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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57(2004)03-0114-06
“史表”创始于司马迁。它基本的功能就是通过简明的表格标列，省去记载之冗繁。 《史记》十表具有开创性，司马迁不仅以简明的表格列出重要史事，而且为每一篇表撰 写了提挈史事、言简意赅的序。《汉书》的表，也相当成功。《史》、《汉》以后，魏 晋南北朝迄唐、五代时所撰修的多部正史，虽然在体裁上继承司马迁所创造的纪传体的 形式，以及班固所确立的断代史格局，但在具体的体例上，却有所变化，很突出的就是 从《三国志》、《后汉书》直到《旧唐书》均没有史表部分。这是因为撰写成功的史表 本身难度很大，加上有的史书撰写时间比较仓促，因此同样用纪传体撰写的正史就有多 部把史表部分付之阙如。另外，对史表的作用在认识上还有些片面性的看法，如刘知几 在《史通》中所说：“夫以表为文，用述时事，施彼谱牒，容或可取，载诸史传，未见 其宜”，“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非谬乎?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 ，失之不为损”[1](P53)。
但史表毕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近代“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所言：“自《史记 》创立史表，开著作家无量法门”，“凡遇复杂之事迹，以表驭之，什九皆可就范”( 《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六章)。所以在长达三百年的唐王朝的统治以及急剧动荡的五代 十国之后，史家要对当时复杂繁赜的史事作出清晰的勾勒，就必须将史表的功能充分加 以发挥。就史学本身的进展而言，从汉朝至宋代，历史编撰思想有了较大的发展，经过 史家的摸索和总结，史书编撰技巧也愈加成熟，这就给宋代欧阳修等人对史表进行改造 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以后元人修《辽史》、《金史》以至清人修《明史》，都充分运用 史表来展现历史大势和不同时期的历史特点。史表本身的设置与组织构造在历代史家的 努力下也趋于完善，值得我们重视和总结。
一、《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史表的价值与不足
宋代著名的学者欧阳修所撰的《新唐书》及《新五代史》，在历史编撰学上具有独特 的地位，尤其是其史表的设置富有继承和创新。
《新唐书》“史表”较前史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宰相世系表》、《宰相表》与《方 镇表》的设置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反映唐初门阀士族虽经过隋末农民起义的打 击，但其社会地位并没有降低，士族并没有一蹶不振，士族任宰相者很多，只是经过唐 末农民起义摧枯拉朽的冲击之后，才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宰相世系表》详实记载了唐 代士族盛衰的历史过程。它将历任宰相的世系加以详细罗列，尤其注重家世渊源的考索 ，正如序中所说：“唐为国久，传世多，而诸臣亦各修其家法，务以门族相重，其材子 贤孙不殒其世德，或父子相继居相位，或累数世而屡显，或终唐之世不绝。”[2](P217 9)
《宰相表》设置的目的，主要就是厘清唐代行政中枢的复杂关系。《宰相表》序中称 ：“唐因隋旧，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已而又以他官参议，而称号不一，出于临时，最后 乃有同品、平章之名，然其为职业一也。”清代史家王鸣盛指出：“若论其实，侍中、 中书令在唐方为真宰相，余以他官参掌者无定员，但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知政事 、参知机务、参与政事及平章军国重事之名者，并为宰相。”[3](P788，877)由此可以 看出唐代行政中枢的特点，即宰相的构成愈加复杂，中枢权力越加分化。此外，权力架 构也发生显著的转变，表现在行政、决策和驳议长官权位的升替，特别体现在尚书权位 的弱化上，这些变化可从《宰相表》中清楚地显示出来。从编撰技巧而言，《宰相世系 表》和《宰相表》义例明显不同，表现在编次的先后上。前者对入选人物的标准更加严 格，正是作者力图准确而真实地再现唐代重谱系、重门阀历史原貌的一种尝试。
