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文体演变论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体论文,宋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7)05-0007-06
处于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巅峰阶段”[1](48)的宋代散文，其辉煌成就既体现于创作数量的繁盛、大家名篇的纷呈，也体现于各类文派的涌现、艺术技巧的完美，此外，散文文体的成熟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宋文文体的成熟，主要表现为骈散体式的渐趋平衡和各类体裁的臻于完备，而这种体式的平衡和体裁的完备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共同演绎着宋代散文演进的轨迹。
宋文文体的成熟，既是先秦以来古代散文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又直接承接了唐代散文文体演变的影响。在古代散文发展史上，先秦两汉时期，文以散行为主，间以自然的偶对；魏晋以降，骈俪体式逐渐发展，至齐梁完全成熟，骈文统治文坛自六朝直至唐代；中唐韩柳古文的崛起，标志着散文体式的重大转折，一时影响巨大，可惜其后学未能发扬光大，骈文又重霸晚唐文坛，其影响直达五代宋初。与此同时，古代散文的主要体裁，略备于战国，至六朝已基本成熟，初盛唐所用文体已少有发展，唐代古文家对其进行了改造和拓展，开发出一批适于古文表达的新文体，但骈体的回潮，又使传统体裁占据着文坛的重要地位。宋文文体的演变，就开始于这样的基础之上。
宋文文体演变的总体趋势是：古文重兴而趋于主导地位，骈体渐衰而处于辅佐地位，骈散体式在相互交融中渐趋平衡，骈散体裁在不断扩展中渐趋分疆。以下先从古文和骈文两方面分别考察。
一、古文体式体裁的演变
唐代古文体式的形成是由韩愈奠基的。韩愈为文，以先秦两汉为典范，所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2](答李翊书,P170)。他对古文文体虽也有“文从字顺”的要求，但更强调的是“必出于己，不袭蹈前人一言一句”[2](南阳樊绍述墓志铭,P540)、“为文有气力，务出于奇，以不同俗为主”[2](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P361)、“惟陈言之务去”[2](答李翊书,P170)，再加上他以复兴儒道自居，强调“文以明道”，这就形成其文体“易排偶为单行，易平易为奇古”[3](P120)的基本特点。韩愈这种与当时“今文”截然对立的“古文”，虽然一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并未被文坛普遍接受，而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皇甫湜、樊宗师、来无择、孙樵之流，又将其文体尚奇的特点片面发展，雕琢字句，刻意求奇，以至诘屈聱牙，晦涩难明，终于为文坛所抛弃。大凡一种成熟的文体，在文坛上必有其长久的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韩愈的古文创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后世影响深远，但由他开创的唐代古文体式，尚未达到真正的成熟，这也是唐代古文运动未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宋前期的文坛上，一方面是以晚唐李商隐为典型的骈俪文体充斥其间，另一方面以柳开、穆修为代表的复古派也有相当势力。复古派以韩愈为宗，他们不但继承其复兴儒学的“道统”，同时也继承其古文体式的“文统”，“时以偶俪工巧为尚，而我以断散拙鄙为高，自齐梁以来言古文者无不如此”[4]。