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中国百年思潮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几点思考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一段较长时间里， 史学界一般是把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1840～1919年）这一段历史称为中国近代史，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19～1949）的历史称为中国现代史。与此相应，研究这一时期的思想历程的著作，也往往以“五四”为界线分成了“近代”和“现代”两部断代史。直到现在，学校教学和教材的编写中通常还是如此。然而这样的历史分期并不是很准确的，诚如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形成的共识：一部完整的中国近代史（包括近代通史和各种专史），应该包括从1840年到1949年这一整个的历史时期，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从开始到终结，中国民主革命（由旧式转向新式）从发生到胜利的历史。就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而言，也应当以这个长时段的政治和经济变迁为大背景，对这种背景中所发生的百年思潮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作出系统的耙梳和科学的分析，才能更为深刻地揭示出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历史变动期所发生的思潮更迭过程和演变规律，从思想变迁的角度阐释社会发展的方向。
一
帝国主义势力的东侵，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变化，中国内部政治—社会秩序的激荡，将近代中国社会变成了东方各种矛盾的焦点。民族斗争、阶级对抗、社会症结、中外文化的冲突和交融所引发的社会大变动，使制度落后、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的近代中国，却因此而处在一个思想文化空前活跃的历史时期。从各个角度反应社会矛盾、表达危机意识、寻求中国出路的思潮，包括外来的和本土的、怀旧的与超越的、理智的和偏执的，等等，五光十色地交织在一个历史的横断面上。人们对许多思潮，有过狂热的信奉或激烈的批判，也有过谨慎的选择或自觉的转向。中国人为寻找救国真理，历经磨难，备尝艰辛，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所作的科学概括：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样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近代百年思潮的历程，表现的正是中华民族经历了前两次历史性巨变而通向第三次巨变的认识史。由于这个时代距离今天不远，当年政界学林所发现和思考的一些课题，往往是当时并没有解决以至于仍是今人需要进一步思索并为之继续奋斗的课题。因此，讨论近代百年思潮，自然会进一步引发我们探根溯源的兴趣、总结经验的自觉，特别是能加强我们对于中国国情和邓小平理论之来源和背景的理解，从而凭借历史学的智慧，衔接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我们所探讨的近代中国思潮，是指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那些特定的阶级、阶层、集团的社会心理及人文观点和理论意识形态的总和。思潮的内在结构多层驳杂，是由从低到高的认识序列互相联结而成的精神体系。我们把一定的社会心理，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发产生并互相影响的对于社会现实的主体反应，（参见沙莲香：《社会心理学》，1版，3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看作一定社会思潮的底层结构。因为社会的变动，首先总是在覆盖面极广的社会心理的层次上得到最直接和最迅速的表达，形成人们关注或参与社会活动的某种动机、需要、情感、态度、理想及其对社会变动过程和结局的感受。中国近代思潮的研究要善于捕捉和解读当年的心理变动特别是时人面对变局的“问题意识”。虽然处在历史情境中的普通人只能对社会和事变的各个侧面产生直观的反应，他们不可能如后人那样对历史和结局作出逻辑性的把握，但恰恰是大众对某一历史焦点反应的广泛性和趋向性，在不同程度上为思想家们的思考方向和表达方式提供了第一手的精神素材。当某种普遍的、流行性的社会心理趋向被认识主体加以综合和归纳时，往往就产生了特定的人文观点或倾向，如具有不同程度的理性因素的主张、口号或格言。特定的观点或倾向在较高的精神层次上凝结、强化和诱导与之相应的社会心理，赋予后者以某种方向感与针对性，这就是诸如“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革旧图新”、“振兴中华”等观点的由来和功能。而理论意识形态，包括哲学的、政治学的、史学的或美学的等等，则是思想家们依托于一定的社会存在、文化资源并凭借当时的社会心理和人文观点所构筑的理论体系。理论意识形态以其鲜明的历史使命感和理论自觉性，指导社会心理及其相应的观点，力图使之按自身所预设的方向升华和发展，成为维系或变革社会的精神力量。对于社会思潮的如上几个层面，我们所着重阐释的是理论意识形态特别是在近代中国最为突出的以国家观为中心的政治理论，同时也在可能的条件下照应社会思潮的其他层面，吸纳社会史的研究方法，把思想史研究的主轴从人物分析转向更能表现思潮内容和规模的群体意识分析，从而全面地把握各种思潮的起源、走向及其在中国人民的选择中各自不同的历史命运。
二
近代思潮的起源，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诚如许多研究者的论述，近代思潮是在民族矛盾包括中西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或者说，是一些阶级、阶层及其代表人物对于西方冲击的特定回应。但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是从什么角度、以什么样的历史经验和思考方式来面对变动，他们如何界定其身临其境的时局，他们的理论认知的内容及其社会影响的大小，归根结底，还是根植在中国本土所发生的多种历史过程的交织之中。从晚期中华帝国尤其是明清数百年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若干新趋势，到本世纪中叶新旧军阀统治下层见迭出的社会危机，都深刻地制约着近代思潮的理路，形成了相当复杂的文化图景，其中的许多现象和问题，仅仅用“冲击—回应”的构架是不能予以圆满解释的。至于有的论者简单地将“中国向西方学习”或“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归结为近代思潮的主题，则更是失之于片面了。纷繁复杂的西方各种思想流派，有些被时人所接受，有些则遭到社会的冷落；而那些被中国人所不同程度地吸纳了的外来思想，也往往发生区别于西方原型的流变，同中国的国情民俗、文化传统发生或浅或深、或畸或正的融合。因此，在探索近代各思潮的起源上，既要充分把握中国外部条件的变化，也要认真考察中国社会内部的变迁和文化积累。
