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铁：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李学伟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 100101)
[摘 要] 回顾波澜壮阔的30年发展历程，中国高铁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中国高铁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辉煌成就，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过程。中国高铁成为“中国创造”的响亮名片。系统地梳理中国高铁的发展阶段，阐述在习近平总书记五大发展理念的构想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对中国高铁建设起到的理论指引作用，对高铁引领新时代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给出理论解释，包括高铁在宏观层面的产业效应和区域影响，在微观层面的区域可达性、交易成本、要素流动新变化等。中国高铁在新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带动作用。
[关键词] 中国创造；高速铁路；五大发展理念；高铁经济
一、中国高铁发展历程
高速铁路是世界铁路的一项重大技术成就，它集中反映了一个国家铁路线路结构、列车牵引动力、高速运行控制、高速运输组织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技术进步，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整体科技和工业水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高铁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过程，实现了从“技术引进”到“中国制造”再到“中国创造”的跨越式赶超，成功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速铁路自主创新之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等，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建设取得了稳定健康发展，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我国已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运营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交通方面明确提出加快铁路等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推进交通强国建设，为铁路特别是高铁发展指明了奋斗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经过近30年的发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我国已建成世界上最现代化、最发达的高铁网络。归纳起来，中国高速铁路发展历程可分为4个阶段，如表1所示。
母乳是早产儿的最佳食粮。目前主张早产儿尽早母乳喂养，但是暖箱内宝宝不适宜母乳喂养，一般是给予特制的早产儿配方奶粉。早产儿配方奶粉不仅保留了母乳的许多优点，使蛋白质、糖、脂肪等营养素易于消化和吸收，和其他配方奶粉相比，还适当地提高了热量，强化了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以补充母乳对早产儿营养需要的不足。但早产儿配方奶粉缺乏母乳中的许多生长因子、酶和IgA等。
表1 中国高速铁路发展历程
为促进我国高铁事业健康快速发展，国家对高铁建设给予了充分的财政支持。据国家铁路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8 028亿元，已连续5年保持在8 000亿元以上的新高位；2019年计划完成铁路投资8 000亿元，确保新线投产6 800公里以上，其中高铁3 200公里。持续的投入带来举世瞩目的成绩，2018年铁路运输总收入8 340亿元，非运输业务经营收入3 600亿元，我国高铁运行里程达2.9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位。截至2019年第二季度末，全国高铁已累计运送旅客超过100亿人次。
当前，我国自主研发的世界首条智能高铁——京张高铁正在铺轨，预计2019年底建成通车，代表着新时代铁路人在创新道路建设上的上下求索。随着“四纵四横”高铁网络建设收官，中国正式进入“高铁时代”，开始向“八纵八横”目标迈进。以习近平总书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分阶段论述为依据[1]，预计到2020年，中国将基本建成布局合理、覆盖广泛、高效便捷、功能完善的高铁网络，并与其他交通方式实现有效衔接和深度融合。展望未来，到2025年，将实现高速铁路网络覆盖进一步扩大，骨干作用更加显著；到2030年，基本实现内外互联互通、区际多路畅通、省会高铁连通、地市快速通达、县域基本覆盖。
现假定240 m主跨为等截面梁且两端固结，将240 m梁等分为三等份，通过简单结构受力计算可得，当在主跨跨中1/3部分采用重量约为等效混凝土梁30%的钢箱梁时可减少两固结支点处约1/3的负弯矩，在如此大跨径的连续梁桥上减小端部负弯矩是极其有利的。所以当跨中的钢箱梁段长度越长则支点处产生的负弯矩越小，但钢箱梁的造价远高于混凝土梁，因而在减小主梁关键截面所受弯矩的同时缩短钢箱梁的长度，就能估算出主跨钢箱梁段的最佳长度[7-9]。
表2 国内外高铁运行时间、里程与营运速度对比
