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夫科夫领导的保加利亚改革及其眼中的戈尔巴乔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戈尔巴乔夫论文,保加利亚论文,科夫论文,眼中论文,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4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2013)04－0060－0009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开始改革的时候，保加利亚党和国家领导人托多尔·日夫科夫像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一样，不仅欢迎苏联的改革，而且着手在本国推广戈尔巴乔夫改革模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夫科夫认为，保加利亚改革的成功经验没有得到“趾高气扬”的苏联领导人的肯定和尊重，他在1985年给戈尔巴乔夫的关于改革的想法和对改革担忧的信件也没有得到任何回答。这迫使保加利亚不得不抛弃过去“盲目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进而“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了”。于是，日夫科夫和戈尔巴乔夫在如何看待改革和评价改革后果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一、保加利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早于戈尔巴乔夫
在人们的印象中，保加利亚是东欧最紧跟苏联的国家，曾被讥讽为“苏联的第16个加盟共和国”。日夫科夫也被视为东欧最保守的领导人之一。其实，保加利亚也跟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为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努力探索。大家所熟悉的二战后关于人民民主的理论就是保共领导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最早提出来的。从保加利亚近年解密的档案看，日夫科夫同样是东欧一位具有改革思想的领导人。
早从1963年起，保加利亚便开始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是年5月，保共中央全会做出了《关于改组国民经济计划与领导体制的决议》，决定进一步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国民经济的组织、形式和方法。
1964年4月，保加利亚在全国50家企业中进行新体制试点，经过两年实践后，于1966年4月最终形成了《国民经济领导新体制总则》，开始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实施。概括起来，国民经济领导新体制的基本原则是：实行计划工作新体制、加强经济核算和提高财政信贷体制的作用、劳动报酬与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挂钩、建立生产联系与合同关系新组织、加强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对经济更加积极的影响以及对国民经济实行部门领导——建立国营经济联合公司等等①。
1968年7月，保共中央全会提出要严格划分党、政、企的职能，给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党政干部选拔要逐步实行招聘制和选举制，要积极利用市场机制的杠杆作用。
1971年4月，保共“十大”在苏联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影响下，通过了建设“发达(成熟)社会主义社会”的党纲。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达到发达或成熟阶段的标准，党纲是这样概括的：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完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丰富精神文明，提高人民的福利待遇，逐步克服社会体制发展的不平衡，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这年通过的新宪法，正式宣布保加利亚已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社会”。1976年4月，保共“十一大”具体规定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期限，指出到1990年保将基本上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将开始逐步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
保加利亚学者将这几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措施和规章条例统称为“新经济方法”。其主要原则可以归纳如下：经济组织始终实行经济核算和完全的自负盈亏；灵活地运用价格、利润、信贷、税收、合同、外汇等经济杠杆；加强计划工作中的民主原则，把集中和民主更好地结合起来；根据劳动数量和质量领取个人报酬；等等。
1981年10月，日夫科夫正式提出，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正在接近和融合，并提出了国家是社会主义财产的所有者，而在经济组织中使用和经营这些财产的生产集体和劳动者则是社会主义财产的经营者。为了贯彻落实社会主义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理论，必须建立一种新的经济管理机制。所以，这年年底，保加利亚将19项单项经济法加以综合，制定为统一的经济管理法规，称为《经济机制章程》②。
