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征平[1]2001年在《云南早期工业化进程研究(1840—1949)》文中研究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对“经济发展”、“工业化”、“现代化”等目标的追求不仅于实践的层面，而且在学术研究方面均成为这一时代的鲜明主题，国外学术研究与全球经济发展动态相适应地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但中国由于其时国际、国内因素的影响，直至八十年代，对中国工业化、现代化问题的研究也仍然是以国外学者为主。八十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在思想与实践的逐步深化，学术上亦出现了对以往国外有关理论进行回应研究的发展势头。选择工业化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出于学术上的需要，而且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密不可分。 本论文由导论，正文的五个篇章，以及结语等七个部分组成。其主要内容是： 一、导论。说明选择该课题作为研究对象的缘起；工业化理论目前于国外及国内的研究状况；本课题对工业化概念运用的范围与限度，以及在研究这一课题之前需要澄清的关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国民经济是处于停滞或是发展的事实，以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一种现实的可行性依据。最后是关于本课题研究基本构架的提示。 二、云南早期工业化的历史前提。分析了1840年前后云南社会经济运行的制度框架，包括行政建制、农矿产业及商品经济的运行等，着重指出有清一代对云南铜矿资源的开发，使其早已置于皇朝中央集权制度的框架之中，并使云南在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中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内地的农矿并举的产业结构特色；研究了1840年前后云南商品经济与市场发育状况，指出云南其时已具有的商品交换规模及处于中心和边缘的货物集散在区域内的分布状况，就人口、农业、商品交换及交通状况等对1840年前后云南区域商品经济格局作出了初步说明；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1840年前后云南区域内资本积累能力及流向进行了具体分析。 叁、云南早期工业化的发展契机——近代交通条件的两次重大变迁。分析1910年滇越铁路的建成通车与云南早期工业化启动的关系，以及其与常规工业化启动方式的差异及特点；分析了30年代末期现代交通网络的初步形成对云南早期工业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并通过其时进出口商品量值的变化及现代工业部门体系形成情况，揭示了1940年前后云南早期工业化的获得成果；对1940年前后云南工业化的特点作出理论归纳，并用经济增长曲线对新式交通出现与云南早期工业化发展的关联性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四、云南早期工业化的主导产业——矿业的工业化进程及特征。指出政府主导是云南矿业早期工业化的重要特征，并对该特征进行了具体分析；研究近代矿业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的工业化演进，包括清代官府对矿业生产之所以实行官督民营与放本收铜组织经营方式的原因及意义，1840年代之后云南恢复矿业的客观环境，近代过渡时期矿业官督民营的经济组织与经营方式，以及后期官商合办的组织形式与经营方式等方面的内容；分析云南矿业早期工业化的扩散效应，主要从云南早期工业化发展与区域内人口变动、矿业早期工业化中的社会技术特征、以及云南近代矿业生产的国际化市场导向与工业化后果等叁方面内容的研究来反映的。 五，政府力量在云南早期工业化中的作用方式及特点。分析工业化初期不同历史条件下政府作用的特点，其中主要研究了西方早期工业化政府作用的形式和内容，以及其后作为后发展工业化国家中其政府作用的一般特点；分析云南早期工业化中政府抉择所表现的如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相矛盾、以及集政府与社会功能于一身的工业化推动作用等行为方式特点；着重研究了缪云台与云南的早期工业化，包括其早期领导的对近代锡业生产所进行的工业化技术改造、中期从事的对云南金融业现代职能的健全与完善工作、以及后期对云南早期工业化的明确提出与具体实践。 六，商人力量在云南早期工业化中的作用以及官商互动。分析云南近代商会得以产生的历史资源条件，说明云南商会乃是一种自主选择与政府倡导相结合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并从理论上对云南商会的自组织特征进行归结；依据史料从六个方面归纳了商会在云南早期工业化中的作用表现；研究近 J二乙回乡‘J 博士学位论文 V4＝ifx／DOCTORAL DSSEP了人TON代云南商会于官商互动中的组织形变，主要从近代国家政府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及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与政府实施控制之间的矛盾，说明近代商会乃政府的权变选择，以及在官商博奕中云南商会的应变轨迹． 七、结语．在以上各章研究的基础上，对常规工业化理论中一些相关论题进行一种理论概椿性的归纳，其中既涵盖了对云南早期工业化发展路径及模式的简略勾画，也涵盖着对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共性及地区性差异作出的初步说明，更为重要的是从理论进深一步的分析中指出了 工业化理论在本文应用中的潜力与局限。
