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的国际比较及中国金融业的制度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业论文,中国论文,制度论文,金融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加入WTO，经济金融将很快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虽然金融开放会给一国经济带来原来封闭环境下所没有的风险，但金融开放利大于弊。问题是应研究如何改革和调整中国金融制度，以充分发挥金融开放的积极作用，并防止、减轻其消极作用。本文试图通过金融开放的国际比较借鉴，导引出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制度选择。
一、金融开放的国际比较
按照金融进程的快慢和对内、对外金融开放的顺序安排，金融开放模式可分为4种：模式一，对内金融开放快于对外金融开放的渐进式开放（如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地区）；模式二，对外金融开放快于对内金融开放的渐进式开放（如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模式三，对内金融扭曲状态下的对外金融渐进式开放（如墨西哥）；模式四，一揽子对内对外开放（如智利、乌拉圭、阿根廷和东欧国家）。从抵御风险的角度来看，实践证明“模式一”最成功，模式四次之，模式二和模式三不仅不能抵御风险，而且还有风险放大的效应（程定华，1999；傅钧文，2001）。下面以新加坡和墨西哥、泰国三个国家金融开放的实践为例，分析说明金融开放政策的制度效应。
1、新加坡金融开放的成功实践
新加坡的金融业曾被一些经济学家形象地喻为“漂浮在红墨水海洋中一个不渗水的黑匣子”，意指周边国家金融状况不稳定，危机频繁爆发，而新加坡却能保持良好的金融状况。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新加坡是东盟国家中经济处境最佳的国家，危机对新加坡的直接冲击相对轻微。这一切归因于新加坡成功的金融开放政策。
第一、充满活力的金融中心，是金融开放成功的保证
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就把发展金融业作为建立新的国民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重点倾斜和支持。1968年10月批准在新加坡的美国美洲银行经营“亚洲货币单位”(ACU)，并通过各种优惠政策，创建了新加坡亚洲美元市场。1970年，新加坡政府先后批准了花旗、麦加利、渣打和汇丰等16家外国银行经营境外货币业务。为了避免扰乱本国金融市场，新加坡政府要求各经办行，通过设立专门账户，使境外货币业务与本地金融业严格区分开来，从此形成了两个金融体系：在岸银行体系和离岸银行体系，后者专门经营境外外汇业务。可以说没有离岸金融业的发展，新加坡就不可能成为今天的国际金融中心。1978年，新加坡全面撤消外汇管制法令下的监管条文，使资金的内外向流通更加顺畅，但新加坡对国内金融市场始终进行相对严格的管制。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规定：商业银行与商人银行必须事先经当局批准，才可向非居民客户或准备将资金用在境外的居民客户发放500万新元以上额度的新元贷款。
第二、引进外资银行，进口银行业竞争机制
新加坡对外资银行的政策是选择性引进并实行适当的限制。首先，对设立银行的资本金要求较高。1993年10月修订后的《银行法》规定：总行设在新加坡的银行，其注册资本金和实缴资本不得少于800万新元，总行设在新加坡以外的银行，其注册资本金和实缴资本不得少于1000万新元。金融管理局对引进外资银行的标准十分严格，要精选那些能对新加坡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并有助于新加坡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声誉卓著、国际经验丰富的大银行加入新加坡金融业。由于当局把关较严，因此引进外资银行质量较高，没有发生重大倒闭事件。其次，通过颁发不同的银行执照，达到既引进外资银行又限制外资银行经营业务的目的。新加坡的商业银行可以分为全面执照银行、限制执照银行和离岸执照银行3类。
如果说限制外国银行的准入和业务范围是对本地银行进行消极性保护的话，那么鼓励本地银行合并和改革，就是对本地银行进行积极性保护，即通过增强竞争力与外资银行争夺市场，在竞争中壮大自身的实力。新加坡现有9家本国银行，并形成五大私营金融集团：新加坡发展银行集团DBS、太华银行集团UOB、华侨银行集团OCBC、华联银行集团OUB和吉巴达利银行集团KTB。1981年通过收购国营的邮政储蓄银行，新加坡发展银行一跃成为东南亚最大的商业银行。
第三、规范的信贷管理机制和成功的风险防范措施
新加坡的商业银行实行严格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资产风险管理，以提高经营效益，同时注重实行兼顾盈利性、安全和流动性的经营方针，并在经营过程中寻求三者的动态平衡。在具体业务上，新加坡商业银行实行严格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在资本充足率、资产流动性、贷款集中程度、存贷比例等各方面都做了刚性的法律控制，并对违规者施以严厉的惩罚，从而使风险降到了最低限度。目前各商业银行的呆坏账率一般控制在2-3%以下。
新加坡商业银行的资产风险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资产风险分散化：限制贷款额度、增加非利息收入所占比重、采取银团贷款方式承揽大额贷款。(2)内部控制科学化：在组织结构的设置、权责的规定等方面充分体现了审贷分离、权责分散、互相制约、互相监督的管理要求，并强化稽核、会计等监督部门的手段和职业。(3)检查考核制度化：实现稽核、会计监督部门的现代化，为决策部门随时掌握信息提供有利条件。(4)预防补偿多样化：注重贷前审查和贷款的抵押担保，通过量化指标评估分析贷款项目的可行性和效益性；同时还强调贷款后监测和考核。
第四、严格、高效的金融监管制度
