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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山庄初建时期称“热河上营”，初具规模后称“热河行宫”（注：此热河行宫不是汪灏：《随銮纪恩》中提及的热河行宫，汪氏所称“行宫为塞外避暑之第五处”，笔者另有专论。）。其肇建时间在清代官修史籍中未见明确记载，而时人笔记或缺佚或舛误（注：诸如李振栻《养吉斋丛录》卷一八记作“建于康熙戊子”（四十七年，1708年）；印鸾章《清鉴》卷四○记作“康熙四十六年”；《熙朝新语》卷一一记作“康熙癸亥”（二十二年，1683年）。），竟无从定论。20世纪7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几位教授最先提出“避暑山庄建于康熙四十二年至乾隆五十五年”的观点（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承德文物局：《承德避暑山庄》页4，文物出版社，1980年。），但对其营建的具体时间及相关史事未作专门论述。到80年代以后仍有学者怀疑避暑山庄建于康熙四十二年的论断，提出“建于清代康熙四十一年至乾隆五十七年”的意见（注：袁森坡：《避暑山庄与外八庙》页1，《北京史地丛书》，北京出版社，1981年。）。当然，后者把山庄营建工程的终结时间定为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是正确的，因为在清代史籍中有关于这一年高宗为皇太子颙琰修建继德堂的记载（注：《蒙养斋诗文集》第四辑，清仁宗《赐居继德堂恭纪》诗注：“壬子岁（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皇父予于避暑山庄葺继德堂，以为传位者清夏承欢之所，并洒宸翰，悬额堂楣。”）。
公元2003年正值避暑山庄肇建300周年，笔者不揣窳陋，对其营造的具体时间及相关史事忝作考论，以为避暑山庄300年经历之纪念，或补诸家涉笔之缺。
一 康熙四十年腊月圣祖初选址于热河上营
清初，避暑山庄所处位置无汉语地名，蒙古语称“哈仑告鲁”，汉译为“热河上营”，因为在其东南5公里武烈河下游岸边有一处“蒙汉村窑聚落”，时名“热河下营”（注：阮葵生：《热河源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四帙，页974；参见光绪朝续修《口北三厅志》“围场”。）。当时热河的人文环境诚如圣祖、高宗指出的“名号不掌于职方，形胜无闻于地志”，为“自古塞外荒略之区”（注：清圣祖：《御制避暑山庄记》；清高宗：《御制溥仁寺碑文》。）。“热河”一词原是“土著”对今承德市武烈河的俗称，因武烈河上源及沿流“多热泉，冬亦无冰”而得名（注：阮葵生：《热河源记》、《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四帙，页974；参见光绪朝续修《口北三厅志》“围场”。）。清圣祖在这里构建行宫后，“热河”又成为行宫所在地的代名词。
康熙四十年（1701年）十一月十四日，清圣祖自北京启銮赴遵化马兰峪祭谒孝陵，沿途停留10日。清制，祭先帝陵“皇上亲诣，礼成七日，遣皇子、遣官恭代三日”（注：清光绪朝续修《大清会典事例》“祭谒”页196，中华书局，1989年。）。礼成后于十二月初三日自息烽口出巡塞外。圣祖此次谒陵不仅亲诣，且于礼成后出长城，时逢年关，风寒不避，其中应该另有原因。
圣祖此次北巡路线是出息烽口经中六沟、七沟、喀喇河屯、两间房，入古北口回銮（注：均见《承德府志》“巡典”一。）。绕行一周约100公里。自七沟至喀喇河屯必经“哈仑告鲁”（以下称热河上营），此行目的结合此后开始筹建热河行宫的事实，可以推断圣祖腊月出巡塞外与行宫选址“履勘”有关，据《钦定热河志》记述，自七沟至喀喇河屯用时两天，两地相距不过30公里，可知途中驻跸一天，意在考查选址，这一天是康熙四十年十二月初八日（1702年1月5日）。