包云燕, 杜明彦[2]2011年在《辛亥云南起义在云南经济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文中认为1911年的辛亥云南起义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促进了云南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成为云南经济现代化进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辛亥云南起义后,在新成立的军都督府和后来唐继尧、龙云等辛亥将领所领导的具有一定民族资产阶级性质政府的改革和推动下,经济领域的技术运用取得了长足进步,经济发展模式、工商业运行体制更加接近西方,云南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熊元彬[3]2015年在《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研究（1851-1938）》文中认为中国幅员辽阔,手工行业众多,各地差异性较大,社会经济存在着多元结构。由于东中部不仅属产棉、缫丝区,而且在手工行业中又最为典型,因而自然比多山多雨、少田少地的云贵手工业更为凸显,以致在研究区域上,学界往往侧重于东中部等手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在研究行业上又自然以棉纺织、缫丝业为主。即使在宏观的研究论着中,有关云贵手工业的内容也几乎只是稍有涉及而已,并运用东中部通商口岸统计的资料进行阐述,从而无意间忽视了云贵等地手工业在整个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地位和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以及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自身的兴起及其变动过程。文章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近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已融为一体和云贵特殊的自然和历史环境,适度地借鉴发展经济学中的“适合技术”和区域经济中的联动与整合,以及山地经济等理论,从微观与宏观、静态与动态两组耦合关系,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融入到整个中国及世界贸易的过程中,通过相对长时间段的连续考察,探讨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原料及市场等方面的变化。主要回答了云贵高原在多山多雨、少田少地、交通不便、产棉甚少、经济基础较差的特殊情况下,其近代手工业是如何兴起与变动的?手工原料及其半成品又是如何与外地进行联动与整合的?在经营手工原料及半成品的商人当中,他们又是如何经营的?政府在推动手工业的变动过程中又有何表现?以及在19世纪80年代云贵近代工业化启动至1938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前,云贵的商路又有何变化?工业化及商路的变化又对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及其经济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就全文的发展脉络来看,文章以1851年两广商人开始将英国机制洋纱转销云贵和鸦片对客商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吸引为切入点,围绕“资源→商人(联动市场与整合资源的中介)→市场”这条主线进行展开,在肯定鸦片对人们身心健康及社会都有着不可争辩的负面影响的前提下,结合国内外特殊的历史环境,运用经济地理将云贵与东中部等地进行一定的比较研究。如对于同属西南的成渝而言,由于成渝不仅属产棉区,纺织基础较好,机制洋纱的输入晚于云贵,而且在输入的洋货中,最先是以消费品的方式从机制洋布输入的,而棉料尚须仰给于外地的云贵则是以原料的方式最先输入洋纱,而后输入洋布。不仅如此,即使是在同属云贵高原的云贵两省中,由于贵州属内陆省份,交通不及云南便利,棉料的输入相对不易,政府为弥补棉料的不足,以致贵州植棉业和蚕桑业的兴起都早于云南。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兴起及其变动是由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近代以来,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强推和云贵高原周边地区相继开埠的一系列带动下,以及在中国尚需进口鸦片而云贵又正好适宜于鸦片种植的特殊时空下,云贵高原与国内外市场之间的联动得以增强,资源整合度也得以相对提高。其中,在联动与整合的方式上,从政府主导型的“滇粤铜盐互易”转变成了受国内外市场自身需求所致的“大锡出口”贸易。