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语言文字论说体系中的历史民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章太炎论文,语言文字论文,体系论文,民族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丙午五月初八日(6月29日)，在因“苏报案”系狱三年后，章太炎出囹圄的当晚即登上赴日本的轮船。孙中山专门派人至沪，迎为《民报》主笔。五月二十四日(7月15日)，东京留学生开会“欢迎章炳麟枚叔先生”，“至者二千人”。①太炎登台演说，“只就兄弟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略讲给诸君听听”。这场演讲标志着他进入革命派的核心阶层，同时也意味着经过多年变化淘洗，他在思想与主张上形成了自己的定见。 在“平生的历史”部分，章太炎自承“疯癫”“神经病”，而追根溯源，则在于少年时代的阅读： 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甚么学理。② 民元以前章太炎的工作，一言以蔽之就是为“民族思想”注入“学理”。而蒋良骐《东华录》，更是终其一生反复道及的一部书，被太炎描述成自己的“元阅读”。1903年《狱中答新闻报》：“自十六、七岁时读蒋氏《东华录》、《明季稗史》，见夫扬州、嘉定，戴名世、曾静之事，仇满之念固已勃然在胸。”③同年《致陶亚魂柳亚庐书》：“鄙人自十四、五时，览蒋氏《东华录》，已有逐满之志。”④其于公开私下场合均不讳言。民国成立后，他仍然不断回顾，1918年《光复军序》云：“余年十三、四，始读蒋氏《东华录》，见吕留良、曾静事，怅然不怡，辄言有清代明，宁与张、李也。”⑤而到晚年，则有更详细的回忆： 余十一、二岁时，外祖朱左卿名有虔，海盐人。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闻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依外祖之言观之，可见种族革命思想原在汉人心中，惟隐而不显耳。⑥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叙述中阅读蒋氏《东华录》的年龄也从十六七岁逐步降至十一二岁。或许这是忆往的常态，不足为异。⑦不过“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则道出章太炎参与革命的基础立场。所谓“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者，晚清时王夫之《黄书》颇为流行，太炎外祖所叙当出于此。又《周易外传·离》：“夏商之授于圣人，贤于周之强国；周之授于强国，贤于汉之奸臣；汉之授于奸臣，贤于唐之盗贼；唐之授于盗贼，贤于宋之夷狄。”⑧至于顾炎武，则《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⑨ 无论是兴中会入会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还是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均改写自朱元璋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其前半部分，所诉诸的都是种族复仇，似乎与章太炎所谓“种族革命思想”并无二致。但孙中山早期文献，如《民报》《发刊词》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⑩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亦即后来所谓《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中，首次用到汉语词“中华民国”(11)，其论述重点都在“民国”二字，于世界历史大势的格局中，从义理上予以论证。至于“中华”，在孙那儿是不证自明的，并未述及。而一年半后《民报》刊发太炎《中华民国解》，洋洋洒洒：“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12)其所论者，全在“中华”二字，由古而今，遍及四裔，而于“民国”之“民”究所云何几不着一字。 此可见于“邦国”，于“种族”，章太炎与孙中山及绝大多数革命党人的理解，有着很大的不同和侧重： 故今世种同者，古或异。种异者，古或同。要以有史为限断，则谓之历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13) 太炎所关心，简而言之就在所谓“衣冠文物”，因而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依据是其根本，亦即“历史民族”其所云者。 普通述及章太炎，总会谈到他从维新到革命的变化，约略以1900年《解辫发》《客帝匡谬》为分界。想必在当年就是这样的评价，因而1903年狱中答记者，他对此做了明确的否定： 中岁主《时务报》，与康、梁诸子委蛇，亦尝言及变法。当是时，固以为民气获伸，则满洲五百万人必不能自立于汉土，其言虽与今异，其旨则与今同。昔为间接之革命，今为直接之革命，何有所谓始欲维新，终创革命者哉。 联系同文中小时读蒋氏《东华录》种种，构成一个具有逻辑脉络的完整叙事。而接下来的论述，则直接凌轹“维新”“革命”二语，以为“惟以维新革命，锱铢相较，大勇小怯，秒忽相衡”，因而需要“正名”： 夫民族主义，炽盛于二十世纪，逆胡膻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吾之序《革命军》，以为革命、光复，名实大异。从俗言之，则曰革命。从吾辈之主义言之，则曰光复。会朝清明，异于汤武，攘除贵族，异于山岳党。其为希腊、意大利之中兴则是矣，其为英、法之革命则犹有小差也。(14) 王夫之《黄书·原极第一》云：“故圣人先号万姓而示之以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15)“革”是汉种自己的事情，对于“夷类”，那就不是“革命”而是“光复”了。亦即《革命军序》所谓：“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16)所以“变法”“救民”，这些维新或革命的口号皆非根本。所谓“能变法亦当革”，所谓“能救民亦当革”，章太炎语气决绝，他的目标，在于“祀夏配天，光复旧物”。(17) 晚清革命党人大体由三支组成，主要为籍属广东的兴中会、籍属湖南的华兴会，以及籍属浙江的光复会。光复会成立于1904年，会名或许就来自章太炎。其后他在不同场合不断将当时已经通行的“革命”正名为“光复”，会中同仁想必皆佩服其学问，但似乎也没人孜孜于其间的分别。 章太炎实践的是一条独特的道路，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近日办事的方法”部分，他首先言及：“一切政治、法律、战术等项，这都是诸君已经研究的，不必提起。”显然此类形而下的事情，不能入他的法眼。“依兄弟看，第一要在感情”，至于如何成就“感情”，则“全在宗教、国粹两项”。 宗教问题，章太炎选择的是佛教，以为可以“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才干得事来”。至于国粹，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其中“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18) 这场演说后五十日，章接任主编的《民报》第7号出版，刊有《国学讲习会序》，谓“天特留此一席以待先生”，宣布太炎讲学： 先生已允为宣讲者：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源；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且先生治佛学尤精，谓将由佛学易天下。临讲之目，此亦要点。(19) 可见演说中“近日办事的方法”，马上要一一实行。而据宋教仁日记，国学讲习会规模甚广，科目繁多，计划中也非一人施讲。(20)但《国学讲习会序》所标榜者仅是章太炎，可见自家阵营中已经以他为旗帜。当时的讲学情况已不可知，今所留存者仅是当月出版署名章炳麟的《国学讲习会略说》，则确可知太炎是开讲了的。《国学讲习会略说》收《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三文很快也在上海《国粹学报》连载，《论文学》改题《文学论略》，《论诸子学》改题《诸子学略说》。《国学讲习会略说》中还保留着讲学的口气，《论语言文字之学》开头“今日诸君欲知国学”，《国粹学报》本作“今欲知国学”。《论诸子学》起首“上来既讲文学，今就学说中诸子一类，为诸君言其概略”，《诸子学略说》中删去。因可知本都是口说的文字据本，其后也只有一半文字入集《国故论衡》，即《论语言文字之学》抽取部分改题《语言缘起说》，《文学论略》删削为《文学总略》。(21) 《国学讲习会序》作者应为章士钊，中谓：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22) 这段文字的风格颇有梁启超的气息，但意思应该来自太炎，也是当年国粹派同志的根本立场。所谓“国学”，本就不仅仅是“学”，其上还有个“国”，“学”是“国”“成立之源泉”。也就是说，光有“学”未必能有其“国”，而无“学”必不能立其“国”。章太炎反复认真分辨他所从事的是“光复”而不是“革命”，缘由正在于此： 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自三十九岁亡命日本，提奖光复，未尝废学。(23) “光复”与“学”，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章太炎学术工作的动机，以及他“讲学”的目的。1906年下半年的讲学似乎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其后章太炎陷入《民报》以及大量的政治事务中，大概未能“讲学”。1908年10月《民报》遭禁，按他自己的说法，又开始讲学。《自定年谱》“宣统元年”条： 《民报》既被禁，余闲处与诸子讲学……焕卿自南洋归，余方讲学，焕卿亦言：“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余诺之，同盟会人亦有附者。然讲学如故。(24) 太炎不愧文章圣手，此节记同盟会涣散，陶成章拟重建光复会，翌年正月成立时且以章为会长，但此处追述，仅“余诺之”三字表明态度。在叙述这些政治大事时插入数语，“余闲处与诸子讲学”“余方讲学”“然讲学如故”，从文章角度似是以闲笔调理辞气，变换节奏，实则“讲学”乃是叙述主脉，“闲处”“方”“然”等，其意态正在这不言而言中。 作为掌门大弟子，黄侃是可以洞彻乃师肺腑的，多年后，其追叙如此： 先生与日本政府讼，数月，卒不得胜，遂退居，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其授人以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可谓独立不惧，暗然日章，自顾君以来，鲜有伦类者矣。(25) 所述“退居”讲学，与章太炎所述一致。不过据朱希祖日记，早在《民报》被禁前半年，神田大成中学的“说文”课已开班。章、黄所记并不准确，但也许不是记忆问题，而是强调与《民报》被禁的因果关系。