另据《康熙起居注册》记载，当时的热河上营“山林郁叠，河陬环抱，热泉涌流，水面无冰”（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散佚康熙起居注册”，康熙四十年十二月庚申，四十六年闰六月甲午。闵明我，原名Philippe Marie Crrimardi，由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推荐，时任钦天监监正。刘应，原名Ciaude de Visdelou，曾任皇太子允礽老师，汉文造诣颇深，事见《畴人传四编》卷四。）。从这段行文可以看出圣祖一行是在观览热河上营的山水地貌，并且流露出对当地冬令时节自然景象的欣赏。可以认为，这次北巡是圣祖“久积于心”为行宫选址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踏勘，且以热河上营为行宫的初选地址。
二 康熙四十一年夏定行宫址于热河上营
康熙四十年腊月对热河上营的考查并未确定行宫的具体位置，因为“风水吉地”不是一次考查便可定论的，且该处夏令景观如何亦需复经考较。于是，康熙四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圣祖经古北口出巡塞外，至闰六月十四日驻热河下营，沿途停留28天（注：均见《承德府志》“巡典”一。）。扈从者有大学士吴琠、张玉书，吏部尚书陈廷敬，礼部尚书李光地，工部尚书王鸿绪，侍郎张英，副都御使励杜纳，起居注官揆叙、张廷玉、满保等，皆长于“勘舆相地”、“考校地理”，其中还有擅长测量计算和对生态地理颇有见识的西洋传教士闵明我、刘应二人（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散佚康熙起居注册”，康熙四十年十二月庚申，四十六年闰六月甲午。闵明我，原名 Philippe Marie Crrimardi，由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推荐，时任钦天监监正。刘应，原名Ciaude de Visdelou，曾任皇太子允礽老师，汉文造诣颇深，事见《畴人传四编》卷四。）。
离宫别苑的选址标准十分繁复，热河上营被选中至少有八点原因：
一是地理位置重要。这一点在清代官方文书中不便明说，当时朝鲜驻大清朝陪臣柳得恭曾指出：“窃观热河形势，其左通辽沈，右引回回，北压蒙古，南制天下，此康熙皇帝之苦心。而其日‘避暑山庄者’，特讳之也”（注：〔朝鲜〕柳得恭：《滦阳录》卷一。）。后来清高宗也曾透露：“我皇祖建此山庄，所以诘戎绥远，意深远也”（注：清高宗《御制避暑山庄后序》碑文，现藏承德关帝庙内。）。山庄建成以后，热河成为大清前期沟通东北与内外蒙古，用兵中俄边境，接连西北蒙、回各部，向南控制中原的政治策源地之一。
二是清初政治、军事形势的需要。早在皇太极时期漠南蒙古的安定已经解决，但是漠北、漠西蒙古长期动乱不止。康熙八年（1669年）以后，北部相继出现布尔尼、噶尔丹、策旺阿拉布坦等的叛乱，同时新崛起的沙皇俄国也屡以哥萨克入侵扰边境。为抵御侵略和推行“绥怀蒙古以为藩屏”的政策，亟需于塞外接近蒙古的地方构筑行宫，以供清帝“理政视事”，供边疆各民族上层“岁时展觐”、“锡洽联情”，实现清帝“察民瘼，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的雄图大略（注：清高宗《御制避暑山庄百韵诗序》碑文，现藏避暑山庄永佑寺内。）。
三是皇帝在热河上营驻跸，巡幸与理政两便。热河上营虽然地处塞外，却“道近神京”，“章奏朝发夕至，往还无过两日”。因此，清帝北巡时“综理万几，与宫中无异”。（注：清圣祖《御制避暑山庄记》；揆叙、励廷仪等撰《“御制避暑山庄诗”恭跋》。）