宋初文坛上的“古文”也不例外。如柳开文章“体近艰涩”[5](卷152，P1305)，“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二人之语皆拙涩”[6](卷14)。这就是欧阳修跨入文坛时所面临的基本局面。欧阳修重倡古文，同样推尊韩愈为旗帜，但与韩门弟子、柳开、穆修之辈已有根本不同。他在文道关系上既要求文章“必与道俱”[7](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P1956)，又强调“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8](荐布衣苏洵状，P1698)。他同时又格外注重古文体式的建设：一方面，他大力倡导平易自然的古文，指出“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9](与王介甫第一书，P255)，批评《绛守居园池记》“其怪奇至于如此”[8](唐樊宗师绛守居园池记，P2281)，并在主持科举考试时坚决黜落“骤为怪险之语”[6](卷9)的“太学文派”，擢拔苏轼、曾巩等为文平实典要的新秀，一时轰动文坛；另一方面，他提出“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8](论尹师鲁墓志,P1046)，力矫宋初古文家对骈体的偏激态度，在古文创作中融合进骈句，以发挥汉语独特的声韵节奏之美。这就形成了以“易奇古为平易，融排偶于单行”为基本特色的新的古文体式。欧阳修奠定的这种宋代古文的新体式，得到了其弟子们的大力继承和弘扬，而在苏轼的古文创作中发展得更为纯熟。苏轼同样力排为文的刻意求奇，批评韩门弟子“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批评当时的“古文”“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7](谢欧阳内翰书，P1423)。他为文更在平易流畅的基础上追求行云流水的境界，所谓“文理自然，姿态横生”[7](答谢民师书,P1418)，将古文文体的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致。至此，以欧苏为典范的宋文新体式标志着古文体式的完全成熟。虽然在其后的宋文发展过程中，追求险怪艰涩的一派从未绝迹，如乾道、淳熙间以“断续钩棘”，“荒唐变幻”为文的“江西诸贤”宗派[10](曹伯明文集序)，宋末“专以奇怪磊落为宗，务在艰涩其词，甚或至于不可句读”[5](卷165,P1409)的刘辰翁之流均是。但宋文整体的发展始终以欧苏奠定的体式为主流，并代代相传，发扬光大，而且最终取代骈体，成为宋代文坛的主导。元明清三代占据文坛统治地位的文体，与其说是继承了唐宋古文的传统，毋宁更准确地说是承袭了宋文的体式。
在坚持平易流畅、融骈于散的古文新体式的同时，宋代古文家还十分注重拓展古文的体裁，使之较唐代古文又有不少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部分传统文体的扩张、多种新兴文体的开发和破体为文的盛行。
策论、奏议等传统的议论性文体在宋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宋代统治者实行优待文士、广开言路、鼓励议政的政策，促进了宋代士大夫崇尚议论的一代士风的形成，议论之作成为宋代古文的大宗。首先是策论的发达。由于宋代科举考试的重点“变声律为议论”，“诗赋取士”逐步演变为“策论取士”。诚如苏轼所描绘的：“昔祖宗之朝，崇尚辞律，则诗赋之士，曲尽其巧。自嘉祐以来，以古文为贵，则策论盛行于世，而诗赋几至于熄。”[7](拟进士对御试策,P301)尤其是试论之体，经历了由试行到成熟，进而发展为“定格”的过程，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并有不少研究专著，对稍后兴起的经义之体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次是奏议的繁盛。