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博空间：当代文化定义的困惑与转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机论文,赛博论文,困惑论文,当代论文,定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6-0039-08
一、文化和新媒体
因特网将创造一个“网络乌托邦”(Cybertopia)，还是创造一个网络的贫民区(Cyberghetto)，从而加剧阶级分化？
在传统媒体影响的现实社会的精神传播与交往中，人们对“文化”一词的理解，似乎很自然的与自己身边的现实文明生活发生关系；然而，当这个文明世界由20世纪90年代，驶进了信息高速公路后，随着新媒体信息的介入，它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似乎更为炫目多变的空间——赛博空间。这样一来，人们对“文化”的认识以及对它的稍微确定的描述或阐释，便成了问题。在学术上，过去被认为坚不可摧的文化概念如同经历了其后果不可估量的地震一样动摇了。
如今，“文化”已是一片动荡的领域，上面刻着二十年来各种不得要领的争议所留下的烙印。当你伫立在这片土地上，文化问题立刻将你置于各种学术甚至是政治的争端之中。眼下，凭借“文化”这一小小的语词所具有的能量，各种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裂解成为许多富有争议的子群体，它们的学科边界也变得模糊。每个人都企图用自己的方式解释这个词，由此，“文化”就有了新的、无法预见的含义。
历史学家正在实践着经验主义的文化历史学(empirical cultural history)，却发现他们正面对着文艺批评和理论的冲击；社会学家试图使文化量化，却激发了那些位于对立面的，且追求微妙、精细意义的人文主义者的抱怨；美学家谴责某些人将该词应用于流行文化；人类学家解构“文化”的概念，并将人种学应用于“高级”社会；文化研究专家则质疑他们的话语能否在这样的部门化中幸存。
大量少数民族和亚文化群体也举起了文化的旗帜，坚守文化上的认同感。保守派辩称，他们看到的文化，仿佛正经历着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者的袭击，国家文化瓦解为多元：先锋文化被认为是现代的，因而也是怀旧的；青年人的文化并非是简单的背叛，还装饰着社会阶层，与成年人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对话，并且影响着他们；性别并不是生理的，而是文化的，附带着张扬文化的人的喜好与品位。甚至最不稳定的群体也呼吁要取得文化上的特权地位，如边缘文化包括难民营文化成为其他群体在文化上的楷模。
这样一来，文化便失去了它的疆界，高等的和低等的文化混合在一起。精品的创意被用于百货商品的包装。文化与自然的分离正成为讨论的话题。科学家在实验室创造动物。大气、水及天空被高科技国家的社会活动所污染。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培育的，故而文化自身应当被认为是建构的(constructed)而不是赋予的(given)；是历史性的偶然而不是永恒的、确定的。
怀疑论者指出，如果一切都是被建构的，那也意味着也许无一事物是被建构的了。如果所有的事物都在一种文化的进程里彰显它们自身，那么“文化”这个词将失去它的特异性和连贯性。
尽管有着冲突的不和谐音，“文化”这个词对于研究新媒体仍然不无裨益，甚至举足轻重。然而，悖论在于：如果没有一个“文化”的概念，那么，新媒体的研究就会由于对手的弃权而将社会主流团体的文化也纳入其中。在诸多的目标之中，国家尤为希望能优化人口的管理制度，以保障其领土疆域的安全；公司和企业家们最关心的则是获取更多的利润。这些是国家的文化与经济的文化，这是他们典型的姿态与动机。国家和经济组织将这一类的目标强加于新媒体，将其视作更便利的执行工具。简言之，他们用工具文化殖民了新媒体。或者相反。这些公共机构也会认为因特网可能中止或妨碍它们正在进行的活动：政府可能受到恐怖分子在网络上发动的威胁①，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可能受到黑客的攻击。
只要我们仍然处于一个工具性的框架之内，我们就无法置疑它、确定它的局限性或者另找可能与新文化产生相关的新媒体。这样一来，文化的工具性特征就妨碍了对可能拓展文化问题新领域的因特网的研究。