《新唐书·方镇表》的设置也有独创性。它集中反映唐代藩镇复杂、剧烈的变动现象 ，作者试图通过此表将藩镇与唐王朝衰弱的密切关联作线索清晰地勾勒，正如王鸣盛在 《十七史商榷》中所论述的：“方镇之建置分割移徙，最为纠纷。以唐代变更不一，竟 无定制，所以览史者，苦于眯目。《新书》特补《方镇表》，开卷了然，此《新书》最 善者。”[3](P899)但《方镇表》也有缺憾，“但表其地，未表其人，亦恨事。窃谓宰 相世系，举宰相家之子弟族姓，尽陈简策，方镇乃一代兴亡之所系，较彼尤切。若能取 《新、旧》各列传及唐人文集碑刻小说，胪其人而表之，年为经，地与人为纬，尤为史 家快举”[3](P901)。《新唐书》史表的设置还有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没有把影响唐 代政局的宦官专权集中地用表的形式加以反映。唐代宦官专权在封建社会中是相当突出 的，从唐德宗到唐昭宗的一百多年间，宦官集团势力不断膨胀，祸害一步步加深，以至 积重难返，至晚唐时期达到专擅一切的程度，它是唐王朝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以 唐肃宗以来掌权之宦官为经，将他们担任的职务及其行为作为纬，用表加以排列，就能 揭示出唐代宦官专权的总体情况。
《新五代史》的表实际上是“十国世家年谱”和“职方考”所附的表。五代十国政局 变化无常，用“表”的形式将十国兴替的情况加以表现是可取的，也体现了“表”在处 理头绪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制度上所具有的体裁优势。具体做法上，欧阳修认为：“ 僭窃交兴，而称号纷杂，则不可以不别也。五代十国，称帝改元者七。吴越、荆、楚， 常行中国年号，……十国皆非中国有也，其称帝改元与不，未足较其得失，故并列之。 ”[4](P873)五代时期，建置沿革纷繁复杂，加上文字材料存留不完整，《新五代史》 不志地理，纪又略去，“时有废省，又或陷于夷狄，不可考究其详”[4](P713)，建置 沿革，几于无徵，幸亏《职方考》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它所附的表在编撰上很有特色 ，纵列六排，第一排第一格，书州字，下五格书五代名。第二排以下第一格皆州名，下 五格，每代有者书有，无者空；始置者书有，而小字注某帝置；为都者书都，在他国者 书他国名；本有而后他国者，先书有而又书他国名；先有而后废者，先书有而小字注罢 ；军罢州存者，注罢军；都罢者，注罢都；军名改易者，有字下注军名；梁之州多，有 先书有又书唐者，若泽、潞直书唐，不曰有，以其有之甚暂，不足以为有。王鸣盛高度 评价《新五代史·职方考》：“此考虽简略，然提纲挈领，洗眉刷目，此则欧公笔力， 非薛史所能及。”[3](P1101)
自司马迁、班固以后，“史表”再次成为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始自欧阳修，此后，元 明清撰史都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因此欧阳修是个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就其所修的“ 史表”对史料的取舍来看，也体现出一位学术大家“扎实的取材功夫”和“敏锐的见解 ”。再从他对“史表”设置的灵活处理上看，如通过《宰相世系表》及《宰相年表》两 个侧重点不同的表的设置，对唐代的门阀世族的残余及行政中枢的演变作了清晰的勾画 ，又通过五代十国《世家年谱》及《职方考》附设史表来反映复杂的政治变迁及历史地 理，更是体现了他不为例所拘的创造精神，也符合白寿彝先生所言：“编撰不拘成例， 不是不要例，而是不要拘泥于死板的框框，要按照具体的情况有所调整。”[5](P82，8 8，94)因此欧阳修在历史编撰学上是作出过重要贡献的。