四是地理风貌雄奇俊秀，宜于营造皇家园林。历来皇家园林选址，首选可纳自然山水入园之地域，热河上营“既有群峰回合，又有清流萦绕，绮绾绣错，烟景万状，蔚然深秀”（注：清圣祖《御制避暑山庄记》；揆叙、励廷仪等撰《“御制避暑山庄诗”恭跋》。）。山富北国之雄奇，水具江左之幽明，呈南北郁结而兼美。这样的自然地理条件宜于营造大型园林，且“省工省时省费”（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内阁》，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庚戌。）。
五是地僻荒野，不致扰民。热河人文环境开发晚进，清初尚无人烟，营造行宫“无伤田庐之害”（注：清圣祖：《御制避暑山庄记》；清高宗：《御制溥仁寺碑文》。）。
六是宜于构建清式园林。清帝在北京的“三山五园”（万寿山、香山、玉泉山、畅春园、圆明园、静明园、静宜园、清漪园）和西苑、北海、景山、南苑，甚至包括京畿私园，皆是对前代遗园的继承改造，并非清帝自己的立意创构。
七是热河上营气候、水土、风物皆佳，适于营建皇帝避喧听政之所。皇帝巡幸期间日常起居、理政视事之所在，其生态环境、气候水土务要有益于皇帝的身心健康。史称热河“泉甘土沃，农事滋繁”，“山爽朝来，水风微度，泠然善也”（注：《大清一统志》卷四“顺天府”。），“风清夏爽，宜人调养之功”（注：清圣祖《御制避暑山庄记》；揆叙、励廷仪等撰《“御制避暑山庄诗”恭跋》。）。臣僚们称道：“热河清流素练，绿岫长枝，好鸟枝头，游鱼波际，无非天适。皇帝居此逾时，圣容丰裕，精神益健”（注：清圣祖《御制避暑山庄记》；揆叙、励廷仪等撰《“御制避暑山庄诗”恭跋》。）。
八是符合古代生存环境选择的传统理念。山水气脉“钟灵独秀”，“山体各具凝态”，“碧水蜿蜒，不辨首尾”，可视为“飞龙在天”的吉地。宫禁所处地势“高明爽垲，扶阴抱阳”，是汉扬雄《太玄经注》中所说“天门开，佚荡荡”的“洞天福地”的意境（注：清吴锡麒：《热河小记》，参见清王昶《春融堂记》卷一一。）。
鉴于上述原因，当年七月壬子（七月初三日，1702年8月25日）圣祖传谕工部，对热河上营“差官划界布桩，此后禁断行猎、放牧”，并进一步谕称：“著于山东、直隶招延工役，近于围场伐运木植，兹地选山采石，预修窑场。”（注：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工部来文》康熙四十一年七月壬子“圣祖朱批”；四十二年正月壬戌“圣祖朱批”。）至此，行宫选址结束，并作出了施工前的部署。当年回銮北京以后，圣祖于十一月庚戌（十一月初三日，1702年12月21日）颁谕称（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内阁》，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庚戌。）：
我朝定鼎开元，万象启运，宏业更新，朕仰付天意，雨旸时苦，农事滋繁，黎庶安生，万邦同祝，……今习武木兰已历二十载，柔远抚民，朕所惟念，然尚无从容驻跸之所。今从臣工之请，宜于热河肇基行宫，俾得北疆之安绥，……著工部、内务府参酌南北名园，供奉画稿，构设烫样，以呈御览。
三 康熙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热河行宫奠基开工
康熙四十二年上元节过后，工部、内务府即率属员齐集热河下营，测量、绘画、构图、设计，各司其职，同时根据圣祖“省输挽之劳，宜就地取材”之旨意，开始备料采办事宜（注：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工部来文》康熙四十一年七月壬子“圣祖朱批”；四十二年正月壬戌“圣祖朱批”。）。当年六月初三日，圣祖出古北口巡视，二十五日驻喀喇河屯，召集会议，审阅图谱，听取筹备奏闻，面谕营造要旨，赐宴慰勉素有劳绩者。圣祖在此停留4天，于六月二十九日回銮（注：清汪灏：《随銮纪恩》，《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帙；参阅《承德府志》“巡典”一。）。回銮原因是北京驰报皇兄裕亲王福全薨。圣祖遄行2日，七月初一日抵京，“哭临裕邸，情礼备至”，初五日发丧，初六日皇帝即启跸复巡塞外，直驻热河下营（注：清汪灏：《随銮纪恩》，《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帙；参阅《承德府志》“巡典”一。）。这期间有三个问题值得分析说明：