并非只有国家和经济组织才会根据自身文化来研究因特网，学术界内对某些民主化政治思潮的研究也常显示出类似的冲动。在这个案例中，问题并不完全是工具的文化（虽然某些时候是这样），更在于是主体的问题，是自我的问题。在一本集体编写的、有关《因特网上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书中，编辑波萨·埃博(Bosah Ebo)用这样一个问题给该书设定框架：“因特网将创造一个网络乌托邦(Cybertopia)，还是创造一个网络的贫民区(Cyberghetto)，从而加剧阶级分化？”
如果说国家、企业希求因特网能长期确保它们的统治、主导地位，那么，如埃博那样的学者们则是在寻找改善附属群体地位的信号。他问道：对根据种族、阶级和性别而划分的各类群体而言，因特网是提升了他们的地位，还是反而使他们更加远离权力中心？在这点上，埃博和他书中的作者们没有提出另一个问题：因特网将怎样成为引发现有文化形象转变的媒介的？或者说，究竟有多少新的文化形式并非必然地提升现有的正在被建构的群体的地位，但却以一些不可预见的方式改变着它们？那这种文化形式是怎样显现的？讨论文化与因特网的关系这一问题不无风险，因为要进入一个恰与自我身份有关但又不甚为人熟悉的领域。但是，如果排除这个问题，人们就无法用批判的眼光考察新媒体的政治文化。
也许，批判性的研究采用一种更微妙的方式回避了因特网的文化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并不着力预设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现有状态。此时，因特网的独特性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但它被设定为一种威胁，不是针对某些特殊群体，而是对于普遍的被认为“人性化”的各种交流方式。例如，玛格丽特·摩尔斯(Margaret Morse)提出，“在交谈中，人对于互惠与‘我’和‘你’在话语中的互逆性有基本的要求——看和被看，认可和被认可，诉说，聆听和被聆听。”此外，“在交谈中被认可为同伴，既是一种人性的需求，又是一种愉悦，即使当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一种以机器为媒介或是直接与机器交流的模拟情态上”。摩尔斯继续说道，因特网媒介的机械性这一特质破坏了这些人性需求。她因此哀叹，因特网促进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但更令她关切的是，因特网侵蚀了“良性运行的社会”的“社会性”。在这位文化批评家看来，因特网动摇了社会，破坏了面对面交流的幸福。不过，人们也许会自言自语地问，既然人类是多么需要一种亲身在场的体验，为什么他们还会频频地彼此逃避，埋头于书报，茫然若失地盯着电视，戴着“随身听”让音乐在耳际轰鸣，梦游般游走，或像着魔般凝视着电脑屏幕上网？
研究因特网的文化问题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因为因特网是如此根本性地改变了人们从现代社会和此前漫长的年代中获得的认识和经验。时间和空间，肉体和精神，主体和客体，人类和机器——随着网络化的计算机的应用与实践，它们都在各自相互激烈地转换。即使当一个人意识到这些，并有意识地带着与现实世界中同样的动机、像在现实生活里一样在网络空间中活动，机械调节的中介作用仍将毫无疑问地改变人的经验。那么，这文化或网络空间文化又是什么？
不要将该问题用条条框框限制得太刻板，这一点很重要。诚然，网络空间并没有完全与先前的历史割裂。历史学家适时地提醒我们，因特网并不标志着文化形成之基本条件的第一次改组（如上面列举的几组相对概念）。
在《信心时代：认字、识数和计算机革命》(Information Ages:Literacy,Numeracy,and the Computer Revolution,1998)一书中，迈克尔·霍巴特(Michael Hobart)和扎卡里·谢夫曼(Zachary Schiffman)指明了计算机生成的信息留下的长远的遗产。他们提出，早在书写诞生的那一天，网络化的处理就产生了：将意指转换为信息。这里所说的“信息”，即“在书写给予从经验过程中抽象出来的精神对象以稳定性的情况下，和书写结合，这样人们就能容易地、反复地接触到它”。因此，书写改变了意指的时间与空间，使之更为持久，并使它从空气的共振转变为草纸或木浆纸。它改变了意指与身体、精神的关系，把它从生命的存在(living beings)中抽象出来，保存进装订好的卷册中。最后，印刷术出现后，书写改变了人类对与机器的关系：意指需要精细的工艺、大量的资本和集体劳动。
