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三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出版论文,体制改革论文,中国论文,三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当代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与行业转型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多维层面的复杂命题。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来临，新闻出版业对社会各个层面形成强大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因此，对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和行业转型应进行尽可能多的理性思考和政策论证，以尽可能减少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式改革[1]。本文选择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试图对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三个重要论题展开深度思索，努力为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贡献新的考察视角和思想资源。
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与行业转型的深层动力和实质是什么？
“转型”，即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转变。关于转型的课题吸引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关注。如经济学领域有转型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分支学科对转型问题进行研究，其中涉及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新制度经济学、市场社会主义、“新左派”等多种理论范式。众多学科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对转型问题进行考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转型是复杂而多元的论题。某一国家、社会、行业的转型并不单指经济转型，也不单纯是政治或社会层面的转型，而是经济、政治、社会、技术等多个层面转型的有机统一体。
1.“新闻出版生产力”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的互动是体制改革的深层动力
1949年后的中国，在革命完成之后面临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为“文化”被视作“事业”，新闻出版业被视为舆论工具和重要的意识形态阵地，“生产力”这一概念未能与文化、新闻出版联系到一起。
新闻出版生产力是重要的文化生产力形态。马克思依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将生产力划分为物质生产力、精神生产力、人自身的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并没有明确使用过“文化生产力”的概念，只是对“精神生产力”这一概念有过阐述。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文化生产力就是精神生产力，是精神生产力在当代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新闻出版生产力”、“新闻生产力”、“出版生产力”在中国被提出的时间均为20世纪90年代，较早的使用者多为新闻出版主管部门的领导人。如1993年宋木文（时任新闻出版署署长）就建立新的出版体制答记者问时指出：“要通过政府管理机关转变职能和出版单位自主经营，最大限度地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解放出版生产力”。[2]同年，邬书林也提及“出版生产力”概念。[3]1995年新闻出版署颁布的《新闻出版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长期规划纲要》提出“依靠科技进步解放和发展新闻出版生产力。”[4]1998年，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徐光春在全国部分新闻单位总编辑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解放和发展“新闻生产力”的机制问题。[5]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要“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新闻出版生产力”，“引导非公有出版工作室健康发展，发展新兴出版生产力”。[6]这一文件传递的信息表明，旨在“解放和发展新闻出版生产力”的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在政策上出现更大突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建构与改革必须以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为基础。市场机制一旦运行，就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外在力量，它按照自身的逻辑和需求以强大渗透力推动着社会的结构转型，其社会后果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和文化领域也会产生巨大影响。“新闻出版”与“生产力”概念的正式结合及新闻出版生产力在事实上的发展，都对新闻出版业体制机制提出新的要求。新闻出版生产力的提升、发展，与生产关系层面的传媒管理体制、行业政策、运行机制是直接相关、紧密互动的：良好的体制、机制、政策，如同“催化剂”，可促进、加速生产力的发展，新闻出版生产力的真正解放和发展有赖于建构良好的、富有活力的新闻出版生产关系体系。中国当前新闻出版生产力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如产业集中度低、组织规模小、机构实力弱、竞争力差、产业布局与市场结构趋同化、政企不分、产权不明、系统内自我封闭和内向式发展、资源垄断与权力寻租，多源自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新闻出版生产关系体系。由此可见，中国新闻出版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新闻出版生产关系体系的矛盾、互动关系，构成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和行业转型的深层动力。
