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近年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使用频率极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探求。本文拟就此相关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并求教于理论界同仁。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文化背景
我们知道，在五四时期的文化论战中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激进主义的文化观，梁漱溟保守主义的文化观和胡适自由主义的文化观。后来陈独秀、李大钊接受了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从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三足鼎立的态势，这一态势构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格局。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三足鼎立的态势和格局，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在中国传播、确立，并逐渐成为主导呢？从文化根源上看，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两难选择的产物
从文化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归根结底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和固有文化都陷入了一种肯定——否定，否定——肯定的架构之中，即对西方文化是要肯定的，在现代化方面它是“先生”，但是“先生”老是欺负“学生”，作为“侵略者”，又要否定。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劲攻势和近代中国的节节败退，屡战屡败，不适应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要否定的，但是否定中又有民族性、民族感、民族精神的问题，因此又要肯定。要肯定的又要否定，要否定的又要肯定，构成了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文化认识的矛盾和复杂背景，近代以来中国人关于文化认识的许多命题和悖论，都与这个背景有关。王国维就说过“爱所不信，信所不爱”的问题，前者指的是中国文化，后者指的是西方文化。西方学者列文森也注意到了这一“理智与情感”的问题。一方面，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学)既可以被称为伟大的遗产，又可以被称为吃人的礼教；另一方面，西方文化既可以是文明的导师，又可以是强权、霸权和侵略者。一方面要享用西方文明的成果，另一方面要杜绝西方社会的罪恶，由此产生的可能的结果和合适的出路，就是接受马克思主义这种“西方的反西方主义”(唐君毅语)。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但它又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和罪恶，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是“反西方主义”的。这样的一种主义，正适合了中国人既要学习西方文明，又要防止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种种罪恶的矛盾心理。
(二)两次危机的结果
所谓两次危机，一是儒学的危机，1905年废除科举，1911年辛亥革命，使儒学先后退出教育和政治领域。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对儒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猛烈的抨击，儒学在道德伦理、文化精神和价值认同方面产生了全面危机。二是西方文化的危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多少人生灵涂炭，战后的欧洲一片萧条。1918年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揭露了西方文化的危机。稍后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也揭露了西方文化的危机，并转向文化保守主义。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只能寄希望于第三条道路。
(三)选择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
比之文化选择的困惑，现实则更为严峻。1919年1月的巴黎和会，竟然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移交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强权本质激怒了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从而爆发了五四运动。强权战胜公理，这既刺激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使救亡压倒启蒙，又导致中国人对西方失去信心，使西方路走向幻灭。在这样的情景下，中国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就不难理解了。1919年7月25日，巴黎和会结束不到一个月，苏俄政府发表宣言，宣布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的一切特权。1920年4月，苏俄政府代表来华，受到各界热烈欢迎。列宁领导的新兴苏维埃共和国，成为20世纪新“公理”新文明的象征。于是，“五四”知识分子由亲西方转向亲苏俄，由拥抱法兰西文明到赞颂十月革命，由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对西方的幻想破灭，走俄国人的路，成为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这是新文化运动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现代性选择的转折点。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
以上几点固然重要，但是仅仅如此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和中国文化联结显得更为关键。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融合、磨合、整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确立才能成为现实。儒家讲的“行”、“躬行”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学说之间，传统文化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的改造世界之间，中国哲学讲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之间，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所蕴涵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文化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途径和特点
马克思的名字首次出现在中国是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文章中，发表于1898年《万国公报》第121～124期。在中国人的论述中最早介绍马克思生平的是梁启超，文章题为《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见1902年10月16日《新民丛报》第18号。中国人第一个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是朱执信，其著作为1905年11月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主要有三大渠道：
1.日本渠道，其特点是时间早、影响大。我们熟知，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此前，日本渠道已经送来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100年前，每年有近万名中国留学生到日本。到日本留学，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有影响的人物主要有陈博贤(《晨报》记者)、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师从河上肇)、李汉俊(同前)、陈望道(依据日文参照英文翻译了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李大钊、李达译介了许多河上肇的著作。
日本学者影响最大的是辛德秋水，他的《社会主义神髓》1903～1907年就有三个中译本。河上肇更甚，1920～1965年，在中国出版其著作12类，20多种版本。其中《贫乏物语》《社会组织和社会革命》《资本论入门》均有两个以上版本。1960年，毛泽东会见日本朋友时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日本要比中国早，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从日本得到的。通过日文本学习到了马克思主义。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写的著作现在仍是我们的参考书。”[1]
2.欧洲渠道，其特点是团队精神和务实精神。主要是法国(赴法勤工俭学，1919～1920年有1600多人)、德国(马克思故乡)、比利时(布鲁塞尔广场有马克思写作室)。主要人物有蔡和森、周恩来、朱德、邓小平、李立三、陈毅、李维汉、李富春等。