其一，圣祖回銮匆匆，是为裕亲王送葬；复启跸匆匆，是为塞外行宫工程。故复巡塞外后，于七月十一日便移驻热河上营，下榻施工现场（注：《承德府志》“巡典一”记作“丁卯”，与后面记述时间不符，从蒋良祺《东华录》及王先谦《东华录》改正。）。
其二，圣祖以往北巡及热河行宫建成以后北巡，均恭奉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行。此次及其后一段时间北巡，皇太后皆留居北京畅春园。说明自四十年至四十八年的9年间，圣祖北巡无暇侍奉皇太后，主要精力用于理政视事和行宫施工事宜，木兰秋狝也仅举行了一次。
其三，亦是本文主要考定的问题。史载，圣祖于“七月甲子（七月二十日，1703年9月1日）自热河上营赴汤泉”，汤泉距离驻地35公里，3天后回驻热河上营。由于史籍记述过于简单，此处留下值得考定的问题：工程筹备紧张，诸事需皇上钦定，圣祖因何去汤泉且在那里停留3天？据《大清会典事例》卷四记载，“每有祭礼，皇上、诸王、大臣皆先斋戒，皇上沐浴三日”。皇朝对斋戒的要求十分严格，务要远离尘嚣，“届日不谳刑狱，不宴会，不听乐，不宿内，不饮酒茹荤，不问疾吊丧，不祭神扫墓”（注：清李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二一。）。可以推断，圣祖于甲子日赴汤泉系作斋戒。试想，当时的热河上营仍是荒原漠漠，野草凄凄，其间设置工役营帐，决无斋戒所。只有距离甚近的汤泉是斋戒沐浴的最佳选地，且圣祖熟悉该地，曾多次恭奉太皇太后、皇太后在那里驻跸。那么圣祖因何事斋戒3日？无疑是为热河行宫的奠基开工仪式。仪式中不仅要恭祷天地，亦需颁告誓词，号令职司出色地完成任务。其尾词曰：“……惟尔群臣，其蠲乃心，齐乃志，各扬其职，敢或不共，国有常刑，钦哉勿怠。”（注：清李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二一。）这一天是康熙四十二年七月丁卯（七月二十三日，1703年9月4日），应该即是避暑山庄奠基开工之日。
四 康熙四十六年热河行宫初成
《承德府志》“巡典一”中对康熙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有如下简略记载：
康熙四十三年六月乙亥（六月初七日）圣祖启銮北巡，经古北口驻喀喇河屯，七月丙辰（七月十八日）驻热河上营，八月乙亥（八月初八日）回驻喀喇河屯。文中称避暑山庄所处位置为“热河上营”，驻18天。
康熙四十四年五月丙戌（五月二十四日）圣祖启跸北巡（沿途巡幸，笔者），六月丙辰（六月二十四日）（注：《承德府志》“巡典一”记作“五月丙辰”，有误，当年五月无丙辰日，漏写“六月”，应为“六月丙辰”。）直驻热河上营，七月乙亥（七月十四日）移銮喀喇河屯。这一年举行木兰秋狝，因巡视察哈尔蒙古，圣祖从张家口出围场回銮北京。文中仍称山庄所在位置为“热河上营”，停留19天。
康熙四十五年五月戊寅（五月二十一日），圣祖出古北口直驻热河上营，七月庚午（七月十五日）移驻喀喇河屯。文中仍称山庄所在位置为“热河上营”，停留52天，可见这一年工程的规模、进度均较大，停留热河时间长，并于当年十一月甲戌（十一月二十日）赴遵化谒孝陵，出息烽口，经三道河、中六沟、二沟、黄土坎，驻跸热河上营，停留一天回銮北京。
康熙四十六年六月庚寅（六月初九日），圣祖出古北口直驻热河上营，七月壬寅（七月十二日）移驻喀喇河屯，然后“巡视蒙古地方”，安抚遭噶尔丹之叛的蒙古诸部。这一年未举行木兰秋狝，至十月庚寅（十月十二日）从蒙古地方回驻热河上营，乙未（十月十七日）经古北口直回銮北京，前后在热河上营停留28天。
康熙四十七年五月己丑（五月十四日），圣祖出古北口巡幸，六月丁未（六月初二日）驻跸“热河行宫”，七月壬辰（七月十八日）移驻喀喇河屯，乙酉（九月十二日）入古北口回銮北京，在热河停留45天。文中对“热河上营”改称“热河行宫”。