注：相关数据来自中国国家铁路局统计年鉴和各国铁路公司官方网站。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我国要建设交通强国的目标，根据《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2030年)》，到2025年，我国铁路网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到17.5万公里，高速铁路将达到3.8万公里[11]。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深入贯彻五大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创新为引领，全面推动高铁建设发展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2019年4月25—27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在习近平总书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这个横跨亚欧、辐射全球的项目中。在“一带一路”框架内，高铁外交是描述中国外交新形态的一个重要概念[5]，高铁建设是弥补沿线国家基础设施短板，实现各国合作共赢的重要途径和体现，以中老铁路、中泰铁路、匈塞铁路、雅万高铁(在建)等合作项目为重点的区际、洲际铁路网络建设已取得重大进展；泛亚铁路东线、巴基斯坦1号铁路干线升级改造、中吉乌铁路等项目正积极推进前期研究，中国—尼泊尔跨境铁路已完成预可行性研究。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有多种研究视角，但是多数研究关注于顾客和社会。事实上，企业员工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和完善过程中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对象。企业社会责任强调企业自觉承担员工的责任，保证企业内部雇员的利益，强调企业内部的和谐，促进劳动关系的改善。民营企业员工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和态度，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和提升，有很重要的影响力。但是，从中国当前现状来看，民营企业对员工履行社会责任并没有成熟的社会责任体系可供参考，对民营企业履行对员工的社会责任的研究势在必行。
“中国高铁”已然成为塑造我国国际形象的新名片，以高铁建设为代表的高铁外交正成为我国释放对外经济辐射效应的重要手段，高铁必将成为连接亚洲各区域及亚欧非之间的重要基础设施，对推进国际骨干通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五大理念引领高铁建设
中国高铁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的重要成果[6]。五大发展理念彼此支撑，相互补充，从不同的维度阐述了新时代发展的思路和重点，创新发展重点诠释发展的动力问题，协调发展重点诠释发展的均衡问题，绿色发展重点诠释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开放发展重点诠释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则重点诠释聚焦发展的目标问题。五大发展理念为我国高铁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南，引领中国高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同时采用风险护理模式。具体来说，先建立一个风险护理小组，分析患者在治疗护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并对风险发生的概率进行估算，对影响风险的相关因素进行仔细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上述内容，制定有针对性的风险预防措施及风险发生后的处理措施。此外，加强医护人员关于风险防控方面的培训与学习，并定期对医护人员进行考核，确保每一名医护人员都能够掌握心血管护理方面的相关知识，为护理工作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创新是引领高铁建设的第一动力
我国的高铁发展始终将创新作为发展的根本，坚持走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道路，在技术、平台、系统和运营模式方面不断创新，构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体系，在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提升，实现了从创新跟随者到创新引领者的转变。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是引领我国高铁发展的主要动力。
制度创新为我国高铁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我国高铁的自主创新发展主要得益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2008年，国务院把发展高速铁路作为铁路发展中的重要方向，原铁道部与科技部联合启动了《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联合行动计划》，提出了要集全国优势之力、“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自主研发高水平高铁技术的目标。政府在整合高铁创新发展要素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参与高铁项目的单位包括国内一流的高校、中科院等多个高水平科研院所、中国中车等大机车制造基地以及多个国家工程重点研究中心。产学研的合作交流有效推动了我国高铁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实现了世界上最先进的高铁动车组技术平台的搭建以及相关设备与技术的大规模出口。
技术创新是推动我国高铁建设迈向世界先进行列的关键。高铁创新发展中最重要的是技术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铁路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全面掌握自主技术的高铁成套技术装备和技术体系开展技术创新，高铁在技术创新方面实现了巨大突破，攻破了一系列技术难题，列车运行速度实现了6次大提速，动车组功能不断优化。以高速、高原、高寒、重载铁路发展为依托，工程建造、装备制造、系统集成等方面的创新成果显著，自主发展能力与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我国铁路总体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二)协调是引领高铁建设均衡发展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平衡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匹配程度，决定了区域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协调发展思想要求高铁建设不仅要实现总量提升，还要关注区域、城乡均衡发展，确保不同地区的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多的公共产品。