在联动与整合的内容上,也从传统的棉料及布疋基本“都仰给与外省”的单线贸易转变成了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改贩洋纱入(滇)黔以易鸦片”的双向贸易,从而使机制洋纱以原料的方式与传统的手工织布操作相结合,开启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1883和1886年,云贵两省矿务招商局的相继成立,标志着云贵近代工业化的开始,继而进一步推动了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发展。作为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兴起的带动因子,鸦片的种植与推广,不是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在世界鸦片、洋纱等各种贸易外力的直接驱动和内部比较利益强有的吸力下,从而使鸦片在财源甚少,但又恰好适宜于鸦片种植的云贵高原得以广泛种植和推广,继而使客商不惧爬山涉水及匪徒的劫财,纷纷而至,不仅将质优价廉的机制洋纱等手工原料及其技术、工具等输入至云贵,以赊购或转卖的方式给手工业生产者,而且还将该地的手工业原料及其半成品转销于外地市场,使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在世界工业化原料需求量不断增加的拉力和在以商人为中介的推力下,加强了云贵与外地的联动与整合。民国政府成立后,取消了清政府长期以来对云贵的“协济”,并继承清政府的禁烟政策,致使云贵在财政本已极为困乏的严峻形势下,顿时又失去了两大财源,因而在中央鞭长莫及和财源匮乏的多重影响下,云贵军阀采取了“寓禁于征”的鸦片政策,使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继续在鸦片贸易的带动下与国内外保持着联动与整合的关系。但是,]938年上海、广州、武汉等地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坐镇西南,对云贵进行强有力的直接控制,全面实行严种、严吸、严运的鸦片政策,从而中断了洋纱以易鸦片的这种双向贸易,使云贵与国内外的市场大为萎缩,继而使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转变成了一种一切围绕战争所需进行生产的战时手工业。结合国内外市场和云贵本地的经济地理条件,加强对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及民族经济之问联动与整合复杂关系的专门研究,不仅有益手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打破省级行政区划,明确不同区域间的功能定位,而且还有助于加深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等方面的认识,以及为当今云贵与东中部的联动与整合,和云贵与东南亚等地的“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发挥区域问的资源互补优势。此外,本文从手工业自身的变动出发,界定了近代手工业的起点,为研究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的变动提供了新的线索,即在交通不便、经济基础较差的情况下,云贵高原近代手工业是在机制洋纱与鸦片双向贸易的共同作用下兴起的,它与中国尚需进口鸦片而产棉甚少的云贵又正好适宜于鸦片种植,继而以易洋纱的这种特殊时空紧密相连。
杨娟[4]2016年在《近代国际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个旧锡矿开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选择个旧锡业作为研究对象,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视角下研究近代个旧锡矿的开发。认为在近代中国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个旧锡业在生产规模、生产技术、产品销路方面都较前代有了很大的变化,个旧锡业生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成为了云南省财政经济、对外贸易的支柱。在这一过程中为了适应国际锡业市场的发展需求,个旧锡业生产者也不断改进生产,努力融入世界市场,加快了云南地区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但也正是由于处于这一过程之中,国际经济的波动,国际局势的变化都对个旧锡业的发展有严重影响。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主要探讨个旧锡矿在近代以前的开发情况及开发目的。云南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开始开采锡矿,但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云南锡矿的开发仅为了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由于生产技术落后与锡需求量不高的原因,锡的产量与开发规模很小。第二部分论述近代个旧锡矿开发的历史转折。由于云南地处高原,交通运输不便,在鸦片战争后个旧大锡虽已开始销往国际市场,但出口量一直受到限制,近代个旧锡矿开发的历史转折始于蒙自口岸的开放,近代交通条件的改善最终成就了云南的对外交往与个锡对外贸易的兴盛。