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要和平，经济要发展—— 一九九四国际形势热点与一九九五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九九论文,热点论文,四国论文,形势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在1994年里稍稍变得冷静了。经历了苏联解体和华约解散的巨大震动，经历了亢奋和幻想、惊恐和忧愁，以及盲目的躁动，人们已经大致看清了自己的位置，行动也就理智些了。
俄罗斯曾经希望在西方的帮助下一举改变体制，从而加入发达国家的俱乐部。今年，它修正了“休克疗法”，加强了同独联体各国的联系，对西方采取了既靠拢又抗争的态度。虽然，它在经济上还困难重重，但它毕竟完整地生存下来了，以其丰富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加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它要在未来的世纪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美国一开始兴高采烈，以为世界领袖“非我莫属”。两年以后，它发现俄罗斯仍是一个对手，于是在做法上加重了防范和遏制的成份。对中国，它曾指望以泰山压顶之势促使其政体转变甚至瓦解，从而实现“扩展民主”的心愿。然而，中国没有乱，相反，社会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在1994年里，它又不得不修正对华政策，将人权同最惠国待遇脱钩，加入到争夺中国市场的行列中去。关于“领导作用”，它发现包打天下已力所不及，于是鼓励盟国参与，自己的行动也谨慎一些了，如对朝鲜核问题，就比较理智；对波黑，也终于没有派兵。它最关心的，还是所谓“经济安全”，目的在于维护自己“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
尘埃虽然尚未落定，眉目已经大致可见。争取和平，发展经济已经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当今世界的主流。部族纠杀、民族战争固然是此起彼伏，但都具有局部的性质、内战的性质，和冷战年代两大军事集团对峙，随时都可能触发世界性战争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如今，那些牵动面比较广的地区性冲突都在降温。中东和平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地区性经济合作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南非废除种族主义政权以后，地区冲突已为地区经济合作所取代。朝美框架协议签署以后，朝鲜半岛局势必将缓和，东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呼之欲出。
世界正在重新组合。欧洲一方面在联合，一方面在争夺。德国要向东发展。法国要向南发展。美德之间热呼起来，法德轴心则变得脆弱了。英国受到了冷落，英法之间感情上靠拢。北约失去了对手，发展方向尚未明确。美国既要维持其对欧洲的控制，又开始向亚洲拓展，同时又搞了个北美自由贸易区作为根基。日本既着眼全球，“脱欧入亚”的呼声又高涨起来。俄罗期争取的对象首先是独联体国家，也放不下东欧和巴尔干地区。东盟异军突起，1994年又扩大了。
在这种组合中，我们可以看到多极化世界的雏形。这个多极化的世界远未成型，成型也许要许多年，这期间不知会有多少斗争，政治的，主要是经济的，现在谁也不敢说决不会有军事的。但是，有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必须看到，即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把世界连成了一个整体，这就是经济的全球化现象。如今，跨国公司的产值已经占世界总产值的40%。1994年4月，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完成，1995年1月1日，一个包括世界主要国家的世界贸易组织即将诞生，又将极大地推动世界贸易的发展，进一步把成员国的利益缀在一起。因此，世界不管分多少极，必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运用经济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的做法将会越来越成为时尚。1994年，对伊拉克的制裁导致了它承认科威特的主权，对南斯拉夫的制裁导致了塞尔维亚共和国同波黑塞族划清界限，就很能说明问题。
作为12亿人口的大国，中国正在深化改革和开放，竭尽全力发展自己的科学技术和经济，正在全力以赴地促进世界和平，推动经济合作，中国努力将自己融入世界经济潮流中，积极参与了亚太经济合作发展蓝图的规划，坚定而灵活地谋求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中国应该在未来世界中拥有一个与自己的块头相称的地位。
中东：寻找通往新世纪的大门
马德里和会开始的中东和平进程是二战以后中东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点，阿以双方终于认识到一个简单的事实：军事手段不能解决分歧，双方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将对手消灭，逐步学会和平相处是唯一的选择。应该说，到目前为止中东和平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继1994年5月份巴以之间就自治协议实施达成谅解之后，阿拉法特多年来第一次回到了故土。11月中旬约以之间签署和平协议，到12月17日，双方已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与此同时，海湾国家率先放松了对以色列的间接制裁，小规模的经济合作已在推进，建立外交关系的努力已是公开的秘密。虽然叙以谈判进展不大，南黎巴嫩问题也悬而未决，但一般的看法是，叙以间的和平建立只是时间问题，戈兰高地问题的解决，必将推动黎以间的和谈。