甚至朱日记中，神田开课前半个多月，还有太炎他处演讲的记载(26)，可知“讲学”也许是章在日期间的常态。脱却《民报》社务，则更可以“谢公社事，专务厉学。徙居小日向台町二丁目二十六番，署门曰‘国学讲习会’。杂宾不至，从游者皆素心人”(27)。黄侃将太炎拟之为“顾君”，实则顾亭林曾改名“绛”，又改名“炎武”，而章炳麟亦曾改名“绛”，而号“太炎”。此与康有为自比孔子之“素王”，而号“长素”，一诚笃，一虚骄，其间不可以道里计也。 太炎奋力讲学，“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当时他自然不可能预知清廷何时覆灭，所可以努力的是维系“学术不绝”，才能有所依俟，以期于“复阳之望”。荧光爝火，守先待后，是为太炎学术的真精神。 正因为身任顾炎武，自以为文化命脉所系，当生命受到威胁，章太炎总有无限焦虑。1903年上海狱中，有《癸卯□中漫笔》： 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繄素王素臣之迹是践，岂直保守残阙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怀未得遂，累于□国，惟□翼□欤，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28) 语气似乎夸慢，而拳拳之心，读之令人动容。1908年因刘师培与之反目事，他移书孙诒让，请前辈为之调停，自言“非为一身毁誉之故，独念先汉故言不绝如缕，非有同好，谁与共济”，所希望于刘师培者，乃是“与麟戮力支持残局”。诒让尚未接到函件便已离世。(29)翌年直接致函刘师培，极言“与君学术素同，盖乃千载一遇。中以小衅，翦为仇雠……思君之勤，使人发白”(30)，痛心疾首，溢于言表，所为者尽在“国粹日微，赖子提倡”。(31) 辛亥“秋八月，武昌兵起，余时方与诸生讲学”，很快“湖南、江西相继反正”，大局已变，章太炎“始辍讲业”。(32) 1906年7月章太炎第三度赴日，1911年11月返国。此数年间，概而言之即其自言之“提奖光复，不废讲学”。期间所出版，最早系1906年9月《国学讲习会略说》，收《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三文。最晚系1910年6月《国故论衡》，“分小学、文学、诸子学三类”，《教育今语杂志》上的广告，称“本在学会口说，次为文辞”。(33)正可见其一以贯之的“讲学”，在结构上，基本都是这三支。 因太炎有“语言文字之学”一语，遂被后来的学者赋予现代学术转型的意义，即与传统“小学”划然有别。此说甚是浑沦，实则二语在太炎处通常混用，等而为一，用“小学”者更为常见，“语言文字”一般在论述二者关系时使用。《论语言文字之学》只在开头部分言“语言文字之学”，此后俱称“小学”。不过，不管“语言文字之学”还是“小学”，他确实有不同前人与时人的界定。(34)《论语言文字之学》云： 此语言文字之学，古称小学……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周秦诸子史记汉书之属，皆多古言古字，非知小学者必不能读。若欲专求文学，更非小学不可……如上所说，则小学者，非为通经之学，而为一切学问之单位之学。 有清一代，朴学大师辈出，其中“小学”一门，早已由附庸蔚为大国。但在一般观念上，“小学”确为通经之用。而在章太炎那儿，正如孔子并不居于特殊的“教主”之席，《语》《孟》应回归诸子之部列一样，经部诚如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也不具有特出的典籍地位。“小学”是一切学术的基础，因而“今日诸君欲知国学，则不得不先知语言文字”。 “所谓小学，其义云何，曰字之形体、音声、训诂而已。”太炎如此界说，实在平平无奇。不过对于诸多清儒名著，他认为仅可称“说文之学”“尔雅方言之学”“古韵唐韵之学”，而“不得称为小学”，只有像戴东原以下如段、王、郝，能够“兼此三者，得其条贯”，才当得起其心目中的“语言文字之学”。(35) 章太炎所谓“语言文字之学”或“小学”，有远超乎前贤的关怀。《国故论衡》开卷首篇之《小学略说》，是章的纲领性文件，其言曰： ……凡治小学者，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划篆，缴绕文字而已……(36) 太炎之前，“小学”本是“通经”的工具。太炎之后，一般人的观念，诚如吴稚晖所言，“语言文字之为用，无他，供人与人相互者也”(37)。但对于章太炎来说，“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从国故到民俗，负载着古今上下的文化。而且，“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38)这岂是“器具”而止，简直就是中华文明的本体。 太炎所处之世，李鸿章所谓“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危机遍及所有方面。精英阶层的应对方案，也是言人人殊。具体到语言文字层面，则有拼音化、白话文的改革思路，此有增广民智、普及教育等思考背景。而现实的局面，由于西方文明大量涌入，已有语言文字不敷使用，造新字、用新词已到疲于奔命的局面。20世纪伊始，以梁启超为代表，大量移用日本汉语词，文章也染上日本风，影响所及，已成风气。太炎自幼“泛览典文”，及壮以光复为使命。在他眼里，文化命脉所系，首要在于语言文字，而这也是危机根本所在。时下局面，诸多改革方案，无论拼音化还是日语词等等，皆无异饮鸩止渴。 早在初刻本《訄书·订文》，章太炎就阐述了他的判断。从史籀到许慎，文字“九千名”，而“自《玉篇》以逮《集韵》，不损二万字”。但北宋以降，各项所用，“千名”至“四千名”而足，“其它则视以为腐木败革也已矣”。相对的，“今英语最数，无虑六万言。言各成义，不相陵越。东西之有书契，莫緐是者，故足以表西海”。(39) 当然，此说有个问题，汉字的“名”即“字”，与英语的“言”即“word”，并不是可以直接比较的概念。太炎也不是不懂这一点，《订文》附录《正名略例》中就专有一条论及此： 西方以数声成言，乃为一字，震旦则否。然释故、释言而外，复有释训。非联绵两字，即以双声迭韵成语，此异于单举者。又若事物名号，合用数言……是皆两义和合，并为一称。苟自西方言之，亦何异一字邪。今通俗所用，虽廑跂二千，其不至甚忧困匮者，固赖此转移尔。由是言之，施于檄移，亦逾万字。然于理财正辞，其忧不逮甚矣。若有创作，用缵旧文，故一字训数字两端，皆称一字。是则书童竹笘，数必盈亿矣。(40) 此处“字”的界说，扩张成相当于如今的“词”。但即便如此，他认为也只是满足“通俗所用”，至于“理财正辞”，则远远不够。而现实状况中“以二千名与夫六万言者相角”，简直是最大的民族危机，“乌乎，此夫中国之所以日削也”。因为“于文字之盈欠，则卜其世之盛衰矣”，再也没有比这更形象地反映出当下国家的衰败。作为应对之策，《订文》云： 先师荀子曰，后王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孟晋之后王，必修述文字。其形色志念，故有其名，今不能举者，循而摭之。故无其名，今匮于用者，则自我作之。(41) 此即“创作”与“用缵旧文”的两项方针。待到《訄书》重订本，《订文》所附，则杂入1902年《文学说例》内容，改名《正名杂义》。其最后部分提及，武岛又次郎作《修辞学》曰：“言语三种，适于文辞，曰见在语、国民语、箸名语，是为善用法。反之亦有三种，曰废弃语、千百年以上所必用，而今亡佚者，曰废弃语。外来语、新造语，施于文辞，是为不善用法。”对三种“不善用法”，武岛认为外来语、新造语有时非用不可，但须节制。而废弃语，“世人或取丘墓死语，强令苏生，语既久废，人所不晓，辄令神味减失”。对此，太炎同意“官号地望”“械器舆服”必用今名，即“有作于新名”者。至于废弃语，他则以为“顷岁或需新造，寻检苍雅，则废语多有可用为新语者”。此其所谓“有循于旧名”，同样是应对当下词语需求的策略，而更为章太炎所尤其关注，也是他独有的思考和主张： ……若其雅俗称名，新故杂用，是宁有厉禁邪。至云人所不晓，致减神味，说尤鄙俴。夫废弃之语，固有施于文辞，则为间见，行于繇谚，反为达称者矣……此并旷绝千年，或数百稔，不见于文辞久矣。然耕夫贩妇，尚人人能言之……故文辞则千年旷绝，繇谚则百姓与能……然则不晓者仅一部之文人，而晓者乃散在全部之国民，何为其惛懑减味也。繇是以言，废弃语之待用，亦与外来、新造无殊……(42) 也就是说，“废弃语”只是不存于文人笔札，却为民间所惯用，文人笔下的死文字，在国民口中是活语言。因而“雅俗”“新故”可以并存，千年之久，万里之广，俱可统为一体，这是他解决文之“日以啙偷”的方案。(43) 时隔数年，太炎东渡日本后，开始有机会将这一观念转化为学术工作。1906年在致刘师培函中，他谈到这个想法： 鄙意今日所急，在比辑里语，作今方言……仆所志独在中国本部，乡土异语，足以见古字古言者不少……比类知原，其事非一，若能精如杨子，辑为一书，上通故训，下谐时俗，亦可以发思古之幽情矣……吾侪于此，犹能致力，亦有意乎。(44) 汉语方言，尤其南方方言中，遗存上古、中古汉语的音义，这是人所皆知的事实。不过，当初扬雄《方言》全名《
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其志诚如许慎《说文解字·丌部》，“古之遒人以木铎记诗言”，目的在于“采览异言，以为奏籍”。(45)后世所作，大体也是“采风”的余脉。而章太炎所设想，“上通故训，下谐时俗”，则是真正的“礼失求诸野”了。 一年后，《民报》刊出《博征海内方言告白》，曰：“果欲文言合一，当先博考方言，寻其语根，得其本字，然后编为典语，旁行通国，斯为得之。”(46)这里所揭橥的目标是当时盛行的“文言合一”，章太炎为此提供了一个他自己的方案。 晚清所谓言文合一、白话文与拼音化主张者，都以此作为理论支撑。白话文相对文言文更接近现代口语，有着言文一致的基础，不过，其对接的传统是以白话小说为主的传统书写语言。真正接近当下口语的是白话报。但显然因过于简单，很难支持新书写语言的建设，况且还有方言的歧异。拼音化则是以取消汉字为目标，直接拼写口语，虽然可以言文一致，但由于各地方言差异，直接导致汉语书写的分裂。至20世纪初，又有统一语言的口号，不过如此先须推行通用语，那么以拼音化实现言文一致的便捷性也就谈不上了。(47) 《博征海内方言告白》是为章太炎撰辑《新方言》征集资料，《新方言》成书，书末刘师培和黄侃的“后序”，季刚言：“傥令殊语皆明，声气无阂。乡曲相鄙之见，由之以息。文言一致之真，庶几可睹。芳泽所披，于是远矣。”(48)申叔言：“夫言以足志，音以审言，音明则言通，言通则志达。异日统一民言，以县群众，其将有取于斯。”(49)一个说“文言一致”，一个说“统一民言”，似乎商量好了替太炎道出心志。普通凭印象认为章太炎“复古”“保守”“反对白话”等等，其实都是皮毛之见。恰恰相反，他的学术工作，正是为了解决“文言一致”与“统一民言”之类当下的文化问题。“今夫种族之分合，必以其言辞异同为大齐。”(50)只不过太炎的“路线图”与众不同，其所谋者大，计划也浩繁得无边无际。 《新方言》1907年10月在《国粹学报》连载，1909年8月成书出版。从书名看，是继武子云的方言学之作；不过从方法上看，以古语证今语，以今语通古语，可看作语源学著作。“世人学欧罗巴语，多寻其语根，溯之希腊、罗甸；今于国语，顾不欲推见本始。此尚不足齿子冠带之伦，何有于问学乎。”在他看来，“盖有诵读占毕之声既用唐韵，俗语犹不违古音者；有通语既用今音，一乡一州犹不违唐韵者；有数字同从一声，唐韵以来一字转变，余字犹在本部，而俗语或从之俱变者”。“古音”早于“唐韵”，“唐韵”早于“今音”，因而所谓“俗语”，相对于“通语”和“诵读占毕之声”，更可以说是“雅言”。