协调理念引领高铁建设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建立跨区域的高铁网络，可以在区域内有效地调配各种生产要素，促进区域的均衡发展。我国京津及其周边地区、华北平原、沿海等地区的铁路密度较高，西部及内陆沿边地区密度较低。近年来,随着西部交通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高铁网络布局日益密集,西部地区旅游实现了快速增长。沪昆高铁、云桂铁路及昆玉铁路等多条高铁线路的开通运营,极大地改善了西南地区的交通环境，促进了西南地区的旅游发展。兰新高铁的开通缩短了新疆、甘肃、青海三省区与内地的时空距离；宝兰铁路将众多沿线景区串联起来,提高了丝路旅游的吸引力；而西成高铁则打通了秦岭山脉,将西南西北地区串联起来。2018年8月，国家发改委的报告指出“十三五”期间将重点推进西部地区十大高速铁路通道建设。届时，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
首先解决读什么的问题，必须根据学生的整体学习水平来确定文献阅读的内容。如果是简单的科普性文章，则失去了文献阅读的意义；反之，专业性过强的文章则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望而却步。
协调理念引领高铁建设实现城乡均衡发展。高铁过境使县乡更紧密地融入都市圈之中，可以推动县域现代农业、生态工业以及文化旅游、住宿餐饮、休闲娱乐、商贸物流等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随着高铁效应的持续释放，对人才、信息、资金、技术等优势资源的集聚力大大提升，县城作为城市高铁的节点之一，积极融入区域经济合作，实现与沿线城市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信息共通、资源共享，潜力十分巨大。同时，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提速必将统筹城乡建设，吸纳县内外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不仅能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还可以拉动消费需求，形成良性互动，极大地带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三)绿色是引领高铁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绿色发展，需要在发展中平衡好经济发展和环境发展的关系，遵循自然规律，实现经济和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在实现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高铁作为重要的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建设和运营周期长，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应对气候变化、资源短缺的需要。高铁发展本身具有绿色属性，在其设计和运营中也应关注经济、环境和生态的可持续性，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高铁本身具有节约能源、节约土地和污染物排放低的绿色属性。国际能源署的一份报告表明，铁路是运行效率高、能源消耗低的绿色交通方式，2015年，铁路部门在全球客运中所占比例超过6%，但在运输部门的最终能源需求中所占比例不到2%，在运输部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中所占比例仅为4%，主要原因在于铁路部门主要使用的能源是电力尤其是可再生能源。在中短程旅行中，如果乘客放弃乘坐飞机而选择高铁，则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大大降低。高铁乘客每公里能耗要比飞机乘客低90%，未来高铁建设将成为实现全球气候目标战略的一部分[7]。
绿色理念引领高铁可持续发展。中国铁路总公司(现已改制成“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高度重视高铁的绿色发展，在施工前提前准备绿化方案，在验收前提前准备绿化施工质量验收，在高铁开通前，提前做到新路线绿化。截至2018年末，已运营国家铁路绿化率高达84.3%[8]。同时，绿色理念始终贯穿于高铁的设计和运营中。西成高铁穿越秦岭动物保护区，为更好地响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号召，施工单位秉持“生态选线”的原则，在建设中严格实施环境保护，通过地下穿越、提高桥梁架设高度、设立鸟类防撞网等措施，最大限度保护了野生动物栖息地，最终打造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高铁线路。
(四)开放是引领高铁建设“走出去”的必由之路
开放发展，需要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国际合作。2013年，我国政府发布“一带一路”倡议，为高铁走出国门奠定了基础。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高铁已经建立了完备的技术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备了走出国门的实力。在开放理念的引领下，我国的高铁项目和高铁标准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名片，展示给世界。
3.从宏观层面看，高铁通过产业集聚效应、产业扩散效应等促进了区域经济总量的增长、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空间结构的优化
开放引领中国高铁标准“走出去”。中国铁路总公司近年来主动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工作，主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铁路联盟重要国际标准55项，成为国际铁路标准制修订的重要力量。目前，中国高铁标准在印尼雅万、中泰铁路等项目中得到积极应用。下一步工作将进一步深化铁路标准国际化工作，扩大中国标准的国际影响力；以“复兴号”动车组为重点，加强对重要知识产权的运营管理和海外布局。
(五)共享是引领高铁建设的发展目标