2.中国新闻出版业转型的实质是新闻出版制度重构的过程
中国新闻出版业的转型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多维层面的论题，因此，不能将中国当代新闻出版业转型研究孤立于社会情境之外，而应将其置于具体的社会发展进程与历史变迁之中予以考察。当代中国新闻出版业的转型，是新闻出版业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同质单一性的、封闭或半封闭的行业格局，朝着与市场经济接轨的、异质多元化的、开放的业态格局转型，是新闻出版业在整体上、全方位进行的深层次变革。如何（重新）定位？生存与发展空间在哪里？成为中国新闻出版界必须思考的问题。今日的中国新闻出版界已经完成或正在经历思维模式、价值观念、运行机制等层面的重大转变，如对媒介产品、传播的社会功能、传媒业发展宗旨、媒介组织、媒介市场、媒介从业者角色的认识与观念的转型，这为当代中国新闻出版业的转型、变迁提供了思想和理念基础。
中国新闻出版业自1978年以来所经历的转型，归根结底是一个制度重构的过程，即以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替代适应计划经济的制度安排的过程。这一转型过程，体现了多种动力因素相互交织、融合的特点。具体来说，来自国家权力意志、意识形态演进、市场经济发展等多个层面的驱动力，规定了中国新闻出版业转型的基本轨迹，即以国家权力主导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为主。国家权力在中国新闻出版业转型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由于新闻出版业界（变迁主体）对于制度重构的路径、效益有了更为明确的预期与理解，中国新闻出版业转型呈现出权力基点下的“强制性变迁”与利益基点下的“诱致性变迁”相融合的特征。
“市场”和“资本”能否有效解决中国新闻出版业的所有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存在一个深层的驱动力，那就是市场意识、资本意识的觉醒。从20世纪50年代到1978年之前的一段时期内，私营资本在中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沉睡多年的市场意识、资本意识在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之后被唤醒。中国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极大地释放了资本、市场的能量。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多次强调：“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7]“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层逻辑起点，就是要以资本的力量来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而资本在国家经济生活领域中主导地位的确立，意味着资本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实质性步骤已经完成。”[8]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变迁乃至文化、政治转型中都存在源自资本、市场层面的驱动力。资本、市场意识的复苏，促进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资本显现了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和中国社会的大规模转型。资本、市场不仅深刻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也改写着一个个产业的生态，其中自然也包括新闻出版业。
1.资本、市场的力量在当代中国新闻出版业转型进程中日益凸显
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对中国新闻出版业的规模增长、生产力提升有着重要的助推作用。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功能均有深入考察。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历史悠久，这一传统从亚当·斯密时代一直延续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侧重阐述资本的社会本质，但并没有忽视资本在经济增长中所发挥的要素功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的文明一面给予了恰当评价：“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9]