于此动人的存在，章太炎几于情不能自已： ……后生不可待也，及吾未入丘墓之时，为之理解，犹愈于放失已……读吾书者，虽身在陇亩，与夫市井贩夫，当知今之殊言，不违姬汉。既陟升於皇之赫戏，案以临瞻故国，其恻怆可知也。(51) 其对“身在陇亩，与夫市井贩夫”满怀深情，而“临瞻故国”的“恻怆”，刘师培则为之疏解： 抑自东晋以还，胡羯氐羌，入宅中夏，河淮南北，间杂夷音。重以蒙古、建州之乱，风俗颓替，虏语横行。而委巷之谈，妇孺之语，转能保故言而不失，此则夏声之仅存者。昔欧洲希意诸国，受制非种，故老遗民，保持旧语，而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复之勋，虇蕍于此。今诸华夷祸与希意同，欲革夷言而从夏声，又必以此书为嚆矢。此则太炎之志也。(52) “思古”乃为了“光复”，这始终是章太炎学术的最原始动力。因而“国故”固然是学术，但更重要的是其指引向“故国”，维系人民的记忆，使其保持原有的根本，不被同化，亦即所谓“国性”： 小学故训萌芽财二百年……其以柀析坟典，若导大窾。次即董理方言，令民葆爱旧贯，无忘故常，国虽苓落，必有与立。盖闻意大利之兴也，在习罗马古文，七八百岁而后建国。然则光复旧物，岂旦莫事哉。在使国性不醨，后人收其效耳。(53) “小学故训”的重要，以及“董理方言”的现实关怀，可谓寄意遥深。“光复旧物”并非“旦莫事”，太炎当年是以为自己看不到的。因而对于学术工作，他期以长远，努力维持“旧贯”“故常”，只要“国性不醨”，则总会有一天“后人收其效耳”。 1907年，日本有“汉字统一会”之设，并将端方、张之洞两位极具势力并且有相当文化影响的封疆大吏拉进去挂名。这个组织“反对罗甸字母，且欲联合亚东三国”，亦即中日韩，共同维护汉字地位。这大概即今时髦所称“汉字文化圈”第一次共同的文化行动，但其策略之一是“选择常用之字以为程限”。(54)这个思路其实并不奇怪，而且延续至今。“汉字统一会”未必是始作俑者，但也是最早试图使其成为多国共同政策的。对于章太炎来说，这显然是个问题严重的方案，他素所忧心“暖暖以二千名与夫六万言者相角”，并全力为此工作以求解决办法，《新方言》的一个重大目的即在于此。“夫语言文字之繁简，从于社会质文”(55)，而“汉字统一会”却“以限制文字为汉字统一之途”，完全南辕北辙，国内居然有势力者支持。于是，在上海的《国粹学报》开始连载《新方言》的同时，东京《民报》上刊登章的《汉字统一会之荒陋》。 在这篇文章中，太炎谈到汉字对于日本和对于中国完全不同，在中国“声音训诂，古今相禅”，而日本汉字之外有假名，汉字只是“补阙之具”。因此限制字量在日本或可，在中国岂止不可，反而应该反其道而行。由此介绍到《新方言》，“得三百七十事”，均是为方言寻本字： 若综其实，则今之里语，合于《说文》《三仓》《尔雅》《方言》者正多。双声相转而字异共〔其〕音，邻部相移而字异其韵，审知条贯，则根柢豁然可求……若偏讨九州异语，以稽周秦汉魏间小学家书，其文字往往而在，视今所习用者，或增千许…… 这些一般人眼中的“废弃语”，存于“今世方言”，在太炎看来，“上合周汉者众，其宝贵过于天球九鼎，皇忍拨弃之为”。(56)因而，“略殊语，征之古音”(57)，则可以使得“已陈之语，绝而复苏，难谕之词，视而可识”(58)。 “笔札常文”中的“死文字”，在“今世方言”中是“活语言”。章太炎《新方言》所致力的方向，就是要从方言中复活已废弃文字，在这样的“文言一致”基础上“统一民言”： 俗士有恒言，以言文一致为准，所定文法，率近小说、演义之流。其或纯为白话，而以蕴藉温厚之词间之，所用成语，徒唐宋文人所造。何若一返方言，本无言文歧义之征，而又深契古义，视唐宋儒言为典则耶。昔陆法言作《切韵》，盖集合州郡异音，不悉以隋京为准。今者音韵虽宜一致，如所谓官音者。然顺天音过促急，平入不分，难为准则。而殊言别语，终合葆存。(59) 当时所谓“言文一致”，主体思路是以文就言。而北方方言地域最广，使用人口最多，其中北京方言因政治、文化上的原因颇居优势。至于书写语言，则发端于唐宋的白话文，与所谓“官话”语法系统一致，即太炎所谓“小说、演义之流”。不过他反对“纯为白话”，就因为只是源出唐宋，远不如方言“本无言文歧义之征，而又深契古义”。“一返方言”，既解决言文一致的现实问题，又与语言文字的历史建立高度统一性。地域之别、古今之异，在他的方案中遍包众有，融为一体，得到彻底的安置，“合天下之异言以成新语”。(60)不得不说，这确实是完美得让人晕眩的秩序。 不过，所谓“一返方言”，方言本身就意味着差异的存在，共同语可以是统一体，方言总要有所取舍。事实上，早在《訄书》，就有《方言》一章讨论了这个问题，曰不当取宛平(北京)而当取夏口(汉口)。这在太炎那儿自有充分的语言史根据，“是故言必上楚，反朔方之声于二南，而隆周召”。(61) 任何方言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而章太炎的性格是必求其极致。陆法言因此成为榜样，《切韵》系隋初八人论列天下音韵，“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萧颜多所决定”的产物，虽以洛阳音为主，但实是折衷南北，“皆采合州国殊言，从其至当，不一以隋京为准，故县诸日月而不刊”。(62)《切韵序》“我辈数人，定则定矣”，这种只问是非并且毅然承担的风度显然于太炎很是投缘，他的方略，“循法言《切韵》之例，一字数音，区其正变，则虽谓周汉旧言，犹存今世可也”： 今之声韵，或正或讹，南北皆有偏至。北方分纽，善府于神珙，而韵略有函胡。广东辨韵，眇合于法言，而纽复多殽混。南北相校，惟江汉处其中流，江陵、武昌，韵纽皆正，然犹须旁采州国，以成夏声……既以江汉间为正音，复取四方典则之声，用相和会，则声韵其无谬矣……若知斯类，北人不当以南纪之言为磔格，南人不当以中州之语为冤句，有能调均殊语，以为一家，则名言其有则矣。(63) 简言之，即“不从乡曲，不从首都”。此在章太炎有他的理由，“盖汉字以形为主，于形中著定谐声之法，虽象形指事会意诸文，亦皆有正音在。非如欧洲文字，以音从语不以语从音，故可强取首都为定也”。就他的判断，“今宛平语，不如江宁审正多矣，而江宁复不逮武昌审正，然武昌亦一二华离。故余谓当旁采州国以补武昌之阙”，非但如此，“名词雅俗亦当杂采殊方，夫政令不可以王者专制，言语独可以首都专制耶”。(64)章太炎《新方言》的工作，其根本的目标，就是“旁采州国”“杂采殊方”，为中国共同语建设打下基础，这是一个径行独往的方略： 文言合一，盖时彦所哗言也。此事固未可猝行，藉令行之，不得其道，徒令文学日窳。方国殊言，间存古训，亦即随之消亡。以此闿圛烝黎，翩其反矣。余以为文字训故，必当普教国人。九服异言，咸宜撢其本始。乃至出辞之法，正名之方，各得准绳，悉能解谕。当尔之时，诸方别语，庶将斠如画一……(65) 理想可谓无比高蹈，但这是个只在理论上圆洽的设计。“文字训故”需要“普教国人”，另外还须“寻其语根，得其本字，然后编为典语”。(66)对于这一计划的前景，章太炎有他的想象： 可知中夏言文，肇端皇古，虽展转迁变，而语不离其宗。凡南北省界偏党之见，自此可断，并音简字愚诬之说，自此可消。以此读周秦两汉之书，向所视为诘诎者，乃如造膝密谈，亲相酬对……(67) 简而言之，即是以历史统一当下，以时间统一空间，“简稽古语，以审今言，如执左券，以合右方之契，虽更千载，而豪忽未尝相左”(68)。“寻其语根，得其本字”所造成的“言”，与“周秦两汉之书”的“文”，完全融洽，“古今语言，虽递相嬗代，未有不归其宗，故今语犹古语也”。(69)这种共时性与历时性的浑然一体，一方面可以消除地域的差异，另一方面，追寻“语不离其宗”的“宗”，与“皇古”牢固连结，将人民的口头用语与历史典籍熔为一炉，此即太炎的“文言合一”。 对章太炎而言，这个独得的“文言一致”并“统一民言”的方案，于内有“辑和民族，齐一语言，调度风俗，究宣情志”(70)，建立民族共同体的目的，于外则有使“国性不醨”，文化不被同化的作用。 《新方言》作为一项学术工作，目标并不在于方言的调查和研究，而是为中国共同语设计完美的方案。方言众多，太炎局促海外，不可能遍访九州，摭拾遗言。依赖周围朋友提供口语材料，难以避免有所差错，大概他心里也清楚。因而一直希望同好参与，后学继承。1914年被袁世凯软禁北京，5月决意绝食，自分必死，乃驰书其婿龚宝铨，托求墓地，交代后事。斯所慨然，“夫成功者去，事所当然，今亦瞑目，无所吝恨。但以怀抱学术，教思无穷，其志不尽……所欲著之竹帛者，盖尚有三四种，是不可得，则遗恨于千年矣”(71)。稍早前，作《题所撰初印本〈新方言〉予黄侃》，自以为“终已不得反乡里，上先人冢墓”，遂以“《新方言》三百七十事赠黄季刚”，此可看作太炎的学术遗嘱： 季刚年方盛壮，学术能为愚心稠适，又寂泊愿握苦节。此八百事，赖季刚桄大之。余自分问学不逮子云喻远，身为皇汉之逸民，差无符命投阁之耻。念欲自拟幼安嗣宗，又劣弱不胜也。保氏旧文，危若引发。绝续之际，愿季刚亹亹而已。(72) 章太炎的语言文字观，要言之，首先认为文起于言，文字“权舆于语言”，这自然并无特别。他立论的重点在于二者的“殊流”，即“语言文学〔字〕功用各殊”。(73)文字有言语不能取代的作用，“文字本以代言，而其用则有独至”(74)。《订文》中一个关键论断就是： 文因于言，其末则言揫迫而因于文。 在言语力所不能及的边界，文字开始承担起作用。文字所表达的较言语更加复杂，“名实惑眩，将为之别异”，并不是言语的替代或附庸。职是之故，“文之琐细，所以为简也。词之苛碎，所以为朴也”。言或同音，不可分辨，字则异形，各司其义。因而文字的“琐碎”，正意味着意义分辨的细微准确，“言各成义，不相陵越”，所以反而越是“简朴”。(75) 章太炎的学术工作并非仅仅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要处理现实关怀的，“名守既慢，大共以小学之用趣于道古而止，微欤”(76)。所谓“道古”，远不能概其志趣。在他看来，语言文字的局面，内则北宋以降，文字大坏，“唇吻所偫，千名而足。檄移所偫，二千名而足。细旃之所承，金匮之所藏，著于文史者，三千名而足。清庙之所奏，同律之所被，著于赋颂者，四千名而足”。外则西方文化大举进入，“今自与异域互市，械器日更，志念之新者日
，犹暖暖以二千名与夫六万言者相角。其疐便既相万，及缘傅以译，而其道大穷”。(77) 关于文字，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面临当下新知识爆炸性的增长，自然需要新造。但这方面章太炎是有节制的，认为已有的基本够用，首先要从“废弃语”中起死复生，不得已者才须新造： 古者制字，非有一成之律，如君臣父子夫妇倗友，皆有正字。兄弟独无，其后特制
字，字既从弟，而弟复无正文。是皆待后人之补苴增广也。然自《说文》以至《集韵》，递增之字，以足偫用。今之有物无名，有意无词者，寻检故籍，储材不少，举而用之，亦犹修废官也。必古无是物，古无是义者，然后创造，则其功亦非难举矣。(78) 不管是“举而用之”还是“创造”，都是为了汉字能够承担复杂的社会需要，文字本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增加，“自大上以至今日，解垢益盛，则文以益繁”，此即所谓“孳乳”。(79) 文字需要意义明确，系统严密，不可串乱而导致“名实圂殽，易致眩惑”，才能担负从政教到学术到文辞到日常交流各方面的作用。对此章太炎有着强烈的“洁癖”，比如要求“故有之字，今强借以名他物者，宜削去更定。如鎕锑，本火齐珠也，今以锑为金类原质之名。汽，本水涸也，今以汽为蒸气之名”。其中如“锑”，是近代以来最大一批新造字中的一员，其在于化学元素周期表的输入，当时的五六十种元素，已有文字中只有金银铜铁锡及铅汞等少量可用，于是以形声法大量创造，其偏旁如“气”如“金”如“石”。“锑”即其一，造者初未料汉字原有，意义绝异，因而太炎认为“必当更定”。(80) 相对而言，新造字数量并不多，而已有文字的使用状况，才是章太炎关注的重点。尤其“六书”中的“假借”一例，《文学说例》云： 六书初剏，形声事意，皆以组成本义。而言语笔札之用，则假借为多。自徐楚金系《说文》，始有引申一例。然鄦君以“令”“长”为假借。“令”者发号，“长”者久远，而以为司号令，位夐高之称，是则假借即引申。与夫意义绝异而徒以同声通用者，其趣殊矣。 《说文解字叙》：“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太炎引徐锴之说，以为假借就是引申。而“意义绝异而徒以同声通用者”(81)，即后来章太炎所说的“通借”(82)，在他的系统中是排除在“六书”之外的。不断道及，很大程度上乃是与刘师培的争论相关。(83)“假借”本为“六书”之一，但与“形声事意”不同，并不“组成本义”。太炎借用姊崎正治的观点，“言语本不能与外物吻合，则必不得不有所表象”，以为“假借”即所谓“表象主义之病质”。惟其既不可免，而期其少，且文字的增加本就有此救治的功能： 惟夫庶事緐兴，文字亦日孳乳，则渐离表象之义，而为正文。如“能”如“豪”，以猛兽为表象。如“朋”如“羣”，以禽兽为表象……久之“能”则有“態”，“毫”则有“