共享是引领高铁建设的发展目标，解决的是“发展为谁”的问题。在共享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关注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并通过有效的机制设计，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0]，这是高铁在新时代发展最根本的价值导向。
共享是高铁建设的出发点。高速铁路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李克强总理曾指出：铁路是国民经济大动脉和关键基础设施，加快推进铁路建设，既利当前，又利长远，对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具有重要意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共享发展理念与铁路部门始终践行的“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具有高度一致性。
共享是高铁建设的最终目标。目前，受到经济发展条件的制约，我国的东西部地区，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较大，特别是贫困地区，公共服务水平较低，严重制约了人民共享发展成果。要想解决我国区域性贫困问题，实现共享发展，就需要国家加强贫困区域与外部经济的联系，为贫困区域引入更多外资，拉动当地经济的发展，而解决这些问题的首要前提是贫困地区必须与外界有着方便迅捷的联系途径。共享发展理念对国家加强贫困区域的高铁建设提出了要求，这一理念的落实需要国家通过加大高铁网络的建设来扩展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沟通交流的渠道，最终达成共享发展的目标。
中国高铁建设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充分肯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铁是我国装备制造的一张亮丽名片”,李克强总理更是在海外尽心尽力地为高铁做“超级推销员”，中国高铁“走出去”现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谈论的热点话题[2]。
三、高铁拉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铁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发展迅猛，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探索到突破、从制造到创造、从追赶到领跑的崛起，形成了核心技术体系、成套建造体系、产业制造体系、运维服务体系和人才支撑体系五大优势，积累了丰富的建设、运营和管理经验，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国际影响，已成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力引擎。高铁大大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奠定了“走出去”的坚实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大支撑。
随着“八纵八横”高铁网规划和国家发改委关于“充分发挥高铁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等要求的提出，高铁与其他交通方式相结合所带来的网络效应逐渐显现，其快速发展对经济、社会、政治以及军事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高铁的经济形态与功能已突破了其传统的行业经济范畴，亟待新的经济理论及相应的学科体系来支撑和指引。国家铁路局对高铁经济学研究及学科建设高度重视，2017年起专门组织北京交通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高校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已经编写并出版了《高铁经济学导论》，为高铁经济学的研究和高铁经济学学科的创建提供了基本思路、基本脉络和基本框架。目前正在联合清华大学、中南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等高校进行高铁政治经济、高铁国民经济、高铁社会经济、高铁产业经济、高铁旅游经济、高铁数量经济、高铁运输经济等专项研究，这些研究的深入推进，在未来将对引导高铁经济学学科创建、推动高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较为系统、全面的理论支撑。
(一)高铁的建设和运营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1.从微观层面来看，高铁可以降低空间交易成本，改善区域的通达性，促进要素的流动
经勘察分析，该污水厂的地基承载力不够，无法直接进行污水厂建设，需要采取合适的地基处理技术进行处理，提高地基的承载力和稳定性。因此，根据勘察报告中的数据进行分析，选择夯实水泥土桩技术对地基进行处理，并进行施工方案设计。夯实水泥土桩施工完成后，需要进行沉降观测。沉降观测需要以该污水厂为中心布置观测点。布置的观测点应具有良好的通视条件，并定期进行沉降观测，对每次观测做好记录。该污水厂工程的沉降观测的首次标高为23.13m，具体沉降观测数据记录如表2所示。
定义1.6 设X为一个伪BCI-代数，称X上的一个犹豫模糊集为X的一个犹豫模糊滤子，如果对任意x,y ∈ X,有
第二，高铁改善了区域的可达性。高铁的建成对通达性的改善有很多层次。首先，高铁的出现直接增加了沿线站点可供选择参考的交通方式，提高了区域通达性；其次，高铁网络的建成，通过区域经济地理位置的改变，可以将每一个高铁站点纳入一个整体的高速通达网中，在提升区位优势与提高区域经济效益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如郑西高铁开通后，其沿线城市的可达性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平均增长率为69.06%；沿线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也显著加强，如三门峡市2004年的经济联系度为12.20万经济度，2015年猛增至727.21万经济度，提升了将近60倍[13]。
第三，高铁提高了要素的流动性。高铁的建设和运用使劳动力、资本、信息以及知识等要素的流动都得到了提高，同时，高铁也加快了要素流动的速度，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如人才的流动，在高铁建成后，可以节省大量的旅途时间，为劳动力在一个更大的区域市场内进行配置提供了可能。同时，人才的高速流动将带来信息、资金和技术的快速流动，从而也为信息、技术、资金等高级要素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寻求资源配置提供了客观的传播基础。