作为进入仕途的士大夫履行职责、言事论政的主要工具，奏议之文在宋文中占据极大的比重。南宋赵汝愚所编《皇朝名臣奏议》，收录北宋奏议即有241人1630篇之多。统计《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奏议专集，去其重复，尚有近百家约1400卷之多，数量惊人。虽然这些奏议多有“浮文妨要，动至万言，往往晦蚀其本意”[5](卷160,P1379)的缺点，但他们留下了宋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社会生活的大量资料，其中不乏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李纲、胡铨、陈亮、辛弃疾等大家名流的传世名篇。除议论文体外，传统的记叙类体裁如碑志、传状在宋代也呈现扩张的趋势。与唐代的不少碑志文多使用骈体不同，宋代的碑志一般都用古文，且写作极为普遍，几乎成为宋人文集中的必备之体。尽管冗长呆板成为不少碑志文的通病，每为后人诟病，但宋代碑志文体的扩张仍是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况且如欧阳修、叶适等作者在此体的写作上还有不少新的开拓和创新，在韩愈之后将碑志文的写作提高到新的水平，也值得充分重视。至于各种人物传记的写作，在宋代已极为普遍，许多古文家精心结撰，为后人留下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并在传记写作的格局、手法上多有创新，产生了欧阳修《六一居士传》、苏轼《方山子传》、陆游《姚平仲小传》等传世名篇。
唐代古文家曾开拓出一批适于古文行文的新文体，宋代古文家继续努力，在拓展新兴文体方面又有突破。一是题跋文的勃兴。欧阳修首先大量撰写题跋文，其《集古录跋尾》开学术类题跋的先河；苏轼、黄庭坚则大力开拓了文学类题跋，题材广泛，体式灵活，情趣盎然，使之成为纯粹抒情说理的小品。在欧苏的影响下，宋人题跋文创作蔚然成风，名家辈出，其总量当不少于五六千首。这些作品折射出宋代学术文化的昌盛景象，展示了文人士大夫丰富的精神世界，并充分体现了宋代古文平易流畅、挥洒自如的基本特点，为宋代文坛注入了一股清新的源头活水。二是尺牍的发达。与正式书信相比，尺牍篇制短小，形式灵活，内容更为私人化，更能展现作者的内心世界和个性情趣。苏轼以1500余首的创作蔚为大家，其门人黄庭坚、李之仪等继之，影响所及，一时尺牍写作风行，成为文人日常交际的重要手段，也形成了宋人文集中一道新的风景线。三是日记的盛行。日记一体缘起唐代，但盛行文坛并编入文集却在宋代：“元祐诸公皆有日记，凡榻前奏对语及朝廷政事、所历官簿，一时人才贤否，书之惟详。……虽私家交际及婴孩疾病、治疗医药，纤悉毋遗。”[11](卷6)今尚存黄庭坚《宜州乙酉家乘》等数种。南宋文人写作更为普遍，周必大一人便留有日记8种11卷，陆游《入蜀记》、范成大《吴船录》更成为记游题材的名著。这种逐日记事之体上及国家大事，下至个人琐闻，既有史料价值，又具文学风采，成为又一类文人乐于搦笔的新文体。四是笔记的繁盛。笔记囊括了“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12](唐国史补自序)等包罗万象的内容，一般将其归入著述之类，但就其文体实质着眼，其实是一种杂记、杂议之体。它们兼及记事、议论和考据，纵意而谈，涉笔成趣；它们长短不拘，灵活自由，“意之所之，随即记录”[13](P1)，“或欣然会心，或慨然兴怀”[14](甲编自序,P1)，充分发挥了古文体式的长处。虽然笔记的产生可上溯到两汉，但其创作的全面繁盛不能不数宋代，今存宋人笔记的总数仍在500种左右，且第一部以“笔记”命名的正是北宋宋祁所撰《宋景文笔记》。此后，宋人笔记的名作层出不穷，《东坡志林》、《梦溪笔谈》、《容斋随笔》、《老学庵笔记》、《能改斋漫录》、《武林旧事》、《鹤林玉露》等不胜枚举。此外，宋代大量的诗话、词话、文话，实际上也都是笔记之体，只是专主论诗评文而已。上述宋代古文家拓展的题跋、尺牍、日记、笔记等新体裁，普遍带有小品化的倾向，体现了传统文体的大解放，它们同时显示出着重展现个人见解、个体情趣的文化倾向，突破了古代散文主要作为应用文体的局限，大大强化了散文的个性化、抒情性、学术性品味。