据官方的统计资料，从1956年到1985年，保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倍，国民经济的固定资产增长了9倍，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7.4倍。1985年，保人均粮食已经超过1吨，实现了粮食和农副产品自给有余，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列全球第30位左右。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保逐步改变对“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开始做出新的解释，认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比原先预计的时间要长，开始放弃这种提法。在整个70—80年代，保加利亚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涉及党政关系、调整和精简机构、下放权力、改革选举制度和干部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法制等方面。尽管政治体制改革已提上改革日程，但远远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实施方案还不够大胆明确，存在禁区，致使改革经常遭遇阻遏和挫折。保领导人已认识到必须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改革，但要等待合适的时机。
二、日夫科夫向戈尔巴乔夫“献策”受到冷遇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任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公开性。也就是说，党的任何一项政治性决定，应该向全社会公开，要实行民主。“戈尔巴乔夫号召千百万群众参与国家的管理，开始社会自治，为公民倡议的充分发展创造条件，迷信群众的自发性和自觉性。”③但是，正如后来人们所看到的和所批评的一样，苏联社会在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和建立起雄厚的经济基础之前就去讲民主化、公开性是行不通的。名义上是给人们更多的民主，实际上带给社会的是无政府主义和混乱。
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意图初步显现、1985年10月即将在索非亚举行华沙条约最高机构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之际，日夫科夫觉得有必要将他所看到和理解的有关社会主义的几个尖锐的政治问题提出来同戈尔巴乔夫商量和探讨。日夫科夫鼓足了勇气，他觉得时机适合把心里话说出来，这符合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新思维”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显示自己并且讨好戈尔巴乔夫。过去，日夫科夫也给勃列日涅夫写过信，但遭到的是严厉的批评，甚至警告。
1985年5月底日夫科夫访问了日本，他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发达程度感到震惊。他在向保共中央政治局介绍访日情况的同时，起草了一封给刚刚上任不久的戈尔巴乔夫的信，冠以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题目：《对现实社会主义发展中某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借机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发表自己的感慨和忧虑。6月18日，日夫科夫的信送到戈尔巴乔夫手中。
这封长信的基本思想、主要观点和内容有：几十年来，西方国家在经济上超过了我们，而我们却继续跟在他们后面走，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的党政机构如此臃肿庞大，浪费惊人，且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集团，为了个人利益和特权而反对任何一项社会发展纲领和改革；为何我们党的机关要去粗暴干涉经济和国家各个环节的工作；为何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远远超过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我们的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社会形势紧张，罢工和公开的反革命行为不断；经互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耗尽了自己的可能性，致使我们每个国家都在各自为政地行动或者互相扯皮；所有社会主义都师从苏联，但最近几十年来，苏联却没有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不仅苏联落后了，而且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落后了；为什么我们接受和重复了苏联的做法，却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扭曲变形了；等等④。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第一，日夫科夫没有恭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苏联的“经验与榜样作用”，而是讲到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严重缺陷和苏联的“落后”，其他“兄弟党”领导人还没有一个敢于这样说话；第二，日夫科夫公开表达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忧虑是希望戈尔巴乔夫在“改革”时考虑这些实际问题，进行真正的、大家所期待的改革，特别是经济领域的改革。