在阿以和平不断取得进展的同时，中东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也逐步提上了议事日程。1994年10月底卡萨布兰卡“中东北非经济首脑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东的经济合作有了完全不同的含意。众所周知，在此之前，中东地区就有不少经济合作组织（诸如马格里布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等），许多国家也作过诸多经济合作尝试。但我们清楚，这些经济合作组织和合作尝试最初都有强烈的政治目的，经济合作充其量也只是在次区域范围内进行。而中东北非经济首脑会议则力图推动在整个地区范围内，尤其是互相敌对的阿以之间的经济合作。虽然从会议的最终结果来看，并未在经济合作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会议能够召开即以表明，中东国家的领导人已在开始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中东国家如何面向未来，怎样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应该说，中东地区经济合作的潜力是十分巨大的。然而，冷战期间的大国争夺，地区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使得任何经济发展与合作的尝试都成为泡影。冷战的结束，世界范围内经济优先的浪潮，对于中东国家来说是一场严峻的挑战，摆在中东国家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条是仍然让战争和仇恨撕裂整个地区，那么，在新世纪到来之际，中东地区将陷入不能自拔的痛苦深渊；另一条是面对现实、排除分歧，携手合作，逐步建立一个新中东，为中东地区的发展开辟新纪元。看来，中东国家的领导人选择了后者。这也许是阿以逐步走向和平，中东国家在卡萨布兰卡共商经济合作的最为深刻的原因。
然而，对于中东国家来说，寻找进入二十一世纪的通道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情，至少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巨大困难。
第一、阿以和平十分脆弱。除了目前阿以和平所面临的困境以外（诸如巴勒斯坦自治协议的实施，叙以分歧，南黎巴嫩问题等），影响阿以关系与和平的重大问题还有：耶路撒冷的地位、巴勒斯坦的最终命运等。
第二、阿以之间的不信任根深蒂固。持续了几十年的冲突与仇恨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除，更不要说宗教与文化的差异又加深了阿以间的鸿沟。比如，阿拉伯国家担心以色列在未来中东经济合作中居主导地位就是再好不过的例子。
第三、阿拉伯国家间的矛盾。长时间的阿以冲突掩盖了阿拉伯国家间的分歧，事实将证明（实际上已经证明），要一些阿拉伯国家放弃他们之间的分歧可能比承认以色列、化解与以色列的矛盾更加困难。
第四、伊斯兰激进运动的威胁。伊斯兰激进运动是以反对西方国家的控制与影响、寻求伊斯兰社会新的发展道路的面目出现的，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寻找穆斯林国家未来的一种尝试，因此，伊斯兰激进运动对中东国家现存的经济与政治体制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
南部非洲：和平发展的新阶段
1994年，南非实现了历史性的政治变革，南部非洲地区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和平发展的新局面。
1994年4月南非第一次所有种族的全民大选，结束了长达三个半世纪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建立了种族平等的政治制度。南非主要的黑人解放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全国团结政府中占主导地位。曼德拉为总统的新政府在巩固政治和解的同时，把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为中心任务，以实现全面改造种族隔离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目标。半年来，南非新政府进入正常运行，政局基本稳定，种族关系趋于缓解，黑人内部的政治性暴力冲突已大为减少，经济发展势头看好。虽然改变旧制度遗留的社会分裂、经济困难，特别是广大黑人的贫困，将是艰难而长期的任务，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开始显现，但是南非民意调查表示，大多数人都承认南非处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对前途抱有信心。
废除种族隔离之后，南非从国际弃儿变为国际宠儿。新政府5月成立以后，南非加入了非统组织、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返回英联邦，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外交和经贸联系全面展开。西方对南非虽没有正式的援助其复兴的“马歇尔计划”，但是美、欧、日本等国承诺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到10月中旬，南非已经收到的援助金额达30多亿美元，其中11亿美元为赠款。而西方在1993年投向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外资共50亿美元，可见南非在西方战略和经济考虑中的地位。西方私人资本对南非市场的兴趣和信心也在提高，80年代撤出的美欧资本已陆续返回。南非经济学家预计，今后几年南非有可能出现一次投资驱动的经济复苏。