宋代文体发展中的重要现象是所谓“破体为文”①。这种现象在古文创作中也十分普遍，杂记一体尤为典型。北宋后期陈师道早就敏锐地觉察到“退之作记，记其事尔，今之记乃论也。”[15](P309)《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引《西清诗话》载：“王文公见东坡《醉白堂记》，云：‘此是韩白优劣论。’东坡闻之日：‘未若介甫《虔州学记》乃学校策耳。’”[16](前集卷35)王安石和苏轼之间的调侃，也揭示了这种将记体写成论、策的破体为文的现象。此外，秦观谓《醉翁亭记》“用赋体”[15](P309)，杨东山称《魏了翁碑记》“似一篇好策”[14](丙编卷2，P265)，今人言《秋声赋》、前后《赤壁赋》“以文为赋”等，都是这一手法的例子。宋代破体为文的盛行，体现出宋人在把握文体规范的基础上努力创新的追求。这种嫁接不同文体的表现手法以拓展文体功能的方法，使传统文体的表现力有了新的扩展，确实为文体的演进闯出了一条新路，并为后代留下了不少成功的典范之作。
策论、奏议、碑志、传状等传统体裁的扩张，题跋、尺牍、日记、笔记等新兴体裁的开发，再加上“破体为文”产生的原有文体功能的拓展，都使宋代古文在文坛所占的份额迅速扩大，举凡论政言事、说理论道、言志抒怀、寄情遣兴、叙事记人、状景述游直至伤悼哀祭、立传树碑等等，古文的表达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并由经国大业、高头讲章向普通文人的日常生活渗透，平易畅达的古文终于超越骈体，成为宋代文坛的主导体式。
二、骈文体式体裁的演变
与宋代古文体式日趋成熟同时，宋代骈文体式也在新变中求发展，并形成了新的特点。成熟于六朝的骈文文体，在唐代经历了几次重要变化：初唐“四杰”开始摆脱轻艳文风，追求自然疏逸格调；盛唐“燕许大手笔”崇雅黜浮，具有典丽宏赡之气度；中唐陆贽之作切于实用，融散入骈，开散文化先声；晚唐李商隐则强调声律辞采，使事精博，文章富丽精工，华美之极。五代宋初的文坛，奉李商隐为圭臬，而惟以声色相夸，以隶事相尚。杨亿为首的西昆派骈文是当时的典型代表，石介称其文“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17](卷5，怪说下)。杨亿“凡为文，所用故事，常令诸生子弟检讨出处，每段用小片纸录之。既成，则缀粘所录而蓄之，时人谓之‘衲被’焉”[18](前集卷4，家塾记)。西昆派骈文的弊端可见一斑。
努力革新宋代骈文体式的开拓者仍然是欧阳修和苏轼。欧阳修早年曾习作骈文，文集中也有大量表奏、书启、内外制等四六作品，因此，他是骈文写作的行家。欧阳修革新骈文的方向是发扬陆贽融散入骈的传统，进而将古文体式引入骈文的创作。《扪虱新话》有云：“以古文体为四六，自欧阳公始。”[19]陈师道《后山诗话》则称：“欧阳少师始以文体为对属，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15](P310)可知其文的特点是自然成对，不求精工。用白话叙事，不用陈言典故，不用华靡文辞，使骈文向古文靠拢，追求自然朴素、明白晓畅的效果，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六朝、三唐的新体式。苏轼继续了这一革新，他对陆贽的奏议推崇备至，并以自己的广博学识和洒脱才情为文，善用白描、长对，善于熔铸成语，洗尽西昆派的绮罗香泽之态，清新流利，舒卷自如，诚如欧阳修所言：“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炫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人(一作文)。