至有竟体用白话，后起者往往效之。此韵文之用俗语者也。元人因以运入小说戏曲。”二、元人文化鄙朴：“元人崛起漠北，不谙文理，故朝廷所下文告，词多鄙俚，若今所传《天宝宫圣旨》碑文是也。即史官载笔，或以鸡儿狗儿猪儿纪年，如今所传《元秘史略》是也。故通俗文学适于发达。”三、元人性情豪奢：“元起朔漠荒寒之区，无礼教之束缚，一旦入中国，乃大放声色口体之欲，汉人迎其意、被其教者，遂于怪力乱神、骄奢淫侈之事极力描写以承之。”(下卷第31页)从语体文的角度来谈通俗小说的发展，甚有见地。此外，慕寿祺还注意到元代出现的章回体小说，他认为：“其体实昉于宋也。初宋仁宗时以天下无事，命群臣每日进讲一奇异之事以为娱，头回之后，继以话说，元取以人小说，始尽变汉以来之短章而为连贯之编述，诚伟制也。”(下卷第32页)中国古典通俗小说所经常采用的章回体，确实渊源于宋代书场“说话”，慕氏此论，离事实并不算太远。 二、《中国小说考》的作品考论 于右任(1879-1964)在为《中国小说考》所作题序中说： 谈通俗教育宜改良小说与戏剧，欲改良小说戏剧宜先明其事之内容与流俗相传之错。慕少堂先生以救世之心，运旋风之笔，本数十年之研究，对于新旧各种小说及元明清之戏剧，莫不穷究源委，纠正错误，转移世道人心，诚并世无两之作。(上卷第1页) 这段话概括了撰述《中国小说考》的两个主要目的：一是考证小说戏曲本事，纠正俗传错误；二是通过考论小说戏曲，发掘其教育价值，借以转移世道人心。 (一)本事考证 小说戏曲的本事考证，是慕寿祺用力最多的地方。 这个“本事”，首先指的是小说戏曲的取材，如书中论《隋唐演义》说：“此书叙隋炀帝、唐明皇宫闱事甚悉，而皆有所本，其叙土木之功、御女之车、矮民王义及侯夫人自经诗词，则见于《迷楼记》；其叙杨素密谋，西苑十六院名号，美人名姓，泛舟北海遇陈后主，杨梅玉李开花，及司马戡逼帝朱贵儿殉节等事，并见于《海山记》；其叙宫中阅广陵图，麻叔谋开河食小儿、冢中见宋襄公，狄去邪入地穴，皇甫君击大鼠，殿脚女挽龙舟等事，并见于《开河记》。三记皆韩偓撰。其叙唐宫事，则杂采刘餗《隋唐嘉话》、曹邺《梅妃传》、郑处诲《明皇杂录》、柳埕《常侍言旨》、郑棨《开天传信记》、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无名氏《大唐传载》、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史官乐史之《太真外传》、陈鸣之《长恨歌传》，复纬之以本纪、列传而成者，可谓无一字无来历矣。”(上卷第21-22页) 这个“本事”，还指小说戏曲的创作背景或创作动因。《金瓶梅》之所以归入“忠孝”类，即与其“本事”有关。慕氏认为该书出自王世贞之手，因负杀父之仇，而借小说口诛笔伐当时权相严氏。他说：“西门庆认蔡京为父，即此一端证明此书为严世藩而作。”(上卷第64页眉批)同样，他认为《红楼梦》写的是清初宫闱秘史，小说“借题发挥，有功于史晟不少”(上卷第19页)，其中“尽谜语，以待后人之猜”(上卷第21页眉批)。他不满意蔡元培的《红楼梦索隐》，认为“蔡孑民索隐已知窍矣，而犹未尽也”(上卷第21页)，他对《红楼梦》的揭秘，近于王梦阮，又稍有不同。他认为： 贾母，清之孝庄皇太后也；林黛玉，冒辟疆之妾董小宛也；王熙凤，即养心殿草诏之王文靖公熙也。其他一婢一仆皆有所指，一举一动皆有关系，而惟五台山三字言之再再。顺治十八年正月章皇帝幸五台，吴梅村清凉山赞佛诗皆实录也。先是顺治十七年冬小宛病殁于南苑，是书纪秦可卿之死及丧事之铺张，王公之临哭，即小宛死后之实在情形也。惟《红楼梦》提在前。按之当日事实，似嫌过早，此其中有故焉。盖是书后为清廷所禁，又故乱其次序耳。至曹雪芹续修时，原文概仍其旧，旧所无者则增益之，所言皆国家大事。(上卷第18页) 而《红楼梦》第十七回荣国府归省庆元宵，“殆言太后下嫁事，时顺治七年春正月十五日也”。(上卷第18页)慕氏还推测，这部小说的作者有“黍离麦秀之感”，只不过囿于清初文字之狱，不得不隐晦其辞。随后，他又简略介绍了清初文字狱情形，附考“明末诸臣清初隐士所著各书其为清廷所禁者”。 《中国小说考》的“本事”考证，还包括从历史文献、民间传说、社会风俗等角度来考察小说戏曲的接受情况。如《西游记》后附记： 由青海省城赴玉树，道经通天河宽约八丈有奇，水势甚平，河之右岸有小山，山麓有一洞，相传三藏赴印度取经时宿于此，右岸有塔，谓三藏取经归渡河经被水淹，捞出列曝于石，语本《西游记》。颇荒诞，而番民信之甚笃。考三藏赴印度取道新疆，其归也，行至于阗，为于阗玉所留，因修表使高昌人马玄智随商侣入朝奏闻太宗，即敕于阗等道使诸国护送，并令敦煌官司于流沙迎接，以贞观十九年正月至西京谒太宗于洛阳宫。又四川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