南非的变革，也为南部非洲的发展带来了希望。70年代中期以来，南部非洲动乱不已，南非白人政权对邻国的侵略和破坏，造成约6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和无法估量的社会灾难，使这些国家在独立后难以进行和平建设。南非新政府的成立，结束了南非与该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军事对抗和敌对状态，该地区开始从动乱走向稳定，地区政治合作和经济一体化有了积极的进展。
1994年7月11-16日，南部非洲国家召开“民主、和平、发展”讨论会，提出安全与发展密不可分，把解决地区冲突和政治合作定为《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一个部门。为了建立永久性的协调地区安全的机制，7月31日原南部非洲前线国家组织，改为地区安全委员会，以调解地区冲突，解决武器走私、毒品贸易、非法移民、环境保护等共同性的问题。1994年，南部非洲国家都已走上和平发展的轨道。安哥拉则刚刚签署和平协定。南非作为地区大国，在参与协调解决邻国政治危机方面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但是对军事卷入问题，曼德拉政府颇为谨慎。
南非在1994年8月19日加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并表示要作为平等的伙伴参与地区经济合作。南非与该地区的发展相互依存，互有需要。虽然南非作为地区经济大国，对地区的发展作用更大，但石油和水利资源缺乏，对邻国有需求，如：莱索托的高原水利工程，可向约翰内斯堡周围的工业区供水；莫桑比克的天然气工程将能于1997年向南非的纳塔尔和约翰内斯堡周围的工业区供应天然气。这一地区的广大市场，也为国际竞争力不强的南非制造业产品提供了销路。南非资本在邻国的矿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商品农业等方面已有大量的投入。南非与邻国的贸易，近年来连续大幅度增长。另外，在国际上对南非应列为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问题仍有争论的情况下，南非加入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对它获得欧洲联盟的贸易优惠也有好处。
南部非洲已有的区域性组织，为政治合作与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虽然南部非洲国家间政治制度各异，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地区合作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仍待探讨，其他国家对南非控制地位的担忧，都将是地区合作进程中的问题，但是，共同发展已成为趋势。美国和西欧把南部非洲的政治经济发展看作一个整体，在提供援助时，虽然把南非作为重点，但是明确采取促进地区平衡发展的政策，以维护他们在这个地区的传统利益，比如：美国设立南部非洲企业发展基金，用来帮助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欧洲国家联盟为了加强与南部非洲的合作与开发，举行欧盟国家外长与南部非洲国家外长会议，达成促进双方政治和经济合作的备忘录。在南部非洲走向稳定发展的形势下，南非的经济技术力量，加上该地区其他10个国家的资源和市场，对外部资本有很大的吸引力。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南部非洲被认为是经济发展前景最好的地区。
美朝签署框架协议：有利于南北对话
美朝之间就朝鲜核嫌疑问题经过了历时一年半时僵时缓的对话之后，终于1994年10月21日在日内瓦签署了解决核问题的框架协议。
朝鲜的核问题始发于1990年美国的卫星情报。由于朝美长期对峙，美无法了解朝鲜对核武器的研制、开发及拥有状况，为了探明朝鲜的真相，美国极力促使朝鲜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特别检查，对此，朝鲜坚决予以抵制。于是，一场围绕朝鲜核问题的美朝对垒拉开了序幕。1993年3月朝核问题升级，在此后的20个月的时间里，美朝经过几番“争斗”，双方从互不相让，到有限让步，直至全面妥协让步，虽历经艰辛，但最终达成协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
美国、朝鲜签署协议各有需要。
从美国方面来说，利益考虑主要有三：首先，美在全球范围内坚决推行核不扩散政策，急于解决朝核问题，以防止日本、韩国和核门槛国家以此为借口，趁机开发核武器。美曾企图以制裁手段压朝屈从，但遭到朝鲜的坚决抵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作出较大的让步，以换取朝放弃核发展计划。第二，美国此举有其东北亚利益需要。冷战结束后，美国不想放弃在东北亚特别是在朝鲜半岛的存在和利益。朝鲜是东北亚的重要国家，长期以来与美、韩处于敌对状态。而美国对朝的“大棒”政策又收效甚微，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克林顿政府企图对朝作出妥协，以“胡萝卜”政策逐步打开朝国门。第三，克林顿政府国内政治的需要。克林顿自执政以来在国内政治上建树甚少，当时又面临中期选举的压力。美朝解决核问题框架协议的签署，将会或多或少地显示克林顿的“外交政绩”。
从朝鲜方面来说，主要是想充分利用此次机会，改善制约其与整个西方世界关系的朝美关系，进而全面改善与日本、俄国等国关系，建立其新的国际环境，振兴国内经济。另外，想通过与美国直接较量，提高自己的国际威望，确保国家和政治的稳定。朝美框架协议将对朝半岛局势产生重要的影响。