第叁部分,讨论近代以前云南矿业开发与近代矿业开发模式的不同特点,首先揭示历史上云南矿业开发在政府控制下以国内市场为主的特点,其次论述近代云南矿业开发以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为主,私营矿业占大多数的制度模式变化。第四部分,近代个旧锡矿开发的技术改良与销路变化。首先分析传统技术条件下个旧锡矿的生产技术、产品与出口路线；其次分析近代以来西方技术对个旧锡矿开发的影响；再次从经济角度出发,论述云南炼锡公司之锡矿直销外洋给个旧锡矿带来的影响。第五个部分,揭示近代个旧锡矿开发的规模及经济效益,说明个旧锡矿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成为云南地方财政的有力支撑。第六部分着重分析近代锡矿开发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弊端。个旧锡矿在近代的大发展是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下进行的,形成了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模式,这种模式存在严重的弊端。首先是受到法国殖民者把持下的滇越铁路公司不断加价的苛扰,其次国际锡业市场的行情变化对个锡的生产、销售都有严重影响,再次,抗日战争时期日军的经济封锁及空袭使个旧锡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
吴丰华[5]2013年在《中国近代以来城乡关系变迁轨迹与变迁机理（1840～2012）》文中研究指明自市场化取向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表现优异,但与此并存的却是中国城乡差距不断拉大和城乡对立逐渐固化的过程与状态,表现为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城乡要素流动并不顺畅；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供水平差别明显；城乡社会面貌反差极大；城乡生活方式存在明显先进与落后的差别。面对这些严峻问题,学术界和决策层都习惯于从当下的现实出发寻找原因,以期破解问题。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城乡文明进步史,一部人类经济史就是一部城乡关系发展史,城乡关系在人类文明演进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现今中国城乡关系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现象、问题、病态,都是中国自古以来历史沉积的延续,尤其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巨变的累积与发酵。忘记历史,我们便不明了现在；忘记历史,我们便不能前行。论文紧紧围绕中国近代以来城乡关系变迁轨迹与变迁机理的主题进行研究。论文总结并梳理了中国近代以来城乡关系的变迁轨迹。经过了1840～1949年110年的城乡加速分离时代,中国城乡关系在西方市场经济体系的冲击下,逐渐瓦解而加速分离；经过了1949～1978年30年的城乡人为对立时代,中国城乡关系被人为的制度设计对立起来,在一系列计划经济体制及其配套政策下逐渐走向僵化；经过了1978～2012年35年的城乡高位分散时代,城与乡在这一时期都高度发展且联系日益紧密,但在城市利益集团等的作用下,城乡间差距却逐渐扩大。论文分析并论证了中国近代以来城乡关系的变迁机理。一套“外部冲击+内部适应”的机理主导着城乡关系的变迁。在城乡加速分离时代(1840～1949年),西方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对中国固有城乡关系冲击极大,而中国固有文化、善于技术模仿的特性等都适应了市场经济体系对中国城乡关系的冲击。在城乡人为对立时代(1949～1978年),计划经济及一个完整的配套政策体系的外部冲击导致中国城乡关系被人为对立,而在计划经济和自然经济夹缝中生存的市场经济元素则以补充和抵制的方式适应着计划经济体系的外部冲击；此外,当时的政治情况客观抵消了计划经济运行给中国城乡关系带来的不良影响。在城乡高位分散时代(1978～2012年),城市利益集团为了独占改革收益,利用其势力阻碍叁农群体参与改革,进而阻隔叁农参与改革收益分配,由此导致城与乡在共同发展的同时差距却不断拉大,而中国农民的勇气和智慧,中国政府采取的城乡融合政策和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等促进了城乡关系趋向融合。论文创新主要体现在理论观点与对策建议创新两方面。在理论观点创新方面,第一,揭示并详细论证了中国近代以来城乡关系变迁的机理：“外部冲击+内部适应”。第二,提出了解释城乡差距拉大的新理论：叁农的“改革参与权被剥夺”理论,即“城乡加速分离时代”西方市场经济体系对中国的冲击本质是“城市”对“农村”的冲击。第叁,提出了解释城乡差距拉大的新理论：叁农的“改革参与权被剥夺”理论,即城市利益集团运用其势力将叁农排除在改革之外,进而排除叁农的改革收益分配权,最终独享改革成果和收益,以此解释城乡差距拉大的事实。在对策建议创新方面,设计并论述了未来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12345”的战略措施,给出了2020年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概念性和指标性目标。
