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的文化交融与中国面临的文化发展机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中国论文,发展机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7110(2002)05—0073—05
用“全球化”与“多极化”来概括当今世界发展的态势，已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广泛认同。然而，什么是全球化、什么是多极化，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我国，颇为流行的看法主要有：“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多极化有利于世界和平”。本文认为这些看法并未全面反映问题的实质。全球化并非只是经济发展的趋势，也是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趋势；多极化并非只是政治发展的趋势，也是经济、文化发展的趋势。全球化与多极化是一对矛盾，产生这一矛盾的根源是经济发展规律的二重性。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即生产的社会化、国际化的本性推动全球化进程，而经济发展的外在规律，即经济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主导性推动多极化的发展。全球化进程为世界各国带来的是更多的协商与合作，多极化才是世界冲突与矛盾的根源。这个问题将在另一篇文章论及。本文主要是对全球化的文化交融、中国面临的文化机遇及应采取的对策，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全球化的文化交融
全球化是当代世界发展的一种重要趋势。这种趋势在新的科技革命浪潮推动下进展迅猛，并已给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带来重大影响。它正在超越民族国家的藩篱，把世界各个角落越来越紧密联系起来，使各国的经济技术联系更加紧密、政治接触更加频繁、文化交融更加增强。如果说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趋势给世界带来更多的矛盾和冲突，那么全球化发展趋势则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协商和合作。
经济全球化，促使各国间的经济技术联系更为紧密。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国际化和国际分工高度发展的结果。从世界市场形成到18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国际劳动分工提高，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科学技术革命和生产力的新飞跃相适应，国际分工更加深化，而且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又引起了交通运输和通讯的革命，人类拥有了现代化的、便捷的交通运输和通讯工具及手段，这是经济活动全球化的重要条件。经济全球化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是与当时的交通运输及通讯手段相联系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国际交通工具是木帆船；产业革命后是以蒸汽机为动力的铁制轮船；到19世纪下半期，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大规模兴建铁路；19世纪末开始铺设海底电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飞机也成了国际交通运输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喷气机航线遍布全球，集装箱码头星罗棋布，高速公路和油气管道贯穿各大洲，广播、电视传播覆盖全世界，卫星通讯得到广泛应用。特别是近年来西方世界掀起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热潮。信息高速公路是利用光纤电缆把广大地区各种用户联系起来，向他们提供声像、数字、图像、文字信息。这种现代化的信息网络在全球的建设，必将把经济全球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由于有了先进的交通运输和通讯手段，经济全球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新的进展，一是资本输出，特别是发达国家间的资本输出，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二是世界贸易的增长远远超过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三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其中的金融、通讯、信息处理、技术转让、运输等服务贸易的发展，为经济全球化的大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由于国际资本流动加速以及国际商品贸易和国际劳务贸易的大发展，不仅把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使各国经济互相融合、互相交织，成为全球经济的整体。各国经济都成了全球经济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各国经济的互相依赖、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的关系空前加强。
经济全球化必然促进国际政治的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空前紧密，再生产过程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各国经济的变动互相影响，而它们都受整个世界经济变动的影响，因而都面临着一系列共同性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的，需要各国联合进行干预和解决。在国际经济交往日益密切的情况下，一些国际经济关系惯例、规范和规则逐步形成，要求各国都要遵守。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各个国家都不能自行其是、各自为政。它们因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参加国际经济组织而获得一定的利益，享有一定的权利，但同时它们也要遵守国际惯例，并按照规定承担一定的义务。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的主权都要受到一定的约束和限制，甚至部分主权要转移给国际组织。当然，政治全球化也与人类面临的其他共同性问题日益增多和严重化有关，如环境恶化、资源破坏、人口爆炸、艾滋病蔓延、难民潮汹涌、吸毒贩毒猖獗、恐怖主义危胁，等等。这些问题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极大威胁，需要全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加强协商与合作。
伴随经济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趋势也日益加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既然榨取全世界的市场，这就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相互依赖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回顾近500年的历史，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思想是正确的。随着经济政治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各民族创造的优秀文化都不同程度地走向世界，并为其他民族所享受。特别是西方文化经过几百年的扩张，不仅仅是将科学技术导入了非西方社会，一些源自西方文化的现代价值观念，例如法律与政治等制度层面上的许多观念和思想，已在不同程度上成为非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有力促动因素。东方文化也不同程度地在世界得到传播。除“各个民族的精神活动的成果已经成为共同享受的东西”外，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和吸收对方那些人类生存和发展有助益的文化特点，一方面极大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些既非西方的也非东方的人类共同接受的基本价值观念，如人道主义、社会平等、自由、和平、正义、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等，这就是被国内外许多学者称谓的“普世文明”或“全球文化”。