首先，协议的签署使为时一年半之久的朝核危机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机，对消除朝鲜半岛局势紧张，推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二、协议的签署标志着美对朝政策从拒绝承认，孤立封锁转向承认对话，诱压兼施。美对朝政策的变化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有利于朝鲜半岛的长期和平与稳定。三，协议的签署有利于朝日、朝俄关系的改善。朝美协议为朝日恢复建交谈判清除了一大障碍。日本执政党已表示愿派团访朝，为同朝恢复建交对话和谈判而努力。俄罗斯也表示将加强同朝发展传统的友好关系，以恢复对朝鲜半岛事务的发言权。四，随着协议的签署和朝美关系的改善，朝鲜同韩国关系将更加微妙。韩国很可能将利用朝美履行框架协议中对韩国财力和技术的依附，一方面加紧对朝鲜的影响，另一方面继续设法牵制美朝关系的发展。从长远看，朝美框架协议为朝鲜半岛南北对话创造了气氛和条件，有利于南北双方改善关系。今后，朝韩之间的军事对峙有可能趋缓。
俄罗斯：相对稳定和矛盾斗争相交织
1993年“十月事件”之后，俄罗斯以新议会组成和新宪法通过为起点，政局趋于相对稳定，各种政治力量对抗程度明显减弱。但政治领域仍然存在诸多矛盾，各派斗争远未结束。同时，由于俄国与西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分歧加剧，国内民族主义势力日趋抬头等一些因素，1994年俄罗斯对外政策出现了重大转变，较之独立之初发生了明显变化。
相对稳定和矛盾斗争相交织，是1994年俄政局发展的基本特点。
新议会组成和新宪法通过之后，俄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国家政治体制，总统、政府、议会和司法部门之间尽管仍然存在矛盾和斗争，但为了避免形成新一轮对抗，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寻求妥协与合作，从而使上层权力机关的斗争趋于缓和。2月议会决定大赦“十月事件”中的反对派人物，总统一开始曾持强烈反对态度，但为了调整与议会的关系，最后采取了折衷作法，既指责大赦令有违反宪法和诉讼法之处，又表示承认并尊重宪法赋予议会的权力。10月因卢布汇率暴跌引起了俄政府人事变动风波，总统在任命新政府成员时同议会领导人和总理进行协商，最后任命的政府成员使各方都表示“满意”。
政治斗争走上“文明”轨道，“街头政治”活动明显减少。“十月事件”前，俄各派政治力量为了自身利益经常举行“街头政治”活动，对立各方在街头摆开战场，给社会秩序带来严重冲击。1994年以来，叶利钦为缓和与反对派的关系，多次提出俄社会将继续实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和普选制，为俄各派政治势力开展合法活动创造条件。进入议会的各类政党也注意改变行动策略，注重利用议会讲坛阐述本党纲领和主张，参与国内外政策和法律的制定，对国家政权机构的人事安排施加影响。绝大多数国家权力机构、联邦主体和政党在4月份还签署了公民和睦协定。
经过多年的社会动荡，广大居民对社会混乱深感厌倦，严酷的经济形势使他们不得不为维持生存而花费大量时间。他们迫切希望国家走上健康轨道，参与政治斗争的兴趣日趋冷淡。1994年俄政治集会次数及参加人数明显减少，全年未发生引起社会动荡的政治罢工和示威游行。
民族独立和地方分立趋势在这一年里受到了遏制。地方争权曾给俄罗斯经济政治发展带来严重消极影响，成为俄政局动荡不安的一个因素。1994年俄中央对民族独立和地方分立势头采取了强硬措施。俄总统解除了一些向中央争权的地方领导人职务，对联帮主体的行政领导机构进行了整顿和充实，原来向中央抗税的地区开始执行中央经济计划，鞑靼等共和国要求独立的势头大为减缓。从总体上看，俄地区形势趋于稳定。
但在1994年俄政局相对稳定的主旋律中，仍然存在着矛盾和斗争。总统和议会在一些重大经济政治问题上看法不一，政府除了传统的反对派之外，又因盖达尔、费奥多罗夫等人的离去遭到了民主派的反对。入秋发生的卢布汇率狂跌引发了政府信任危机，领导班子成员发生变化。一些著名反对派领袖不甘于寂寞，不断组织反政府活动。特别是俄罗斯与车臣的矛盾，是俄罗斯政局的一个隐患。展望1995年，俄各派政治力量将围绕经济改革方针、政府人事安排以及议会和总统选举等问题展开角逐，俄政局看来一时难以平静。
1994年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有重大调整：
第一，在国际事务上改变以前迎合西方的作法，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坚持己见，对外政策趋于强硬，力图恢复俄罗斯的世界大国地位。俄总统以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在许多场合多次指出要加强俄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强化外交上的自主性。为此俄反对北约向东扩张，强调欧洲安全问题不应将俄排除在外，提出“全欧安全构想”以抗衡美国的“和平伙伴关系”。为争夺政治解决波黑问题的主导权，俄一直介入波黑问题。俄还积极参与中东和平进程，总统特使、外长、副外长相继前往中东，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拉宾先后访问莫斯科。在国际社会关注的伊拉克问题上，俄罗斯也提出了独立的主张。
第二，由偏重西方外交进一步转向东西方兼顾的全方位外交，加强与亚太地区各国的外交活动，重视地缘政治和建立周边睦邻带，以扩大在亚太地区的影响。1994年，俄各派政治力量围绕外交政策虽仍然进行争论并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发展与亚太国家关系这一点上却存在共识，在这方面，俄特别重视巩固和发展同中国的关系。
第三，加强与原苏联各共和国的联系与合作，强调俄在独联体内拥有“特殊利益和特殊责任”。在东欧国家以及波罗的海三国注重同西方发展关系的情况下，俄从战略安全以及恢复经济联系等目的出发，大幅度调整了与“近邻国家”的外交政策，采用多种手段深化彼此之间的关系。在经济上俄对独联体国家采取优惠政策，积极促进建立独联体跨国经济委员会。在军事上俄主张建立独联体防御联盟，在维护独联体外部边界安全和协调解决热点冲突问题上采取积极态度。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明显改善，独联体的一体化趋势在加强。