戈尔巴乔夫收到这封信后，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触犯，表示不屑一顾，不予理睬。日夫科夫试图通过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探听这封信的命运，但毫无结果。于是，日夫科夫心里忐忑不安，不停地对手下说，苏联说得很多，但做得太少，戈尔巴乔夫对别人的意见建议根本置之不理。日夫科夫多次在公开场合重复下面这则笑话：“你们知道我国的哪个城市取名为苏联的改革吗？”回答就是：“巴塔克！”⑤保加利亚有些人听到这个笑话后，立即“通报”苏联驻保大使，甚至直接告密到了莫斯科，称日夫科夫“与戈尔巴乔夫存在分歧”，反对“苏联的改革”。
日夫科夫也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他对戈尔巴乔夫的等待已失去耐心。日夫科夫在保党政领导人中又议论说，戈尔巴乔夫不厌其烦地提出各式各样的口号，有些还是用新的辞令在复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箴言，都是一些极其笼统的和不准确的“改革”概念，这是在“冒极大的风险”。改革变成了全盘否定斯大林主义，却没有批判现行体制中的新斯大林主义。
有的保加利亚学者指出，日夫科夫在信中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党政分离的立场“是他和苏联领导人关系紧张的原因”⑥。
1985年10月24日，戈尔巴乔夫对保加利亚进行了第一次访问。在会谈中，日夫科夫希望戈尔巴乔夫支持保加利亚发动的对85万土耳其族的改名换姓运动，但戈尔巴乔夫只是笼统地表示： “我们应该友好地、兄弟般地解决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也是苏联自己的问题。”⑦戈尔巴乔夫实际上没有对这个问题正面表态，日夫科夫对此极为不满。
1986年11月，在戈尔巴乔夫的倡议下于莫斯科召开了经互会国家总书记会议。会议开始前夕，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找到日夫科夫，说戈尔巴乔夫希望他在会上第一个发言，表示支持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讲话，为经互会的现状和未来定调子。日夫科夫借口推托，没有应允。他在发言中只对戈尔巴乔夫的主旨发言说了些好听的话，但话锋一转，又讲到应该使经互会像欧洲共同体一样，变成强大的一体化共同体，对经互会实行彻底的真正改革。这次，戈尔巴乔夫仍然避而不谈日夫科夫上次信件的内容，而是敦促保加利亚“加速改革”。
1987年初，苏共中央举行了一月全会，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实行公开性和多元化。日夫科夫觉得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已经走上了危险的道路”，保加利亚的改革要同苏联的改革“拉开距离”。于是，他组织起草了一份给保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草案，一方面表示祝贺苏共中央全会，另一方面则对苏联改革口号深感担忧。在报告草案的讨论稿中，包含有暗示对公开化、多元化和民主化的一些保留看法或不同意见。结果，这份处于起草阶段的文件，被保共党内的亲苏派高级领导人告密到了苏联驻保加利亚大使馆。莫斯科方面对此大为不满，这使日夫科夫非常尴尬，保共中央书记处最后出面修改和通过这个报告。日夫科夫非常希望有机会见到戈尔巴乔夫当面澄清有关问题。
三、日夫科夫与戈尔巴乔夫在对中国的评价上不大一致
1987年5月，日夫科夫第一次率领保加利亚党政代表团访华时，表示希望“中苏关系中那些悲剧性的事实和事件尽快结束”，“翻开中保关系中新的一页”，“回到我们两国关系的最初时期”，“把我们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双边关系提高到一个新水平”。5月7日邓小平在接见日夫科夫时说，“过去，我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犯过‘左’倾错误”，“我们应该向前看”。日夫科夫则强调说，“我很高兴看到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之间过去建立的合作与兄弟良好关系将得到恢复”。邓小平还敏锐地说：“日夫科夫同志，我们知道你们在悄悄地进行改革。”⑧日夫科夫听了十分得意。
随行的保加利亚外交部长佩特尔·姆拉德诺夫⑨在其回忆录中谈到这次访问时指出，宾主双方都高兴地看到，“我们关系中一个复杂的、在很大程度上令人难以理解的时期已经结束了”，双方关系正在“平等和互利合作的基础上”揭开新的一页。对保加利亚来说，这是一次“历史性访问”⑩。那段不愉快的历史也成为过去，中保传统友好关系得到修复，并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87年5月11日，日夫科夫结束访问中国，顺访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会晤，汇报他的访华印象。双方在会谈中主要谈到三个问题(11)：第一个问题，关于中国；第二个问题，关于改革和当前保加利亚和苏联需要解决的迫切任务；第三个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大家庭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和即将召开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问题。
