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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大量经济研究成果显示，制度的质量对于经济发展和增长十分重要。一般地说，经济学家们审视了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发现全世界各地区人均收入上的差异——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每年仅100美元到某些发达国家的40000美元以上——与制度质量上的差异密切相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的一项研究的目的是：仔细察看近年来关于制度对经济业绩的3个方面——经济发展的水平、增长和增长的起伏变化——的影响的一些著作并通过新的实证分析来推进这方面的讨论。特别是，该项研究力求估计这些差异的实证性力量；制度质量的提升对不同地区的收入和增长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经济政策对促成更强的制度和更广泛地支持更好的经济结果这两方面所起的作用。
为确定制度影响经济业绩的程度，我们建立了一种简单计量经济学的架构，把每个国家的宏观经济结果与(1)对它的制度的衡量；(2)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衡量（或一组衡量）；和(3)一组外源的变数联系起来。这个架构使我们得以对文献中所提出的各种相互对立的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制度、政策和地理条件——进行考虑，并且评估它们的定量影响。这项研究发现，制度的质量不仅对收入的水平，而且对增长和增长的起伏变化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制度的因素对解释经济业绩固然居于主导地位，那么政策有没有作用？研究表明，是有作用的。
制度与收入水平
我们开始时审视了制度对收入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发现，从统计方面说，制度对经济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很大地提高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无论制度质量是以具有广泛基础的数据进行衡量，还是以更加具体的尺度进行衡量，这些调查结果都是适用的。此外，这些实证性的结果还考虑了逆向因果关系的可能性。
这些结果表明，如果发展中国家改善了它们制度的质量，经济结果就会很大地提高。比如，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各国的制度从它们目前平均质量提高到亚洲各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平均质量，就意味着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人均收入提高80%，也就是从约800美元提升为1,400美元以上。随着这些制度的改进，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潜在的经济好处将继续显著上升。如果这些制度加强到世界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那么这一地区的收入将上升2.5倍；如果它们的制度质量提升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收入的增长将会大得多。由于这些增长实际上不是即时的、自动的，这些数字主要是为了说明的目的而作出的，尽管如此，这种结果是令人惊讶的，为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供了实证性的含意。
对制度进行界定和衡量
制度是指什么而言？
制度这个术语曾被人以一些不同的方式进行界定。道格拉斯·诺斯(Donglas North)非常广义地把制度描述为管理或支配着人际相互作用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划、惯例。还有一些对制度的狭义的界定，聚焦于特定的组织实体、程序结构和管理框架。在更为中间的层次上，制度被按照产权保护程度，公正地运用法规的程度和腐败贪污的范围进行界定。它比诺思所下的定义狭，但仍包括管理或支配人际相互作用的规范。近年来对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的研究大多采用了这种中间的定义。
制度是如何被衡量的？
近年的实证性分析一般都考虑了对制度3种相对广义的衡量尺度——管理的质量，包括腐败贪污的程度、政治权利、公共部门效率行政管理负担；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和这样的法律执行得如何；以及对政治领导人的限制。这些衡量尺度本身不是客观的，而是地区专家们的主观认识和评估或居民们在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进行的调查中所作回答的主观评估。
1999年，丹尼尔·考夫曼(Daniel Kaufman)、阿尔特·克雷(Art Kraay)和帕布罗·佐埃多－洛巴顿(Pablo Zoido-Lobaton)提出了对制度进行衡量时应予注意的6个方面：(1)发言权和责任制——公民选择他们的政府和拥有政治权利、公民自由和独立报纸的范围；(2)政治稳定和不使用暴力——政俯不被违宪的或暴力的手段推翻的可能性；(3)政府的效能——履行公务的质量和文职部门的能力与政治独立性；(4)行政管理职责——政府相对地不控制商品市场、银行系统和国际贸易；(5)法治——保护人身和财产不受暴力和盗窃的伤害、独立、高效的法官和合同的执行；(6)免于用不正当方法谋取钱财行为的自由——公共权力不被滥用于私利或贪污。
上述3种衡量尺度的第2种集中注意的是产权。这个尺度表明私有财产所接受的保护。另一个尺度，即对行政官员的限制反映了放在总统和其他政治领导人身上的制度的和其他的限制。在对掌权人物和政治家进行适当限制的社会里，较少各种集团争夺国家控制权的争斗而较多政策持续性。
制度与增长
然后我们审视了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正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一样，研究结果显示，制度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也具有很强的、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部分地反映了制度在加强政策持续性方向的作用。比如，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各国的制度如果具有像其他地区那些制度一样好的质量，它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将达到1.7个百分点。其他地区的国家同样会从采用较高质量的制度中获益。
制度与增长的起伏变化
我们的研究表明，制度对增长的起伏变化具有很强的影响：制度质量越好，增长的起伏变化越低。此外，即使在针对通货膨胀、汇率的过高估计、开放度、政府赤字等方面的差异的政策措施受到控制的情况下，制度的影响仍表现得很大。比如，如果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各国制度像一般国家的一样好，那个地区各国经济上的波动变化就会减少16%。
制度与政策
这些研究结果有力地说明了制度的影响，那么，政策在经济发展中起了什么作用？大量文献表明政策对宏观经济结果具有重大影响。一般地说，制度的和政策的变化是放在一起考虑的，但制度被发现为对经济业绩的主要影响，而政策仅有很少的独立影响。在实证性研究中，宏观经济政策被发现产生了某些正面结果：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可能受到政策的很大影响，对增长则具有重大的正面影响；而汇率的过高估计的范围可能反映了更广范围的宏观经济失衡，增加了增长的波动变化。
然而，整个看来，由于几个原因，政策的影响看来弱于制度的影响，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言，这些结果可能并不令人惊讶。收入上的跨国差异反映了几个世纪以来所实施的政策的影响，而对代替它们的政策都是以近几十年来的情况进行衡量的。而且，对制度质量的衡量和对政策的衡量往往是紧密地相连的，这部分地是由于对制度的主观衡量——例如，对政府效能和行政管理负担的看法——代表了政策与制度因素的一种混合物。更广泛地说，制度与政策之间的关系指向这样一个事实：健全的政策需要得到好的制度的支持和维护，而弱的制度则会减少好的政策被采用的机会或可能损害政策的效能。换言之，基本精神不是说政策无关紧要，而是说它们对经济业绩的影响已经反映于制度的力量之中。
实证性问题
有两个明显的，重要的问题与确认制度的作用有关。首先，由于其主观的性质，对制度质量的全部衡量都包含错误。其次，制度是内源的。经济结构并非被认为具有外源的制度特质。相反，好的制度要求时间和资源才能发展。这表明，较富的国家更可能享有好的制度，所以人们在实证性的评估中需要注意不能专注于逆向的因果关系——较强的经济业绩本身可能有助于建立较好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