”，“朋”则有“倗”，“羣”则有“窘”，皆特制正文矣。而施于文辞者，犹惯用古文，而怠更新体。由是表象主义，日益浸淫。 章太炎文字古色生香，唯其好用本字古义。但后人对他多所误会，其所谓“本字古义”，并非一般理解的越古老越好。其所云者“正文”，既包括初文，也包括“孳乳”的后出文字，“本由一语，甲毛而为数文者”，文字之精密端由于此。因而“新体”既出，就不应再用“古文”代表。如此整个文字系统才能够各司其职，周密运转，不断发展，应付时代的变化，满足社会的需求。 不过，有关“文字”，此时章太炎并未找到满意的理论体系。这其中关键的问题就是，不可能所有的“庶事緐兴”都能“特制正文”，大量的还需“假借”“转注”。《文学说例》借用姊崎正治的理论，谈到“假借”： 夫号物之数曰万，动植金石械器之属，已不能尽为其名。至于人事之端，心理之微，本无体象，则不得不假用他名以表之。若动静形容之字，在有形者，已不能物为其号，而多以一言
括。在无形者，则更不得不假借以为表象。 而“表象主义”乃是“病质”，太炎语中尽显无奈，“虽然，人未有生而无病者，而病必期其少”。但“六书”之中，“假借为多”(84)，显然这样无序的状态不能让人满意，他一时也找不到完满的解释。数年后的《论语言文字之学》，投入大量篇幅重新阐释这个问题，文中先是“引申假借”不断连用，接着讨论“转注”和“假借”： 然则转注之义，许实误解。实则所谓转注者，即是引申之义。如发号为令，引申则为县令。久远为长，引申则为长者。许氏以此为假借，不知此乃转注也……如水流注，辗转不绝，故得转注之名。若夫假借之例，则所谓依声托事是已。然有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者，亦有本有其字依声托事者。本无其字者，略有二种，一与转注相近，一与转注相远……本有其字者，如近世仍用之字，多借同音同部同纽者以代正文……亦有后人为之则称别字，古人为之则称假借者……此二者皆是本有其字者也…… 早年他引徐锴的说法，以为“假借即引申”，此时改称“所谓转注者，即是引申之义”，故而“引申”代替“转注”与“假借”连用。关于“转注”，在“六书”中最为难解，因而历史上争议也最大，但都为探究许慎原意。章太炎直谓“许实误解”，说明其目的完全不同，在于如何为我所用，解决自己的理论问题。 至于“假借”则解释得非常复杂，尤其“后人为之则称别字，古人为之则称假借者”，虽然太炎说“实乃沿袭误用，但其由来已久，故亦无所訾议”。但就其求完美的风格而言，这样的认可简直就是个意外。此于《国故论衡》可以见之，《论文学》即《国粹学报》上的《文学论略》，删削后以《文学总略》为名整体收入。而《论语言文字之学》则腰斩之，此段所在前半部分废弃，说明他并不满意。而后半部分以《语言缘起说》为名改写后编录，其中从另一个角度又谈及“转注”和“假借”。《论语言文字之学》较《语言缘起说》所改写者，所述更为详细易解： 其释转注，亦未尝不可云“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而义则与许君有异。许所谓“首”，以形为之首也；吾所谓“首”，以声为之首也。许所谓“同意相受”，两字之意不异毫厘，得相为互训也；吾所谓“同意相受”，数字之义成于递演，无碍于归根也。虽然，此转注也，而亦未尝不为假借。就最初言，祗造声首之字，而一切递演之字，皆未造成，则声首之字，兼该递演之义，是所谓转注也。就今日言，已有递演之字，还观古人之专用声首，以兼该诸义者，则谓之“本无其字，依声托事”。是即所谓假借之近于转注者也。(85) 如此，在文字历史的维度上，“转注”和“假借”获得新的视角。太炎之所以如此极力推究，所关心者其实正在“递演”二字。《国故论衡》中，《语言缘起说》之后紧接《转注假借说》，则横扫一切，别立机杼： 余以转注、假借，悉为造字之则。泛称同训者，后人亦得名转注，非六书之转注也。同声通用者，后人虽通号假借，非六书之假借也。盖字者，孳乳而浸多。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方语有殊，名义一也，其音或双声相转，迭韵相迤，则为更制一字，此所谓转注也。孳乳日繁，即又为之节制，故有意相引申，音相切合者，义虽少变，则不为更制一字，此所谓假借也。(86) 以“转注”“假借”为“造字之则”，可谓一反成说。这既包括前人，也包括他自己。分“六书”为“造字”“用字”两类，是清儒如戴、段等的说法，戴震所谓“四体二用”(87)，又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盖有指事、象形，而后有会意、形声，有是四者为体，而后有转注、假借二者为用。”(88)早前章太炎《正名略例》言：“其在六书，本有叚借一例，然为用字法，非为造字法。”(89)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中，也是以“转注”“假借”为“用字之法”，并称“转注、假借二者，实轶出形体之外，因循旧论，始以形体概之。此后专明引申、假借之事则属训诂者”(90)。而到《国故论衡》，他却以为“二君立例过
，于造字之则既无与”。“转注”并非戴段所谓“同训”，而是因为“方语”的不同“为更制一字”。“假借”也并非阮刘认为的“同声通用”，而是由于“引申”乃“不为更制一字”，此为不造之造。 太炎最早以“引申”解释“假借”，后来改为解释“转注”，此时又回过头来，“引申之义，正许君所谓假借”。如此反复，其实都为了寻找完美的理论阐述。现实中文字的滥用和败坏在他那儿是锥心之痛，“表象主义”原也是他无可奈何不得不和解的理论敌人。此时也许终于可以找到最终的理论解脱了： 转注者，繁而不杀，恣文字之孳乳者也。假借者，志而如晦，节文字之孳乳者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例。(91) 如此具有对称美的表述，确有涣然冰释之感。在章太炎那儿，十年的努力之后，也许是如释重负。文字如何“孳乳”是他要解决的问题，如今终于有了井然的秩序。当然，这是否就是许慎所谓“转注”“假借”，早已不是他关心的问题。因为，即使“六书”最初出处的《周礼·地官》，他也以为“或言六书始于《保氏》，殊无征验”。他所要溯源的是“仓颉”的本心，“仓颉初载，规摹宏远，转注假借具于泰初”(92)。因而黄侃赞美道：“其《转注假借说》一篇，订正群言，奭然而解，不仅为叔重之功臣，盖上与仓圣合符，下与虎门诸儒接席矣。”(93) “转注”“假借”之所以让章太炎投入如此巨大的精力，在于他想为庞大的汉字系统寻找一个完善的理论。“古字至少，而后代孳乳为九千，唐宋以来，字至二三万矣，自非域外之语，字虽转緐，其语必有所根本，盖义相引申者，由其近似之声，转成一语，转造一字，此语言文字自然之则也。”因而作《文始》，指向文字之源，梳理“孳乳浸多之理”(94)，希图为所有汉字建立联系： ……独欲浚抒流别，相其阴阳。于是刺取《说文》独体，命以初文。其诸省变，及合体象形、指事，与声具而形残，若同体复重者，谓之准初文。都五百十字，集为四百五十七条。讨其类物，比其声均。音义相雠，谓之变易。义自音衍，谓之孳乳。坒而次之，得五六千名。(95) 《说文解字叙》言：“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转注”“假借”是所谓“字”的问题，而《文始》则直指“文”，再言其“变易”和“孳乳”。其最终目标，依黄侃的说法，“令诸夏之文，少则九千，多或数万，皆可绳穿条贯，得其统纪”(96)。 “少则九千，多或数万”，就来自于章太炎，《訄书·订文》： 章炳麟曰：乌乎，此夫中国之所以日削也。自史籀之作书，凡九千名，非苟为之也，有其文者必有其谚言。秦篆杀之，《凡将》诸篇继作，及鄦氏时，亦九千名。衍乎鄦氏者，自《玉篇》以逮《集韵》，不损三万字，非苟为之也，有其文者必有其谚言。 其时章太炎忧心如焚于中国之“日削”，在于“英语最数，无虑六万言”，而中国“其所以治百官，察万民者，则蔇乎檄移之二千而止”。(97)民国后《訄书》增删并更名为《检论》，《订文》一篇也经改写，相关文字则易为： 章炳麟曰：中国之字，非少也。今小篆九千文，以为语柢，其数过于欧洲。絫而成名，则百万以往。(98) 从“日削也”到“非少也”，从“二千名”与“六万言”的不能“相角”到“其数过于欧洲”，可见原先的焦虑已转为现下的信心。心情之所以有此转换，在于手边的《文始》已经写定，可以流布。 就章太炎自己的评价，这是他终极性的学术工作之一，实系发千古之覆，“斯盖先哲之所未谕，守文者之所痀劳”(99)。《新方言》“文理密察，知言之选，自谓悬诸日月不刊之书矣”(100)。而《文始》则更与《齐物论释》同样，“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好与儒先立异，亦不欲为苛同……可谓一字千金矣”(101)，斯“总集字学、音学之大成，譬之梵教，所谓最后了义”(102)。民初被袁世凯拘禁，弟子钱玄同为钞《文始》副本未竟，移书催促，自谓“死丧无日，无几相见矣。原书返我，或可望《尧典》同棺耳”(103)。 不过后之论者可未必以为然，最严厉也最有名的评价来自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曰： ……又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杨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多年了。(104) 此“二千多年”正与太炎之“千六百年”相映成趣。史语所可谓傅斯年一手而立，领导二十多年。此公有能力，也有毅力，有定见，也有成见。本来，史语所作为中央研究院的一个机构，海纳百川，不应有特定立场，傅则建设得像个学派。即便章氏一路此时并不在他眼中，但也不适合在纲领性文件中表达立场。固然其批判并非毫无道理，后来的语言学家虽肯定太炎贡献，也多指出《新方言》《文始》说错的，并不是一个小比例。这有学术方面的原因，比如章立“成均图”，对转、旁转，乃至交纽转、隔越转，结果几乎无所不转。(105)但造成这样的问题，恰恰是由于章太炎并不像傅斯年或绝大部分现代学者，认为历史学、语言学等等仅仅是一门科学。所谓“学术本以救偏，而迹之所寄，偏亦由生”(106)，他发动“学术”所要“救”的，是如此广大的“偏”，诚如木山英雄所言，“当传统已经不能成为自明的前提时，便出现了根本性的危机，这种对于危机的自觉决定了章炳麟国学追本溯源的性格”(107)。探讨语言文字，实关系着民族有以立所以存的根基。悬此为的，自然一往而深，不能自已。 因而，《新方言》固然“犹未周备”(108)，《文始》固然“未达神恉，多所缺遗”(109)，仍无废于“悬诸日月”“一字千金”。因为他觉得自己的理论已经给出这样的判断：“今语虽多异古，求之尔雅方言说文，必有其字，故汉语最纯洁不杂。其有杂者……待正则之语言统一，则鄙言自废矣。”(110)得出“汉语最纯洁不杂”的结论，这在太炎自是心愿完足，因为大局已定，拾遗补缺，待之来者可也。 章太炎所谓“文学”，也须在他的“语言文字之学”的基础上才能理解，所谓“文辞之本，在乎文字”(111)。《文学说例》定义“文学”：“尔雅以观于古，无取小辩，谓之文学。”其所云者，在如何运字成文，姑可称为“书契之学”，与现如今所谓“文学”风马牛不相及。在他“正文”的观念下，其于“质言”“文言”之间的价值取向就不难理解了，所谓“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因而“
