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学百年兴衰溯源——兼评田中阳《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湖南论文,文学论文,兴衰论文,二十世纪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古老中国的民族文化（文学），不仅仅是多民族文化（文学）的有机结合，它在本体意义上更 是各具形态的区域文化（文学）的集合体；而区域文化（文学）的研究，也理所当然成其为传统 民族文化（文学）研究领域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区域文化的视角对现当代文学进 行观照，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便盛行于学界，于今已是蔚为大观。正如严家炎所言，“ 从区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20世纪中国文学，就构成一个新的重要的研究视角和研究途径，它 将使人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认识获得进一步的深入和拓展，反过来，也将加深人们对不同 区域文化特质的理解”；“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来说，区域文化产生了有时隐蔽、有时显著 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1]。在我看来，由这种全新视角切入文学研究而获取到的信 息，长期以来被强势的意识形态话语以及对“民族化”甚或“全球化”倾向的过度强调所遮 蔽，因此也恰恰凸显出对其进行研究的迫切性和重大意义。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同一化发展趋势，近、现代以降，许多 原初意义上的地域文化界限日渐模糊、难于辨识甚至不复存在。尽管如此，地域的独特文化 因子对作家潜移默化的影响与规约作用仍然是不可忽略的，只不过这种影响和规约作用有着 轻重和强弱之分而已。钱理群也谈到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地区（不是所有地区） 还保留着相对鲜明的地方文学的特色，构成了‘现代文学（文化）’总体格局下的‘区域文学 （文化）’”，但与此同时，“在现代文学发展中，不是任何地区的文学都具有成为‘区域文 学’的相对独立性”[2]。由此可见，由“区域文化”而介入“文学”，并非可以一概而论 、泛泛而谈的，需经过严谨的界定和科学的论证；也“正因为这样，决心朝这一方向进行开 拓性的艰苦扎实的努力，更其显得可贵”[1]。
在“区域文化与当代文学”这一课题研究领域里，田中阳无疑属出类拔萃者。在1996年出 版的著作《区域文化与当代小说》中，田中阳开学界之先河，第一次从区域文化视角对中国 当代小说进行系统而全面地审视，从区域风俗、地域方言、区域自然环境等“深层文化”的 层面探究区域文化对当代小说的规范和影响作用；同时对基于不同地域文化特征和社会制度 的大陆、台湾当代小说也进行了颇富纵深的比较研究，从而为拓宽当代小说的研究视域、丰 富当代小说的地域文化内涵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启发性意义。继对区域文化与当代小说二者的 互动关系高屋建瓴式的“宏观”把握之后，田中阳又将研究视角伸向了“微观”意义上的“ 区域”——即生于斯长于斯的湖湘沃土。其新近问世的论著《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 文学》，便在湖湘文化和湖南文学的结合部上进行了具有开拓性意义的有益探索，首次对湖 湘文化精神与20世纪湖南文学之间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进行了整合性而又极富创见的系统阐 释，弥补了湖湘文化研究和湖南文学研究的空缺，堪称近年来国内区域文学研究领域里一部 不可多得的力作。
田中阳立足于对湖湘文化精神内涵和外延的严谨考辨，作者用充满思辨色彩而又饱富激情 的文字，细致入微地描绘出20世纪湖南作家主体创作心理定势以及典型文本艺术特质、思想 倾向受湖湘文化的规约所呈现出来的种种特征。与此同时，作者通过对20世纪湖南文学“全 景”式的“百年俯瞰”，穿透湖南百年文学的纷纭表象，寻找到其发展演变的“文化之根” （即湖湘文化精神）；并且从分析湖湘文化精神本身的优长与局限入手，在回溯20世纪湖南文 学长河的历程中对湖南文学百年盛衰的潜因进行了深刻的读解——我认为，这便是《湖湘文 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一书学术价值所在。
二
“湖湘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湖湘文化滥觞于先秦，是周代楚文化之一支。“ 庄骚”便是先秦楚文化的代表，高蹈的浪漫主义情怀是其基本特质。狭义的湖湘文化，肇始 于南宋，以张栻为代表，至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集其理论之大成；尤其在近世，经魏 源、曾国藩、谭嗣同、黄兴、蔡锷、章士钊、毛泽东等人发扬光大，成为了辉映百余年中国 近、现代史的文化奇观。