对银行业务管理的主要内容有：(1)资本充足率。《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最低应达到12%，比巴塞尔协议的标准高出4个百分点，但实际管理中这一比率一般高达20%。(2)最低资产储备。流动资产占总负债的比率不得低于18%，并且将流动资产的20%作为储备。银行必须向金融管理局缴存存款准备金。(3)贷款限额。银行贷给某个人或某个公司的数额不得超过实缴资本的25%；银行不得向本行董事、本行董事的企业以及与本行财产利益有联系的公司提供信用贷款。(4)投资。一家银行用于购买金融、商业、工业、农业等企业的股权或其他权益的资金，不得超过其实缴资本的40%；投资于不动产的资金不得超过40%。(5)公积金和坏账准备：公积金从每年的税后纯利润中提取；在公布盈余或亏损前，应对贷款中的坏账及呆账预提足够的坏账准备金。(6)财务方面的规定。包括信息披露和财务审计。(7)对商业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管。
新加坡金融管理当局对银行业的监管素以严厉著称，不但有严格的金融法令，而且有严厉的处罚措施，无论是本国银行，还是外国银行均循规蹈矩，不敢妄为。实践证明，新加坡管理局的监管是富有成效的。
2、墨西哥、泰国的金融开放实践
1994年末至1995年初，墨西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1997年7月，泰国货币对美元大幅度贬值，引发了国际金融史上罕见的货币危机。两次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在两国国内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全、金融监管缺乏力度的前提下，实行不当的经济金融自由化导致的。
第一、匆忙的金融自由化
两国急于走上金融自由化的道路，金融市场的大门向国外完全敞开，放宽对外资进入的限制。在快速引进外资的同时，未能配合有效的产业政策等各项调控措施。外资大都为投机性游资，更加剧了金融风暴的力度。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对国内银行业、证券业放松管制，以刺激经济发展，但由于缺乏强硬而有效的约束机制，结果酿成“败德行为”与“逆向选择”。泰国商业银行为利益所驱，对借款者不做深入细致的调查，就将过多的资金盲目投向房地产市场。泰国政府或金融监管当局也将房地产当作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其发展听之任之，放松监管。据统计，泰国房地产的投资高达2300亿法郎，其中无力偿还贷款达700亿法郎，占30%以上，致使银行呆账增加约200多亿美元，巨额资金无法收回。墨西哥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是金融市场自由化步伐过快，金融领域的投机性投资过多、过快或过度放纵外资涉足股市所致。然而墨西哥当局对外资没有加以正确引导和干预，为日后游资的抽走留下了隐患。大量事实证明，如果一国处于短期资本大进大出的浪尖上，时刻都有颠入峰谷的危险。1974年底，为了避免墨西哥货币贬值的汇率风险，进入货币与证券市场投机的外国游资全线撤出，国际收支出现严重不平衡，一场货币金融危机由此不可避免地爆发。
(2)僵硬的固定汇率制度不适应金融自由化体制改革。1987年以来，墨西哥比索与美元直接挂钩，受美国的控制，墨西哥比索币值高估，直接削弱了墨西哥出口商品的竞争力，致使外汇储备面对国际游资投机的冲击，固定汇率制崩溃，比索大幅度贬值，金融危机爆发。泰国实行与美元挂钩的一揽子货币联系汇率制度。1996年由于美元对日元持续升值，使泰铢对日元不断升值，结果提高了日本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泰国出口增长率下降，外汇储备严重不足，从而在国际投机资金的大肆攻击下，泰铢一度狂跌，引发货币危机。
第二、经济发展中的过度自由化
墨西哥、泰国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过度自由化而导致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调。墨西哥自1988年以来，加速其私有化进程，使原有618家国营企业减少到258家，以期借此调整宏观经济结构。但结果是旧问题没有解决，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一方面，政府一味地加大第三产业的投入，如商业、服务业和金融投资过热，使其经济繁荣带有“泡沫经济”的色彩；另一方面，忽视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出现了动用大量外汇进口粮食的被动局面，制约了整个经济的发展。
泰国对经济的发展也是一种任其自由的形式，政府对其缺乏有力而又有效的宏观调控，各经济部门不重视经济结构的调整，未能及时完成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结构转变。另外泰国大炒房地产，形成过度竞争，而政府对此又没有监控措施，形成“泡沫”的繁荣经济。墨西哥、泰国过快的经济自由化进程造成了经济实体空虚。金融发展建立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发生金融危机也是不足为怪的。
第三、不平等条件下实行的贸易自由化
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加入北美贸易自由区，完全放开自由贸易，大幅度降低关税，以期通过与世界经济接轨，加速本国经济的发展。但墨西哥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少，而且受外资控制。同时大量进口资本商品和原料，贸易结构不合理，处于被动地位。结果导致进口大于出口，贸易连年巨额逆差。1994年墨西哥经济项目逆差约300亿美元，占当年GDP的8%以上。在全球贸易自由化条件下，泰国的轻工业产品如服装、电子和电讯产品因受到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激烈竞争，出口急剧滑坡，导致贸易赤字剧增，经济项目巨额逆差，引发外汇储备短缺，导致金融危机。
3、新加坡和墨西哥、泰国金融开放的比较启示
以上分析表明，金融开放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开放和无序开放，而是要求一国结合本国国情，实行有条件开放和有序开放。