雕为朴，亦尚故训求是之文而已”，至以注疏一体为“文辞之极致也”。 按章太炎的看法，“文学陵迟”起于“衰宋”，在于“苍雅之学”的没落，“讦诞自壮者，反以破碎讥往儒，六百年中，人尽盲瞽”。至“戴先生”与“王段二师”，“综会雅言，皆众理解”，可谓拨乱反正。不过“不及百年，策士群起，以衰宋论锋为师法，而诸师复受破碎之诮”，这也就是太炎所要对抗的当下文化之“病”。讥诮“破碎”，炫耀辞彩，正无异于“中夏言词”的堕落(112)，更严重的是，其所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退化。 数年后，收入《国学讲习会略说》中的《论文学》，议论方向已不相同，其定义曰：“何以谓之文学，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113)此所谓“文学”，则是“文体之学”，举凡一切入于“竹帛”者，鲁迅所谓“自文字至文章”(114)，皆在论列范畴，亦远非今之“文学”所可牢笼。不过论说的出发点，仍在“尔雅以观于古”： 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谓之文，而言其采色之焕发则谓之彣。《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彣戫也，戫有彣彰也。或谓文章当作彣彰，此说未是。要之，命其形质则谓之文，状其华美则谓之彣。凡彣者必皆成文，而成文者不必皆彣。是故研论文学，当以文字为主，不当以彣彰为主。(115) 论述重点的转移是为了回应当时各式各样的“文学”观，既有西方过来的“literature”，也有来自阮元而为刘师培继承的“文言”说。章太炎将“文学”坐实在“文”亦即文字上，认为“文辞”之中，“以典章为最善，而学说科之疏证类亦往往附居其列，文皆质实而远浮华，辞尚直截而无蕴藉”。也就是说，其最远离于“彣彰”，也就最显露文字的“形质”，因而“最善”。(116) 当然，《论文学》立论的重点还在文体，章太炎举用“雅俗”“工拙”两组概念进行安排。简言之，“文章”是“雅俗”的问题，“彣彰”是“工拙”的问题，而“工拙者系乎才调，雅俗者存乎轨则”。一方面，“一切文辞，体裁各异，故其工拙亦因之而异”，比如“除小说外，凡叙事者，尚其直叙不尚其比况”。而“韵文以声调节奏为本，故形容不患其多”。另一方面，“所谓雅者，谓其文能合格”，因而“韵文贵在形容”即是“雅”。太炎另举例云：“公牍既以便俗，则上准格令，下适时语，无屈奇之称号，无表象之言词，斯为雅矣……古之公牍以用古语为雅，今之公牍以用今语为雅。”甚至“近世小说，其为街谈巷语，若《水浒传》、《儒林外史》。其为神怪幽秘，若阅微草堂五种，此皆无害为雅者”。(117) 如此回头看《革命军序》，章太炎提及邹容担心他“恶其不文”，而太炎则认为“藉非不文，何以致是”。此类文字正不能“务为蕴藉”，应“以跳踉搏跃言之”。在他眼里，《革命军》的“叫咷恣言”(118)，恰恰无废其“雅”，而并非仅仅是他权宜的认可。 至少从理论上说，章太炎这套“文学”论述圆满自洽，美轮美奂。观其层次，则在文质、雅俗、文野。文质是语体层面上的，质言为上，计其工拙的文言为下。雅俗则是文体层面上的，文体各有“法式”，工拙也各有要求，合其“法式”为雅，反之则俗。和合二者，则所谓“先求训诂，句分字析，而后敢造词也。先辨体裁，引绳切墨，而后敢放言也”。只要能“合格”(119)，则一切文体，藉令如《革命军》，不分文野，一切平等，也就是其“不齐而齐”的文化理想和审美趋向了。总此一切，章太炎之“文学”，一言以蔽之，就是如何使用文字之学。 所谓“不齐而齐”，是章太炎一直以来的文化主张，而专门阐发，则集中于《齐物论释》。其与《文始》等匹，在太炎心目中是首重之作。宣统元年讲学东京，《致国粹学报社书》云：“弟近所与学子讨论者，以音韵训诂为基，以周秦诸子为极，外亦兼讲释典。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龠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120)可见其学术多门，核心还在小学和诸子学。民国二年被袁世凯幽禁北京，对内交代家人，“所著数种，独《齐物论释》、《文始》，千六百年未有等匹。《国故论衡》《新方言》《小学答问》三种，先正复生，非不能为也”(121)。对外布告世间，“自知命不长久，深思所窥，大畜犹众。既以中身而陨，不获于礼堂写定，传之其人。故略述学术次第，以告学者”，这份《自述学术次第》，涉及十个方面，而首先谈到的，就是《齐物论释》： ……余既解《齐物》，于老氏亦能推明。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此则惟待老庄也。儒家比之，邈焉不相逮矣。然自此亦兼许宋儒……(122) 章太炎因苏报案“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自以为是其学术最重要收获。与佛法深有会通，衷心服膺，“私谓释迦玄言，出过晚周诸子不可计数”。东渡后“端居深观，而释齐物，乃与《瑜伽》《华严》相会……千载之秘，睹于一曙”。(123)之所以要“释齐物”，乃在于“佛法虽高，不应用于政治社会，此则惟待老庄也”，或用他的白话文，“论到哲理，自然高出老庄。却是治世的方法，倒要老庄补他的空儿”。(124)以佛解庄，一旦豁然开朗，太炎颇得庖丁解牛之趣： 顷来重绎庄书，眇览《齐物》，芒刃不顿，而节族有间。凡古近正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拘者执箸而鲜通，短者执中而居间，卒之鲁莽灭裂，而调和之效，终未可睹……余则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 虽然佛法高于老庄，但那是出世间的，因而世事还需“操齐物以解纷”，这也可说是太炎行的“世间法”。所谓“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125)，后人聚讼纷纭，无乃以此求消息焉。 《齐物论释》按《国故论衡》“小学”“文学”“诸子学”的分类体制，分科在诸子之学。《国故论衡·原学》一首，论及诸子学，曰： 诸子之书，不陈器数，非校官之业有司之守，不可按条牒而知，徒思犹无补益。要以身所涉历中失利害之端，回顾则是矣……夫言兵莫如《孙子》，经国莫如《齐物论》，皆五六千言耳。事未至，固无以为候。虽至，非素练其情，涉历要害者，其效犹未易知也。 所谓“身所涉历中失利害之端”“涉历要害”，在太炎看来是诸子之学的关键。此段其下有双行夹注：“《庄子·齐物论》，则未有知为人事之枢者……余向者诵其文辞，理其训诂，求其义旨，亦且二十余岁矣。卒如浮海不得祈向，涉历世变，乃始
然理解，知其剀切物情……”(126)也是“浮海”之后，“涉历世变”，乃“知为人事之枢者”。《齐物论释》开首云： 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齐其不齐，下士之鄙执，不齐而齐，上哲之玄谈。(127) 用乌目山僧《后序》的说法，即“名相双遣，则分别自除，净染都忘，故一真不立。任其不齐，齐之至也”(128)。章太炎所谓“齐物”之“齐”，是在于承认并尊重“物”之“不齐”，这才是真正的“齐”，“不齐而齐”说白了就是差异的平等。在他那儿，“平等”不只是现代观念中的人人平等，也包括佛家所谓众生平等，庄子的物我平等。更重要的是泯绝是非，去除“是非之心”，也就是他自言“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的“排遣名相”(129)，黄宗仰所云“名相双遣，则分别自除”，除“分别”才能有真正的“平等”。 《齐物论释·释篇题》中有下面一段话： ……世法差违，俗有都野。野者自安其陋，都者得意于娴，两不相伤，乃为平等。小智自私横欲，以己之娴，夺人之陋，杀人劫贿，行若封豨，而反崇饰徽音，辞有枝叶。斯所以设尧伐三子之问。下观晚世，如应斯言，使夫饕餮得以逞志者，非圣智尚文之辩，孰为之哉。(130) 所谓“野者”“都者”，应该“两不相伤”。现实的情况当然完全相反，“杀人劫贿”，“而反崇饰徽音”。“圣智尚文之辩”，恰恰是那些“饕餮得以逞志者”的口实。这里提到的“尧伐三子之问”，本文云：“故昔者尧问于舜曰：‘我欲伐宗、脍、胥敖，南面而不释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犹存乎蓬艾之间，若不释然，何哉?昔者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对此章太炎“释”曰： 原夫《齐物》之用，将以内存寂照，外利有情。世情不齐，文野异尚，亦各安其贯利，无所慕往。飨海鸟以大牢，乐斥
以钟鼓，适令颠连取毙，斯亦众情之所恒知。然志存兼并者，外辞蚕食之名，而方寄言高义，若云使彼野人，获与文化，斯则文野不齐之见，为桀跖之嚆矢明矣。 “志存兼并者”总是“寄言高义”，早在《四惑论》中斥“公理”等，可为此论先声。因为那都是悬设恒定的标准，而不管差异如何，“文野不齐”，一律作为统一的目标，让他者去“进化”。更甚者，可以以此为名义，强加于弱者，包装其兼并蚕食之实。对于提供其合法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包括斯宾塞的信仰者严复，章太炎可谓痛心疾首，恨不能起秦始皇于当世：“若斯论箸之材，投畀有北，固将弗受，世无秦政，不能燔灭其书，斯仁者所以潸然流涕也。” 从学理上说，《齐物论释》表达的理论思维非常彻底。所谓“一切平等”，涉及从至巨到至微的一切关系，诚太炎自诩之“一字千金”。不过，“诸子之学”在他那儿，以为均从“涉历”中来，而他亲身经历的“世变”，亦即华夏“历史民族”的危机，才是这一学术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或言《齐物》之用，廓然多涂，今独以蓬艾为言，何邪?答曰：文野之见，尤不易除。夫灭国者，假是为名，此是梼杌、穷奇之志尔。 所谓“灭国者，假是为名”，是章太炎力破“文野之见”的动力。随后则涉及他的另一个批判对象，亦即以《新世纪》聚集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至平等”，在太炎看来，这些中国人也是要“齐其不齐”，而无异于文化自杀： 如观近世有言无政府者，自谓至平等也。国邑州闾，泯然无间，贞廉诈佞，一切都捐，而犹横箸文野之见。必令械器日工，餐服愈美；劳形苦身，以就是业，而谓民职宜然，何其妄欤。故应务之论，以齐文野为究极。(131) 巴黎世界社成立于1907年，主要成员有张静江、李石曾等，但主《新世纪》笔政的是吴稚晖。章太炎一生论敌众多，他放笔痛诋，每每由文及人，不避意气用事之态。但大体还视对方为对手，唯于吴稚晖，自1903年在爱国学社同事，即互为寇仇，至于文笔缠讼终身。吴于《新世纪》时受克鲁泡特金互助论影响，大肆宣扬“大同世界”，其与康有为《大同书》一样，都有儒家大同思想的痕迹。同样与康有为一样，都以为世界语言终将大同。(132) 章太炎在《自述学术次第》里，就学术不同范畴的不同性质，阐明他的一个看法： 在心在物之学，体自周圆，无间方国。