二、《辽史》、《金史》史表设置的特色
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是民族重新组合的又一时期。这个历史时期民族斗争的长期性和 复杂性，对于某些人很容易滋长其民族歧视的情绪，但对一些人，也可以开阔其在民族 问题上的视野[6](P18)。元人编撰的《辽史》和《金史》，从内容到体例都可以反映出 这种视野扩大的影响。清代史家全祖望认为：“史之有表，历代不必相沿，要随其时之 所有而作。……辽金(元)三史，世人多置之自郐以下无讥之列，岂知其中体例，固自有 可采者。”[7](P363)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说：“《辽史》最简略，……然其体 例亦有最善者，在乎立表之多，表多则传自可少。……《辽史》列传虽少，而一代之事 迹亦略备。”[8](P585—587)全祖望与赵翼是从史书所能容纳内容的角度来评价元人撰 修的《辽史》和《金史》在体例设置上所体现的优越性。元代异族入主中原，一统天下 。它对原先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一视同仁，力图用相似的篇幅来记载各民族政权丰富的 历史，自然需要考虑容量的问题。由于蒙古人重视修史，又吸收了汉人撰史过程中的优 良做法，故能在体例方面较好地做到继承与创新。
然就以《辽史》诸表中最有特色的《属国表》和《部族表》而论，它的意义更重要的 在于它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所具有的民族矛盾和民族融合的具体内容及其历史线索。《 辽史·属国表》设置的目的就是要记载辽朝与属国的交往历史，反映高丽、党项、阻卜 、回鹘、新罗、吐蕃、沙陀、铁骊、靺鞨等政权向辽朝朝贡，乃至遥远的大食来使的情况。它又力图真实再现某些政权与辽朝的微妙而又复杂的关系，如对辽与西夏二者，表中记载了辽太祖天显七年(932年)三月“夏国遣使来贡”；辽兴宗重熙十年( 1041年)九月“夏国遣使献所俘宋将及生口”，十二年十月“夏人侵掠党项，遣延昌宫 使高家奴问之”，十三年十月“获判命党项侦人射鬼箭，元昊亲执三部酋长来降”。说 明双方之间既有冲突，又有交往；既存在对抗，又保有从属的关系。
《辽史》于《属国》之外，又置《部族》一表，“诸国所以识其大者，诸部所以识其 小者，大小虽有不同，然但取其有关于一代之故，则某所谓随其时之所有而作之者也。 ”[7](P365)主要记载对象为腹里部族，如乌古、敌烈、室韦等。该表横格为纪年，纵 格以十二个月为序。从其设置上，可以看出撰史者吸收和继承了司马迁设月表的旨趣， 将其运用于《属国表》中去反映辽政权与各部族的关系，内容详实而又具体。就以辽圣 宗统和二年二月至次年二月(984-985年)表中所列之事为例，统和二年二月“五国隈乌 古部节度使耶律隈洼，以所辖诸部难制请赐诏给剑便宜从事，从之”，三月“划离部人 ，请今后详稳只于当部选授，一以诸部官长惟在得人，诏不允”；三年二月“上阅诸部 籍，以涅剌、乌隈二部额少役重，免之”，八月“乙室奥隈部黍过熟，未获，遣人以助 收刈”，九月“乙室姥隈族部副使进物，术不姑诸部来至近地”。由此可以看出辽政权 对其属下部族统治的内容，相当丰富，如上所举既有对一些部族面临困难时所给予的照 顾政策，又有为了维护中央集权而抑制某些部族不恰当要求的果断措施。《辽史·部族 表》将契丹族政权通过军事征服和政治举措，结束了蒙古草原地带自唐朝末年以来不相 统摄的分散状态，实现了当时北方的局部统一，为元朝更大规模的统一奠定了基础的重 要历史过程作了充分展示，显示了“史表”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和独特魅力。