王夫之是程朱理学的继承者，也是其改造者：“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它实现了“理”、 “势”二者之间的互通，认为二者之间是相依相随、互为表里的关系，从而使“理学”之“ 理”从空泛的伦理本体转为客观化、实质化的历史本体。这样一种变迁，可以说是造就近世 湖湘人士集群性心理定势的历史渊源，对近代史上以经世务实为思维特征的湖湘地域文化群 落起到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王船山哲学的核心思想是“义必切理”、“言必征实”，“欲 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换言之，即经世致用、“即事穷理”的实学之思。在这种实 学思潮的浸濡熏染下，近世湖湘人士摆脱了抽象虚渺的玄思，而天生具备着强烈忧患意识和 政治情结，其关注的焦点往往是军政方略、安民大计、经邦之道、济世之谋；他们前仆后继 争当悬壶济世的实干家，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天下兴亡”的时代使命。也正如田中阳所言， “近世湖湘文化完全排除了先秦楚文化、楚文学中老庄清静无为、厌世避世的思想，而继承 和光大了屈原经邦济世的入世精神、以理想改造现实的顽强斗争精神和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 ”。
在《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一书中，田中阳进而对“湖湘文化”的本质做出 了界定，即“中国的儒家政治文化在近世的延续和光大”，而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是“ 由伦理权力化达到权力伦理化，使思想、道德、文化、理想、信念皆融于现实之中，并为政 治服务”。从孔子的“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到孟子的“修其身而天下平”，再 到荀子“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已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儒家思想自诞生 以来就以“内圣外王”作为儒生的理想人格模式和人生模式。儒学之“内圣”即内具圣人之 德，指从事道德修养；而“外王”即外王者之道，指的是从事政治实践。“内圣外王”，是 知与行的统一、利己与利他的统一；由“内圣”而“外王”，最终的落脚点仍然是积极投身 政治实践的入世精神。“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和铺垫，“外王”则是“内圣”的终极使 命和理想追求。于是，当儒学作为统摄社会的伦理道德传统成为中国封建文化之主流时，“ 经世”也就顺乎其然地成为了“中国文化一种宿命的驱遣，一种冥冥之中无法排遣的政治情 绪的宣泄”。近代以降的湖湘文化，便是在大中华传统儒家文化的背景中，将衍生于现实政 治而又观照现实政治的承担意识和使命精神发展到极致的群体性文化心理机制。可以说，近 世湖湘文化继承的正是以儒学为正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重要的精神特质，田中阳先生将 其概括为“以政治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治学和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
在廓清“湖湘文化精神”其内在特质的基础上，我们把目光投向百年湖南文学星河，可以 十分明晰地看到：湖湘文化精神对20世纪湖南作家主体心理定势以及文本的审美倾向起到了 强 悍的规约和影响作用。然而，湖湘文化精神主导下的价值观在20世纪湖南作家中又表现为“ 政治——文学”和“文学——政治”两种创作心理定势，二者在本质上是珠胎暗结的，不同 之处在于：前者出于作家对政治的天生迷恋之情和主动逢迎之态，其创作的内驱力和目标都 是现实政治实践（20世纪大部分湖南作家皆属于此种类型）；后者表面上的创作行为仿佛对 政治采取一种刻意规避、力行超脱的态度，但究其人生行为和创作文本，实质上仍然受到了 湖 湘文化精神以政治为人生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立身处世基本原则的“传统文化基因” 的深层次规约，这种规约往往在不自觉、“无意识”中流露。
20世纪的湖南作家中没有鸳鸯蝴蝶派，没有蛰居象牙之塔的所谓“贵族文学”作家，绝大 多数终其一生将自己的文学创作有意识地归结于政治范畴之下，在波诡云谲的历史风云和政 治斗争中扮演着“文学斗士”的角色，充当了时代的“书记员”和“代言者”。从一举奠定 20世纪湖南文学主导审美形态的《猛回头》、《警世钟》到欧阳予倩、田汉的戏剧，从丁玲 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到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从莫应丰的《将军吟》、古华的《芙蓉 镇》到近年针砭现实的作品等等，在这些“直面政治，经世致用”的文本创造中，其喷薄而 出的“经世”气息、勇于承担历史使命的雄奇魄力，其强烈的忧患意识、革命精神和政治情 结，在中国百年文学的版图中堪称“奇观”，同时也成为了20世纪湖南文学迥异于同时期其 他区域文学创作的显著特征。
