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允升论执法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才论文,薛允升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薛允升（1820～1901），字云阶，陕西长安人，清代著名法律家。他于1856年（咸丰6年）中进士，被授刑部主事，累迁郎中。1880 年（光绪6年），被召为刑部侍郎，1893、1900年（光绪19年、26 年）两度被授刑部尚书，在刑部工作达40年。薛允升精通法制、律例，撰有《唐明律合编》、《读例存疑》等律学著作。他参与了1870年（同治9年） 修改《大清律例》。光绪年间，处理了许多重大案件，得到皇帝的赞许。因而，时人称之为“君明臣直”。薛允升具有极其丰富的立法、执法方面的实践经验。他特别重视“治人”的执法，尤其注重执法人材的选拔与考核。
一、执法比立法更重要，执法好要有好的执法人才
执法是把通过立法程序定下来的法律、法典以及各种制度加以贯彻实行，从而达到社会稳定、国治民安。从某种意义上说，执法比立法更为重要。薛允升认为，“有治法所以尤贵有治人也。”〔1 〕如果没有好的执法那末立法再好，也是无法加以体现的。要执法好必须要有好的执法人才。例如，道光14年改定的，关于山居之民为驱逐猛兽应需鸟枪守御，但必须据实报明地方官，编号立册按季查点；若本人有不报官而私造私藏鸟枪，该地保失察知情故纵，该地方官不行查出，均得依法议罪的例，未尝不好。但由于官员和地保既不教民切实遵守，自己也不严格执行，所以不过是一纸具文而已。可见执法人才的重要。为此，薛允升说，鸟枪为军营利器，民间自不准行用，今既不能一概严禁，则报官制造者为一，而不报官制造者不啻十万，编号查点之法，行之日久，即属具文。近来洋枪洋炮到处皆有，贼匪用以拒捕伤人亦复层见迭出，禁令俱成具文，殊为可叹。这些都是“有治法而无治人，法亦系虚设耳”。〔2〕
在封建社会，执法者主要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真正好的执法人才，不仅仅是依法治民，而且要善于教民耕稼、重视生计，以达安居乐业，而遵法守纪。只有这样，法制也才能得到最好的执行。薛允升曾经说，《周礼》规定，惩罚有田不耕，官吏必须重视监督稼穑；汉代有力田与孝悌同科，见于诏书者不一而足，耕田努力有赏；《孟子》把土地、人民放在政事之先，庆赏根据“土地之辟，田野之治”；这充分表明了，讲农重耕爱民，是官吏材质良善的重要标准，是执法人才的最大要求。因为，仅熟读背诵律令条例，而无重农爱民的材质，那末也是不能把法真正贯彻执行的。
比如治理盗贼的法，不仅有以赃多少为罪的轻重；而且决讫后，有收充警迹之律、有交保收管不许出境之例，可见十分周密。但事实上，往往是法立而不办，仅是徒文而已。薛允升认为，这是由于担任教育人民、执行法律的官吏，不能从爱民教民出发，而真正行法执法所致。也就是缺乏能够为民教民的执法人才所造成。因此，极力称道《孔丛子》所言。他说，《孔丛子》述孔子之言曰，民之所以生杀者为了衣食，上不教民，民匮其生，饥寒切于身，而“不为非者寡矣”。也所谓“为政者夺其贤能者，而与其不贤者，以化民乎？”〔3〕
因此，薛允升非常赞同《盐铁论》关于良吏的重要。他说，《盐铁论》云：“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贵者良吏者，贵其绝恶于未萌，使之不为非，非贵其拘之囹圄，而刑杀之也。”〔4〕这里也说明了，真正的执法人才，要知道立法的本意， 要达到怎样的目的，并加上自己的良善、仁爱、清廉。所以，即使不用刑罚，也能使国治民安。在薛允升看来，这才是执法的“探本穷原”。
薛允升又说，作为认真执法、公正执法的良吏，必须有一颗爱民为民之心。如果将本来无罪的人，而故意加罪，本来有罪之人，而故意使之逍遥法外，必须惩之以法。执法的官吏最大的才是为民，所谓“设官置吏，所以为民也，不为之申冤理屈，而反颠倒是非，安用此官吏为也。”〔5〕
所以，执法者应象陶朱公那样，宽厚而无私心杂念以为民。薛允升认为，执法者之所以不能有私心杂念，这是因为如有私心，必然会宽严不当，应严的不严，该宽的不宽。所谓“事苟杂以私心，终不能归于一致也。于不应宽者故意从宽，则必于不应严者而恣意从严，其势然也。”〔6〕
为此，薛允升始终坚持要象陶朱公那样，为官执法无私心而得法外之仁。他曾这样说，法律关系人命，一不审慎，往往生者判死，死者判生，故当十分细心认真。执法者要熟悉律文律意，要充分注意到那些律条不可任意使用，那些律条本有矛盾，使用有困难，甚至会出现偏倚大有出入，而造成生死颠倒，不能为“民命”尽心负责。其最终目的，便是为了审慎执法，而得“法外之仁”，体现“为民爱民”。