俄通过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1994年在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和恢复大国地位方面有所得手，基本抑制住了俄独立以来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滑坡，向世人展示了俄在解决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使西方大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不得不顾及到俄的立场。
美国：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在削弱
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往往发生在新总统上任一年之后，因为这时他可以较少受竞选时承诺的约束，同时离下届选举尚远，可以较多地考虑长远战略，听取外交专家的意见。1994年恰是克林顿执政的第二年，又是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发展相对平稳的一年。从这一年的美国外交战略看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轮廓是比较清楚的。
从克林顿1994年年初访问欧洲，到10月访问中东，11月赴雅加达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12月参加美洲首脑会议，美国外交出现全方位的活跃。克林顿上台之初，强调把工作重心放在国内振兴经济和解决社会问题上。如今他发现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密不可分。例如，海地问题之所以紧迫，既有维护美国在美洲霸主地位的需要，又确实有大批难民流入美国的压力，还有希求在国内中期选举时提高地位的考虑。克林顿在1994年更加注重内政与外交的平衡，加大了外交的力度。但是，冷战后美国进行海外干涉的能力和意愿降低，是难以扭转的趋势。
一年来美国外交活动所围绕的中心，是它在全世界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虽然克林顿政府仍然处处标榜“关注人权”，但在实际的外交运作中，务实的色彩更加浓厚。这一点在美国对亚洲的政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5月26日，克林顿宣布在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上将“人权”与贸易脱钩，实际上承认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伙伴面前，给双边贸易附加“人权”条件是无效的。在处理同朝鲜的核问题方面，美国的态度从僵硬转为灵活，双方增加了外交接触。在印尼召开的亚太各国首脑非正式会议上，克林顿也没有在“民主、人权”方面唱多少高调。当然，说美国外交趋向务实，并不意味着它将放弃在世界上推行美国的价值观，而只是说明美国的意识形态扩张将采取将更为隐蔽而不那么咄咄逼人的方式。
从外交手段看，美国越来越多地使用经济杠杆来推动政治关系，同时又利用政治关系来推进经济利益。例如，在同俄罗斯的关系中，就提出要制订“商业伙伴关系计划”，以对俄罗斯的政治前途施加更大影响。在朝美核会谈取得进展后，美国即刻答应给朝鲜中止核计划以某种经济补偿。另一方面，美国坚持对其战略对手保持军事压力甚至使用武力威胁，表示必要时决不手软。由于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地的动荡局面此起彼伏，美国的军费开支和在海外的军事存在很难进一步削减。无论是用经济手段还是军事压力来达到目标，美国都必须越来越借助于多边外交和国际组织的力量。
总而言之，克林顿的外交不得不注意处理五个方面的平衡关系：国内事务和海外干涉的平衡，追求实际利益和意识形态扩张的平衡，经济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的平衡，多边外交和单独行动及双边外交的平衡，以及对亚太政策和对欧洲政策的平衡。在所有这些矛盾关系中，天平都在向前者倾斜。从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正在削弱。
前几年，有的分析家从美国同日本、欧洲经济差距的缩小，来说明美国世界地位的衰落，预测到2010年时日本经济将超越美国。近一两年，又有人从美国这次经济复苏早于日欧，并且在许多高科技领域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明美国没有衰落，预测美日差距将拉大。我认为，仅仅从经济的角度观察大国的兴衰是不够的，更何况西方各国的经济周期不同步，从短期的经济数字推测长期结果是缺乏根据的。十几年来，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25%左右。在今后若干年内，这一比例恐怕也不会大起大落。
但是从外交和政治领域看，美国在世界上地位和作用的下降是比较明显的。首先，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事务中发言权加大，自主性增强，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总的来说在下降。其次，冷战结束后，经济因素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上升，军事力量的作用相对下降，美国利用其军事优势达到外交目标的机会减少了。第三，美国的国家向心力、民族凝聚力和政治自信心下降，公众对当政者缺乏信任，对两党斗争日益厌烦。美国国内形形色色的社会问题加剧，比经济问题更加难以解决。这种情况，在1992年的总统大选和1994年的中期选举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今后无论是民主党掌权，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政府都将是一个弱势政府。在国内问题上优柔寡断、意见分歧的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威信显然会下降。美国作为“民主样板”和“民族熔炉”的形象，已经大大受损。