如果霍巴特和谢夫曼能够想到将因特网与早先的意指实践联系起来，他们的见解就不会妨碍我们对电脑空间文化新奇性的漏洞进行明确的叙述。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寻求指导，以确认因特网的被建构性，并将它和早期的媒介形式挂上钩。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那些离经叛道的、备受争议的文化历史学家。比如尼采和福柯，他们修正了只看到当下(present)与过去(past)之连续性的历史学家们暗中引入的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
对因特网文化的研究，必须从对人／机器、主体／客体、身体／心智、时间／空间的解析学中尝试寻找主体建构的新结构。但是，我首先还必须得对“主体”问题详加阐述。因为在考察以后的赛博空间文化中，这个词也许不再有用了。
二、主体与身份
我们有必要区分这些术语：“个体”、“自我”、“身份”及“主体”。“个体”或许应该被理解为一个根据经验给定的、需要各种细节来描述其特定时空之参数的空泛术语；与此相关的，“自我”则表示着仍然未有定论的关于个体的思想、个性、灵魂、心智；相反，“身份”与“主体”在文化分析研究中却被赋予更沉重的含义，比前面两个概念包含着更多理论与政治的分量。“主体”被当成“自我”的一种现代形式，这在笛卡儿的理论中被最恰当地表述为“个体”的深层内核，该个体与物质客体分离、同世界拉开一定距离以确保人们的理性活动能把握事实真理。个体的这一身份为大多数现代公共制度——民主集中制、法律、资本主义经济学、科学、教育——提供了合理性的证明。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即存在优先的、普遍的意识，认为个体的这种身份是切实可行的。当然，这里所有的论述都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层面。故而，“主体”是现代社会的文化根基。
20世纪50年代，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回顾了弗洛伊德“主体论”，并以更简明的态度来研究“自我”。不同于自主掌控命运的行动者，也不同于进步主义者、人文主义者视野中的主体，埃里克森展现了一个深深为“他／她是谁”而困扰的个体形象。埃里克森的“自我”，远不同于英雄般的中产阶级主体，它把生命视为不断度过危机的过程，它形成暂时稳定的自我，永远面临着分离的威胁。这个不断调整、分裂的自我就是埃里克森用“身份”一词所表示的意义。从而，“身份”成了主体的一个妥协性的形象，这也说明了关于发展的宏大叙事的现代性之所以失败的原因。
曼纽尔·卡斯泰斯(Manuel Castells)在其所著的《信息时代的经济、社会及文化》(The Information Age:Economy,Society,and Culture)中清楚地展现了将“身份”这一术语运用于新媒体研究具有的困难。这部三卷本的作品从批判的角度概括了信息社会的总体理论框架。它包含了日本、俄罗斯等国的案例分析。这里我不陈述②这本书中的争论，而只着眼于在与信息的关系中，我们应怎样界定主体。当把信息看作社会的主要方面时，卡斯泰斯认识到了理解文化层次的需要的特殊需求。
卡斯泰斯在谈到“身份”时作如下定义：
至于身份……我理解基于文化品质特征的意义的构建过程……那便是……被赋予超越其他意义来源的优先权。一个给定的个体，或是一个集体的参与者，可能拥有多重的身份。身份是参与者自身的意义来源，通过个性化的进程来建构自己……只有当社会的活动者内化它们，并在这个内在化过程中构建其含义，它们才有可能成为“身份”。……相比“角色”，身份是更重要的意义来源，因为它参与了自我建构和内在化的过程。简单地说，身份构建了含义，而角色构建了功能。
当卡斯泰斯对此着手研究时，问题变得清晰起来。新媒体成了群体手中反抗统治暴力的“工程”的工具。他写道：
事业身份从反抗的身份（比如社会生态学的批判，它企图重组社会使之与自然更谐调，达到“天人合一”）蜕变而来。
同样地，这在妇女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和性别身份运动）和反抗父权制的运动中也成立。女性在性别和家庭中拥有更为灵活的身份，在流动、分离中对自身拥有了更多的掌控，这使父权制得以告终。
卡斯泰斯最接近于这一问题的是他在网络和新身份之间划出的大体上并行的关系：网络，是组织和干涉的去中心化(decentered)形式，具有新的社会运动的特性，它反映并且抵制了在信息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网络逻辑，即文化编码的实际制作者和发行者。但是，卡斯泰斯无力说清楚在反映(mirror)网络的组织中，网络自身是怎么一回事。他的分析还没触及媒体实践微观逻辑的层面。