从上述五年北巡的记载，可以得到五点认识：
一、这五年正是热河行宫紧张的施工阶段，圣祖每年均亲莅现场，停留最长的一次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达52天，当年冬亦赴现场巡视。四十六年北巡，于冬十月回驻热河上营，可见施工工程尚未停辍。圣祖冬季亲诣工地均未作长时间停留，只1、2日，说明当时行宫建筑尚无“暖阁”构设。
二、自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始，营造中的热河行宫已有可供圣祖临时理政和起居的殿堂，这便是如意洲上的延薰山馆和水芳岩秀，故在记载中有自北京启銮经古北口直驻热河上营的记录，而非从喀喇河屯移驻热河上营。
三、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以前的记载，包括四十六年，均记作“热河上营”，自四十七年始改称“热河行宫”。值得指出的是四十六年十月庚寅（十月十二日）圣祖回驻热河上营，乙未（十月十七日）自热河经古北口直回北京。圣祖在热河上营的5日内没有理政的记事，应是热河行宫初成后阅视验收的时间。这在康熙时期的宫廷画师冷枚所绘《热河行宫图》上可得到佐证，只有工程告竣始绘全图，而且落款标明“康熙四十六年孟冬”（注：清冷枚《热河行宫图》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四、自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始，圣祖北巡期间，理政视事、日常起居、典仪举行均在热河上营，说明四十七年是营建“前宫”（今俗称正宫）的时间。前宫“澹泊敬诚”殿成为清帝北巡期间的“皇朝正殿”。
五、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热河行宫虽然正式启用，然而从记载中发现木兰秋狝，仍然从喀喇河屯启跸，秋狝结束仍回喀喇河屯驻跸。康熙四十七年以前的农历九月初九日，一次在博罗河屯，其余均在喀喇河屯过重阳节，回銮北京亦是从喀喇河屯启行。说明这时的热河行宫只是初成，规制尚未完备，仍不是塞外的中心行宫。
五 康熙四十八年热河行宫成为塞外的中心行宫
皇帝在紫禁之外的驻跸所通称“离宫别苑”，“行宫”是离宫别苑的一种类型，指远离京师供皇帝出巡的宫禁。在“行宫”前冠以地名，则为一般行宫，非重点行宫，有时只称地名，不缀“行宫”二字。“中心行宫”是后人对功能、性质重要的行宫作出的标明，其含义不仅指该行宫规模巨大，构建精良，而且设施齐全，是皇帝巡幸期间日常起居、理政视事、典仪举行的处所。试看康熙四十八年与热河行宫相关的史事记载（注：均见《承德府志》“巡典”一。）：
四月丁卯（四月二十六日）圣祖自北京启銮出古北口，五月甲戌（五月初四日）至热河行宫。辛巳（五月十一日）幸上板城，壬午（五月十二日）回驻热河行宫。丙戌（五月十六日）幸上板城，戊子（五月十八日）回驻热河行宫。六月癸卯（六月初四日）移驻喀喇河屯，乙巳（六月初六日）回驻热河行宫。七月戊戌（七月二十九日）自热河行宫启跸木兰秋狝。九月丙子（九月初九日）驻博罗河屯。戊寅（九月十一日）回驻热河行宫。甲申（九月十七日）自热河行宫回銮北京。
以后的北巡记载亦如同上述，包括乾隆、嘉庆两朝东巡盛京、恭奉皇太后避暑和先谒陵后出息烽口北巡，记述皆相类似。例如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圣祖东巡盛京、吉林、黑龙江，仍以热河行宫为活动中心。五十年至五十三年（1711-1714年）的四年间，每年内两次北巡，亦以热河行宫为中心，并直回北京。这些记载标志着自康熙四十八年开始，热河行宫已成为清帝北巡的中心行宫，取代了喀喇河屯的历史地位。
六 康熙五十年热河行宫得名避暑山庄