为了充分发挥良善贤能官吏的执法才干，作为立法者帝王、人君等，不能亲自执法断狱。因此，薛允升极其称述宋邱濬和明代的刘球有关这方面的主张。他们认为，一当人君亲自执法决狱，下面负责执法的官吏，往往“多奉敕增减”，“观望多为轻重”。也就是以人主意志为转移，不可能依法办事，不可能将官吏为民、公正的执法才干和道德发挥出来。所以，要真正获得执法人才，并使其真正发挥才德，帝王、人君不应该亲自或过问执法断狱之事。薛对这两人的意见极为赞同，所谓“此则真能言人所不敢言者。《书》曰：庶狱庶情，文王无敢知于兹。圣人之所见远矣哉！”〔7〕可见，在薛允升看来， 帝王不能自己执法断狱，而必须由贤能的官吏来担任。这是颇有见地的。
二、注重执法者的选拔、考核、奖惩和升降
为要执法者公正无私、宽厚而爱民，必须努力选拔贤能人才。为此，薛允升极其称赞两汉时期选举重德行与才能。如西汉武帝元朔元年，诏议不举孝廉者罪。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当免。东汉和帝永元五年三月戊子诏曰：选举良才，为政之本，科别行能，心由乡曲。并且，尤其赞赏东汉章帝时所定的以德行为主，又能明经明法，而十分有才干的四科取士制度。薛允升指出，《汉官仪》曰：建初（章帝年号）八年十二月已未，诏书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经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晓法律，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任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遇事不惑，明足照奸，勇足决断，才任三辅，令皆存孝悌清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举茂才尤异、孝廉吏务实校试以职，有非其人，不习曹事，正举者故不以实法。”〔8〕
薛允升不仅重视德行，而且强调“明晓法律，足以决疑”，“遇事不惑，明足照奸。”显然，他要求官吏德才兼备。这是强调造拔执法者的德才标准，以及明法善断要求。他最为赞赏两汉时期选拔人才的办法，既可得到众多的人才，又能使社会安定、天下大治。即所谓“汉世得人之甚，盖由于此，此《唐律》之所由昉也”。而也是“汉治之所以远出乎后世也”。〔9〕
执法者有官又有吏，许多工作是吏做的。他们是封建社会法制的最下层具体执行者。应该选拔有德行有才干，并能认真依法办事者为之。对于他们既要有严格的任职要求，也应有奖励与惩罚措施。薛允升认为，官有奖惩有升降，吏也当有之。这样才能使其安心工作，并有积极上进之心，从而共同来改善吏治。因此，无论是官还是吏，他们的功过原不相掩，而劝惩亦宜并行。若有惩而无劝，终属无裨实用。“且官与吏均系办公之人，官有议降议罚及革职之例，亦有加级记录之条，甚或保荐者有之，超迁者有之。吏如有功，将何以偿之耶？不酬功而祗督过，又何足以服此辈之心也。”〔10〕这是批评对官与吏的奖惩不公、待遇不均。
薛允升认为，对执法者要量能授职、各途并用。乡试、会试取中的举人、进士，分别授予知县、通同，贡监分别授予州同等官。期满书吏，分别补授正九、从九等官。吏部议得吏员五年役满，果系勤劳无过者，各衙门咨部收考。一等授以正九品，二等授以从九品，三等授以一等杂职，四等授以二等杂职，五等授以三等杂职。又在内五年役满书办，及在外三年九年满役吏员，凡各衙门起送文内，注有服役年满勤劳无过者准考。如有事过者，各衙门查明斥逐，俱见题定例。“可见，从前书吏役满，即应考职录用，并无概令退役回籍之例。”〔11〕这是要求对书吏等实行考绩、奖惩制度。
薛允升主张官吏犯罪，要比一般人民犯罪处理要严。如监守钱粮仓库的官吏自盗，比之为窃盗的平民治罪应重，即官吏的贪污盗窃，要比人民犯盗犯窃治罪从严。但一定要厚禄以保证其个人与家属的衣食之需，否则对于官吏的立法再严，也难以奏效。为此，薛允升又谆谆告诫说：“监守自盗，立法固应从严。然禄薄无以自赡其室家，法虽严，恐亦不能止息。欲惩贪必先加俸，此自然之理。昔人言之屡矣。不然，则一切之法，仍上下相蒙而已。”〔12〕即使不是官吏而是解差、捕役，也当如此。所以，对于捕役是否认真缉捕，以及受贿纵盗，很有看法。他认为归根结底还是偿少禄薄，无以为家。
因此，对于顾炎武《日知录》关于唐代为赴任官增料钱、清宿债，以养廉的论述，薛允升大为叫好。他说，《日知录》有赴铨守候京债之累于今为甚的记载。《旧唐书·武宗纪》会昌二年二月丙寅，中书奏赴选官多京债，到任填还，致其贪求无不由此。今年三铨于前件州县，原注河南、凤翔、鄜坊、邠宁等道，得官者许连状相保，户部各备两月加给料钱，至支时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带息债，衣食稍足，可责清廉。武宗从之。“盖唐时有东选南选，其在京铨授者，止关河东两道，采访使所属之官，不出一千里之内，而犹念其举债之累，先于户部给与两月料钱，非惟恤下之仁，亦有劝廉之法。与今职官到任先办京债，剥下未足，而或借库银以偿之者，得失之数较然可知已。”〔13〕在这里，薛允升之所以加以赞赏并引述，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如此，才能使官吏、衙役，不为债务、衣食所拖累，而能安心工作，致力于改良吏治。从而，保证法律真正得以贯彻执行。