自学者变格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8](P1983)陈振孙亦谓：“本朝杨、刘诸名公，犹未变唐体；至欧、苏始以博学富文，为大篇长句，叙事达意，无艰难牵强之态。”[20](卷18《浮溪集》解)苏轼的“文章变体”得到了欧阳修的充分肯定，而欧、苏共同“变格为文”数十载，终于创立了不同于“唐体”的“宋四六”的骈文新体式。这种新体式在宋代影响颇广，南宋骈文的重要作家如汪藻、綦崇礼、洪适、周必大、杨万里等辈，虽风格有异，但都能继承语言明畅、气格浑成的特点。当然，南宋后期的骈文在词科的影响下，又走向“格律精严，一丝不苟”的道路，代表作品如李刘的《四六标准》“惟以流丽稳帖为宗，无复前人之典重，沿波不返，遂变为类书之外编、公牍之副本，而冗滥极矣”[5](P1396)。在骈文发展史上，宋代骈文已走到穷途末路，但欧、苏变体而形成的“宋四六”，还是为骈体的演进放出了一道异彩，并为骈文向社会下层和通俗文体的渗透开辟了道路。
虽然在古文日益扩张的形势下，宋代骈文在文坛的地盘日渐缩减，但这种统治文坛数百年的文体不会自动退出舞台，它一方面革新体式以求发展，另一方面也努力拓展体裁以适应社会的需求。诚如洪迈《容斋三笔》所言：“四六骈俪，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间笺书、祝疏，无所不用。”[13](容斋三笔,P505)骈文在某些特定的领域，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用，并继续有所发展，这主要表现在庙堂之制的专业化、文人交际使用的普遍化和民间应用的扩大化。
骈文在逐渐成熟的过程中，由于讲求使事用典、俪辞藻饰、平仄协律、便于诵读的特点，而特别受到诏诰章表等庙堂之制的青睐。自六朝发展到唐代，此类庙堂之制渐成定格。随着词科的兴起，宋代庙堂之制的创作进一步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为了选拔朝廷的代言人才，北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诏别列宏词一科”，专门拔擢撰写“应用文词，如诏、诰、章、表、箴、铭、赋、颂、赦勅、檄书、露布、诫谕之类，凡诸文体，施之于时不可阙者”[21]。徽宗大观四年(1110)改为词学兼茂科，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又改称博学宏词科，此外，理宗时又曾设词学科，不久罢废。上述诸科，统称词科。词科试格规定的考试文种，由最初的10类之后调整固定为12类，即制、诏、露布、箴、记、颂、诰、表、檄、铭、赞、序，所用体式大部分规定用四六，有的也可用古今体式。每类文体皆有定格，如“制”体定格为：“门下云云具官某云云于戏云云可授某官主者施行。”考试内容则要求知古通今，既要考历代典章故事，也要考时事或本朝故事。报考者须先将拟作24篇(12类文体各2篇)投送礼部，经学士院审查合格后召试②。词科的考试形式和内容，吸引了大批文人为跻身这一朝廷清要职位而发愤努力，并促使这些应用文体写作的规范化、专业化。南宋时还产生了几部重要的相关工具书。《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宋人陆时雍所编《宏词总类》41卷，后人又续编《后集》、《三集》、《四集》共54卷，汇集绍圣至嘉定年间的词科文卷，今已佚失。宋末考中词科的王应麟编成大型类书《玉海》200卷，专为词科应用而设，将古今典故分类排比，聚为一帙，“其贯串奥博，唐宋诸大类书，未有能过之者”[5](P1151)。书后附《词学指南》4卷，更是详细的应试指导用书，除总论应试要点外，还逐体列举定格，汇录名家评论，点评该体范文，罗列历年试题等，从中更可看出宋代庙堂制作专业化的程度。当然，骈文发展至此，成了纯粹的应用性文字，其弊端更日益显现，诚如南宋叶适所猛烈抨击的：“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此风炽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22](宏词,P802)