石俊杰[6]2010年在《近代云南红河区域经济地理研究（1889-1949）》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选择云南红河区域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区域经济地理的方法,研究这一区域的近代以来出现经济地理格局变化。结论是这一区域经济地理格局的最大变化就是产生了个开蒙经济区。本文认为,随着个旧锡业的发展,蒙自设立海关,利用红河水道出口大锡。形成了个蒙经济区实现了个旧生产大锡,蒙自销售的地域分工。随着锡业进入世界市场,红河水道因为季节性矛盾等缺点,不能满足个旧大锡的运输需要。法国修筑了滇越铁路,促进了锡业发展。个旧锡业带动了红河区域发展。因为滇越铁路改线,开远进入到个蒙经济区之中,最终发展为个开蒙经济区。滇越铁路使外贸中心转移到昆明,造成了蒙自的衰落。但是滇越铁路在侵略云南的同时也引进了现代化事物,在经济区的发展中,蒙自城市衰落,开远和个旧城市兴起,在个旧锡业的带动下,个开蒙地区成为云南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为了运输个旧锡业物资,红河区域兴修了个碧石铁路,形成了区域交通网络,促进了个开蒙经济区的联系与融合。开远向个旧提供了煤矿和农业基础,蒙自是个旧锡业生产物资的转运地,随着个旧锡业的发展,形成了以个旧为主体的区域市场,个开蒙地区也不断融合在一起。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梳理了红河区域围绕个旧锡业的发展过程,探讨了这一区域中市场结构的演变和城市的发展,在理论和史料上取得了一些突破
何晓坚[7]2010年在《农民工待遇问题的历史考察》文中提出本文以苏南为中心,对近代农民工待遇问题进行较为系统考察,认为农民工待遇包括物质待遇、精神待遇和社会待遇叁个方面。物质待遇主要包括工资、福利两部分。影响农民工工资的因素具有“多重性”,其中“技术”因子至关重要,技能等级越高获取较高工资的主动性越强;物价的波动起伏,造成农民工实际工资的不稳定;名目繁多的克扣及拖欠也让农民工的工资难以完全兑现,“折扣”工资使其生活质量难以提高。近代农民工福利状况不佳,衣食住行用等基本生活设施缺乏,不过消费合作社作为一项福利设施,对农民工应对物价上涨、改善物质待遇不无小补。近代农民工的精神待遇不能尽如人意,主要表现在农民工基本的精神需要得不到满足甚至被扭曲,在职业发展上所能获得的精神支持不力,而其人格自立状况也不容乐观。首先,农民工基本精神需要得不到充分满足,恋家情结的消解存在诸多限制因素;闲暇需要没能引起资方和社会的足够重视,可资利用的休闲设施极为有限;心理问题缺乏疏导机制,农民工虽然通过“后台”、“前台”的举动来宣泄不满,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宣泄心理无法得到根本化解。其次,农民工获得职业发展的精神支持有限,“劳工教育”并不为多数农民工及其子女所享有,而面临着“供给上的”和“本身的”两难。再次,农民工人格自立状况堪忧,其自主性在生存压力下降低,对“物”的依赖性增强,甚至承受各种侮辱、苛责;农民工观念的开放性不足,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有限,但已经注意利用舆论发出声音;由农而工,农民工守时惜时观念内化困难,但通过惩罚和奖励,原有的散漫时间观逐渐在再社会化过程中被守时惜时观念取代。社会待遇包括国民待遇和社会地位两个方面。农民工国民待遇薄弱:低工资使其生存权受到侵蚀;职业卫生及医疗保障状况不佳使其健康权难以保障;缺乏政治参与意识及“代言人”,基本权益保障无法实现,而国家、资方国民待遇意识淡薄,不能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农民工的社会地位即在社会关系空间中农民工所处的相对位置以及围绕这一位置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其中与资方的相对位置主要体现了其社会地位的实态。虽然农民工凭借团结的力量并在第叁方的支持下开始向资方的“前台”地位发出挑战,但是资方并不会轻易让渡权利。农民工争取与资方平等的话语权、维护自身权益的过程中,政府显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民国时期出台了许多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法规,表明农民工社会地位的提高,但未能落到实处;内部纷争——学徒、非工会会员被会员排挤——使农民工社会地位提高具有局限性。此外,社会地位和国民待遇关系密切,国民待遇的获得制约社会地位,社会地位的提高有利于国民待遇的获得。
谭刚[8]2010年在《滇越铁路与云南矿业开发(1910—1940)》文中认为1910年滇越铁路全线通车,大大改善了云南对外交通运输条件,推动了云南经济尤其是矿业的发展。滇越铁路的通车首先方便了个旧大锡的出口,大锡成为云南对外贸易的支柱产品,锡业也代替昔日的铜业成为云南矿业的命脉。滇越铁路还刺激了煤炭需求,促进了整个云南煤业的发展。不过由于滇越铁路管理权被法国控制,导致该条铁路产生的巨大收益外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云南矿业的进一步发展。