关于中国问题，日夫科夫介绍了他访问中国和同中国领导人会谈的情况。戈尔巴乔夫祝贺日夫科夫个人和保共为发展对华关系，并使保中关系正常化做出了贡献。这对于巩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具有重要意义。他还表示，苏联共产党充分理解兄弟国家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
戈尔巴乔夫在讲话中重点谈到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支持日夫科夫得出的结论，应该对中国在地区、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及在世界上的作用有新的理解。必须认真关注这个国家今后的发展，这对苏保两国、对社会主义大家庭都特别有益。他还指出，需要对中国的状况及其在世界上的作用进行全面的分析。
第二，戈尔巴乔夫同意日夫科夫的看法：中国将积蓄越来越多的力量前进，尽管有不少困难，但意义重大。中国会在国际关系中在世界上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接着，他详细谈到应该同中国建立的关系。(1)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是伟大的，一个国家疆域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寡不是衡量伟大的唯一标准。他指出，由此我们认为，同中国关系实现正常化是可能的。我们对中国没有任何隐瞒秘密的想法，我们的立场是公开而又明确的。(2)苏共和苏联不希望回到过去。苏联不想使中国成为自己的“小兄弟”。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新的关系。(3)应该加速发展同中国的关系。现在，我们正在想能做点什么。具体来说，苏中之间的贸易已经落后了。(4)与此同时，中国会加入什么样的同盟，将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不得不令我们担忧。(5)中国将放慢发展同苏联的政治关系，因为该国需要西方的技术。(6)我们不着急。我们的政策是平稳的。我们将鼓励发展联系与合作。我们关注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得到巩固。
日夫科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当他介绍到中国把市场机制同社会主义原则相结合可以保证国家的经济繁荣时，戈尔巴乔夫听得有点不耐烦，他说：“我们的大使馆报来的材料说，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下个世纪要成为最伟大国家的任务，您应该从这里谈起。”总之，日夫科夫感到，戈尔巴乔夫对他赶在苏联人之前去访问他们的“竞争对手”不快。所以，当日夫科夫在按事先约好的钟点到达克里姆林宫时，竟在走廊里等了三十多分钟。日夫科夫觉得这种“怠慢”是对他的不恭。
其实，日夫科夫访华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为中苏关系尽快正常化牵线搭桥。所以，他在同邓小平和时任总理赵紫阳的会谈中，都主动请求中国领导人就中苏关系问题发表意见。他说： “我想坦率地说，需要找到苏中关系正常化的方式，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和目标。”两位中国领导人则明确表示：“我们想同苏联关系实现正常化。我们这方面没有障碍。”日夫科夫没有想到，他向戈尔巴乔夫如实汇报了情况，戈尔巴乔夫却表现出如此冷漠的态度。
四、日夫科夫的“七月构想”没有得到苏联的认可
1987年5—6月，日夫科夫访问了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经济发展的奇迹和人民饱满的精神面貌对他触动很大。他决心提出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加速制定改革战略，走上“彻底改革”的道路。
日夫科夫在1987年7月保共中央全会的开幕词中大胆提出了下述问题：为什么我们宣称社会主义是进步的社会制度，而这个制度实际上却处于落后的地位；为什么我们在科技进步方面遭到失败；为什么尽管我们做出了承诺，却没有能保证人民达到高水平的生活；为什么我们没有创造出新的更高类型的民主；为什么出现了腐败现象；为什么出现理想与现实的脱节；为什么个人崇拜又卷土重来，其中包括对我的个人崇拜；等等(12)。
接着，保共中央通过了《保加利亚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总则》，简称“七月构想”。这个文件对保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提出了全面的看法，倡导实施社会主义体制的新模式。“新的模式应该引导使社会变为自治的社会机体，引导取消党的垄断，引导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平等，引导多元化等等。”“七月构想”试图寻找保加利亚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强调还政于民和“社会主义自治”原则，开始了较为严肃的政治经济改革。“七月构想”还强调，党中央各部门也要进行改组，精简或撤销保共中央的一些部门，甚至还提出了党政最高领导人的职务不得由同一人兼任的问题，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10年)的倡议。