在与新媒体的关系中，厘清个体作为主体与作为身份的区别十分紧要。在语言学的实践中，“个体”被建构为“主体”或者是“身份”（作为文化上的自我）。“个体”（的含义）被反复地阐述、质询(interpellation)，被认定为社会中活动中一贯的自我，除面对面的互动之外，这一质询过程还日益出现在以信息机器为媒介的交流之中。首先是印刷品，然后是广播媒体，继而网络计算系统转换了“个体成为自我并继续实践自我”的场景。
“后现代”这一术语，在利奥塔(Lyotard)看来，是指现代文化进程的坍塌；而在杰姆逊(Jameson)看来，则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一次转变。对他们而言，后现代与其说是制度的转型或者实践活动的转变，还不如说是自我新形象、新特性的形成。后现代当然涉及如（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高低文化差别的瓦解、或者日常生活各方面之间发生的混乱等社会现象，但更重要的是，它触及了主体化（进程）或自我（的构建）。对利奥塔来说，自我从历史中分离了出来。这些理论家对于“自我”新特性的辨析只是以旧有的现代主体、英雄式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代理人为背景。
那些推进媒体的批评文化研究的人已经意识到，有必要摒弃吹捧和辛辣讽刺，以一种更适合于研究的方式使用“后现代”这一术语。
例如，在对广播媒体的研究中，利恩·约里奇(Lynne Joyrich)非常雄辩地认为，电视给消费者直接带来对“个体”的需求。这种需求破坏了主体和客体的分离，破坏了建构“自我”成为“主体”的基础条件。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新媒体的文化研究，除了用些术语记录这一转变外就别无选择。像约里奇那样，由于上述理由，我使用“后现代性”这个术语。如她所认识到的，这个术语的危险在于，它不恰当地并入了一种特定的普遍主义(universalism)。
问题不在于它成为普遍性的渴望，而在于普遍性只有在普遍地被阐明的条件下，才能从秘密的分等级的共同影响中(resonances)中脱离出来。缺少了这一条件，在人类历史上就是不可能的。问题不在于谁说的，而在于他们怎么说，怎么认可自己，怎么使自己融入与西方全知的、无条件的主体相关的话语中。为了纠正普遍主义者所描述的“后现代”这个术语，我建议重点关注在自我建构过程中的媒体的具体特征。
约里奇将性别的范畴拓展到一个同样的地步。性别的特殊性和偶然性关系到清晰的认识论立场。虽然做不到十全十美，但如果我们具体将机械与时空结构包含进来使其与质询的场景相匹配，我们就能够更好地规避这种威胁。如果我们要研究新媒体文化，我们需要越来越多地考虑去调节符号化实践活动的信息机器。当然，这些媒介并不是单独诞生的，而是在与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关系层次的现存模式中产生的；但是有了这些媒介，在过去的统治结构中无法开展的实践活动如今就可能开展了。
约里奇认可了“后现代性”的多元化和解构自身带来的不稳定后果。对此，她提出非常让人乐观的想法：“对于后现代的碎片化，我既不试图鼓吹，也不感到哀伤。而是希望揭示出真人和电子人是如何通过节目的播放和关键的想象联系起来的。”在她的分析中，她称赞了诸如“小矮人剧场”(Peewee's Playhouse)、“马克斯头顶房间”(Max Headroom)和“夜袭”(Moonlighting)等电视节目中潜在的犯罪倾向，尽管她提醒读者留意它们的商业性和模模糊糊的限制性甚至它们重被赋予的封闭性。不过，她较少关注作为典型的广播模式的信息机器——电视的机械层面的东西。而恰恰是这，帮助实现了电视剧的自我建构(self-constitution)。就像约里奇指出的，如果电视和消费一样，在批判性的写作中同女性相联系，那么这些讨论也并没有较好地表述这种视觉媒体的机械特征，要么是忽略了这些特征，要么是使之工具化。现在，我想该把话题转到这至关重要的媒介的调节(mediation)问题上。
三、文化的不确定性
一些社会科学家告诉我们，媒介机器与机械机器至关重要的一点不同在于，我们会有意无意地把媒体机器当作人。他们说，我们的大脑是在信息机器以前成形并固定的。在我们的意识中，任何跟我们对话、对我们的符号化的行为作出反应、形成画面的机器，我们将其视同人类。布莱恩·里维斯(Byron Reeves)和克里福德·纳斯(Clifford Nass)将这一现象定义为“媒体等同”(the media equation)。