任云英[9]2005年在《近代西安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研究（1840-1949）》文中研究指明西安是我国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在近代百余年间(1840-1949)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的遽变，即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发展。近代西安因深居内陆，依托传统农业社会经济基础，游离于西方殖民主义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之外，但城市功能和空间结构仍在时代风潮的浸润下逐渐注入了工业文明的丰富内涵，因而导致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其关键性因素是地缘政治结构变化，所以成为内陆城市近代化的典型实例。本文运用历史地理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以城市近代化为主线，从宏观、中观、微观二个层面，对与城市空间结构相关的各要素及其作用进行了综合分析和研究，揭示了西安城市空间结构的近代化过程，探究了两安作为内陆城市其城市空间结构近代化的演变及其机理。属个案城市的实证研究。 本文绪论(第一章)确立了研究的总体思路，在此基础上，主体部分以晚清与民国时期两安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为核心展开论述。主要内容及结论分述如下： 论文的主体分叁个层次，共用了六章篇幅论述了近代西安城市空间结构演变。 第一层次，从宏观、中观、微观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进行研究。 从宏观区域的视野论述了近代西安城市发育的地理基础与历史脉络(第二章)。近代西安城基于历史以米都城选址的地理区位优势，凭借其农业自然条件、水利条件以及城市交通和军事防御等条件，在相当长时期内仍然保持着农耕文明时期的空间特征。辛亥革命后，城市建置发生了变化、近代工业化发展以及顺应国家、地方政治因素而得以发展，其空间结构发展以辛亥革命为分水岭呈现出晚清时期萌动发展与其后民国时期转型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从中观的自然地理空间界定要素和交通技术条件的相互关系，论述了城市地域结构的演变(第二章)。在晚清时期马车时代的交通运输条件下，城市南部的“出山码头”和北部的“水旱码头”承担了城市对外交通转运的职能，城市功能在地域的延伸呈分散布局的结构特征，出现了府城、关城和外围码头之间的功能与空间分层。民国时期汽车交通和铁路交通导致了外围码头交通功能的衰落，城市地域结构的演变呈城市空间要素向心性的趋集，城市功能的地域分层逐渐被尔关的繁荣和东西轴向的发展取代。 从微观的城市内部功能要素以及功能空间演变的层面过程论述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演变及其成因。分两章即第四、五章。第四章论述晚清时期西安城服从政治、军事功能需求，以满城为核心仍保持着非均衡性的“城中城”格局，体现军事防御性的内向封闭的空间特征。光绪二十七年(1901)推行新政后，城市内部孕育了空间的封闭性与发展的开放性、新的城
占炜[10]2016年在《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发展线索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前,学界对中国近现代设计发展的历史有一定的重视,在设计史认识和研究方法领域的探讨甚为活跃,也出现了一些较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和专着。但从国内检索出该领域文献的数量和质量、专题研究的深入程度等状况可以看出,学界对以工业产品为中心的近代设计研究不足,近代设计史相关研究着作中对工业设计的论述也偏少,关于我国近代工业设计发展历史的研究还是零星的,没有形成系统的论述。中国近代工业是在西方国家影响下发生的,其发展经历了由沿海到内陆不断深化、加剧的过程。中国近代工业并不是依靠自身技术变革或产业发展需要所进行的主动调整,而是传统的自然经济对西方先进生产方式侵入的被动回应。中国近代工业设计与近代工业是共时发展的,中国近代工业“被动”发生下的“主观性”和“跳跃性”模式对工业设计发展的影响颇深,总体上说,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呈现出一种失衡性、依附性和被动性的发展特征。根据近代工业和经济的发展特点,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发展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发生期、发展期、繁荣期和停滞期。技术、商业和人文恰是设计本体中需要思考的叁种关键要素,本文将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发展的线索界定为叁条:技术进步、商业利权和人文启蒙。这也可以理解为从叁个视角审视中国近代工业设计的发展。近代工业设计发展的叁条线索并不是平行对等的,叁者间存在着依次递进的关系:技术进步在工业设计发展之初的作用显着,其关键作用贯穿于近代工业设计发展的全过程;商业利权是工业设计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得以广泛重视,有效促进了工业设计的发展繁荣;作为一种修正力量,人文思想则是工业设计反思层面的考量,这种考量使工业设计发展逐渐迈向成熟。技术是工业设计发生和发展的基础。中国早期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国家政策和企业行为都以实现技术的进步为目标,这期间未有完全独立的设计现象,设计师也没有成为独立的职业。