耐用品部门与非耐用品部门名义工资调整的依据在于效用，即：当且仅当调整名义工资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用时，耐用品部门与非耐用品部门就业者才支持工资调整。与Gal1’ 和Monacelli[19]相似，决定耐用品部门与非耐用品部门最优工资的一阶条件为：
2.从中观层面看，高铁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催生了高铁经济带，促进了城市群的发展和都市圈的形成
第一，高铁带动了相关二、三产业的发展。高铁投资规模大，产业链长，不仅可拉动冶金、机械、建筑、橡胶、电力、信息、计算机、精密仪器等上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也可以拉动高铁信息与通讯、高铁运营与维护等直接链条产业的发展；还可以带动旅游业、房地产业、住宿餐饮业、零售业等相关服务业的发展。
2）因周期信号的初相与其基波的初相接近，故对两路信号的初始相位只进行了两次迭代，得出其初始相位的近似值；
第二，高铁发展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高铁的发展提高了人员流动速度，扩大了市场辐射范围，从而使得产业分工更加细化，高铁沿线地区以及高铁可以辐射到的地区能够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展或承接相关产业，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使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产业分工更加合理，从而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如江西省紧邻“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由于高铁的开通，其区位优势逐步得到发挥，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不断加强。2017年1—10月，江西引进省外项目资金5 192.83亿元，其中，来自长三角、珠三角和福建的项目资金占比达65.63%[14]。
开放引领中国高铁项目“走出去”。2016年1月21日，由中方设计承建的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项目正式在印尼瓦利尼开工，这是中国铁路“走出去”战略的里程碑事件。高铁的开放发展，在全球舞台上体现了中国的大国实力，对于我国的经济与政治意义十分深远。从云南昆明到老挝的高铁将在2020年完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在欧洲，从匈牙利到塞尔维亚铁路项目正在积极推进中；在俄罗斯，中国将同俄方联合修建莫斯科到喀山的高铁。《中欧班列贸易通道发展报告2019》的数据表明，截至2018年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2 937列，通达15个国家、49个城市，有力促进了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9]。
第一，高铁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增长。高铁的建设和运营对拉动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高铁建设时期的巨额投资会产生巨大的乘数效应，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有数据显示，京沪高速铁路的运营对沿线经济发展的城市贡献率已达 3.45%[15]。高铁运营后，大大地提高了交通运输的效率，节约了旅客的时间，同时也降低了运输的成本，因而迅速提升了高铁区域的地产价值，使得高铁周边的土地价值得到迅速提高，促进了周边地区的服务产业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进而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
相比其他国家，我国高速铁路建设起步晚，前期基础薄弱，如表2所示。从建设时间上看，日本在1964年10月1日建设了世界铁路运营史上的第一条高速铁路[2]，在此之后，日本又修建了山阳、东北和上越新干线。法国、意大利、德国也纷纷开始修建高速铁路，法国修建了东南线、大西洋线；意大利修建了罗马至佛罗伦萨的高速铁路线路[3-4]。我国自1990年正式启动高铁项目论证，到2019年的近30年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下，高速铁路项目取得迅猛发展，核心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实现了在高铁领域的运行里程、运行速度上的后发超车和全面领先。
第二，高铁发展优化地区产业结构。高铁的建设和运营促进了高铁沿线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善传统产业发展环境，加快转型升级步伐。依托高速铁路所产生的“同城效应”，实现区域资源共享，加快产业梯度转移，有效推动区域内产业优化分工，围绕构建高铁沿线产业链条，形成比较优势，促进沿线地区的产业协调互补发展。二是诱增形成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高速铁路具有速度优势，能够显著吸引和壮大旅游、商贸、房地产、文化教育等与人流聚集和速度有直接关系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16]。
第三，高铁发展优化空间布局。高铁的建设与运营有助于优化区域城市规模结构，引导形成合理的产业空间布局。高铁的建设和运营会逐渐打破沿线城市之间经济联系上的地域空间限制，使高铁枢纽城市更容易实现其影响力和辐射力在不同梯度间的直接传导和间接转移，从而对区域城市体系的动态变化产生重要影响，重塑区域城市规模和区域城市地位，形成更为合理的城市等级体系和产业空间布局。
第四，高铁带动就业人数的增加。高铁对劳动就业的主要影响表现在高铁建设时期和运营时期。首先，高铁建设时期直接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同时也带动了高铁建设相关行业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据有关数据显示，每修建1公里高速铁路则可创造600个劳动岗位[17]。其次是高铁运营时期，包括：高铁的运营和维护需要新增工作岗位；高铁改善了旅行条件，节省了旅行时间，提高了区域通达性，从而改善了投资环境，能够吸引更多外资，为沿线省市创造就业机会；高铁使沿线区域的客流量大幅度上升，带动如旅游、餐饮等相关服务行业的发展，增加就业岗位；高铁的开通对其他行业的促进，会增加这些行业从业者的就业机会。