在进行了大量严格控制条件的人机互动实验后，他们总结说，“我们发现个体（人）与电脑、电视机新媒体的互动在本质上是社会化的和自然化的，就像真实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一样。”在一项研究中，用电脑进行测试，参加者被要求对测试题作出回答；先在一台电脑上接受测试，而后在另一台电脑上。简直就像谈论朋友的事儿，当向被接受测试的电脑提问时，参加者回答更加友好亲切些；当问题出现在另一台电脑上时，他们的回答会更挑剔些。但是，实验参加者没有觉察到他们与媒体机器的关系就如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当他们被要求面对这一事实时，还试图彻底抵赖他们曾经如此。虽然这样，研究者令人信服地说道，事实就是如此。他们宣称，“经由媒介调节的生活等于真实生活”③。
但是“媒体等同”有它的局限性。电脑这一位朋友跟现实中的朋友是不同的：你不能和它们逛街或者跟它们打棒球。电脑可以提供安慰或者让人生气，但你不能和它举杯对饮。我们的确可以像对待我们的朋友、家人、同事那样对待新媒体，但这些机器有它们自己的特点和区别于人类的局限性。虽然我们的很多生物学家把身体当成了一种计算机程序或者语言，但身体跟机器毕竟不一样。
即使承认了新媒体和人之间基本的、甚至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区别，人们还是必须承认“媒体等同”这一说法的价值带来的重要后果。现在是去研究一个新的经验领域，一个媒体的领域，一个用一种方式将日常生活解构、又不同于工业社会的人机关系的领域——迫在眉睫的时候了。第一步是要认识新媒体与人类之间构成的关系，一方面不同于人与自然物的关系、人与机械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不同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世界上有一些新的东西，我们必须对此有所理解和阐释。
因特网这个媒介——我将其与印刷和广播区别开来——它的新颖之处在于作为一个机器、世界上的一个事物、空间中的一个物体——简而言之，作为又一个新的技术设备，它还没有获得足够的确定性(underdtermined)。请允许我解释一下。
在现代社会早期，直到大约20世纪20年代，印刷还是占主导地位的符号媒体。在极大程度上，相对于客观世界，印刷媒体扮演着主体、中介、独立个体的角色［就像笛卡儿所说的认知的事物(res cogitans)相对于客观的事物(res extensa)］，将客体建构成有可塑性的、一个尽管受限于自然规律却又能自我成形的世界。没有了印刷，公民、知识分子、民族、国家的民主目标这些现代性的不可分割的要素是无法想象的。作为无实体的符号，印刷物的稳定地存在大脑中、对视觉开放、在封闭环境中被接受等等特征，培养了人批判的认知能力和以这些特征自豪的文化身份。
历史事实是，由于印刷，那个“主体”产生、成长，并统治了现代性。它把大量的群体从它的位置上清除了出去。自此以后，那些群体就孜孜以求地梦想着能取得这种命定的光荣地位。
伴随着无线电、电影与电视的到来，现代社会的主客体关系部分地得到了延伸。这些媒介，比起印刷，能使同样的文化产品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数量进行广泛的散播。像书籍一样，广播媒介制造的文化产品通过遥远的时空，从作者、生产者和发行者手里传递到大量的个体手中。由于这些媒介是以电子形式存在的（电影也算是半电子的），它们与纸张相比，就要遵守不同的时空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无线电、电影和电视比起书籍来，将信息从内向外传播时，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由此维持着可塑造客体与自治主体的对立。
然而，正如鲍德里亚所说，电子媒体，以它们的物质形式和时空领域构建了一个超现实的仿像(simulacral)的世界。在这片技术文化的风景下，主客关系正在变化。主体被构建成为散漫的、破碎的、多样的，而不是支撑着一个稳定的、核心的形象。阿多诺(Adorno)、波斯特曼(Postman)等人的愤怒的咄咄逼人的批判，点明了业已被人察觉的广播媒介对自治个体的威胁。前者抨击广播媒介的残暴独裁，后者抨击其节目的平庸。
但这些悲叹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他们沉迷于一种怀旧情绪，反倒使注意力偏离了对这个重要任务的理解。在文化研究中，我们有必要意识到终日懒散在家的人也能够写出科幻小说，以及新奇的、从大量文化客体中产生的亚文化作品(sub-cultural creation)。但这些努力依旧是无足轻重的。除非出现一种能散播大量重复生产的客体（产品）并能廉价地、广泛地生产、传播它们的方法。在无线电、电影、电视时代，这样的方法并不存在，因此多多少少的广播模型在文化和主体形成之间不断摇摆。