《辽史·外戚表》也有重要的价值，它较好地说明了外戚在辽政权组织结构中所占有 的特殊地位：“辽史耶律、萧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势分力敌，相为唇齿，以翰邦 家，是或一道。然以是而兴，亦以是而亡，又其法之弊也。”[9](P1027)契丹政权建立 后，阿保机在即位的第四年(910年)七月，“以后兄萧敌鲁为北府宰相，后族为相自此 始”，北府以外的部落贵族萧氏从此世为北府宰相，奠定了作为后族的萧氏在辽朝仅次 于耶律氏的特权家族而存在的局面。《辽史·外戚表》将萧氏掌握朝政，与耶律氏一荣 俱荣、一损俱损的历史面貌作了颇具鲜明的刻画，反映了辽王朝在政治体制上所具有的 特点：既有受汉族先进的制度影响的成分，又保留有氏族社会习俗的残迹。《辽史·游 幸表》里记载的内容也非像一般史家那样把它看成可有可无。“都邑之迁徙，车驾巡幸 之所在，乃史中最要”[3](P750)，更重要的是辽帝保持着先人在游牧生活中养成的习 惯，居处无常，四时转徙。因此，皇帝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又称四时捺钵。 捺钵是辽代特有的统治方式，《辽史·游幸表》序称：“朔漠以畜牧射猎为业，犹汉人 之劭农，生生之资于是乎出。自辽有国，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诸夏，而游田之司 ，尚因其旧。”[9](P1037)因而辽帝的游幸并非是纯粹的游猎，他们往往带着北面及南 面官系统的契丹及汉人官员随其四游，可以说它是契丹人的游牧习俗和辽政权加强对统 治区域控制的需要结合在一起的特殊政治制度的运作模式，《辽史》设《游幸表》恰恰 有利于反映那个历史时期政治形态所具有的特点。
金灭辽后，又灭北宋，其北有鞑靼、蒙古，西有夏，东有高丽，南有南宋，金政权与 上述各政权的斗争和交往是那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内容之一，故《金史》设《交聘表》尤 具独创性，反映撰史者对那个时期历史特点把握的准确，具有较高的历史见识。其序称 ：“金人出于高丽，始通好为敌国，后称臣。夏国始称臣，末年为兄弟，于其国自为帝 。宋于金初或以臣礼称‘表’，终以侄礼往复称‘书’。故识其通好与间，有兵争之岁 ，其盛衰大指可观也已。”[10](P1385)《交聘表》以时间为经，横格为纪年，以不同 政权为纬，纵列宋、夏、高丽，将金与三个政权之间的冲突与交往放在一起综合考察， 线索清楚，史事明晰，充分发挥了史表的功能。比如金与西夏及南宋之间到底是怎么样 的一种关系?以金世宗大定二年至五年(1162—1165年)表中记载之事为例，七月宋主内 禅，十一月金将志宁伐宋，“移书张浚使依皇统旧式通好，浚复书曰谨遣使者至麾下议 之”，十二月“以夏乞兵复宋侵地，遣尚书吏部郎中完颜达吉体究陕西利害……”；大 定四年十一月，宋将与忠义“约世为侄国，书仍书名再拜，不称大字，并以宋书副本来 上，和议始定”；十二月夏使“上章奏告乞免徵索正隆末年所虏人口”，次年三月又“ 奏告乞免索正隆人口，许之”，可见三方的利益与矛盾纠葛在一起。通过史表比较有利 于将他们之间折冲樽俎的复杂关系反映出来，尤其是可以看出西夏的处境和对策的特别 之处，因为西夏是个小国，但在宋金对峙中往往能够从二者手中牟取自身的利益，故它 有时站在金一方对付南宋，有时又与金发生对抗。直到金世宗即位后，金政权对西夏采 取和平相处的政策，严守君臣之体，此后双方才基本保持良好的盟友关系。可见，《交 聘表》的设置适应史家客观、全面地反映历史原貌的需求，赵翼就说：“《金史》特立 《交聘表》，凡与宋交涉之事，一览了如”[8](P585—587)。
三、清代以降史表撰写的实践及其总结
清代历史编撰更加成熟。《明史》的纂修尤其是史表的设置与撰写，凝结了黄宗羲和 万斯同的心血。《四库提要》针对《明史》表的设置加以评述：“表从旧例者四：曰诸 王，曰功臣，曰外戚，曰宰辅。创新例者一：曰七卿。概明废左右丞相，而分其政于六 部。而督察院纠核有司，为任亦重，故合而七也。”读《明史》之《功臣表》，可明了 当元末群雄并起之际，朱元璋依靠徐达、常遇春、汤和、李善长、刘基等一大批“熊罴 之宿将，帷幄之谋臣”[1](P2999)立功辅佐，以建立帝业，以及后来朱元璋出于猜疑忌 刻，借胡惟庸案、蓝玉案对功臣大肆诛戮的前后变化。而《明史·七卿表》中将明代各 君主之历年按横格排列，纵格按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左右都御使七 个部门之序排列，将有明一代历任尚书及都御使上任及致仕，包括任中病逝的情况一一 加以罗列，有条不紊。前代正史并无《七卿表》，明太祖十三年(1380年)罢丞相，政归 六部，六部权重，“洪、宣以后，阁体既尊，而权亦渐重，于是阁部相持，凡廷推考察 ，各骋意见，以营其私”[11](P3395)，所以《明史》设此表，展示了明代政治制度的 特点，也是明代君主专制高度强化在史书记载上的集中体现。