(二)高铁作为一种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表现出很强的正外部性
高铁的外部性表现在其对社会、政治以及军事等方面的影响。
1.高铁的社会效应主要表现在扶贫、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和配置及生态安全等方面
针对研究区域内的生态要素逐类进行生态干扰因子的分析，划定不同干扰等级区域范围，对以人类活动为主的干扰进行控制并对生态衰退地区进行修复，达到防止二次干扰、提升蓝绿生态空间环境质量的目的。研究区域划分为高干扰区、较高干扰区、中干扰区、较低干扰区、低干扰区（表3、图5）。
第三，高铁建设有利于生态安全。铁路具有运量大、能耗低、污染小、安全性强及用地省等优点，被誉为“绿色交通工具”，是比较理想的运输方式。在土地占用方面，客运专线和快速铁路线占用土地仅为4车道高速公路的1/2，完成单位运输量所占有的土地面积仅为公路的1/10；在能源消耗方面，我国铁路用占交通行业1/10左右的能源消耗，完成全社会近40%的运输量；在环境影响方面，铁路对大气造成的污染及影响远远小于公路和航空运输，内燃机车完成单位运输量所排放的一氧化碳、氮氧化合物仅为汽车、飞机的几十分之一，而且电力机车对大气环境接近零污染[18]。
第二，高铁促进了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目前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表现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高铁的发展加强了区域之间的联系，方便了人们的出行，缩短了经济落后地区的可达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状况。
采用伊红美兰培养基[20]，分别接种10-5、10-6、10-7、10-8四个稀释梯度的悬浮液，将接种好的培养皿于30 ℃培养24 h后进行大肠杆菌计数。计数时选取边缘整齐、圆形、表面有光泽呈灰白色的菌落进行计数。
第一，高铁成为脱贫攻坚的新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脱贫攻坚作出新的部署，吹响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进军号。脱贫攻坚是我们党基于对当前形势正确认识基础上作出的重大部署，有着深刻的时代价值。我国幅员辽阔，经济、资源分布不均，高铁所到之处对沿线经济起到了助推和均衡的作用，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带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开发，促进交通经济带的形成和高铁新城的崛起。高铁的投资建设带动了其上游相关制造业的发展，有利于产业的升级和结构调整。高铁极大地拓宽了我国脱贫攻坚的方式与路径，为扶贫工作的深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设施支撑，在社会资源流动与财富分配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高铁的政治效应主要表现在助力外交、“一带一路”倡议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等方面
第一，“高铁外交”成为中国经济外交的新亮点。伴随中国高铁技术的突飞猛进，越来越多自主研发的产品和技术迈出国门并得到众多国家的青睐和信任。高铁已经成为最亮丽的国家名片。以中国装备技术综合实力为坚实后盾，凭借中国高铁安全可靠、价格低廉、性价比高、运营经验丰富等综合优势，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在国内外多个重要外交场合，向外宾热情推介高铁，“高铁外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外交的一个关注点。
第一，高铁可以有效降低空间交易成本。高铁可以降低物流的运输成本和客流的通勤成本，形成时空压缩效应，改善沿线城市的交通区位条件，提高企业的运输能力，大幅度缩减不同地区间居民的通勤时间和商务活动出行时间。同时，人们在不同地区间获取信息的搜寻成本也会大大下降，两地间的往来频率得到快速提升。如高铁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沈阳等5个典型城市的平均出行时间节约率都达到30%以上，最大时间节约率都达到75%以上，其中，武汉最大时间节约率高达90%[12]。
第二，促进“一带一路”倡议构想的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中国高铁近年来建设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具有独特的优势，充分利用中国的高铁优势，建构连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运输网络，将有利于促进“一带一路”倡议构想的早日实现。如东南亚地区是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和优先方向，特别是在高铁等基础设施方面，东南亚地区有着相当大的缺口和发展潜力。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推进高铁项目合作将成为实现与东南亚各国合作共赢的重要途径。
第三，有利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逐步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发展是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高铁经济作为一种通道经济，属于开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欠发达地区的主要经济发展战略之一。在我国高铁快速发展时期，以高铁建设为依托，加快发展通道经济，加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联系度，有利于将欠发达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变为实际的经济效益，实现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如贵广、沪昆高铁开通后，拉近了贵州等西部地区与北京、上海、南京等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距离，对贵州经济的带动效应非常明显。