面对一个虚拟的客体，主体并没有维持它自身的现代性。书或报纸文章渴望志同道合的回应，鼓励独立的批评；电视广告希望播放的内容能被人认同，小至一块肥皂，大至总统竞选。当然，这个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印刷品也会引起人的轻信。人们作证式地说“我在报纸上看到过”，就为了达到如同说“我在电视里见到过”一样的修辞效果。然而这两者的区别巨大：广播媒体所建构的客体不同于原物，而且传播过程过于深入以至于语言的参考作用反被减弱。而书册和报纸，启发读者去思考这种替代是否与外在世界一致，还是与外在世界彼此矛盾。这样，广播文化产品首先就成了广播媒介自身的代表了。他们衡量客观世界的准确性自然也会受到质疑。
当然，这并不那么要紧。当播放重大的政治事件时，比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人们回到“代表”的逻辑（人们以为他们正在看这场战争），结果大为失望。“爱国者”导弹并非如广播电视所示，有百分之八十命中率；其实在几年后，它们被揭露也只有百分之二十能命中目标。出于美国政治动员的需要，受操纵的关于海湾战争的电视报道通过对武器效力的捏造，成功地制造了一致的舆论。展示在电视观众面前的并非真实的充斥着人员死伤的海湾战争，而是一场模拟的、改变了国内政治形势的战争。
客体（广播媒介的文化产品）变化多端，过于代表自我又太诱惑迷人，以至于不能以它旧有的形式去支撑主体。不过，即使在这个广播媒介的世界，主体和客体依然保持它们的分离和区别。或许就像鲍德里亚指出的，客体有它自己的“关键策略”；或者如后现代主义者所认为，主体是多元的。尽管如此，超现实依旧与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虚幻事物的特征依然与原物的复制品判然有别。当问题转向新媒体、特别是因特网时，上述情况就不那么明晰了。虚幻的广播媒介文化，部分地强化了现代主体；部分地在没有原物的情况下建构了新客体；还部分地建构了新的多元的和分散的主体。
相反，在因特网上，我们在面前找到了其决定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了的主体。因特网极大地提高了制造、传播大量文化产品的效率，推进了现代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因特网通过将无线电、电影和电视合并及用“助推”技术进行传播来推进最现代的主客体（关系）。但是因特网突破了印刷模式和广播模式的限制，体现在：(1)使多对多交流成为可能；(2)使文化客体的即时性接收、转换和再传播成为可能；(3)使交流行为从国家的岗位和现代性的主权空间关系中脱离出来；(4)提供全球性即时联系；(5)将现代客体插入联网的信息机器设备。
请允许我自创一个“不确定性”(underdetermination)的概念去界定因特网的机械特征，从而与“过度确定”(overdetermination)的概念来一个对比。
虽然不太情愿，但路易斯·奥叟瑟(Louis Althusser)仍然在社会学理论的语境中使用了心理学术语“过度确定”。在弗洛伊德的理论里，“过度确定”指明了神经症状的多个病因。一个病人由于突然的刺激，再加上过去的刺激，就产生了一些症状。病因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与病人长期的心理状态密不可分。对于奥叟瑟来说，这个术语可以帮助区分马克思和黑格尔。这个问题影响到现象在矛盾中的联合性。奥叟瑟指出，黑格尔的学说太过一统而无法允许矛盾的存在。否定(negation)的过程被赶进(sublate)意识的中心；然而在马克思的决定论里，一个客体就无法被如此同化。举例而言，上层建筑或者意识形态的决定论与底层经济基础不同，但是与它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彼此纽结在一起。
虽然，对于奥叟瑟来说，该结局可能是一个政治运动的障碍或者是一场革命的爆发，但是“过度确定”这个术语像悖论一样暗示了所有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因为社会中的客体组成了多个离散的确定关系，偶然性是非线性的，历史被综合体(complexity)的定律所主导。话语并不能将一起事件与一个原因联系起来。在这一点上，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是偶然的或是不确定的。事件作为结果是宿命的，但不是单向决定的。