《明史·宰辅表》的设置也别具意义，“夫治道得失，人才用舍，理乱兴衰，系宰臣 是紧。……传曰：‘欲知宰相贤否，视天下治乱’。”[11](P3305)洪武十三年前，《 宰辅表》中横格为纪年，纵格列中书令(虚设)，下有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左右丞、参 知政事。洪武十三年后，废中书省，到建文四年(1402年)七月燕王称帝时，始简翰林值 文渊阁，此后表中纵格就直接将曾任大学士之人员填入。从该表的设置及其表中体例的 变化，可以看出明代宰辅变迁有个明显的阶段性。明太祖完成一统后，仍元制，设中书 省，综观机务，其官有丞相、平章、左右丞、参政，而吏、户、礼、兵、刑、工六尚书 为曹官。后革中书省，归其政于六部，设四辅官。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燮理无闻 ，与前代宰执，迥然不同。明成祖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 ，这时章疏直达御前，皇权高度强化，儒臣入值，仅备顾问而已。仁宗而后，“诸大学 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批答裁决，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 、唐宰辅，诸辅之中，尤以首揆为重”[11](P3305)。因此《明史》的撰著者灵活地运 用和改造史表，较好地处理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这也与万斯同长期从事历代史表的补 修所积累的经验有密切的关系。
通过对《新唐书》以下至《明史》乃至近代史家就史表所作的改造的总结，我们可以 认识到：史书体裁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经过史家长期的实践和积累，由司马迁 创立的五种形式有机配合的纪传体史书到宋代以后基本定型，史家充分把握史表在体例 上所具有的优越性，使之最终成为纪传体正史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我们 也可以看到传统史学所具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历代史家对史书体裁、体例的运用不是 一成不变的，从各史表名目的变化多端就可见一斑；更重要的是在历史编撰上体现出史 家们注重内容与形式统一的朴素辩证思想。史学的发展，包括历史编撰的发展又与客观 历史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从史表的设置可以看出，正是为了更好地反映历史的需要使 得史家注重在撰述思想上和编撰方法上不断加以充实和提高，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显 示历史演进阶段性之意义，并更好地反映不同朝代的历史特点。
由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历史编撰中创新精神的重要性。历代卓有建树的史学家，无不 重视历史编撰的改进和恰当运用；杰出的史学评论家，也无不重视对历史编撰加以总结 。历史编撰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是依靠史家所具有的创新精神来推动的；今后历史编 撰要争取更加美好的前景，关键也在于树立创新意识为指导。从发展和创新的角度来探 讨历史编撰问题，是史学史研究，也是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当前史学工作实 有积极推进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4-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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