皇家园林是我国古典园林的主要类型，魏晋以后，基本是效法传统山水画的意境而构设。待工程完竣，皇帝日夕徜徉其间，对其中山水、花木、建筑的艺术组合多有体味，遂作题额命景，给景观作出标定、诠释。题额命景不仅是时代的文化现象，亦反映出皇帝个人的政治抱负和生活情趣。热河行宫自康熙四十六年初成，四十七年启用，四十八年成为塞外中心行宫，到五十年，圣祖对其“胜境总观细赏”，遂有感而发，赐名“避暑山庄”，标志热河行宫的营建工程基本结束。
康熙五十年圣祖如何标定36景，如何于前宫内午门题额“避暑山庄”及其它匾联，在清代官、私文书中均未见记载。目前只知康熙五十年四月二十二日圣祖自北京启跸，四月二十八日出古北口，五月己丑（五月初一日）驻跸热河行宫。七月二十九日自热河行宫启跸行围，秋狝毕，于九月初三日驻博罗河屯，九月辛卯（九月初五日）回驻热河行宫，九月辛丑（九月十五日）自热河回銮北京（注：均见《承德府志》“巡典”一。），前后在热河行宫驻跸72天。圣祖为热河行宫赐名“避暑山庄”的原因，除有借“避暑”之名行“谋政”之实以外（注：〔朝鲜〕柳得恭：《滦阳录》卷一。），另有四点原因可供考虑：
其一，如实概括行宫的地理特征。热河行宫占地面积约564公顷，其中宫殿区，包括康熙时期构建的万壑松风、前宫、阿哥所、帑档房、仓房和乾隆时期增建的松鹤斋、福寿园、钱粮处，占地面积约24.5公顷。湖泊区包括如意湖、上湖、下湖、澄湖、银湖、镜湖、西湖、长湖、半月湖9处水体，水面约30公顷，加湖堤、岛屿和相连陆地的面积约66.9公顷。平原区以万树园为主体，包括西、北、东三侧界景占地面积约31.6公顷。山峦区面积441公顷，约占行宫总面积的五分之四。可见圣祖以“山庄”赐名是十分贴切的。
其二，清皇室入夏园居的生活习惯。满族及历史上的女真人素以北温带山地丘陵为生活区，长期形成“夏居山林”、“秋采山珍”之习俗。大清定鼎中原以后不习惯城市生活，初以北京南苑、西山为生活区，故摄政王多尔衮“长驻塞外喀喇城”（注：《清史稿·世祖本记》，顺治七年九月。）。顺治六年（1649年），多尔衮“加派钱粮”筹资在塞外修建“避暑宫城”，七年七月曾解释说：“京城（指北京）建都年久，地污水咸，春秋冬三季犹可居止，至于夏月，溽暑难堪。但念京城乃历代都会之地，营建匪易，不可迁移。稽之辽金元曾于边外上都等城为夏日避暑之地，予思若仿前代造建大城（指大型行宫），恐靡费钱粮，重累百姓，今拟止（只）建小城一座，以便往来避暑，庶几易于成功，不致苦民。”（注：《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四九。）多尔衮的话表明了清皇室的生活习惯。塞外避暑“小城”即“喀喇城”，当年九月多尔衮病终于此。顺治八年（1651年）世祖北巡于此驻过一次。康熙十六年（1677年）圣祖将原行宫扩建为“滦阳别墅”，即是一度作为塞外重要行宫的喀喇河屯。其中构园主体亦为山林，辅之以滦河水体。
其三，园林构成向以山水为主，故有园林“无山不俊，无水不媚”，“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理念，这一传统来源于人类对自然界的审美共识和生活体验。圣祖修身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宗旨，一生乐此不倦，在御制《避暑山庄记》中标榜自己身居至尊，不忘“泉林抱素之怀”，在钦命36景中有19景因山而题或题于山居之中，遂为倾心构建的园林定名“避暑山庄”。
其四，在皇家园林蓄养野牲，招引山禽水鸟，辟置果圃、田畻、菜畦，建筑物仿山野民居，造景集历代园、囿、圃于一园，遂开一代综合园林景观之先河。圣祖题名“山庄”不仅是对其园林意境的本质概括，亦试图提高园林的传统文化内涵。
七 结语
对于离宫别苑的记载，唐之前的官修史书并不避讳，宋之后由于儒学“修省君德”说教的影响和谏官言事之风兴起，使皇帝每“避嫌耽乐”，史书多讳言而不记。至清代“避嫌”尤甚，诸如行宫选址、奠基、营建和起居内容，或记述简略，或不作记载。今天追溯历史细节，不得不借助依事推理、循理作论的方法而认定。故本文诚一家之言，尚期方家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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