第一、国内经济实力雄厚，国际贸易以及劳务等生产要素的国际交流已达到相当程度。新加坡虽是经济小国，但却是一个贸易大国。新加坡历史上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早就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加工贸易和转口贸易是新加坡两大特色，而且国内制造业也主要是面向出口的。相比之下墨西哥和泰国金融开放的基础是国内经济落后，市场化程度不高，经济结构不合理。盲目的对外自由开放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最容易导致泡沫经济，引发金融危机。
第二、实行有弹性的汇率政策和市场化的利率。弹性汇率机制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功能，此外国内利率的市场化有助于央行以利率为中介目标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进行调控。墨西哥和泰国在实行经济自由化的同时，依然固守僵硬的固定汇率制度。在外汇储备不足的条件下，政府或金融当局无法维系原来的汇率水平而宣布本币贬值，引发货币危机。
第三、建立合理、健康的金融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消除国内金融体系对银行业的过分倚重，消除或减少隐含的担保而产生的道德风险。较高的国内信贷比例反映了金融体系在某种程度上的扭曲，即资本市场相对落后，国内银行业缺乏竞争力，一旦开放，本国的金融业很容易被击垮。新加坡作为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金融开放成功的保证。另外在银行监管方面，新加坡以严格著称，依法行事。而泰国的商业银行把大量资金投入风险较大的房地产就是认为政府肯定会替他们承担损失，而且金融当局监管力度不够，甚至采取纵容的态度。
第四、应当有充足的外汇储备。一国的金融开放主要表现在资本的自由流入与流出。如果拥有充分的外汇储备，就可以减少资本账户开放过程中的波动，增强市场信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短期资本的投机活动。
二、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制度选择
伴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国的金融业也逐渐走向对外开放，并取得瞩目的成就。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尤其是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的金融开放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从总体来看，目前中国金融的对外开放在许多方面还没有与国际接轨：首先，我国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及国民待遇还存在较多的限制。虽然我国银行业已基本取消外资银行设立的地域限制，但对于20世纪80年代才起步发展起来的保险、证券业基本没有放开。其次，超国民待遇问题。许多外资金融机构实际上享受着国内金融机构所没有的“超国民待遇”。如外资金融机构的综合税率仅在30%左右，而国内金融机构的税负远高于此。另外，中国商业银行不能经营投资业务，而外资金融机构可以从事外币投资业务。再次，透明度问题。目前我国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仍存在内部文件过多，执行尺度弹性较大等问题，与WTO要求尚有一定差距。最后，最惠国待遇问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最惠国原则开放金融市场是必然趋势。因此，在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的今天，国际环境的变化已不允许我国在国内金融改革完成后再进行金融的对外开放。我们有必要以金融开放来促进国内金融体系的成熟，加快整个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
1、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业的发展
实践表明，一国的金融对外开放要注意与国内改革相配套。但在全球化进程加快，我国加入世贸的今天，时间已不允许我国完成国内金融改革后再进行金融的对外开放，而是以对外开放来促进国内金融体系的成熟，加快整个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
第一、逐步放开利率，实现利率的市场化。利率市场化是实现金融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前提，它能提供中央银行自主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空间，有利于调控因资本流入流出不正常而造成的经济动荡。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是实现货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一个保证条件。
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企业和个人由于对期限利率走势、风险程度、流动性等需求不同，将对银行存贷款产品提出更高的要求，商业银行只能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推出各种适应和满足客户要求的金融工具和产品，才能赢得客户的信任。同时，实行利率市场化，国内金融机构可以根据不同的客户信用和财务状况使用不同的贷款利率，从而有助于有效防范和规避金融风险。因此利率市场化有利于促进国内金融机构改善经营和管理，强化成本效益观念，强化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观念。