独于言文历史，其体则方，自以己国为典型，而不能取之域外。斯理易明，今人犹多惑乱，斯可怪矣。(133) “在物”之学，所指当如械器动植。“在心”之学，他所服膺的“唯识”，包括他自己的《齐物论释》，应皆在其列。是所谓“无间方国”，天地间皆通用者。而“言文历史”则异于是，“以己国为典型”，乃系“国”之所系属。或者借用太炎自己的说法，应该“不齐而齐”。吴稚晖的“大同”，却正是“齐其不齐”，而且延伸至语言文字领域，这无疑挑动了章太炎最敏感的一根神经： 夫科学固不能齐万有而创造，文字复与科学异撰。万物之受人宰制者，纵为科学所能齐。至于文字者，语言之符。语言者，心思之帜。虽天然语言，亦非宇宙间素有此物，其发端尚在人为，故大体以人事为准。人事有不齐，故言语文字亦不可齐。(134) 吴稚晖等人在《新世纪》上的主张，正是以“齐”“言语文字”为旗帜，希望用“万国新语”取代汉语言文字。所谓“万国新语”，亦即当时出现不久的“世界语”。他们基本的逻辑，认为象形文字是原始野蛮的，字母文字是进化文明的，而欧洲诸种语言还各有问题，“万国新语”消灭了这些缺点，因而最为完美，是语言进化到“大同”的终极，也是汉语言文字改革的最终目标。开始时，他们还设计逐步向目标前进的步骤，后来干脆认为，直接取用“万国新语”，消灭汉语言文字，则最为斩截，甚至可以较东西洋诸国更快地一步迈进大同世界。(135) “万国新语”是晚清拼音化运动中特殊的一支，拼音化运动方案众多，不过归根结底逻辑都是一致的，即文字的进化规律是从象形到字母，汉字是象形，需要演化到字母。而中国教育不能普及，以及种种落后，汉字的象形是其祸根。《新世纪》所言也不过如此，“其所执守，以象形字为未开化人所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且谓汉文纷杂，非有准则，不能视形而知其字，故当以万国新语代之”(136)。所不同者，也只是其主张相较而言最为激进而已。 此前一年的1907年，章太炎为文批判“汉字统一会”，言下尚有恕词，尤其对于张之洞，这与其早年曾为张之幕宾有关。但更因此会目标在于“反对罗甸字母……遵循旧文，勿令坠地”，而“微显阐幽之义”。(137)至于“万国新语”，却是以“罗甸字母”来消灭汉字，对此动摇文化根本的主张，太炎自然不可能假以辞色： 巴黎留学生相集作《新世纪》，谓中国当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盖季世学者，好尚奇觚，震慑于白人侈大之言，外务名誉，不暇问其中失所在，非独万国新语一端而已。 直斥之曰“季世学者”，《中庸》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大约可作太炎此时心情写照，“彼欲以万国新语劋绝国文者犹是”。(138)《新世纪》的目标是准备让中国融入大同的美好未来，正是要“齐其不齐”的。而章太炎所关于心者，“夫国无论文野，要能守其国性，则可以不殆”(139)，其全部心血投在语言文字，正是因为“若夫民族区分，舍语言则无以自见，一昔弃捐其固有，而执
鹆狂狌之业，无往而可”。执此而观，吴稚晖等所主张，简直丧心病狂，斯“则欲绝其文字，杜其语言，令历史不燔烧而自断灭，斯民无感怀邦族之心”。如是则“国性”尽失，“光复”云云也就永不可期了： 且品物者天下所公，社会者自人而作，以自人而作，故其语言各含国性以成名，故约定俗成则不易……语言文字亡，而性情节族灭，九服崩离，长为臧获，何远之有。吾且谓自改旧文者，其祸犹厉于强迫，强迫者有面从而无诚服，家人父子莫夜造膝之间，犹私习故言，以抒愤懑。故露人侦伺虽严，而波兰语犹至今在，其民亦忧慨有独立心，后之光复，尚可□也。至于自改旧文者，不终于涂炭不止。(140) 《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规新世纪》引录《新世纪》观点，逐条批驳，不厌其细，以求从学理上全面推倒。对于汉字有碍教育的观点，他认为“国人能遍知文字以否，在强迫教育之有无，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时至今日，事实证明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而汉字之不能拼音化，在他自然更是论述的重中之重，所谓“象形”问题： 且汉字所以独用象形，不用合音者，虑亦有故。原其名言符号，皆以一音成立，故音同意殊者众，若用合音之字，将茫昧不足以为别。况以地域广袤，而令方土异音，合音为文，逾千里则弗能相喻，故非独佗方字母不可用子域中，虽自取其纽韵之文，省减点画，以相絣切，其道犹困而难施。自颉籀斯邈以来，文字皆独标部首，据形系联者，其势固不得已也。(141) 汉文中有不可计数的同音异义词，是靠字形分别的，改用拼音，将混淆无以辨别。这是技术上的不能成立。中国土地广阔，语音不同，如果改行拼音，则互相间不能交流。这是现实上的不可行。章太炎没有进一步推论的是，设若如此，则不知将有多少种语言存在，而不是只有一种“汉语”了。不久后，在《国故论衡·小学略说》中，他揭橥了中国之为中国正植根于汉字： 若其常行之字，中土不可一用并音，亦诚有以。盖自轩辕以来，经略万里，其音不得不有楚夏，并音之用，祗局一方。若令地望相越，音读虽明，语则难晓。今以六书为贯，字各归部，虽北极渔阳，南暨儋耳，吐言难谕，而按字可知，此其所以便也。海西诸国，土本陿小，寻响相投，偷用并音，宜无疐碍。至于印度，地大物博，略与诸夏等夷，言语分为七十余种，而文字犹守并音之律，出疆数武，则笔札不通。梵文废阁，未逾千祀，随俗学人，多莫能晓，所以古史荒昧，都邑殊风。此则并音宜于小国，非大邦便俗之器明矣。(142) 所比较者“中土”“海西”“印度”。章太炎曾在《原学》中有这样的判断：“世之言学，有仪刑他国者，有因仍旧贯得之者……通达之国，中国、印度、希腊，皆能自恢彉者。其余因旧(贯)而益短拙，故走他国以求仪刑。”“海西诸国”源于希腊，固不待言。至于印度，佛法之所由出，太炎致以文化上的高度尊敬。对其现实处境，他则深感同情，《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有多篇文章涉及。在他眼里，“西洋”与“西土”，所谓“二西”，那才有资格与华夏并峙，“能自恢彉者”，远非日本之“转贩”可比。(143) 就这“中土”“海西”“印度”三者，具体到语言文字，又有不同，欧洲和印度的多数语言，同属“印欧语系”，亦即所谓“并音”。按太炎的说法，“海西诸国”因为国土较小，用“并音”并无问题。而印度地域辽阔，也用“并音”，结果书写分裂，“出疆数武，则笔札不通”。独有中国所用“象形”，秦汉以来，几千年高度稳定，历史上无论如何分合，言语如何变化，但书写高度统一。就各地语音差异，中国并不比欧洲、印度小，但“吐言难谕，而按字可知”，文字不随语音变化而变化，如此在广阔地域构筑出与久远历史相联结的共同体。设若没有这样稳定的文字桥梁，则“言语道窒”，因而“并音宜于小国，非大邦便俗之器”。 章太炎所论，实涉及语言文字的性质与民族自我认同的关系问题。所谓“汉族”，严格地说是建立在“汉字”的认同，而不是“汉语”的认同上。如果仅仅只从语音着眼，汉语内部差异之大，即使不能说是一个语系，至少也是一个语族，何尝是一种语言。中国地域约略等于欧洲，汉族聚居之地也与印度等大，但人民之间并不互视为异族，各地语言从古至今均自认为是方言。其根本原因在于有汉字的控制，无论语音如何变化，文字并不跟着变化。一个汉字，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发生在它上面的读音可能以千百计，但无论是何读音，都是这个字形。如果是字母文字，其拼写恐也早已化身千百。而所谓“华夏”，设若如此，以章太炎所论列，或如欧洲，或如印度，即便历史上存在如拉丁文和梵文这样的统一书写，一旦崩溃，则“越乡如异国矣”(144)。这层意思，太炎后来用白话说得更加清晰。此即1910年他主编《教育今语杂志》，创刊号上开篇的《社说》，收入《章太炎的白话文》时，改题《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 中国不用拼音字，所以北到辽东，南到广东，声气虽然各样，写一张字，就彼此都懂得。若换了拼音字，莫说辽东人不懂广东字，广东人不懂辽东字，出了一省，恐怕也就不能通行得去，岂不是令中国分为几十国么。 由汉字这一体系所形成的书写文本，自然不像字母文字的文本一样，需要历代的翻译。因而中国的典籍，也就如汉字一般的稳定，由此提供了文本阅读古今一致的经验： 且看英国人读他本国三百年前的文章，就说是古文，难得了解。中国就不然，若看文章，八百年前宋朝欧阳修、王安石的文章，仍是和现在一样。懂得现在的文章，也就懂得宋朝的文章。若看白话，四百年前明朝人做的《水浒传》，现在也都懂得。就是八百年前宋朝人的语录，也没有什么难解。若用了拼音字，连《水浒传》也看不成，何况别的文章。所以为久远计，拼音字也是不可用的。(145) 正是汉字独有的特点，才能在广袤的土地上，用共同的阅读，将人民如此牢固地连结为一体。在他的观念中，由此结晶的中土文明，或者可以说是以文字构筑的历史共同体，此即章太炎所谓的“历史民族”： 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自秦氏以迄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绝者数矣。然搰者不敢毁弃旧章，反正又易，藉不获济，而愤心时时见于行事，足以待后，故令国性不堕……(146) 所谓“国性”，正植基于文字书写的历史，以此给予人民以记忆。即便作为国家的实体灭亡，语言文字和历史记载仍然维系着民族的文化存在，总有恢复的一天。“故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147)“史籍所载”，端赖文字的历史统一，对此太炎每每情不能自已，《规新世纪》厉声痛驳之间，突然兀自唱叹起来： 章炳麟曰，洋洋美德乎，颉籀斯邈之文，踦形孑义，秒忽判殊，属辞比类，子母钩带，散而为尘不患多，集而成器不患乏，错综九千字，至于百十万名，魏然弗可尚已。(148) 在《原学》中，章太炎阐明了自己的文化立场：“今中国之不可委心远西，犹远西之不可委心中国也……夫赡于己者，无轻效人。若有文木，不以青赤雕镂，惟散木为施镂。以是知仪刑者散，因任者文也。然世人大共僄弃，以不类远西为耻。余以不类方更为荣，非耻之分也。”(149)此所谓“依自不依他”，正如《答铁铮》所云：“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芒鞵，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愞夫奋矜之气。以此揭橥，庶于中国前途有益。”(150)其艰苦卓绝者，是他个人的自我写照，或也可看作对于中国的期待。而将生命与学术如此动人地联结在一起，更是可风的永在。所谓“细征乎一人，其巨征乎邦域”(151)，于己是为，于国犹然。 不过总体而言，历史的选择与章太炎所希望的正相反，他那高远幽眇的理想，当然毫无窒碍不通之处，不过确确实实是窒碍难行。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立场和声音，中国还是得“委心远西”，此不得不然之局。他所关心的，言文一致问题，选择了白话文；语言统一问题，选择了北京音。都跟他的理想方案有不远的距离，但揆诸实际，也是非如此不可。更为根本的汉字，作为文化渊薮，数千年未曾改变，本也无改变的可能。但汉字常用字的设定也与太炎的希望相反，正是“汉字统一会”的主张。而20世纪50年代大陆的汉字简化，是为拼音化做准备，其逻辑恰与《新世纪》一致。而直接造成与时间和空间，亦即与历史和国土的书写分裂，垂今已一甲子，正所谓聚九州铁不足以铸此大错。不过，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这些选择都木已成舟。