在近代,作为后进国家的中国一直将技术当成工业发展的核心,要缩小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技术发展是关键。本文将技术进步界定为“主干线”,该线索的论述更多是关注工业设计实践领域的事件和问题,是以一种微观视角对工业设计现象和行为进行考察。技术是产品研发和创新的基础,技术进步下的工业设计行为以“功效”为逻辑,设计往往是为了满足国家和社会的生存需求。本文技术进步线索下的工业设计发展广泛考察了国家战略性工业和民用工业。技术进步下的工业设计发展包括产品标准化以及创新人才培养等关键问题。在中国近代,商业作为一种启蒙思想是伴随技术进步一起发展的。近代早期国家战略工业的发展,对技术引进和企业运作的商业化思考不足,这也使得相关企业缺乏持续发展和创新的动力,这种现象直到19世纪末甲午战争后才有所改观。因近代商业对工业设计的影响程度较技术的低,笔者将商业利权线索界定为“辅助线”,但这种界定并不否认近代商业线索的重要性。商业利权下的相关论述更关注工业设计发展中的策略问题,是以中观视角对工业设计发展的考察。商业竞争是工业设计发展繁荣的刺激因素,在此逻辑下,国家以促成利权、企业以追求利益为目标。本文商业利权线索的近代工业设计考察从政府、企业和相关中间组织叁个层面展开。政府举办博览会、发起国货运动旨在促进本土工业产品的发展;国家战略工业企业在商业利权思想下改革重组,在华的外国企业重视产品开发和营销策略,在此压力下,民营企业开始利用民族情感进行产品品牌建设和视觉推广;行会、同业公会和商会等相关中间组织也为抵制洋货,促进本土产品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工业设计的发展离不开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近代以来,政府颁布多部法律激励产品设计创新和规范品牌商标制度。中国近代思想启蒙与工业设计发展共时演进。人文思想对工业设计实践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因工业设计物(洋货)深度介入民众的生产、生活,其传播和使用改变了民众的生活方式,扩展了民众的视野,促进民众思想上的开明、开化,这使得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发展对思想启蒙有反向作用。该线索是将工业设计发展投射至人文社会中的宏观考察,因此,本文将人文启蒙线索界定为“投影线”。人文性思考是对工业设计整体发展的一种反思,其中夹带着对工业设计多层面的理想和期许,是使工业设计自我修复、迈向成熟的力量。人文思想在近代工业设计实践中有若干表征:理性思想启蒙下近代工业产品的实用主义倾向,民众审美观念变化下产品风格的变迁,文化碰撞下中西产品风格的融合;工业设计发展对近代人文启蒙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工业产品创新实践促进理性思维的形成,外来器物广泛使用促进现代生活方式的形成,城市公共交通等为大众的设计促进社会的民主意识,自行车、缝纫机等设计物的传播和使用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公平。从产品(技术)引进、仿制到融合、创新,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发展走出了特殊路径。近代早期产品技术引进运行效率低下和缺乏持续性,近代社会机制中缺乏“再创造”的动力,这些因素使得近代技术进步下的工业设计发展大打折扣;随着商业利权思想的深入,设计实践开始从“重商”发展到“重调查”,设计战略从政府政策扶持走向企业组织形态和管理模式的变革,这些都映射出工业设计的某些进步。在“效益”的追求下,技术进步和商业利权两条线索在工业设计发展中走向结合是必然的;由于近代特殊的国情,民族情感对工业设计的利权行为有积极促进作用;而在商业利权思想下,当时前卫的艺术和美学思想(形式)得以在设计中广泛传播。技术、商业、人文在工业设计发展初期以一种独立线索形式加以考量是为了理清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发展的内在逻辑和问题根源,其对当代工业设计发展的借鉴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当前,工业设计被认为是融合技术、商业、人文(美学)的一种重要介质,是人类走向诗意生活的推动力,此时,技术、商业、人文线索(逻辑)或将走向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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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农民工待遇问题的历史考察[D]. 何晓坚. 苏州大学. 2010
[8]. 滇越铁路与云南矿业开发(1910—1940)[J]. 谭刚.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0
[9]. 近代西安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研究（1840-1949）[D]. 任云英. 陕西师范大学. 2005
[10]. 中国近代工业设计发展线索研究[D]. 占炜. 武汉理工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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