“七月构想”中还专门辟有一章来论证，为什么执政的共产党不应该成为国家政权的“一个层次”。改革的目的不是要低估党的作用，而是要使党从国家政权结构中脱离出来，完善政治体制。因为只有这样，最高立法机关、行政和司法权力机关才能充分发挥作用；也只有这样，社会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经济成分的多元化措施才能得到落实。
1987年8月，保国民议会通过了一系列法律，开始大规模改组国家机关。国家的部委从23个缩减到11个，把计划委员会和所有主管工业的部合并成一个经济计划部，甚至撤销了在世界各国都不可或缺的财政部。同时，采纳了新的区域划分办法，将全国28个州的建制改为9个大区，以加强地方自治。
日夫科夫本想进行这些变革推动社会自治，增强国家的经济活力和提高政治体制的效率，避免总体危机的爆发，但结果恰恰造成国家和经济管理的混乱，降低了行政工作的效率。不少机构经常改名易牌，干部经常变换工作地点，致使工作人员无所适从。有2万—3万名干部在机构变动中失去了工作，需要重新安置或培训，引起他们对这种形式主义改革的不满。总之，这些措施未能改善国家经济状况，反倒增加了社会的紧张和不安。
日夫科夫的改革设想及措施遇到了国内外的巨大阻力。党内的官僚主义和利益集团尽管负隅顽抗，步步退却，但确实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使一部分光利用权力而无所作为的人降职或失去了工作。
在国外，这种政治改革设想和步骤已超出了当时大多数东欧国家和苏联的预期。1987年9月，戈尔巴乔夫将他的密友、苏共中央书记瓦金姆·麦德韦杰夫派到索非亚，同日夫科夫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长时间谈话，麦德韦杰夫还录了音，表示莫斯科对出台“七月构想”“不理解”，对保加利亚发生的情况“悲观”。日夫科夫甚至认为，戈尔巴乔夫在某种程度上是认为“保加利亚在改革的提法上已明显走在前面和更大胆了”(13)。
日夫科夫感觉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不仅“苏联领导人对七月全会构想持反对态度”，而且“反抗首先来自党、国家和社会团体的官僚阶层”(14)。在这种压力下，日夫科夫不得不“负荆请罪”，1987年10月16日前往莫斯科。相关的档案和《日夫科夫回忆录》(15)都公布了日夫科夫和戈尔巴乔夫这次谈话的速记稿。
戈尔巴乔夫：“我们正在进行的这次谈话表明我们之间是多么信任。我们同您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有一样的构想。”
日夫科夫：“最重要的是要全面总结变革的必要性，并着手实现这些变革。”
戈尔巴乔夫：“我们相信选择是正确的……我们提出了人民的社会主义自治问题。自然，我们现在对你们产生了疑问。”
日夫科夫：“这个提法是安德罗波夫最早提出来的……贵国大使馆的人提出的问题是毫无根据的。”
戈尔巴乔夫：“他们问您，是因为我们问他们。”
日夫科夫：“我对你们得到的情报有多大的客观性产生了怀疑……也许我国高级干部中有人出于自私的欲望有兴趣用这种方法介绍事情的状况。”
戈尔巴乔夫：“但是我们感到不安，如果你们(改革)遭到失败，人们会说，会埋怨我们：看你们把朋友往哪里推，责任感驱使我们提出这些问题……保加利亚从中央到地方都进行改革，一下子改变所有的东西。这在我们这里引起了兄弟般的不安。”
日夫科夫：“可以说，现在让我们吸取苏联经验的长处，把它运用到我国的条件中来，我相信这样做并不正确。”
戈尔巴乔夫：“我们以理解的心情接受您关于改革的目标和任务的构想。”
日夫科夫：“既然如此，就应该考虑我们的意见。我国现在发生的事困难得很，我们已经连续三年遭受严重的干旱，我们的外债也增加了。我要求您正确理解我……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坚决行动起来的。”
戈尔巴乔夫：“这30年保加利亚做了很多事情。如果说现在必须进行改革，不是因为有缺点，有停滞，而是因为社会主义要解决新的任务。”
日夫科夫：“我们在变革形式时碰到了许多困难……我们被迫做些策略上的让步。我们慎重地对待现在即将被解职的党和国家的干部、某些特权。其中有的人就给你们写了匿名信。”
戈尔巴乔夫：“在这方面我们产生了一些疑问。”
日夫科夫：“不论我们朝哪里转身，都会碰到这个(官僚)机构。我们正在努力破除行政的中央集权制，并用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取代它。我们也将在法律的上层建筑和精神领域实行重大变革。”
戈尔巴乔夫：“当然，我们之中没有人认为，日夫科夫同志想取消保加利亚共产党，但是，我们听到消息……关于改变执政党的权力和党的领导作用的原则性提法在我国引起担忧。”
日夫科夫：“我们在七月全会上已清楚而明确地阐述了我们的立场，那就是党不能再成为国家管理的梯队，不能再提高和增强它作为人民的政治先锋队、作为我国发展的领导力量的作用了。”
戈尔巴乔夫：“如果你们提出的是党摆脱某些非固有职能的问题——那是对的。可是你们提出的是关于党和国家之间划分权力的问题。”
日夫科夫：“问题不在于让党摆脱自己在国家管理方面的非国有职能，而在于党与国家之间划分职能。我们得出这个结论不是偶然的。”
在谈话中，戈尔巴乔夫批评日夫科夫及其“助手们”想搞“大跃进”和“民主化”，想把保加利亚变为巴尔干半岛上的“小德国”或“小日本”，想倒向西方。日夫科夫申辩说，这种指责毫无根据，保加利亚只是在同西德和日本长期签订协定以引进两国的现代化技术，用来发展保加利亚的电子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因为经互会无法提供这种技术；之所以制定“七月构想”，那是要“重振”党和社会主义，以“改变”和“拯救”它们。
当然，“七月构想”仅仅涉及“变换模式”，但并未触及根本的体制问题。也就是说，它仍未触及社会制度中的诸多问题，如所有制、执政党和上层建筑等方面的问题。在谈到“体制”一词时，总是躲躲闪闪，常常使用“新模式”、“社会运行新机制”、“改变社会形式”等表述方法。