但任何选择迟早都会面临问题，此时回头去寻找曾经的异见，思考其逻辑，也许能成为当下的资源。这正如草木可以燃烧，埋藏着的煤和石油同样也可以燃烧。 注释： ①民意：《纪七月十五日欢迎章炳麟枚叔先生事》，《民报》第6号，1906年7月25日。 ②太炎：《演说录》，《民报》第6号，1906年7月25日。 ③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原载《苏报》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二日(1903年7月6日)，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④西狩：《致□□二子书(癸卯四月)》，《复报》第5期，1906年10月12日。 ⑤龚翼星：《光复军志》，1918年8月天津华新印刷局，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⑥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讲录时间：1936年4月28日。《制言》第25期“太炎先生纪念专号”，1936年9月16日。 ⑦何冠彪注意到这个现象，见其《章炳麟与蒋良骥〈东华录〉——历史名人喜好夸大少年事迹一例》，氏著《明清人物与著述》，第183—188页，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6年。其事固然，唯忆往每为自证当下，添加枝叶而不自觉，人之常态，与故意伪造取利判然有别。后人可道出，而不必苛论。 ⑧王夫之：《周易外传》，《船山全书》第1册卷二，第900—901页，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 ⑨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中册，第75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⑩孙文：《发刊词》，《民报》第1号，1905年11月26日。 (11)民意：《纪十二月二日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事及演说辞》，《民报》第10号，1906年12月20日。 (12)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1907年7月5日。 (13)章太炎：《訄书·序种姓上》，《章太炎全集》(三)，第17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14)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33—234页。 (15)王夫之：《黄书·原极》，《船山全书》第12册，第503页。 (16)章炳麟：《革命军序》，收入舒芜等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下集，第40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7)章太炎：《狱中答新闻报》，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34页。 (18)太炎：《演说录》，《民报》第6号。 (19)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7号，1906年9月5日。 (20)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214—215页。 (21)章炳麟：《国学讲习会略说》，东京：秀光社，1906年；章绛：《诸子学略说》，《国粹学报》第20、21期，1906年9月8日、10月7日；章绛：《文学论略》，《国粹学报》第21、22、23期，1906年10月7日、11月6日、12月5日；章绛：《论语言文字之学》，《国粹学报》第24、25期，1907年1月4日、2月2日。 (22)国学讲习会发起人：《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7号。按章士钊《疏〈黄帝魂〉》云：“犹忆太炎出狱莅东，同人以讲学相要，为设国学讲习会，而责序于余。”《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289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 (23)章太炎：《自定年谱》“清稿”本，“宣统二年四十三岁”条，《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无页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 (24)章太炎：《自定年谱》“清稿”本，“宣统元年四十二岁”条，《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无页码。 (25)黄季刚：《太炎先生行事记》，《神州丛报》第1卷第1册，1913年8月1日。 (26)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291—294页。 (27)章炳麟：《与锺君论学书》(1909年1月20日)，《文史》第2辑，第279—2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锺君”即锺正楙。“谢公社事”语气节奏不洽，疑为“谢公杜事”，移写整理时形近而讹。 (28)章炳麟：《章太炎癸卯□中漫笔》，《国粹学报》第8期，1905年9月18日。“□中”即“狱中”。收于《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一》，题《癸卯狱中自记》，其中“累于□国，惟□翼□欤”作“累于仇国，惟金火相革欤”，参见《章太炎全集》(四)，第14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29)《与孙诒让》，末署“上五月初三”即6月1日(本月二十二日即6月20日，孙诒让卒)，《制言》第30期，1936年12月1日。据孙延钊《余杭先生与先征君》，孙诒让未及收到来信，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262页。 (30)章太炎：《再与刘光汉书》，《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章太炎全集》(四)，第157页。钱玄同《章太炎黄季刚二君关于刘申叔之文十首》系于己酉(1909)，收入刘师培著，钱玄同主编：《刘申叔遗书》(上)，第23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31)刘子骏之绍述者：《某君与某书》之二，《国粹学报》第24期，1907年1月4日。 (32)章太炎：《自定年谱》“清稿”本，“宣统三年四十四岁”条，《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无页码。 (33)无署名：《国故论衡广告》，见1910年《教育今语杂志》各期。 (34)有关这一问题，较恰切的论述，可参看黄锦树：《章太炎语言文字之学的知识(精神)系谱》，第4—7页，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2年。 (35)章炳麟：《论语言文字之学》，《国学讲习会略说》，第1—6页。 (36)章炳麟：《小学略说》，《国故论衡》上卷，第4页，上海：上海大共和日报馆，1912年。 (37)燃料：《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新世纪》第57号，1908年7月25日。 (38)章太炎：《致吴君遂书》(1902年8月8日)，收于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72页。 (39)章太炎：初刻本《訄书·订文》，《章太炎全集》(三)，第45—46页。 (40)章太炎：初刻本《訄书·订文·正名略例》，《章太炎全集》(三)，第47—48页。 (41)章太炎：初刻本《訄书·订文》，《章太炎全集》(三)，第44—46页。 (42)章太炎：重订本《訄书·订文·正名杂义》，《章太炎全集》(三)，第227—229页。 (43)参看彭春凌：《以“一返方言”抵抗“汉字统一”与“万国新语”——章太炎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论争(1906—1911)》，《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67—73页。 (44)章太炎：《丙午与刘光汉书》，《太炎文录初编·文录卷二》，《章太炎全集》(四)，第156页。 (45)刘光汉：《新方言·后序一》，《章太炎全集》(七)，第1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语出郭璞《方言序》：“盖闻方言之作，出乎
轩之使，所以巡游万国，采览异言，车轨之所交，人迹之所蹈，靡不毕载，以为奏籍。” (46)无署名：《博征海内方言告白》。自《民报》第17号(1907年10月25日)起，基本每期都有刊载。 (47)参看王风：《晚清拼音化与白话文催发的国语思潮》，夏晓虹、王风等：《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第20—4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48)黄侃：《新方言·后序二》，《章太炎全集》(七)，第135页。 (49)刘光汉：《新方言·后序一》，《章太炎全集》(七)，第134页。 (50)章太炎：重订本《訄书·方言》，《章太炎全集》(三)，第204页。 (51)章太炎：《新方言·新方言序》，《章太炎全集》(七)，第3—5页。 (52)刘光汉：《新方言·后序一》，《章太炎全集》(七)，第134—135页。 (53)章炳麟：《与锺君论学书》，《文史》第2辑，第280页。 (54)太炎：《汉字统一会之荒陋》，《民报》第17号，1907年10月25日。 (55)章太炎：重订本《訄书·订文·正名杂义》，《章太炎全集》(三)，第213页。 (56)太炎：《汉字统一会之荒陋》，《民报》第17号。 (57)章太炎：《新方言·新方言序》，《章太炎全集》(七)，第4页。 (58)黄侃：《新方言·后序二》，《章太炎全集》(七)，第135页。 (59)太炎：《汉字统一会之荒陋》，《民报》第17号。 (60)章太炎：《与钱玄同》(1907年8月18日)，收于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10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61)章太炎：重订本《訄书·方言》，《章太炎全集》(三)，第207页。 (62)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 (63)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 (64)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 (65)章炳麟：《正言论》，《国故论衡》上卷，第61页。 (66)无署名：《博征海内方言告白》，《民报》第17号以后各期。 (67)无署名：《新方言定本》，《国粹学报》第56期，1909年8月5日。 (68)太炎：《汉字统一会之荒陋》，《民报》第17号。 (69)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收入章太炎撰，虞云国校点：《菿汉三言》附录，第196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 (70)章太炎：《代议然否论》，《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一》，《章太炎全集》(四)，第305页。 (71)章太炎：《与龚未生书》，1914年5月23日，收入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702页。 (72)章太炎：《题所撰初印本〈新方言〉予黄侃》，《雅言》第6期，“章太炎文录(续)”，1914年3月10日。 (73)章炳麟：《文学说例》，收入舒芜等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下集，第403页。 (74)章炳麟：《论文学》，《国学讲习会略说》，第43、46页。 (75)章太炎：初刻本《訄书·订文》，《章太炎全集》(三)，第44—46页。 (76)章太炎：《新方言·新方言序》，《章太炎全集》(七)，第3页。 (77)章太炎：初刻本《訄书·订文》，《章太炎全集》(三)，第46—47页。 (78)章太炎：初刻本《訄书·订文·正名略例》，《章太炎全集》(三)，第47页。 (79)章太炎：初刻本《訄书·订文》，《章太炎全集》(三)，第44页。 (80)章太炎：初刻本《訄书·订文·正名略例》，《章太炎全集》(三)，第48页。 (81)章炳麟：《文学说例》，收于舒芜等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下集，第403—404页。 (82)独角：《论文字的通借》，《教育今语杂志》第4册，1910年6月6日。 (83)参看王风：《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收入夏晓虹、王风等：《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第239—247页。 (84)章炳麟：《文学说例》，收入舒芜等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下集，第404—405页。 (85)章炳麟：《论语言文字之学》，《国学讲习会略说》，第13—16、25页。 (86)章炳麟：《转注假借说》，《国故论衡》上卷，第47页。 (87)戴震著，汤志钧校点：《戴震集·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文集三，第7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88)段玉裁：《说文解字叙注》，《说文解字注》，卷十五上，第7页，嘉庆二十年(1815)经韵楼刻本。 (89)章太炎：初刻本《訄书·订文·正名略例》，《章太炎全集》(三)，第48页。 (90)章炳麟：《论语言文字之学》，《国学讲习会略说》，第16页。 (91)章炳麟：《转注假借说》，《国故论衡》上卷，第52页。 (92)章太炎：《文始叙例》，《文始》，《章太炎全集》(七)，第16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93)黄侃：《声韵通例·附：与人论治小学书》，《黄侃论学杂著》，第147一148页。 (94)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菿汉三言》附录，第196页。 (95)章太炎：《文始叙例》，《文始》，《章太炎全集》(七)，第160页。 (96)黄侃：《声韵略说·论斯学大略》，《黄侃论学杂著》，第94页，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4年。 (97)章太炎：重订本《訄书·订文》，《章太炎全集》(三)，第208页。 (98)章太炎：《检论·订文》，《章太炎全集》(三)，第489页。 (99)章太炎：《文始叙例》，《文始》，《章太炎全集》(七)，第160—161页。 (100)太炎：《汉字统一会之荒陋》，《民报》第17期。 (101)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菿汉三言》附录，第191页。 (102)黄侃：《声韵通例·附：与人论治小学书》，《黄侃论学杂著》，第164页。 (103)章太炎：《与钱玄同》(1913年2月5日)，收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第148页。 (104)傅斯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1928年10月)，第4页。 (105)章炳麟：《成均图》，《国故论衡》上卷，第7—8页。 (106)绛：《通讯》，《国粹学报》第59期，1909年11月2日。 (107)木山英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第21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108)太炎：《汉字统一会之荒陋》，《民报》第17号。 (109)章太炎：《文始叙例》，《文始》，《章太炎全集》(七)，第160页。 (110)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 (111)章炳麟：《论语言文字之学》，《国学讲习会略说》，第3页。 (112)章炳麟：《文学说例》，收入舒芜等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下集，第404—406页。 (113)章炳麟：《论文学》，《国学讲习会略说》，第33页。 (114)此系借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篇题为说，参见《鲁迅全集》第9卷，第34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又，黄锦树云，“一如他把‘语言文字之学’理解为‘一切学术之单位之学’，他也把‘文学’理解为一切文字表达的单位表达〔之学〕”，此说甚佳，参看氏著：《章太炎语言文字之学的知识(精神)系谱》，第159页。 (115)章炳麟：《论文学》，《国学讲习会略说》，第33页。 (116)参看王风：《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收入夏晓虹、王风等：《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第247—259页。 (117)章炳麟：《论文学》，《国学讲习会略说》，第53、57—59页。 (118)章炳麟：《革命军序》，收入舒芜等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下集，第401—402页。 (119)章炳麟：《论文学》，《国学讲习会略说》，第58页。 (120)绛：《通讯》，《国粹学报》第59期。 (121)章太炎：《与龚未生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702页。 (122)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菿汉三言》附录，第192页。 (123)章太炎：《菿汉微言》末节，《菿汉三言》，第71页。 (124)独角：《社说》，《教育今语杂志》第1册，1910年3月10日。 (125)章太炎：《菿汉微言》末节，《菿汉三言》，第72页。 (126)章炳麟：《原学》，《国故论衡》下卷，第149页。 (127)章太炎：《齐物论释·释篇题》，《章太炎全集》(六)，第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128)宗仰：《齐物论释·后序》，《章太炎全集》(六)，第58页。 (129)章太炎：《菿汉微言》末节，《菿汉三言》，第71页。 (130)章太炎：《齐物论释·释篇题》，《章太炎全集》(六)，第6—7页。 (131)章太炎：《齐物论释·释第三章》，《章太炎全集》(六)，第39—40页。 (132)参看曹世铉：《清末民初无政府派的文化思想》，第120—17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133)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菿汉三言》附录，第196页。 (134)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 (135)参看罗志田：《清季围绕万国新语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86—144页。 (136)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民报》第21号。 (137)太炎：《汉字统一会之荒陋》，《民报》第17号。 (138)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 (139)章太炎：《救学弊论》，《太炎文录续编·卷一》，《章太炎全集》(五)，第10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140)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 (141)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民报》第21号。 (142)章炳麟：《小学略说》，《国故论衡》上卷，第2—3页。 (143)章炳麟：《原学》，《国故论衡》下卷，第147—148页。 (144)章炳麟：《小学略说》，《国故论衡》上卷，第5页。 (145)独角：《社说》，《教育今语杂志》第1册。 (146)章炳麟：《原经》，《国故论衡》中卷，第88—89页。 (147)章太炎：《答铁铮》(1906年11月15日)，《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章太炎全集》(四)，第371页。 (148)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 (149)章炳麟：《原学》，《国故论衡》下卷，第149—150页。 (150)章太炎：《答铁铮》，《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二》，《章太炎全集》(四)，第375页。 (151)章炳麟：《原学》，《国故论衡》下卷，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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