3.苏联渠道，其特点是正统性和持续性。主要人物有瞿秋白、任弼时、沈志远以及王明、博古等。苏联哲学对中国的影响持续而久远。比如：20世纪20年代末至20世纪30年代初，德波林在1929～1930年有4本中译本的书，即《唯物辩证法与自然科学》《辩证法唯物论入门》《伊里奇的辩证法》《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唯物史观与社会学》《共产主义ABC》。20世纪30年代末至20世纪40年代，主要是米丁、罗森塔尔。前者著有《新哲学大纲》《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辩证法唯物论》《历史唯物论》《辩证法唯物论辞典》《新兴哲学体系》(均为中译本)。后者著有《新哲学教程》《辩证认识论》《革命辩证法的核心》《简明哲学辞典》。当然还有斯大林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联共党史4章2节。20世纪50年代，高校教学用书《辩证唯物主义》是亚历山大洛夫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康士坦丁诺夫的，《简明哲学辞典》是罗森塔尔和尤金的。
苏联道路影响中国社会大半个世纪，苏联模式影响中国哲学大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两个最重要的命题，都首先是针对苏联模式的，一为理论的，一为实践的。
总的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译介(摘译、转述、介绍)，对马克思主义原著即马克思主义的原生形态研究得不够。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了日本人、苏联人的“二传”，由于视角、理解和翻译的原因，一些表述也许不甚准确，其中可能还有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附加，这使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宣传显得先天不足，使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具有某种简单性和机械化的倾向。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这是20世纪末中国哲学界发出“回到马克思”的呼声的一个缘由所在。
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一些主要传播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等人，都不是职业哲学家，而是兼具革命家和哲学工作者的双重身份和双重角色，这恐怕与以后当代中国哲学具有政治化特点(胡乔木称为“政治化学术”)，并一度使哲学政治化有关，这是我们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应当予以注意的。
第三，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不久，在研究还刚刚起步的情况下，应用问题就提上了日程，可以说传播与应用几乎是同步的，理论形态很快就转化为实践形态，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四，日本渠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影响，可以说1927年以前，来自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担当了主角。此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这一主角地位逐渐被来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取代。从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教科书的形态。这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特有的系统性和权威性而后来居上，在中国哲学界占“正统”地位达半个世纪之久。从总体上看，无论是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还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未从根本上突破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影响。真正的改革和突破应当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
第五，马克思主义与进化论的关系。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而进化论大体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1898年严复翻译《天演论》，进化论传入中国。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一进程表明：从形成时间来看，是马克思主义在前，进化论在后。而从被中国人的接受来看，则是进化论在前，马克思主义在后。产生于马克思主义之后的进化论成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条件与桥梁，这一现象值得关注，令人寻味。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阶段
(一)陈独秀、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初步传播阶段
从内容上看，这一时期陈独秀、李大钊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点是唯物史观，辩证唯物主义则较少涉及。在唯物史观中主要介绍的是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一文中指出：“社会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经济基础，法律、政治都建筑在这基础上面。一切制度、文物、时代精神的构造都跟着经济构造变化而变化。”[2] 李大钊则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指出：“人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构造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表面构造常视基础构造为转移。”[3] 上述见解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很显然，还停留在转述马克思思想的阶段，一些表述也不十分准确与规范。如把经济基础称为基础构造，把上层建筑视为表面构造等。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李大钊、陈独秀等首先比较系统地传播了唯物史观，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称，李(大钊)先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可以说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这一评价是确当的。李大钊不仅在《晨钟》《新青年》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刊载介绍唯物史观的译文和论文，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理论文章，而且撰写了《唯物史观讲义》《史学思想史讲义》《史学要论》等著作，开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陈独秀虽然没有研究唯物史观的专著，但是他关于唯物史观“两大要旨”的概括，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全面传播阶段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如果说陈独秀、李大钊着重传播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那么，瞿秋白则第一个比较全面地传播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23年和1924年，他先后出版了《社会哲学概论》《现代社会学》《社会科学概论》三本书。1927年，瞿秋白翻译出版了苏联学者哥列夫的《唯物论——新哲学》一书，该书附录了瞿秋白自己写的《唯物论的宇宙论概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概念》两篇论文，进一步传播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述中，其新颖之处是把宇宙观与辩证法的矛盾运动观结合起来。他认为，“宇宙现象的根本便是物质的动，动的本身便是矛盾。……宇宙是永久的动、变、改造和发展的过程”[4]。在唯物史观的论述中，瞿秋白同样也有不少精辟见解。比如关于唯物史观与多元史观的论述，关于历史发展中客观规律与意志自由的论述，关于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非决定论的论述，关于历史的自由与必然的论述，关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论述等。
如果说李大钊、陈独秀是在中国传播唯物史观的先驱的话，那么，瞿秋白则是第一位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宣传的哲学家，这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进一步深入和完整，又为以后艾思奇、李达、毛泽东等人在中国传播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系统化、中国化做了奠基性的工作。
(三)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阶段