中国政府决策部门也正是基于资本的生产要素功能，而对传媒业融资的必要性予以强调，并且将传媒业融资问题置于事关国家文化安全和国家话语权的高度。如新闻出版总署2009年3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中要求新闻出版业“在充分利用系统内国有资本的同时，开辟安全有效的新闻出版业融资渠道，有效地吸纳系统外社会资本和境外资本，实现以资本扩张带动业务扩张、规模扩张和效益扩张”。[10]2009年，文化部部长蔡武谈及骨干文化企业培育时指出：“当前中国文化产业领域普遍呈‘小、弱、散’状况，大量呈现‘为他人作嫁衣’的‘纽扣现象’”，因此需要“着力培育大批有实力、有竞争力的骨干文化企业，需要提高面向资本市场融资的意识和能力”，“经营性文化单位要具备出海远航的能力，就必须积极主动地运用资本市场运作手段，有效吸引社会资金的进入，促进文化企业快速成长，同时放开搞活，为多种所有制形式的资本进入文化领域创造适宜、优惠的政策环境，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11]
1978年以后，中国的不少新闻出版单位开始自负盈亏，逐步走向市场，尝试资本运营。新闻出版业的产业生态、市场规则被资本持续改变。随着资本在新闻出版业的不断渗透，在传媒产业链中的不同环节上，从作者、内容生产和编辑制作加工，到发行、广告及调查、咨询、培训等环节，资本游走的身影清晰可见。各类资本进入新闻出版业后，以强大的资金优势影响着行业的规则、走向。以作家群体为例，近年来有不少作家借助自身的社会影响力、感召力等资源参与媒介的资本运作，如郭敬明、郭妮、蔡骏、张悦然等“80后”作家扎堆办杂志，韩寒正式宣称进入“主编”行列，女作家饶雪漫对资本的运作、吸纳手段堪称另辟蹊径，在他们的背后都缺少不了资本之手的助推。如今给作者开出天价稿酬已不是新闻，更有媒体专门推出中国作家富豪榜，其中不乏上千万稿酬的作家。资本正与传媒业携手同行并深刻影响传媒业的转型走向，这是必须承认的现实。
2.中国新闻出版界应该对市场、资本的负面效应给予前瞻性思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传媒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商业化日渐深入，中国政府对传媒业资本运作的管制政策逐步松动。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有西方媒体以《中国传媒业的春天来临了》为标题进行报道。这一文件对中国新闻出版业的改制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大多数新闻出版单位将被完全推向市场，被“重塑”成市场主体，而且政府关于其他行业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境外资本介入新闻出版业的政策出现新的突破，中国新闻出版业将涌现一轮资产“合纵连横”的热潮。
从产业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新闻出版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加大融资力度是其“做大做强”的重要途径。然而，有一个问题值得深度思考：市场、资本固然是目前中国新闻出版业发展的重要瓶颈，但在面向市场、吸纳资本之后中国新闻出版业的一切问题是否就能迎刃而解？或许在目前的这场改制热潮中，中国传媒业界、政府领导层、学界更多地看到了市场竞争、资本运作给中国新闻出版业带来的正面效果（尤其是将这一行业作为一个能带来可观产值的国民经济部类之后），而对市场、资本的负面影响还没有及时（或者说还未来得及）进行前瞻性的思考。“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境外媒体的有些观点值得注意，如新加坡《联合早报》刊文认为：中国目前积极强调新闻和出版“走出去”是很适当的，但是这一过程中存在盲目崇拜西方的权威和太过“向钱看”的倾向，作者建议要“多强调推广文化的重要性，不要完全被‘市场经济’掌控”。[12]
“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13]资本一方面作为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对经济、社会具有强大的重构力量。在中国新闻出版业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如果放任资本意志，导致资本逻辑泛滥，新闻出版业发展的价值取向出现偏差，则必将放大市场化、产业化转型的负面效应（体现在信息内容产制、传播、消费等多方面），进而可能引发一系列新的结构性矛盾。
当前中国新闻出版业的转型历程，隐含了“市场逻辑”、“资本的逻辑”。资本的介入和市场的成形，加速了中国新闻出版业的嬗变，推动新闻出版业迈向日益开放与多元的业态，深刻影响内容生产、传播、品牌建构乃至消费格局。中国新闻出版业的生态是否会因资本、市场而变异？更深层次的资本运作将给新闻出版业带来何种具体的负面效应？如何在“资本的逻辑”的基础上建立“资本的伦理”？如何通过根本性的制度安排来有效实施对资本的牵制，节制资本的欲望，规范权力与资本的关系？是摆在中国新闻出版业界和政府面前的一系列重要现实问题。
如何评判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中的“转企改制”？
转企改制是现阶段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与行业转型的核心内容之一，其深层逻辑是以市场化、产业化发展和制度改革来调整新闻出版业的产业、市场结构，推动产业优化升级、规模扩张和增长方式转变，通过激活“新闻出版生产力”，打破西方垄断话语权的局面。
1.对转企改制成效的评判不应等到“后转型时代”才开始追问
政府近期发布的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如《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为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设定了路线图和时间表。真正意义上的转企改制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翻牌”、冠以“有限公司”的头衔、与原主管主办单位脱钩、确定新的出资人或“改嫁”、寻求集团接纳。对于相当多的新闻出版单位而言，在改革时间表上规定的最后期限结束之后，深层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和运行机制的变革，以及核心战略、核心产品、核心竞争力的形成仍需一定时日。随着转企改制的深入推进和最终完成，中国的新闻出版业将迎来“后转型时代”。如何评判新闻出版行业中的“转企改制”？这一问题在“后转型时代”会更加凸显出来。若从另一视角来看，也可以说在当前的转型进程中就应该充分关注、理性思考这一问题，绝不应该等到“后转型时代”来临才开始追问。