在1985年至1989年间，保加利亚在加速进行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保共已经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阶段”还远没有结束。例如，1985年保共中央二月全会、1986年一月和十二月全会都提出了将所有制转交给区县地方自治管理。1987年“七月构想”之后，同年保共中央十一月全会上通过了经济活动条例。1988年举行了全国党代表会议，1988年保共中央十二月全会讨论通过了公司组织法；1989年1月保加利亚部长会议公布了经济活动第56号法令，允许在任何所有制(国营、合作社、私人、混合经济等)基础上成立公司，开展以发展私有经济为目的的活动。所以，多数人认为，保加利亚真正意义上的改革随着“七月构想”的制定而进入高峰期。而且，这种激进的改革措施是受到戈尔巴乔夫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影响，特别是受到1986年号称“改革大会”的苏共第二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影响。
严格地讲，到1989年，日夫科夫本人已经意识到，保加利亚经济已经出现了“危机”。其主要表现是：1.国内存在一批大型的、毫无经济效益的“政绩”企业，它们从建立之日起就注定会关闭和造成大批人员失业。2.农业全面萎缩，主要的农产品几乎都依靠进口，这预示着农业劳动生产合作社已经解体，它们拖欠国家大量的债务。3.保加利亚欠外债近120亿美元(16)。近年来还有的学者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保加利亚的经济增长已经停滞。例如，1986—1990年间保加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按1982年的可比价计算为3.6％，但如果考虑到当时每年约3％的通货膨胀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低于1％。政府公布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水分很大，如1988年国家统计局统计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2.4％，但政府公布为6.2％(17)。所以，在1989年10月的保共中央全会上，执政当局不得不正视现实，放弃过去对经济形势的过高估计，称保加利亚正在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但为时已晚。此时，保加利亚政治反对派正在形成，开始向执政党和社会主义发难，风云变幻在即。
五、日夫科夫眼中的戈尔巴乔夫
1993年初，已经被监禁3年的日夫科夫因病转为软禁，开始撰写回忆文章，以驳斥法庭给他罗列的所谓经济罪、渎职罪、外汇罪、文件罪，还有切尔诺贝利事件罪和对土耳其族人“改名运动”罪等罪名。当时这些起诉材料共108卷，多达2.16万页，起诉书厚度创世界纪录！日夫科夫决定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几个月后，他的回忆文章结集成册，取名《日夫科夫驳斥几大谎言》，公之于世。
书中有不少篇幅介绍和论及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18)。日夫科夫在叙述他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时写道：“我不想对戈尔巴乔夫个人或他的政策做出评价，这个权利要留给历史和后人！”但是，“我与他本人在1986年至1989年间有过多次接触和交谈，我的感觉是，他在许多事情和行动上总是不果断，千方百计表示反对”。日夫科夫说戈尔巴乔夫总是想方设法从保共党内寻找代理人，为苏联收集情报，然后转过来反对保共的一些决议和措施。戈尔巴乔夫怀疑保加利亚在倒向西方，在保改革的重要关头，他把原克格勃著名活动家、前驻中国和其他多国大使、戈尔巴乔夫办公室的负责人之一维克多·萨拉波夫派到保加利亚，监视日夫科夫的一举一动。“戈尔巴乔夫从当选为总书记开始，就同我们、同经互会所有国家及其领导人在玩弄阴谋……他在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许多问题上都是颠倒黑白，决不同我们讨论和商量。”至于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看法，日夫科夫说，“戈尔巴乔夫连篇累牍在谈论改革，但除了空话，还是空话”。
日夫科夫几次想缓和他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日夫科夫认为，自1987年下半年起，他与戈尔巴乔夫“在口头上是一致的，但在行动上各行其道”。“我在继续自己的既定方针”。“他对我们进行了愚弄和拉拢。他对大家进行了愚弄和拉拢。”
日夫科夫在谈到他同戈尔巴乔夫的分歧时，说了这么一段话：“戈尔巴乔夫对我的态度是有深刻根源的。而这一切的道理极其简单，因为我始终比任何人都更加热爱保加利亚，热爱饱受苦难的保加利亚人民。”(19)
六、日夫科夫下台与戈尔巴乔夫不无关系
1989年11月9日，保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提议让日夫科夫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11月10日，保共中央举行中央全会，日夫科夫在执政33年后被迫辞去保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委员会主席职务。保加利亚媒体称这是一次“宫廷政变”。日夫科夫的下台加速了保加利亚社会上反日夫科夫力量的集聚。11月18日，保加利亚反对派举行第一次近十万人的群众集会，打出的标语口号是“民主”、“公开性”、“多元化”、“改革”等等。
保加利亚社会制度发生剧变后，一些学者公正地指出：如果说苏联在迫使日夫科夫下台这个问题上没有发挥作用、没有发挥影响的话，这是不真实的。在华约、经互会没有解散的时候，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任何重大问题的处理都要跟莫斯科商量。当时保共的情况更是这样，每一届政治局委员选谁，每一位部长是谁，每一个书记处的书记是谁，都要莫斯科批准才行。保加利亚只能制订计划和纲领，但是批准权在莫斯科，最后莫斯科要审批。