随着宋代文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文人的社会活动更为频繁，社会交际也更为广泛，这促使交际所用笺启之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诚如《四库提要》所言：“自六代以来，笺启即多骈偶，然其时文体皆然，非以是别为一格也。至宋而岁时通候、仕宦迁除、吉凶庆吊，无一事不用启，无一人不用启，其启必以四六，遂于四六之内别有专门。”[5](P1396)笺启成为无事无人不用的专门写作需求，使它的应用领域大为普及，宋人文集中几乎家家有启即是明证。《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收启达42卷，约占全书篇幅40％，并分为贺启、谢除授启、谢到任启、其他谢启、上启、回启等几大类。宋代笺启写作还产生了专家，南宋李刘作有《四六标准》40卷，细分为71类目，共收笺启之作1096首。《四库提要》述笺启之发展云：“南渡之始，古法犹存，孙觌、汪藻诸人，名篇不乏。迨刘晚出，惟以流丽稳帖为宗，无复前人之典重。沿波不返，遂变为类书之外编、公牍之副本，而冗滥极矣。然刘之所作，颇为隶事亲切，措词明畅，在彼法之中，犹为寸有所长，故旧本流传，至今犹在，录而存之，见文章之中有此一体为别派，别派之中有此一人为名家，亦足以观风会之升降也。”[5](P1396)
骈文在六朝属于贵族文学，其发展进入唐代以后，一方面屡次变体以适应文坛的需要，另一方面开始进入俗文学领域，唐代传奇小说、敦煌变文、俗赋中多有穿插骈语俪句之例，甚至产生了如张鷟《游仙窟》这样通体骈语写成的作品[23](P481-484)。宋代骈文向社会下层发展的趋势则更为明显，在民间的应用进一步扩大。
致语和话本。宋代盛行的杂剧和大曲、舞曲、鼓子词、转踏等歌舞表演之前，多有角色念诵一段致语，其作用“或致敬，或说明，或宣赞，或予奏伎人以休息机会”[24](P785)，而这些致语一概由四六骈语组成。此外，《文体明辨序说》载：“宋制，正旦、春秋、兴龙、地成诸节，皆设大宴，仍用声伎，于是命词臣撰致语，以畀教坊习而诵之；而吏民宴会，虽无杂戏，亦有首章，皆谓之乐语。”[25](P170)故宋人文集中多收有此类致语或乐语，如苏轼文集中尚存乐语1卷，洪适《盘洲文集》中多达3卷46首，《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收乐语3卷，并分为御宴、圣节赐宴、生辰、宴饯、鹿鸣宴、时节宴会、庆贺、礼席等类别。可见宋代从宫廷到民间，致语用于声伎表演和各类燕集之前已是十分普遍，宋代文人也普遍染指这类作品的撰写。此外，作为民间说话表演所用底本“话本”的创作也开始于宋代，这种短篇小说虽用白话叙述，但状景写人的描写性文句，却继承了传奇作品中运用骈语的手法。如话本代表作《碾玉观音》中描绘失火场面的一段：“初如萤火，次若灯火。千条蜡烛焰难当，万座糁盆敌不住。六丁神推倒宝天炉，八力士放起焚山火。骊山会上，料应褒姒逞娇容；赤壁矶头，想是周郎施妙策。五通神撁住火葫芦，宋无忌赶番赤骡子。又不曾泻烛浇油，直恁的烟飞火猛。”生动的比喻，通俗的典故，口语的词汇，基本整齐的偶对，构成了这段骈语的特点。后来的白话小说，包括长篇章回小说，无不沿袭了这种表现手法。在白话中穿插骈语段落，遂成为古代通俗文学的一大特色。
青词和疏文。宋代释、道二教盛行，其所用告神祈福之文均习用四六。青词一体缘起唐代，李肇《翰林志》称：“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书朱字，谓之青词。”[26]但唐文中不多见，至宋人文集中始常见之。《文体明辨》载：“按陈绎曾云：‘青词者，方士忏过之词也，或以祈福，或以荐亡，唯道家用之。’其谓密词，则释道通用矣，词用俪语。”[25](P172)如苏轼文集中有《醮上帝青词》云：“臣闻报应如响，天无妄降之灾；恐惧自修，人有可延之寿。敢倾微悃，仰渎大钧。臣两遇祸灾，皆由满溢。早窃人间之美仕，多收天下之虚名。溢取三科，叨临八郡。少年多欲，沉湎以自残；褊性不容，刚愎而好胜。积为咎厉，遘此艰屯。臣今稽首投诚，洗心归命。誓除骄慢，永断贪嗔。幸不死于岭南，得退归于林下。少驻桑榆之暮景，庶几松柏之后凋。”[7](P1901)则此文当不是应景之作，而确能反映作者晚年对人生道路的反思。此外，宋人文集中还常有释道宗教活动所用的各种疏文，如用做庆贺、祝祷之词的“道场疏”(又分为“生辰疏”和“功德疏”)、用做募集人力物力之词的“募缘疏”、用做长老主持之词的“法堂疏”等，也多“词用俪语，盖时俗所尚”[25](P171-173)。此类尚有斋文、表文、榜文、祝文等，不一而足，可见宋代骈俪之体已渗透并扎根于释、道的宗教生活中了。