2.评判中国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成效的综合标准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为思考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与行业转型的评判标准提供了参考。政治经济学在分析转型的评判标准时，常将转型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的不同内涵予以清晰区分，形成三种迥异的评判转型的标准。
其一为效率标准。1978年后的30多年间，中国的经济学者对此有较多阐释，但在许多学者的理论逻辑与政策主张中，功利主义哲学的痕迹未免过于浓重，以至于他们得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主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个主张成了政府决策的“优先序”。但是，转型的核心含义就是效率的改进这种观点已受到置疑，如果全盘接受“效率标准”，会造成政策上的盲区（中国国企改革、公共医疗改革、教育产业化改革的得失均与此相关）。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和行业转型的重要目的是激发行业活力，调动市场潜力，推动行业整体效率提升，但在这其中应注意，效率的改进不是评判转型成效的唯一标准，效率标准也不应该被过于拔高。
其二为政治标准。政府治理或行政方略的最终目标是增进社会的公共福利。但是，社会公众经常会表现出对政府公共服务的“不满足”，社会成员与政府在对“政治原则”、政策执行的理解方面容易出现歧义和偏差。中国新闻出版业的体制转型和机构转企改制，既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关注效率和效益，更要遵从社会公正原则，关注社会转型，实现人文道德关怀。社会整体需要进步、和谐，必然要求拥有文化属性和内容本质的媒介产品发挥一定的公益作用，媒介产品必然被赋予一部分公共产品属性。媒介产品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公益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媒介产品在满足社会的普遍知识、信息需求方面有着自身特定的文化使命；其次，媒介产品对社会秩序和社会公共生活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再次，媒介从业者是某些公共的知识、信息资源的受托生产者和传播者，相应的内容产品应该以公共产品的形式向社会公众供给。现代社会需要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共存的新闻出版业，而建设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共存的新闻出版业也有利于这一行业自身的可持续、良性发展，有利于新闻出版制度与传媒行业更好地为构建有活力的、民主的社会和促进社会文化繁荣服务。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对公共信息产品和服务提供的有效性、政府相关职能和管理体制进行完善。
其三为社会／组织标准。这一标准着眼于社会和谐与人际协调的程度：通过在转型活动与人际交往中引入“个人权利、责任与义务”来构造一种社会的公共空间，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使个人的个性、能力都得到延伸和展现，尽最大可能使社会成员个体的利益都得到合理的满足。对于社会成员整体而言，评判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和行业转型成效的重要标准是：是否有效整合并激活了社会文化信息资源，是否能有效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从新闻出版行业自身来看，正确处理组织人事关系和人员安置这一转企改制中极其关键、敏感的问题，是评判转型成败的重要标准。转企改制的目的是要塑造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的市场主体地位，而现代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主要是人才的竞争，因此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过程中，应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重视人员身份转换的改革成本和社会效应，协调好“老人、新人、中人”的多方利益关系，尽力营造一个既有利于稳定现有人才，又有利于吸引后续人才的组织空间。
当前，新闻出版界对于转企改制是否到位有一些公认的标准，如五个“是否”（是否进行企业法人的登记、核销事业编制；是否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了企业法人治理机构；是否与原主管、主办单位脱钩，真正做到自主发展、自负盈亏；是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内形成有效率的微观运行机制；是否建立了企业收入分配制度，并做好人员分流安置）或三个“全部”（出版社必须拥有自己的全部财产；人员必须全部转换身份；改革单位全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标准。这些标准都是着眼于显性的产业操作层面，从长远和深层次来看，中国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和行业转型的目的，是要摆脱旧的生产关系，在公正的制度和规则的平台上实现各种权利的平衡与调节，而评判其成败的最终标准应该是上述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多重标准的统一，是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多个层面的转型目标得以有效协调。
标签：经济转型论文; 出版传媒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经济学论文; 传媒产业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