对于“不确定性”这个术语，我认为某些被我称为虚拟的社会客体（例如超文本）倒是被过度确定的，因为它们的综合层次或者说非确定性比一般的客体更进了一步。这些客体并不仅仅由不同的各自参与并证实了资本主义与国家矛盾的行为、话语和研究性框架所构成，而且也是对实践开放的。在一个博物馆里，一个人在一幅画前沉思，或者进入某种装置内部。在前一情况中，一个人被艺术品中崇高的、无法言传的东西所感动；在后者中，人在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成为了它的一部分。从因特网上下载一幅图片，有些时候可以发现这幅图片可以在一个程序中（例如，在Lview中）被编辑，编辑的部分包括图像的每一个方面。不仅仅是像在程序化的装置结构内那样让图像发光或者为它添加声音，而是从内部重建这幅图像；比如在一个文本文件中放入这幅图像，使用HTML编辑器添加声音或者与其他图像进行合并。在此意义上，因特网的图像都是虚拟的。某一类主体在社会空间中显现，它们经由多元的、矛盾的实践而被建构，在此意义上，是“过度确定”的；但它们同时本身还存在着进一步被想象虚构的空间，在此意义上就是“不确定”的。
有人会辩称，“虚拟化”是经常性的而非新出现的事物状态，这才是常态事实。在哲学家看来，由于先验可能性总是存在，因而现在被构想出来的事物也可能在任何时候被构想。原则上，我们不能否认哲学家的观点。然而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更愿意声称先验是一种思想状态而非历史情况。我倾向于承认先验主义的逻辑，但反对将其运用为历史分析的概念性工具。
简言之，要用本体论的观点看待它。因而在事实已发生或存在的领域，尽管没有绝对的固定状态，主体和客体的结构仍然随时可能被再次符号化，并保持在场(presence)与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一致性。例如，在现代社会，主体和客体从来不以完整的在场形式出现；它们的在场，只是由于其在时空中扎下的根使它们无法缺席罢了。虚拟化现象，我称之为“信息模式”(a mode of information)，使主体和客体日益以空间和时间、心智和身体、人和机器这些构造出现，将真实／事实瓦解为一系列不确定（不是无定形）的综合体。我们首先要为这些虚拟的构造设定详细的参数。
在电子世界，在头盔—手套虚拟现实技术(helmet-and-glove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ies)、电子邮件、计算机处理的数据库、万维网、聊天通道(Internet Relay Chat)等这些虚拟的“地方”，身份（如性别、种族）是怎样与人身联系起来的呢？这些性别和种族是怎样与电视节目、电话交谈、同步会谈，城市中的邂逅、集中的难民营和乡下居所中出现的性别和种族相区别，抑或相类似的呢？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将因特网视为不确定的客体来进行研究，建构理论。这一客体是外在于现代与当下主体的结构中建构自我的。因特网变化如此迅速，以至关于它的表述和研究都必须作为一种假设才能被人接受。比如，学者们习惯性地辩称，因特网是由男性所主宰的。然而到1998年，女性上网人数第一次超过了男性。不只是关于网络的人口统计学正在转变，它的物质基础设施也一直处于改变之中。在美国，国内的主机和国外的主机差别越来越小，内部网络遍地开花；随着声音和图像的增多，文本的主导地位正在逐渐弱化；网络在销售方面的作用也在增强；但是，游戏和色情仍然普遍存在。电缆的调制解调器挑战着电话的调制解调器。
我们难以预见，将计算处理、电话和电视整合起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由于上述这些以及其他正在进行中的转变，新兴媒体的学生们应当谨慎地表达主张和观点，留下余地。我的研究就是在对因特网领域作过一番探讨之后，在进行理论阐发的基础上深入下去的。并且，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是本着这种精神进行写作的。通过对当前诸多文化理论的理论文本和概念辨析，我试图去厘清在新媒体文化研究中，诸多的那些在将来会成为某种利益攸关的问题。当然，首先得从眼下我们已经认识到的，迫在眉睫的、关于赛博空间（网络新媒体）的文化，既有它的不确定性，又具备它的多样的、开放性的转机出发。
注释：
①据《连线》(Wired News)的新闻报道，有20个国家试图将网络阻挡在国境线外，45个国家对网络进行着严格的审查，而这还是近期网络“自由”有所进步的情况。
②请参看卡斯泰斯的三卷本及斯托德尔(Stalder)在1998年的论述，里面有相关的精彩评论。
③申兹·特克尔(Sherrz Turkle)在1998年的文章里称，孩子对待媒介机器也像对待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