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在论析中国近世第一代经世思潮时，就需要相对跨越作为近代政治史开端的1840年，而花费一定的篇幅去考察乾嘉以来许多社会事件的交织过程。清帝国内部的民族矛盾、内陆征战、人口剧增、灾荒频繁、农业商业化及其衍生的深广后果等，都使明清的社会矛盾具有传统政治—社会体制难以应付的复杂性，并引发了先于近代危机的思想危机和学术变迁。道光中叶轰破旧中国大门的西方列强，在这里遇到的并不是千年不醒的东方睡狮，而是一个激荡的社会和力图为这个社会寻找出路的思想界。只有将这一系列复杂的图景作为近代思潮发生的前提，才能从社会变迁和思潮延续的角度，对包括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在内的思想家的理论思路及其内容，作出比较全面的、有历史感的解释，不难发现，中国近代史序幕时期的思潮，要比西方冲击和时人回应的过程复杂得多。同理，我们也力图联系中国近代政治和经济变动的大背景，从外部冲击和内部变迁、学习西方和反思传统的双重角度，来探讨其他各种思潮的起源、表现及其特定内容。这一研究所形成的基本认识是：中国近代各种特定思潮的形成，均依托于中国外部和内部的多种历史过程的综合作用；一部中国近代思潮史，本质上是中国人自我发现、自我觉醒和自我选择民族生存方式的认识史。
三
中国近代思潮的演进，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并在此轨迹的制约下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阶段性。对思潮发展的长时段宏观考察与阶段性特征的准确把握，是学术研究中应注意的一个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近代思潮史和中国近代通史的具体分期同中有异。一方面，中国近代思潮的发生、发展和同一时期的民族民主革命在大方向、总步骤上是同步的。在文明的发展历程上，近代中国没有出现像西欧那种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相对独立的思想启蒙阶段，近代中国日益激化和深化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加之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使近代思想家们把主要精力倾注于社会和政治问题。他们的理论思辨紧紧地围绕着社会现实，每一次大的政治运动或反侵略抗争，几乎都伴随着一场思想启蒙，诚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说的那样，“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民族抗争、政治变革和思想启蒙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相辅相成地扭结为一体。
另一方面，由于思想观念的某种传承性、独立性，近代的百年思潮又存在着自身的由浅入深、有序演进的轨迹，甚至于也出现过或超前于现实、或落后于外界的现象，从而构成了近代思潮自身发展的某种特殊历程。一般而言，中国近代通史可以按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消长起伏和与之相应的社会变革方式的转换来划分阶段，而近代思潮史则主要是以作为时代主导意识的观念形态的变化为其演进标志。怎样科学地界定中国近代思潮史的分期，是一个有待于史学界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将鸦片战争前后、甲午战争之后、五四运动前后和本世纪30年代的理论观念形态的变异或发展，看成中国近代思潮演变的几个阶梯，从其前后的延续和区别中把握思潮的总趋向，可能是有意义的。
鸦片战争之后，自乾嘉以降在士林中逐渐形成的经世思潮，受到列强入侵、国门破碎的刺激，发展为形形色色的应对危机、要求改革治世“大法”的论说。由于此前种种社会的内部问题已经激化和学术思想的变迁，士大夫阶层不再把关心政治看成是在位谋政的官僚专利，而视为自身应有的职责。他们批评王朝弊政，建议调整土地占有状态和加强地方权力，倡扬道德救世，关注重新平衡国家与日益复杂起来的内部社会暨外部世界的关系，这些议题集中表现为一种重建传统帝国的政治—社会秩序的努力。这时的思想界虽然已经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变局”，但从根本上并未怀疑传统思想资源的有效性，对付外部挑战的危机意识，是在一整套重建内部秩序的经世思路构架中定位的。用“师夷”和“洋务”等语汇表达出来的自强观念，在一个时期是各种传统经世条目的附加内容；在另一个时期，则是通过“本末”、“道器”等传统哲学的思维逻辑，以儒学中心论为心理背景而曲折地表现出来的。直到太平天国风暴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思想界应对西方冲击的意识才日益明确化和激进化，一批为数不多的先进思想者，在政治、经济上开始代表了区别于官僚阶层的新兴民族企业家的利益，在理论上则力求重新解释“中西”、“道器”之间的关系，并企图对西学本身也作出表里、体用和主次之分，从而使之系列化。他们对西学体系的认知虽然仍渗透了诸如以“三代”体制为理想的经世背景，但危机意识和西方文化的诱惑力，终究促进了兴工商、办教育、开议院等社会舆论的传播。经世思潮主观界定的“道器”、“本末”之间的边际逐渐模糊，“道器之辨”导致了此后较为广阔和深刻的会通中西文化的探索。“借器卫道”的结局，恰好是动摇了传统伦理价值体系的根基。