美国的世界地位相对削弱，并不意味着其他大国的地位必然上升。冷战后，各大国都把注意力转向国内，因此在局部地区和部分国际问题上，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权力真空。而这些权力真空，又部分地被诸如民族集团、非官方组织、跨国公司、宗教势力等等非国家的力量所填补。因此，出现了许多地区的民族分立主义抬头、政府力量削弱、社会问题严重等倾向。这些全球化问题的出现，是观察美国对外关系及其国际地位时必须加以研究的。
欧美关系：相互碰撞经受考验
经1989年-1991年世界大变局，冷战基本消逝之后，由于国际局势、利害关系、力量对比和主要国家内部环境的变化，90年代的西欧同美国之间，目前正通过相互碰撞和不断经受考验，逐渐在形成一种新的关系。
大西洋真的会变“宽”吗？
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主席米夏伊尔·斯蒂尔默教授在其为1993年出版的《处于根本变革的大陆》一书撰写的《90年代的欧洲与美国：碰撞的时期，考验的时期》一文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导致苏联瓦解和给德国人提供了重新统一机会的同样那些条件，同时也带来了使大西洋变得更宽的后果。”
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完全有理由的，可能致使冷战后欧美关系变得较前疏远一些的因素确实存在。首先，在过去的40多年中，美国把它的军事力量一直部署到易北河畔，空前深入地卷进了欧洲的事务，特别在安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这在美国迄今为止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符合欧美双方的利益。但是，随着80-90年代之交国际局势的大变化，美国正在重新审视它在欧洲的利益，包括北约未来的存在问题。
其次，冷战消逝之后，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它们所面临的直接的现实的威胁减轻了，然而潜在的、难以预卜的危险却增加了。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东西方紧张对峙之后，在西方国家和人民普遍期盼分享“和平红利”之际，各国政府要想争取选民理解，动员民族力量比以前更难了。第三，1989年-1991年国际年局势大变动后，世界正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棘手问题，对此至今尚无良策。由于各国的利益不一和意见分歧（1994年波黑问题仍是突出一例），达成一致决非易事。
最后，由于国际局势变化，各国都致力推行“本国利益优先”的政策，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这自然会影响到彼此之间的关系。
虽然有理由提出大西洋将会变“宽”的问题，然而笔者以为，冷战后的欧美关系仍将是极其重要和相当密切的。欧洲人仍须同美国结盟，因为这是欧洲影响美国战略与政策的最重要工具，也是继续维护欧洲和平、自由和安全的可靠保证。从某种意义上说，冷战后让美国在欧洲继续担当缓冲者的角色也许比以前更有必要，因为“冷战遗产管理”实在是一件百倍困难的事情。对于美国人来说，西欧、地中海和近东的安全，原苏联和东欧地区的状况，都关系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不可能推行包括对欧洲在内的真正的新孤立主义。
美国特别需要欧洲的“领导伙伴”
冷战后美国在如何扮演“世界领导角色”的方式问题上正在发生值得注意的变化。美国的“世界领导角色”的首要目标是保证西方安全。为此，冷战后美国将依靠三根支柱：一是自身的军事力量；二是倚重盟国、友国和地区性大国；三是扩大“民主国家大家庭”。仅就倚重地区性大国而言，它既包含了美国在冷战期和冷战后战略政策的连续性，也反映了差异性。在冷战时期，美国的政策和战略是“遏止国际共产主义”，打败苏联。为此，美国总是以其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致力于维护自己在“自由世界”的领导作用。冷战后，美国虽依然致力于在国际组织里（例如联合国）建立自己的支配地位，在西方联盟（例如北约）里起领导作用，但同时，美国的政策却比以前更多地具有积极参与的性质，它不仅继续依赖自己的军力，而且重视拉着盟国和友国一起参与，尤其是倚重地区性大国充当伙伴。在欧洲，美国更是特别需要“领导伙伴”。它选择了德国。克林顿总统1994年7月访德期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经济”在美欧关系中的份量加重
二次大战后，决定美国、日本、西欧三者关系的，主要是冷战和力量对比悬殊两个因素，致使美国长期扮演老大哥甚至家长角色。如今冷战已经消逝，力量对比也早已发生变化，因此，美、日、欧三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乃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世人普遍预言，冷战后“经济”在国际关系中的份量将会加重，美、日、欧的经济战将日益展开，且会变得日趋激烈。