上梁文、婚书和联语。宋代的民俗活动中也普遍渗透进四六俪语，上梁文、婚书和联语的普及均是其例。顾名思义，上梁文是建屋上房梁时所用祝颂词，《文体明辨》述其起源及体制云：“上梁文者，工师上梁之致语也。世俗营构宫室，必择吉上梁，亲宾裹面(今呼馒头)杂他物称庆，而因以犒匠人，于是匠人之长，以面抛梁而诵此文以祝之。其文首尾皆用俪语，而中陈六诗，诗各三句，以按四方上下，盖俗礼也。”[25](P169)吴曾祺《文体刍言》则云：“宋以后此体屡见，杨诚斋、王介甫集中皆有之。文用骈语，皆寓颂祷之意，实《小雅·斯干》之遗。”[27]《宋文鉴》中首次设此体类，收文3首；《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收2卷34首，并分为宫殿、官宇、学校、府第、寺观、庙宇桥船等类；宋人文集中多有此体之作，可见其在宋代的普及情况。宋代民间婚仪中所用婚书，也都采用四六俪语，《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收1卷62首，洪适《盘洲文集》则载有所撰婚书26首，又分为送礼书、送币书、求亲书、许亲书、言定书、求婚书、回婚书等多种。兹举《长孙婚书》以示例：“绣衣赫奕，尝瞻父执之尊；纯帛森罗，兹缔孙枝之好。令女箴夙讲，长孙家学粗传。瓜代结盟，有云来之深契；凤占得吉，匪媒妁之多言。不腆聘仪，已陈他牍。”[28](卷64)秦汉以来，我国民间过年早就有悬挂桃符以驱鬼压邪的习俗，到了五代，人们才开始把联语题于桃木板上。据《宋史》记载，五代后蜀主孟昶“每岁除，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末年，学士幸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29](卷479,P13881)。一般认为，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副春联。宋代民间新年悬挂春联已经相当普遍，王安石诗中“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之句，就是当时盛况的真实写照。张邦基《墨庄漫录》载：“东坡在黄州，而王文甫家东湖，公每乘兴必访之。一日逼岁除，至其家，见方治桃符，公戏书一联于其上云：‘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30](卷8)有人认为，宋代的春联又称“御春帖子”，《宋名臣言行录》载：“仁宗一日乘间见御阁春帖子，读而爱之。问左右，曰：‘欧阳修之辞也’。乃悉取宫中诸帖阅之，见其篇篇有意，叹曰：‘举笔不忘规谏，真侍从之臣也。’”[18](后集卷2)今欧阳修、苏轼的文集中，都还保存着这类御春帖子。可见作为骈文的特殊变体，联语的撰写在宋代已深入民间的习俗之中。
致语、话本等娱乐文体，青词、疏文等宗教文体，上梁文、婚书、联语等民俗文体，都广泛流行于宋代社会生活从宫廷到民间的各个领域。宋代骈文体裁在民间应用的拓展，反映出骈体在收缩地盘后寻求新的发展空间的努力，值得引起充分注意。
三、宋文文体演变的总体趋势
宋代散文、骈文的体式、体裁的上述演变过程，并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表现为交叉互动的过程，在相互消长中渐趋平衡，从而奠定了古代散文文体的基本格局。