从1934年11月至1935年7月，艾思奇先后在《读书生活》上发表了24篇哲学讲话。1936年1月哲学讲话结集出版，1936年印行第四版时更名为《大众哲学》。《大众哲学》全书4章24节，十余万字，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辩证法等方面阐述了辩证唯物论。《大众哲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日常谈话式的体裁，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讲述哲学，把深刻的哲学融化在生动的故事里，使之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易于为大众所理解和掌握。《大众哲学》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解放前就印行了32版。可以说，《大众哲学》是结合大众所关心的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成功范例。
《大众哲学》之所以在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广泛影响，除了其大众化、通俗化的表现形式之外，最重要的是它反映了时代的需要，反映了广大群众最为关心的民族救亡图存问题。在20世纪30至40年代，一支歌、一本书在进步青年中影响都很大。一支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一本书就是《大众哲学》。许多人就是看了《大众哲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去了延安。蒋介石曾叹息，“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防线”。这足以证明《大众哲学》的影响是何等巨大。据北京大学一位老教授回忆，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准备南迁，校方动员学生把书籍交到学校统一保管运输，结果发现几乎每个学生都有一本《大众哲学》。
还需要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方面，除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之外，陈唯实的《通俗辩证法讲话》《通俗唯物论讲话》《新哲学体系讲话》《新哲学世界观》，沈志远的《新人生观讲话》《社会科学基础讲座》《通俗哲学讲话》《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以及胡绳的《哲学漫谈》等，都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四)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阶段
李达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曾与雷仲坚合译了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李达先后在一些大学讲授社会学(实则为马克思主义哲学)。1937年5月，《社会学大纲》由笔耕堂书店正式出版，全书5篇12章，洋洋40余万字，从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等方面，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对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极为重视，并给予高度评价。他称赞《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我以为，这里说的第一本，主要是从“系统化”的意义上说的，即《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书。毛泽东不仅在书上写了许多批注，合计约3500字，而且把《社会学大纲》推荐给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学习，这些事例足以证明毛泽东对《社会学大纲》的重视程度和浓厚兴趣。
李达的《社会学大纲》不仅得到毛泽东的好评，也得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认可。比如艾思奇在延安编选的《哲学选辑》一书，荟萃了当时能够收集到的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要成果。该书的内容分别选自4本中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其中第三章就是李达《社会学大纲》中“唯物辩证法的诸法则”一章。这是收入《哲学选辑》唯一的一本中国人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其他章节选辑的是苏联学者西洛可夫、爱森堡、米丁撰写的教科书的有关部分。《哲学选辑》还附有艾思奇写的“哲学研究提纲”，在提纲所列的参考书目中，中国人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只有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
对于李达的突出贡献，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是这样评价的：中国研究马克思及辩证唯物论的，要以陈独秀、李大钊、李达为最早，最有贡献。至于今日，一死，一囚，所以只有李达了。在今日，介绍成绩最佳，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李氏。今日辩证唯物论之所以澎湃于中国社会，固因时代潮流所趋，非人力所能左右，然李先生一番介绍翻译的工作，在近五十年思想史之功绩不可忘记。
(五)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阶段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来看，陈独秀、李大钊是初步的，瞿秋白有重要贡献，但多是编译。《大众哲学》有广泛影响，但毕竟是一本通俗读物。李达《社会学大纲》的地位比较突出，因为它比较系统和完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称其为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初步传播、全面传播、通俗化和系统化的基础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中国生根开花，不仅要把它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使之“中国化”。他是这样说的：“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5] 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辩证地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吸取了中国历史上优秀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在理论内容上进行了改造，并且常常借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民间成语故事，以及神话、寓言、谚语、俗语等来说明一些深刻的唯物辩证法的道理。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实践论》《矛盾论》的理论阐发；二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是实际工作中的辩证法，诸如军事辩证法、统一战线的辩证法、领导方法的辩证法等。为什么我们没有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而只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原因就在于中国有几千年的哲学思维和文化传统。就在上面引述的这段话前，毛泽东还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6]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如何在与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对话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结合起来，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确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应当为此而不懈努力。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继续推进，取得了新的进展，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入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阶段，对于新阶段的新进展，笔者已有专文论及，这里不再赘述。另一方面，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确实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深入研究，任重道远，结合新时代新实践，应对新形势新挑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创新，是我们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标签：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李大钊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陈独秀论文; 瞿秋白论文; 大众哲学论文; 社会学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