3.高铁起到了维护国家军事安全的作用
高铁建设对于改善交通运输总体布局，增强军事交通保障能力，保障领土安全、军事安全等具有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大力加强我军的战略投送能力，确保部队第一时间要到位，争取战争主动权。高铁发展将使军事行动赢得时间、赢得先机，为实现少养兵、养精兵创造了条件，对于全面增强我军快速大规模机动能力、促进国防现代化具有重要作用。2010年2月，香港《镜报》发表了题为《高铁的军事战略意义》的文章，指出“高铁的建成，极大方便了中国的军事调动，对中国的军事布局以及战略战术都将产生有利、深远的影响”。
(三)未来高铁网络经济体系仍将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随着高铁的进一步建设，我国将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高铁网络经济体系。未来高铁仍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在经济、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根据2016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和中国铁路总公司联合发布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2030年)》(以下简称《规划》)，预计到2025年高铁网规模将达到3.8万公里，远期将达到4.5万公里。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高铁仍将处于快速发展时期。《规划》指出，我国将继续培育壮大高铁经济。以高铁通道为依托，引领支撑沿线城镇、产业、人口等合理布局，促进区域密切交流合作和资源优化配置，加速产业梯度转移和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壮大高铁与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高铁经济新业态[11]。高铁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已经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高铁的建设和运营促进了沿线城市的经济发展，拓展了其对外联系的空间范围，减少了空间阻碍，扩大了潜在市场区域，消除了生产及贸易中的障碍，增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经济的快速崛起，也为高铁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动力。
根据《规划》，2020年所建成的高铁网，将连接主要城市群，基本连接省会城市和其他50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形成以特大城市为中心覆盖全国、以省会城市为支点覆盖周边的高铁网。实现相邻大中城市间1～4 小时交通圈，城市群内0.5～2 小时交通圈。提供安全可靠、优质高效、舒适便捷的旅客运输服务[11]。网络效应将逐步显现，因为网络的价值是按照与网络相连的所有终端的处理能力的平方增长的，高铁网络成为确定区域节点增长平方的给授者。因此，从某种角度讲，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领先全球，已不能从成本的角度来解释，其深层次的因素是，中国用高铁创造出了比别的经济体更多的时间。
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加快，城市的电缆也日益增多，这就导致出现的电力电缆故障频繁发生。如何预防和解决电力电缆运行故障问题，始终是电力企业重点思考的问题。本文从多方面对电力电缆运行故障进行了分析。
(四)我国高铁走出国门，未来将在世界经济舞台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高铁的持续快速发展将推动我国经济更加稳定、高质量发展，并且以更大的步伐走出国门，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新的国际竞争格局和规则下，世界级城市群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不再是人口和城市规模等物质性基础，而是城市间经济单位的网络连通性的强弱。我国高铁的持续快速发展，正是在不断加强地区间经济的连通性。而高铁“走出去”的步伐也在逐步加快，这对于提升我国国际形象、提升国家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最初，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出现，推出了丰富的网络多媒体资源。学习者可通过在线学习方式获得知识并协同交流。由于在线学习方式缺乏教师的深度参与，以及现实环境中的实操和互动，单纯的线上学习效果欠理想。为充分体现在线学习的主动性与参与性，并充分发挥教师或专家的引导作用，增加现实互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应运而生，并成为“互联网+”时代最为合适的教学模式[13]。
我国高铁“走出去”，包括具有高附加值的高铁系统和中国标准的输出，一方面，不仅可以提升中国在国际高铁领域的地位，改变我国传统的低端层面的国际竞争模式，重塑国际产业分工新格局，进一步提升我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形象和能级水平，而且也将提升中国在未来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中国高铁“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铁路的建设与发展，全面开展非资源领域的大力合作，对于增进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彼此互信，实现国际社会的互利共赢具有重要的意义。从长远来看，中国高铁“走出去”势必会提高中国在世界舞台中的作用。
致谢：感谢国家铁路局规划与标准研究院、北京交通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参与《高铁经济学导论》的编写组成员，特别感谢在成稿过程中参与讨论的北京交通大学李静副教授、北京联合大学孙琼副教授、胡艳君副教授、杨艳芳副教授、劳凤学教授以及张赫副主任。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 国家铁路局、《高铁经济学导论》编写组：《高铁经济学导论》，中国铁道出版社2018年版，第43页。