宋代古文“易奇古为平易，融排偶于单行”的体式特点，为当时的文人学士普遍接受。由于使用功能的不断扩大，使古文在文坛的地位日益提高，所占的份额迅速扩大。同时，由于在单行中融入骈句，描写、抒情的手法被普遍采用，使古文的表现力也进一步提高。较之唐代，宋代古文体式显然更为成熟了。与此同时，宋代四六也在叙事达意、遣词造句、用典饰藻乃至整体风格上向散文靠拢，表现出与六朝骈文和唐代骈文不同的特色，这一方面使骈文在部分领域(如庙堂之制、社会交际等)仍保持了传统优势，另一方面也为骈俪之体向更广阔的应用领域(如宗教活动、娱乐活动、民俗活动)发展开辟了道路。经过长期的消长互动，形成了宋代文坛骈散并存互补、渗透融合的新格局：古文的应用范围大为扩展，无论议论、叙事，还是描写、抒情，几乎无施不可，成为社会生活中主导性的体式。骈体主要起到宣告的功用，上自朝廷的诏诰制词，下至民间的告语说白，都使用骈语俪句，它的应用范围缩小了，成为辅佐体式，但使用的频率和空间却依然可观。骈文由纯文学的美文变为纯应用性的文辞，古文则既便于日常生活的应用，又可汲取骈文手法发展其文学性。二者并存文坛，各自发挥长处；相互补充，但又不可完全替代。古文中时见骈偶句式穿插，绝对单句散行的古体已不多见；骈文则在讲究“骈四俪六”的同时，更显露出古文的气势和体格。古文大家兼擅四六，骈体名家亦善散体，骈散兼擅成为文坛的普遍现象，也逐渐成为文人的基本素养。
古文和骈文的体裁在宋代都经过了一轮较大规模的拓展，形成了一批适应社会生活新需求的新体裁，从而使古代散文的体类达到了完备，诚如日本学者斋藤正谦所说：“文章之体至唐宋而大备。”[31](卷2,P122)明代产生的两部著名文体论著，即吴讷的《文章辨体序说》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序说》，全面总结了唐宋以来文体拓展的成果，论及的文体分别达59种和127种，其中产生于宋代的占有相当的比重。唐代各类体裁用散用骈，尚未有定式，至宋代，古文和骈文在文体领域既相互竞争以固守地盘，又努力拓展以扩充疆域，这种文体的互动促使骈、散二体逐步分疆，它们分别占据了一部分相对固定的文体领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论辩、奏议、序跋、书牍、碑志、传状、杂记、祭吊等体类，通常使用散体，而诏敕、制诰、章表、判牍、檄文、露布等朝廷典册以及笺启、致语、青词、斋文、上梁文、祈谢等告语文体，基本使用骈体。它们各司其职，一般不相混用，或整或散，共同满足不同的社会需求。
骈散体式的并存互补、渗透融合，骈散体裁的达于完备、渐趋分疆，最终使宋代文体的演变达到相对的平衡，并使古代散文文体的格局基本定型。中国古代散文文体演变的主要动因是适应社会生活变迁提出的新的功能需求，唐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顶峰，因而也成为散文文体最为成熟完备的阶段。古人强调“文章以体制为先”[255](P80)，又称“文当以唐宋为门阶”，“学文者不得不由于此”[32](卷3,P30)。唐宋文之所以成为后人学文的门阶，其体制的成熟完备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看，宋文文体的演变基本完成了古代散文文体格局的定型，元明清三代文体，已很难脱其窠臼。
注释：
①参见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尊体与破体”章、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辨体与破体”章。
②参见聂崇岐《宋词科考》，载《宋史丛考》上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7～141页。
标签：宋朝论文; 苏轼论文; 古文论文; 宋文论文; 文体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文化论文; 欧阳修论文; 散文论文; 骈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