当然，人们对“普世文明”的认识是不同的。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中认为：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体制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这也就是“历史的终结”，因为历史不再会发展出更新的形态。在弗朗西斯·福山看来，所谓“普世文明”就是西方文明，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詹姆斯·罗斯诺在《世界混乱：文化与继承的理论》中提出了“全球文化”的概念。他认为：全球的相互依赖的发展扩大了世界政治的文化的基础，加强了国际关系中主权主体和非主权主体之间的合作。相互依赖的加深导致了规范的分享，导致了全球共同体对地域共同体的吸收。今天的世界有许多不同文化体系，不同的文化体系导致了人们用不同眼光来解释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但是技术和科学的发展，以及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正在造就“全球文化”。针对以上两种看法，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如果一种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现，那应当有出现一种普遍语言和普遍宗教的趋势。而这种可能性很小，不同文明在语言、宗教上的差异是基本而又长久的，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国内学者对此也有不同看法。客观分析当今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我们就会发现，“普世文明”不仅存在，而且有日益发展的趋势。但这种“普世文明”既不是亨廷顿所说的“实际上在所有的社会里，人类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也不完全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世界各种文明正在趋向大同”，更不是“西方文明”，它是世界各种文明为解决由于经济政治全球化所带来的日益增多的人类共同性问题所形成的价值体系。这种“普世文明”是全球化文化交融的一种必然结果，它有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但是，它不可能完全取代几千年形成和发展的世界各种不同文化体系。人类文化的发展也是循着“和而不同”的规律。尽管人类不得不处于相互关系的网络之中，每一个人都和别人分不开，各个国家、民族也都处于各种相互关系中，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形成某些共同的价值原则，但是，正象万事万物不可能相同，各民族的文化也不可能不存在差异。完全一样，就不可能发展，即所谓“同则不继”，但不同的文化又不是静止、孤立、封闭的，而是在动态的发展中与异质文化互补互用。所以，人类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将长期存在下去。“普世文明”是全球文化交融的一种必然结果，但却不是全球化文化交融的唯一结果，全球化文化交融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促进各民族文化的更大发展，使人类文化在“和而不同”中演进。
二、文化交融与文化发展
文化交融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任何文化如不同其他文化相交融，从而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就不可能获得更大发展。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是不同文化相互交融，即文化整合的结果。
所谓文化整合，是指不同的文化相互吸收、融化、调和而趋于一体化的过程。文化不仅有排它性，也有融合性，特别是当不同的文化相遇时，它们必然相互吸收、融化、调和，从而发生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逐步整合为一种新的文化体系。古希腊文明是在吸收了古代埃及、古代爱琴海地区、古代叙利亚地区诸上古文明的养分后才形成的。西方文明是在古希腊文明的基础上，摄入古罗马因素即其法律和政府组织形式，融入与古希腊因素具有同等重要性的犹太教因素即产生了基督教，再加上西欧各地的本土成分，才成长为具有近代科学技术、资本主义的经济组织形式、政治制度，以及平等、自由、人权、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念的西方文化。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是文化整合的结果。殷周文化是整合了夏人、商人、周人以外的许多少数民族文化的结果。秦汉时期许多少数民族文化，如巴蜀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也被汉文化吸收整合，成为中华民族文化整体的一部分。魏晋南北朝时融合了鲜卑人、乌桓人、匈奴人的文化，五代至宋融合了契丹、女真、西夏等民族的文化。特别是东晋、安史之乱、南宋时期，北方文化的三次南移浪潮，对南方各民族的汉化所起的作用是相当巨大的，它不仅融合了南方各民族的文化，也使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走向了一体化。中国文化所以博大深厚，不仅是因为它源远流长，还在于它兼收并蓄融合了各民族文化的长处，使之成为一个有巨大生命力的整体。
各种文化虽然因为价值取向不同使其经常发生冲突，但是文化本身因为有用、有价值，特别是当一种文化的价值是另一种文化所不具有的时候，那么，它的这种价值就会被另一种文化所吸取。不管是何种文化，它作为民族的或是其他人类共同体验的结晶，都含有特殊的价值。比如，西方文明所包含的希腊理性精神、希伯来道德理想主义，以及从这种因素生发出的与现代资本主义密切相关的世俗精神，就是其特殊价值；对于伊斯兰文明来说，源于犹太教的一种宗教观念，从这种观念生发出的反偶像崇拜、社会平等观念，以及相应的伦理道德，就是其特殊价值；而对于中国文化来说，天人合一的终极关怀、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理想、中庸的情操，以及人本精神，是最本质的合理因素。即使是印度系统文明所共同信仰的轮回业报思想，就其能解答人生苦难问题从而具有维系社会稳定的功能来说，也不乏其内在的历史合理性。因为各种文化都具有合理因素和有用性，当这些文化相遇时相互吸收、融化，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文化整合实际上是不同的文化重新组合。原来渊源不同、性质不同以及目标取向、价值取向不同的文化，经过相互接近，彼此协调，它们的内容与形式、性质与功能以及价值取向、目标取向等也就不断修正，发生变化，特别是为共同适应社会需要，往往渐渐融合，组成新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就是儒、道、佛三种文化重新组合的结果。中国佛教禅宗是印度佛教文化与我国道家文化特别是庄子与玄学相结合的产物，其中也有儒家文化的介入。在西汉时期，固守儒学经典的博士是专以训诂注疏的章句之学，排斥各种新的理论观点。但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老庄哲学与魏晋玄学的兴起，经唐至宋，一些士大夫受佛学与老庄哲学的影响，已放弃训诂注疏的章句之学而发展起了一种追求经学真理的精神。到宋朝仁宗、神宗之世，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等开拓出了义理之学，他们出入佛、老，泛滥诸家，虽宗孔、孟，已不固守陈词滥调，而是以诚为本，以格物穷理、知礼成性为学问。及至南宋时期的朱熹，更是推波助澜，声高入云，终集理学之大成。程、朱理学发展到明代，儒、道、佛已完全合流了。儒、道、佛三种文化从汉魏六朝的分庭抗礼，到宋、元、明时期已发展为三位一体，形成了新的中国文化体系。到了近代，中西文化相遇，中国文化又以其强大的整合力，不断吸收西方文化。从19世纪末“戊戌变法”开始，经历了半个世纪，主要是吸收西方文化的民主和科学思想；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经历20多年历程，主要是吸收市场和法制观念，当然，还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整合西方文化的长处，已使中国文化发生了巨大飞跃，促使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从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