甲午战争的民族危机进一步引发了理论危机。无论是经世不变的纲常名教还是半旧半新的“中体西用”，都已经不能容纳民族救亡和社会改革的内在要求。危机意识促进了思想界一方面继续努力发掘传统文化中积极的可以和时代要求相衔接的因素；另一方面，更急迫地从外部世界吸纳思想营养，风靡于西方的民权观和社会进化论这时正好适应了思想界为理解和克服危机的理论需要。倡扬弱肉强食的社会进化论本质上是民族主义的，它在西方成为殖民主义者征服其他落后民族的理论依据，而在中国则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同民权观相结合而大幅度地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自我体认，被思想界引申为捍卫民族传统、创建近代式民族国家的构想。恢复中华帝国秩序的方案至此被新型的族国理想所代替。国家观转型探索面临过许多复杂的课题，引发了各种思想流派的论争，产生了局部改良（诸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全面变法和民主革命等多种对于历史起过不同作用的思潮。然而，无论是在大清帝国构架内完成族国转型的变法还是以反满为起点的共和国追求，也无论是以文化现代化为目标的古学复兴还是理想型的大同学说或民生主义，都可以归结为对于社会进化、构建族国的种种诠释。政治变革和思想启蒙以此目标为轴心互相联结着向四围展开，引发了各种新型的近代观念的铺展和思想界的认知结构、思考方式的变化，从而揭开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序幕。然而，这一阶段的政治变革和文化论争的结局却是耐人寻味的：就创建何种政体的民族国家而言，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方案战胜了稍先于它产生的君主立宪方案；就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而言，这两种方案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诸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主张，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联盟夹击下功亏一篑。在如上思潮熏陶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思想者，不能不重新寻找中国的出路。
从辛亥革命及其余波的失败、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到本世纪30年代中叶，是中国思想界调整思考方向和发生更深刻的分化组合的时代。按照本世纪20年代末刚刚上台的蒋介石的说法，这是“一个思想很纷杂的”、“四万万同胞无所适从”的年代。蒋氏的感慨，正是政治革命和文化运动的深入、统治意识已经无法控制局面的写照。20世纪初科学社会主义在各种思想流派的争论中异军突起，是比民权观和社会进化论传入更具有历史意义的划时代的理论跃进。越来越多的进步分子，开始努力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来重新认识历史，反思文化，考虑中国的命运。与此同时，前一个阶段关于族国构想的纷争仍在延续，一方面，取代了清王朝和北洋军阀而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内部，在孙中山逝世后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后三民主义流派，其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力行”三民主义，注重于保持和稳定既成的社会秩序，这一派将三民主义儒学化、道统化，使之不仅具有一般思想文化的意义，而且自居为指导和整合全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因此，它也必然由于其社会责任的失败而像前清统治思想那样难逃其咎；另一方面，清末由严复、梁启超等维新人士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思潮，也衍生出各种介于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的思想流派，这些流派依然保留着戊戌以来就形成的那种既崇尚意识独立、反对盲从权威，又承认既成统治的价值、主张社会改良和反对“根本解决”的双重品格，他们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追求戊戌变法方式和辛亥共和模式的统一。当然，在对目标与手段的阐释上，又有许多新的内容和特征。
如上各种主义和流派在这一阶段发生过多次的政治交锋和文化论争。争论的焦点，是集中在哪一种国家模式和文化形态更适合于中国国情这个根本问题上。前两个阶段探索的挫折，凸现了国情问题的重要性，并为这些论争提供了许多历史经验和文化资源，而争论的各方则对此各有不同的解释：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一开始就致力于“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李大钊文集》，1版，下卷，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而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也无不倡扬自己的政治—社会秩序的设计为中国之必需，攻击“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然而，对前人挫折的原因探析和对中国国情的准确认知，毕竟是由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进步分子所完成的。这一阶段在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是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的深入调查和几乎是同一时期的理论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的论战以及文化界关于东西方文化的争论，这一切使人们对中国国情的认识进一步明晰化。这些认识成果，构成了毛泽东所创构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重要来源。