即使是如沈从文、残雪、韩少功一类通常被定位为“出世”型的作家，他们的人生价值取 向及其规约下的人生行为实际上同样沾染着浓厚的“入世”色彩，他们的文本创造也或深或 浅、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不绝于缕的显明政治倾向。田中阳在《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 文学》一书中，就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之精神对这一类作家的心理定势和文本创作所起到的潜 在规范作用进行了颇具创见的阐述。例如：作者通过对用“乡下人”——“城市人”（即“ 美”——“丑”）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涵括沈从文创作思想意义的片面性进行大胆的质疑， 结合沈从文的身世和曲折的人生经历，揭示出沈从文对湘西乡土世界的愚昧、野蛮以及强权 政治的批判和反思，从而凸现出沈从文作品“蕴藏的热情”和“隐伏的悲痛”；又如：在残 雪超现实主义的梦魇般文学境界里，作者将这种种晦涩、古怪、丑陋、阴冷的叙事与当时极 左政治给人造成的精神畸变加以系联，并且将残雪对家庭人际关系的“异化”描写归结为“ 源自对1957年反右以后至‘文革’结束时20年极左政治危害的惨痛记忆”；在对韩少功探索 型小说文本进行的解读当中，田中阳着重研析了丙崽（《爸爸爸》）、幺姑（《女女女》等形 象作为“文化符码”的象征意象，透过恍惚迷离的非理性叙事，从而窥探到这种非理性表现 （实则高度理性化之“佯态”）背后蕴藏的深刻而博大的哲学、理性内涵和严峻的政治、历史 内涵。具有“文学——政治”创作心理定势的湖南作家，虽然没有直接介入现实政治、与政 治正面交锋，但他们普遍是从文化视角、生存视角来解读历史与人生，主宰他们创作的依然 是执著不易的入世精神和政治情结，“对人生远景凝眸”（沈从文语）便概括了其人生行为和 艺术创作的主导方向。正是基于这种严谨而独到的分析，作者才做出了“20世纪的湖南作家 没 有一个超脱出世”的论断。
三
湖湘文化将政治视为人生的第一要义，人生价值取向单元化，在将政治作为社会运作终极 目标的同时，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自主型、开放型现代人格建构的忽略乃至轻视。而对人 本体生命需求和个性发展需求的满足程度，便在相当大的意义上见证着一种文化、一个社会 甚或一个民族的现代化程度。在湖湘文化这种典型的政治一元文化格局之下，“人”是手段 而不是目的，“人”的价值被政治伦理价值所涵盖；换句话说，“人”只有在充当或政治或 道德的某种工具时才会体现出“异化”了的“价值”。然而，如田中阳所言，“在市场经济 的背景下，对自我主体意识的呼唤成为文化转型的根本标志”；于是，曾经在救亡第一的时 代铸就辉煌的政治本位文化思想，便显然已滞后于现代的要求，湖湘文化退出时代中心舞台 、走向萎靡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与此同时，“湖湘文化的辉煌虽然使湖南人产生了以天 下 为己任、敢为天下先的担戴精神，但同时产生了一种舍我其谁、非我莫属的自大的病态人格 ”。在近世湖湘人文景观当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壮志豪情、“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的决绝慷慨往往伴随着一种夜郎自大的虚矜之气，这种典型化的双重性格便使湖南人的 思维定势常常呈现出单向度、封闭性的特征，过于浮躁和功利，从而缺乏一种通变、圆融、 和谐之大气。
《湖湘文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对湘湖文化给湖南百年文学带来的负面效应同样做 出了深刻的阐释。正如前文所述，由于自主型现代人格的缺失，受湖湘文化精神导引的一大 批湖南作家（以杨度、丁玲为典型）将政治作为生命的终极追求目标，其个性化的现代独立人 格 在无休止的政治斗争、历史漩流中几乎消蚀殆尽；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这一类湖南作家经历 的往往都是悲剧性的人生，这种悲剧是政治的悲剧、历史的悲剧，更是其蹴而不去的深层 文化心理和传统性格的悲剧。就文本创作而言，20世纪湖南文学的审美形态由于受湖湘 文化精神的制约，也展露出明显的局限性。对湖湘文化精神与20世纪湖南文学之间深刻的关 联作了整合性的系统阐述之后，田中阳专辟一章节探讨湖湘文化精神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文 学创作实践的影响，可谓别具匠心。通过对毛泽东文艺思想当代命运的考察，我们自然而然 地联想到湖湘文化从极盛走向衰朽的百年历程；两者之间潜在着极其深刻的关联；正是由于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打上了湖湘文化的鲜明烙印，因而其成败得失也能够在湖湘文化精神本身 的兴 衰历程中找到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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