总起来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是促进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文化体系愈是整合了异质文化，那么，其文化体系就愈丰富、愈有生命力。而一个文化体系愈丰富、愈有生命力，它的整合能力就愈强。无整合能力的文化，则是脆弱的，经不起历史挫折的。人类历史上有许多文化衰亡了，如古代巴比伦文化、腓尼文化、亚述文化等，就是因为当是无法与其他文化系统交往、整合所致。中国文化所以如涛涛江河，川流不息，递生代长，从未中断，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在各个历史时期不断整合各民族文化特质的结果。面对全球化的文化交融时代，我们若能利用好这一难得的机遇，整合人类一切文化的长处，就有希望建立起辉煌的现代的中国文化。
三、中国面临的文化机遇
多极化的文化冲突，给中国带来严峻的文化挑战，而全球化的文化交融却为中国带来更多的文化机遇。中国必须迎接挑战，把握机遇，以博大的胸襟吸收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列宁早在十月革命以后就指出：“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1](P.48)“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2](P.298)邓小平坚持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认为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是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斗争中取得优势的重要条件。他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3]列宁和邓小平的思想正确反映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即一种新文化的产生是整合其他文化长处的结果。社会主义文化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文化，它必然是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广泛交融的结果。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要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把握好全球化文化交融的机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全面对外开放，融合、吸收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
对外开放是把握好这一良机，整合一切文化长处的必然选择。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领先地位，只是近300年左右落后了。落后的重要原因就是闭关锁国，没有实行对外开放。邓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这个道理，他强调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300多年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200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没有什么发展。不实行对外开放，中国就不可能摆脱长期的落后状态和走向世界先进的行列。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人类最早的两个阶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当时虽然有了简单商品生产，但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社会处于闭关自守状态，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之间的联系很少，生产力的发展极其缓慢。这两个社会都是封闭性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则不同，由于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商品交换要求冲破闭关自守状态，实行对外开放。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从一开始就有向世界扩张的强烈倾向。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后，形成了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在世界上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它就更是对外开放了。正是由于对外开放，依靠世界市场，使资本主义在几百年间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超过了以往世纪的总和。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但是，它们都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这是它们共同之处。既然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表现，那么，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要顺应这一世界潮流，都必须参加到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来。特别是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尽管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就总体上说，仍然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只有实行对外开放，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中华民族才有望雄步世界先进行列。
在全球化条件下，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已认识到，要发展就必须积极适应全球化的要求，采取对外开放的政策。我国经过20多年的对外开放实践，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对外开放”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现在反对对外开放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是，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对外开放所带来的经济方面的好处，却很少注意到文化方面的意义。在实践中注重经济对外开放，这无疑是重要的。然而，忽略文化对外开放，后果则是严重的。在全球化文化交融的当今时代，各种文化异常活跃，这正是中国文化放开胸襟，融合、吸收一切文化长处的大好时机。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百花园”中一朵艳丽夺目的“鲜花”，但它并不具有所有“鲜花”的长处，特别是缺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开拓创新精神等。我们必须加大文化开放力度，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成果，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精神文明成果。从长远看，没有强大的文化支持，经济发展是难以有更大成就的。当然，文化对外开放与经济对外开放相比，具有更大的风险性。因为任何文化都有精华和糟粕两部分，我们打开国门，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而外国文化的糟粕也会涌进来。认识到文化开放的风险性，非常必要，有利于我们采取必要措施，抵制消极、腐朽的东西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正是文化开放的风险性大，其收益也更大。不进行文化开放，就无法吸收外国文化的长处，就无法激活我国的传统文化，使其向现代转型，因而也就建设不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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