然而，仅仅强调竞争和矛盾一面是不全面的。冷战后，美、日、欧三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将随着力量对比消长和利益分歧扩大而使矛盾加剧；同时，也将随着相互依存加深和共同利益增多而使协调加强。为了对付这种既矛盾又协调、既竞争又合作的双重关系，它们将首先努力在国内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力；在国外则将致力于加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包括推动建立围绕自己的经济圈，采取多边主义（“自由贸易”）、集团主义、双边主义和单边主义四管齐下、同时并用的手法。
在过去20年中，虽然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相当重要的变化，其表现之一是东亚地位显著上升（1993-1994年声浪更高），美国在那里的利益日益增加，但迄今为止美国在国外经济利益的重点仍在欧洲；而欧洲联盟在区外的经济利益重点也依然在美国。在贸易方面，美国对亚洲的出口虽已超过对欧洲的出口，但美国同欧洲贸易的质量比同亚洲高。在今后国际经济贸易中一些可能发生争议的重要问题上，大西洋两边的分歧可能会小于太平洋两岸。在投资方面，欧洲仍占外国在美国投资总额的59%左右，而亚洲为26%上下。欧洲人拥有的子公司雇佣了290万美国人，占外国公司雇佣的美国人的62%，美国在海外投资中，欧洲占49%，亚洲占16%。说到欧美经济矛盾时，不应忽视上述数字和事实所包含的另一方面的涵义。
1994：中国外交获得成功的一年
1994年，我国党和国家、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领导人频频出访，举世瞩目，开拓了共和国外交工作的新局面。海外舆论评论中国刮起了“外交旋风”：有的说1994年是“中国的外交年”；也有的说1994年是“中国外交获得成功的一年”。的确，过去的一年是新中国外交空前活跃、也是硕果累累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中国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双方高层往来增加，两国经贸关系发展，两国军队交往得到恢复。1994年3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华。5月26日，克林顿宣布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且决定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脱钩。4月以来，邹家华、钱其琛和李岚清副总理以及国务委员宋健、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先后访美；美国财政部长本特森、商务部长布朗和国防部长佩里也相继访华。除佩里外，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魏斯纳、太平洋总部司令拉森和空军参谋长麦克皮克先后来华，我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惠滋也于8月率团访美。11月14日，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第二次会晤，再次就建立“建设性的新型关系”举行了会谈。江泽民提出了指导今后中美关系的5项原则，克林顿表示赞同。中美之间的这些共识必将有助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
与此同时，我国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了同西欧、日本等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今年年初，乔石委员长访问德国、瑞士和奥地利。5月，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访问了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和比利时。7月，李鹏总理访问德国、奥地利获得圆满成功。9月，江泽民主席对法国进行了成功的访问。接着，朱镕基副总理、荣毅仁副主席和乔石委员长又先后访问了西班牙、希腊、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1994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总督，法国、日本。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的总理也纷纷来华访问。
1994年，我国同独联体、东欧国家的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年初，俄外长科济列夫访华。5月，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首次访华。9月，江泽民主席访问了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我国国家主席首次出访这些国家。访俄期间，双方签署了关于两国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互不将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定。这次访问必将促进中俄两国关系的进一步稳定发展。今年4月，李鹏总理对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国进行了成功的访问。7月，李鹏总理访问了罗马尼亚。1994年有阿塞拜疆共和国总统、爱沙尼亚总统、匈牙利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以及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总理相继访华。