第二、适当放开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兑换，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有条件兑换。从长期来看，外汇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即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和资本项目可兑换，但根据中国实际国情，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应定位在人民币基本可兑换或有条件可兑换。
第三、建立发育良好的国内资本市场。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扩大，是一国对外开放资本市场、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一个重要基础条件，其中包括建立对流入的外资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的制度。1991年底中国向境外投资人发行B股，从而开启了中国股票市场国际化的大门，外国证券经营机构以及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等服务机构也逐步进入中国市场。
第四、积极推进国内金融机构走向海外。金融开放要求我们不仅要“引进来”，更要“走出去”。我们应利用加入WTO的机遇，根据“对等互惠”原则，适时推进我国银行业境外机构的发展。目前中日之间互设金融机构的数量比为1:17，与美欧之间的比例也很悬殊。中国银行是中国目前唯一称得上跨国银行的商业银行，它在1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470多家分支机构，但80%在港澳地区。
2、加快金融制度创新，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第一，商业银行加快银行业务创新步伐，提高银行的国际竞争力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对金融创新的需求相应增加。例如要求金融机构能提供及时方便的国际结算服务，灵活多样的贸易融资服务，以及相应规避风险的套期保值服务，并通过利率互换、货币互换等创新交易降低筹资成本和规避汇率风险等等。在这里只提一点就是加快发展银行IT技术。其中网上银行作为商业银行在自身发展历程中脱胎换骨的变革，构成了商业银行能否在未来竞争中抢占制高点的关键。我国招商银行于1999年9月支付业务全国联网，是目前国内功能最全的网上银行。但日均业务量与国外网上银行相比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据统计，国内各银行网上银行日均处理量在500-700笔，由此造成各家银行入不敷出。
第二、加强银行内部控制，防范金融风险
国内外的大量事实表明，许多金融危机起源于内部。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近年来金融系统已成为经济犯罪发案率较高的行业。这说明我国金融业自身能力和管理制度上存在着不少隐患。除了建立审慎、全面、及时、独立与有效的银行内控制度外，需要提出的是，要健全金融法规制度，加大金融法规制度执行力度。如果法规制度不执行、不落实，那么再完备、再有效的法规制度也只不过是一纸空文。
第三、金融业实现由分业向混业过渡，走多元化经营之路
中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但从近年来的金融行状况来看，分业经营、分业管理实际上把国内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限制在一个更狭窄的范围内，其业务风险实际上更加集中和扩大。对商业银行来说，在狭小的存货业务领域内，由于其主要业务对一国有企业普遍效益低下，导致银行不良资产比例持续上升，出现“惜贷”现象，致使存差扩大，造成资金浪费；对保险公司来说，在分业模式下，保险公司只能把保费存入银行，在银行连续降息的情况下，保险公司损失惨重；对证券公司来说，由于缺乏必要的融资渠道和融资手段，不是不违规挪用客户保证金以应付资金需求。我国金融机构经营范围小的这一局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金融机构竞争力的提高。但考虑到为了保证转轨时期保证金融稳定，我国实现金融业经营模式的转变应当走渐进型的道路。
第四、完善金融监管手段，加强对内外资银行的监管
就银行监管当局而言，金融体系的成熟体现在监管手段的完善和监管效果的提高。近几年我国央行也采取各种措施加强金融监管，但效果没有达到初衷。针对我国金融监管中的漏洞，我国需要建立起全过程的银行监管体制。
在事前监管方面，要把好银行准入的关口，但更要注意引进银行业的竞争机制。培育民营资本银行，是解决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竞争力低下的有效途径。在此基础上才有实力与外资银行竞争。
在银行营业的监管方面，要以国际监管通行的监管方式——非现场稽核为重点，结合现场检查，建立我国银行监管的路径与规则。参照国外的CAMEL评级系统，建立对我国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系统，并将评估结果作为确定问题金融机构重点监督对象的依据之一。
进一步加强在华外资银行的监督与管理。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对在华设有2家以上分支机构的跨国银行实行并表监管，并要求指定一家为主报告行。目前已有美国花旗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19家外资银行选定其驻上海机构作为主报告行，以主动配合中央银行实施并表监管。
在事后危机处理方面，积极创造条件来完善以市场经济手段为基础的危机金融机构处理方法，逐步减少政府对危机金融机构处理的直接干预。具体来讲：(1)建立存款保险制度。(2)处理金融危机时既要防止出现银行“道德风险”，也要防止出现企业的“道德风险”。(3)加强信息披露制度，用市场的力量抑制“道德风险”，防范银行危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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