三、执法者依法办事，自己要身体力行
薛允升强调执法者要依法办事，宽厚公正，他自己身体力行。首先是反对对犯人实行严刑峻罚，他是我国近代第一个要求废除凌迟、枭首、刺字、缘坐、枷号、充军、引律比附、逼供拷讯和任意加重立决的。对于判罪量刑，在律、例、专条、通例、令、律注等法条中，他认为，律稳定、明确，令是朝廷和皇帝的命令、诏谕，比较慎重而公允。而例、专条、通例等，有时间性、地区性、可变性。所以，律令有规定的，应该根据律令判罪定刑。这实际上，是对罪犯的负责，使刑罪相当。为此，他苦心研读律令、条例，熟悉精通，善于运用。并且，对于《明律》中有“讲读律令”一条，十分赞赏。他称道之余，又加以引述，所谓“百司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判决事务。每遇年终，在内从察院，在外从分巡御史、提刑按察司官，按治去处考校。若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初犯罚俸一月，再犯笞四十附过，三犯于本衙门递降叙用。”并认为，官吏熟悉律令、善于运用律令，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律令专为断狱而设，重律令所以重刑狱。”同时，律令所反映的法，关系到全国所有人的生命与权利，所谓“法者天下之至公也”，“法者天下之大命也”。〔14〕
在处理狱案中，薛对于罪犯是宽厚平恕的，使生者无怨，死者无恨。这正如清武英殿大学士、光绪皇帝师傅孙家鼐所说：“公（指薛允升）貌清癯，赋性温和，气宇凝重。其鞫囚恒至夜分，一灯荧荧，胥役或倦引去。公平心静气，无疾言遽色，与囚絮絮对语。囚忘公为官，公亦若忘其与囚语也。故凡讼为公所鞫，无不输其情，虽死且德公。”〔16〕
但对王公大臣、强暴权势，薛允升坚持依法断案。如1883年（光绪九年），薛允升参与查办的“云南报销案”，一切行贿受贿的中央与地方的官吏，依法一一革职、治罪。如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太监李苌材、张受山犯法当逮，而李等却聚众击杀捕役。当时任刑部尚书的薛允升认为，李等应“拟援光棍例治之。”这里说的“光棍例”是严的，但对于强暴杀人的太监，除了用“光棍例”，没有再适当的律条。而且与康熙年间，惩治凶悍太监分别定拟斩绞发遣的谕旨，是相符合的。然而总管太监李莲英，却为罪犯请求宽恕。慈禧太后也以过去有“伤人致死按律问拟”的判例，令刑部再议。薛允升立即上疏说：“李苌材等一案，既非谋故斗杀，不得援此语为附合。”……夫立法本以惩恶，而法外亦可施仁，皇上果欲清辇毂，裁抑阉臣，则仍依原奏办理。〔16〕光绪帝见疏，仍叫刑部定罪。当时，李莲英遍嘱要人力求免减。薛允升却不为动摇，坚持原奏，请斩立决张受山，李苌材伤人未死，减为斩候。光绪皇帝也批准照办。
薛允升强调执法、重视执法人才，确保依法办事、改良吏治，这在中国近代法律史上的影响很大。近代著名法制改革家、清末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曾经指出，凡是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使严厉，也能施其仁恕于法律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使宽平，也能逞其暴虐于法之外。所以，应当重视法律人材的培养。在中国近代法律史上，薛允升的治法“尤贵有治人”的思想影响久远，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1〕《读例存疑卷30·刑律贼盗下·诈欺官私取财》。
〔2〕《读例存疑卷21·兵律军政·私藏应禁军器》。
〔3〕〔4〕《读例存疑卷28·刑律贼盗中·窃盗》。
〔5〕《唐明律合编卷30·官吏出入罪》。
〔6〕《唐明律合编·后序》。
〔7〕《唐明律合编30·断罪引律令》。
〔8〕摘自《唐明律卷9·贡举非其人》。
〔9〕〔10〕《唐明律卷9·举用有过官吏》。
〔11〕《唐明律合编卷9·举用有过官吏》。
〔12〕《唐明律合编卷19·监守自盗仓库钱粮》。
〔13〕《读例存疑卷16·户律钱债·违禁取利》。
〔14〕《唐明律合编卷10·讲读律令》。
〔15〕《碑传集补》四，摘自《法学研究》1987年第1期。
〔16〕《清史稿·薛允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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