[3] 罗庆中、贾光智、昌晶：《国外铁路改革》，中国铁道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页。
[4] 佟立本：《高速铁路概论》，中国铁道出版社2016年版，第54页。
[5] 钟准、杨曼玲：《中国“铁路外交”:历史演变与当前类型》，《国际关系研究》2018年第3期。
[6]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6年第1期。
[7]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The future of rail：opportunities for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http://environmentportal.in/content/461022/the-future-of-rail-opportunities-for-energy-and-the-environment/.
[8] 人民铁道网：《数说铁路·2018》， http://www.peoplerail.com/rail/show-456-396380-1.html。
[9] 央视网：《中欧班列年度报告发布：丝绸之路“钢铁驼队”基本实现“去四回三”》，http://tv.cctv.com/2019/04/27/ARTIKjYIBnbLQZ7MJFG4T1Aw190427.shtml。
[10] 习近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2-11/15/c_123957816.htm。
[1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交通运输部、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印发〈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通知》，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607/t20160720_811696.html。
[12] 周洛仪：《高速铁路建设的区域经济效应研究——以成渝高铁为例》，重庆交通大学学位论文，2016年。
[13] 刘志红、王利辉：《交通基础设施的区域经济效应与影响机制研究——来自郑西高铁沿线的证据》，《经济科学》2017年第2期。
[14] 光明网：《江西老区搭乘高铁经济列车“跑”全国》，http://m.gmw.cn/2018-02/05/content_27583037.htm。
[15] 铁路网：《高铁“争夺战”，为啥那么拼》，http://news.tielu.cn/pinglun/2015-01-28/52595.html。
[16] 陈东琪：《充分发挥高铁经济支撑引领作用》，《中国改革报》2016年8月3日。
[17] 陈安娜：《我国高铁“走出国门”的机遇与挑战》，《商业时代》2014年第6期。
[18] 陆东福：《加快铁路发展对节能减排的贡献与责任》，《铁道运输与经济》2009年第12期。
China’s High-speed Railway: The Engin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LI Xue-wei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Leap-forward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high-speed railway over the past 30 years’ magnificent developmen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especial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high-speed railway has made new and brilliant achievements, realizing the progress from “following up” to “running side by side” and to “taking the lead.” China’s high-speed railway has become a resounding business card of “Created in Chin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stages of China’s high-speed railway, expounds the theoretical guiding role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ing and shar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high-speed railway under the five concepts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nd gives a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or the rapi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new era led by high-speed railway, including the industrial effect and regional impact of high-speed railway at the macro level, and the new changes in regional accessibility, transaction costs and factor flows at the micro level. China’s high-speed railwa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reated in China; high speed railway；five development concepts; high-speed railway economy
[收稿日期] 2019-06-06
[作者简介] 李学伟(1962—)，男，河南宜阳人，北京联合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F 53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19)03-0001-08
(责任编辑 白丽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