从30年代中叶之后到新中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开花结果的灿烂阶段。在经济相当落后的中国西北角，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产生了中国最先进的思想文化。毛泽东进一步总结了近百年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集中了许多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和革命的认识成果，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完整体系。这些著作科学、全面和系统地论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中国社会的性质，近代中国民族灾难和社会苦难的根源，中国革命的由来、性质和基本规律，中国革命的根本道路和发展前途等在近代思潮史上为前人所没有解决甚至是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一个既区别于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体制，又不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体制，“由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构想，正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引下的革命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诚如毛泽东所概括的，它“引出了阶级关系的新调度，农民革命的大发动，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彻底性，由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资产阶级领导革命时期不可能出现的”。（《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继承了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特别是近代进步传统、同时又超越了传统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发展为人心所向的思潮。随着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不仅唾弃了既没有给中国带来统一也没有造成社会进步的中国国民党的官方学说，也对游移于国共两大营垒之间、而自身又不能对中国社会需要作出正确解释的自由主义思潮失去了兴趣。这时，也只有到这时，自戊戌、辛亥以来虽历经挫折而仍不同程度地吸引了某些思想者的资产阶级族国方案，才最后走向破灭。
四
重建中华帝国秩序的企盼，追求近代式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探索，创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奋斗，构成了以国家观变革为核心的百年思潮的主要轨迹，它牵动了从社会心理、人文观点到哲学基础的深刻转换与更新。我们可以用“忧患、抗争、探索”来概括漫长的百年心路。这个漫长过程，凝结了好几代仁人志士将本土优秀传统和外来先进文化融合会通、将社会变革和思想启蒙互相结合的创造精神。
近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规定了中国走出中世纪的思想进程，同当年西方用人权反对神权的启蒙运动相比有重大的区别。近代中国人面对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多种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中华民族既要勇敢地反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又要明智地吸收来自西方的先进文明；既要捍卫民族的独立和自尊，又要克服文明古国沉积下来的负面的心理障碍，剔除民族文化传统中不适应历史发展的落后成分；既要努力赶上国际社会，又应基于本国国情而不需要再重复西方的资本积累和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老路。中国近代史对思想启蒙的内在要求是在多种问题交织的场景中展开的，它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1.如实认识帝国主义的面目和本质，确立反帝救国的正确道路，克服以昧于外情为共同精神根基的奴化意识与排外主义；2.认清帝国主义联合封建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共同压迫中国人民、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将反帝斗争和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根除以皇权意识为核心的蒙昧心态；3.认识发展民族生产力、使中国在经济上自立于国际社会的迫切性，确立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结构的变革意识；4.提高全民族的政治和文化素质，造就具备自尊、自强、独立人格和自我活力的新型民族群体。我们可以将如上内容简要地归结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的现代化，这也是时代赋予近代思想界所应解决和开拓的主课题。这样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历史课题，当然不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为近代先进思想者所全面把握，他们有一个前赴后继、从充当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到自觉地为变革社会而奋斗的认识过程。这就是中国近代思潮发展曲折、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倍加艰辛的原因，也是在历史已经掀起新的篇章的今天，我们要充分珍惜和努力继承百年思潮所凝结的精神财富、使之在当代的条件下继续发挥作用和不断丰富提高的理由。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过程不会穷尽。这不仅是由于某些新史料的挖掘会修正以往认识上的偏差，而且更重要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者辨识能力的提高，还可以从熟悉的史实中获取新的启示。我们并不认为自己对中国近代思潮史的如上看法已经成熟，此稿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求得同读者在学术和思想上的交流。
*本文是彭明、程
教授主持的国家“八五”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课题——《百年思潮启示录》一书的序言，在此先予发表，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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