总的说来，日夫科夫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好。日夫科夫有长期的执政经验，凭他个人的感觉出发，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没有能力也没有表现出他有能力来领导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所以日夫科夫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许多建议是不接受的。戈尔巴乔夫也多次散布说，日夫科夫不是推行他的改革路线的好伙伴，不是一个可靠的人。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表露出这种看法，日夫科夫所采取的立场“不是完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也不是为了赢得苏联领导人的同情和支持”。
从现在日夫科夫、戈尔巴乔夫等人的回忆录可以看出，包括一些外国驻保加利亚的大使在推翻日夫科夫的过程中都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应该说日夫科夫在自己去留的策略上犯了一个错误。他在接见苏联驻保大使萨拉波夫时表示，他可能要引退了。日夫科夫透露这么一个信息，是想试探一下莫斯科是否还支持他。他放出了一个气球。萨拉波夫马上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苏共政治局。苏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做出反应说，行，这是个好事情，我们同意你引退。这样事情就弄巧成拙、弄假成真了。
日夫科夫听到苏联的态度后非常生气，他想把这个事情再拖一拖。后来看到不行的时候，他想把政权一分为二，他退出总书记的位置，留下当国务委员会主席。但是当时权力已经转移到了党中央政治局集体的手里了。日夫科夫是被迫退出去的。他下台是策略上的一个错误造成的，也可以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的出卖造成的。但这年日夫科夫已经79岁，他在1989年11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被迫提出辞职，也不应是太过意外的事情。不过，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回顾这场被外界称之为“宫廷政变”的瞬息变化，应该看到，保共对日夫科夫辞职的问题没有做出理性的反应。头一天，政治局会议还在感激日夫科夫的辞职，第三天就宣布把他开除出党，这个做法肯定是不冷静、不公正的。日夫科夫就这样离开了政治舞台，不过留给戈尔巴乔夫的日子也不多了。
注释：
①Основни положения на новата система на планиране и ръководство на народното стопанстов，София，Издателсиво Наука и изнуство 1966г．С．5.
②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на икономическия механизъм，София，издателство Икономика，1984г．
③左凤荣：《苏联解体20年：对苏联剧变原因的探究》，载《俄罗斯学刊》2011年第2期。
④Констадин Чакъров，Втория етаж，София，“компания К&М”1990г，С．88-89.
⑤“巴塔克”一词是土耳其语，表示混乱和无序。保加利亚确有一个小城叫“巴塔克”。
⑥Център з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 и политологчески изследвания：Изследвания по история на социализма в България 1944-1989，София，“Графимакс”ООД-2010г，С．102.
⑦Там же．С．707.
⑧日夫科夫同邓小平的会见谈话见保共中央档案馆1987年第303号绝密文件：又见［保］日夫科夫：《日夫科夫回忆录》，吴锡俊、王金柏等译，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82—392页。
⑨佩特尔·姆拉德诺夫从1971年起一直担任保外交部部长，1989年11月接替日夫科夫任保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委员会主席。1990年4月至1990年7月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主席(总统)。
⑩Петър Младенов，Животът Плюсове и минуси，София，Издателска къща“Петекс-Ретех”1992г．С．288-301.
(11)这次谈话记录见保加利亚国家档案馆。ЦДА，Ф．1-В，оп．68，ф．2857。
(12)［保］日夫科夫：《日夫科夫回忆录》，第261、262页。
(13)［保］日夫科夫：《日夫科夫回忆录》，第265页。
(14)同上，第264、265页。
(15)这次谈话的速记稿见［保］日夫科夫：《日夫科夫回忆录》，第267—271页。
(16)Филип Димитров，Митовете на българския преход，София，“Сиер”-2003г．С．22.
(17)Румен Биков и др，Икономическата криза в България：причини и последици，София，Военно издателство 1992г．С．21.
(18)这里的有关引文均见Тодор Живков срещу някои лъжи，София，“Делфии”прес1993，С．30-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