1994年，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今年年初，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访问泰国、印尼和新加坡。10月31日至11月4日，李鹏总理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接着，江泽民主席于11月8日至22日访问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东南亚4国，并出席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访问4国期间，江泽民主席同各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地区及国际问题举行了会谈，并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协议，在越南还发表了联合公报，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江泽民主席全面阐述了我国对亚太地区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立场，并对亚太经济合作的未来提出了五项原则建议，即相互尊重、协商一致；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相互开放、不搞排他；广泛合作、互利互惠；缩小差距、共同繁荣，中国的这一立场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在会议期间，江泽民还同美国、日本、韩国等9个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晤。这次访问对我做好东南亚国家的工作、促进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有着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1994年我国在改善和发展与周边国家、西方国家和独联体、东欧国家关系的同时，也大力做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作，使我国同这些国家之间的传统友谊、团结与合作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4月，胡锦涛同志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出访乌拉圭、阿根廷和巴西等南美三国。10月，朱镕基副总理访问埃及。11月，乔石委员长又对阿根廷、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进行了访问。与此同时，包括柬埔寨国王、埃及总统、刚果总统、肯尼亚总统、秘鲁总统、扎伊尔总统、马来西亚总理等20多位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先后在今年访问了中国。所有这些高层互访，都大大加强了我国与这些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世界新形势下的相互了解，从而使我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94年也是中国经济外交最活跃、取得成果最大的一年。李鹏总理出访时，每次都有许多中国企业家随团访问，与有关方面直接洽谈经贸合作事务。7月李鹏总理访问德国期间，两国签署了35亿美元的经贸合作协议和意向书，在西方国家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效应”。8月底，美国商务部长布朗以总统特使身分率领众多美国企业家和政府高级官员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近60亿美元的经贸合作协议和意向书。9月，江泽民主席访问法国期间，中法两国签署了180亿法郎的经贸合作协议和意向书。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今年11月访华时，带来了加拿大10个省中的9个省长，还有350多个企业家，这在加拿大外交上是“空前的”，访问期间，中加两国签署了57亿加元的经贸合作协议和意向书。1994年以来，西欧、北欧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其他西方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一股“中国热”，纷纷看好和涌向中国这个大市场。
独联体地区：热点在降温
在整个独联体范围内，多数的热点在逐渐降温，但也有个别的热点明显激化，总的形势是多云间晴。
不妨按地理位置，从东到西和从南到北，看看一年来独联体各国热点地区形势波折起伏的变化轨迹和目前状况：
位于中亚的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在独立之后，由于党派斗争和宗教矛盾激化，很快就陷入动乱并酿成激烈内战。以伊斯兰复兴党为主要代表的原教旨主义势力同以最高苏维埃主席拉赫莫诺夫为代表的执政当局之间，对抗的战火愈演愈烈。政府虽然控制了主要地区，但和阿富汗境内的反对派仍不断发生武装冲突，俄罗斯及一些中亚国家的维和部队进驻塔吉克斯坦后，战斗也未停止过。今年3月以来，政府同反对派代表先后举行三轮谈判，终于达成关于从1994年10月20日到1995年2月6日前临时停火的协议。1994年11月6日塔吉克斯坦举行了总统选举，并以全民公决形式通过了共和国宪法。拉赫莫诺夫以绝对多数票当选总统后表示，将继续同反对派对话，努力实现民族和解。局势虽然尚远未稳定，但已出现转机。
地处南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在独立后不久就战乱四起。特别是它所属的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1992年7月便宣布独立，但遭到格政府的拒绝，此后双方冲突不断升级。1993年下半年格政府军同阿布哈兹武装力量之间的战斗空前激化。同年年底以来双方在俄罗斯和联合国的调解下一再谈判，1994年5月14日签署了停火和双方军队在冲突地区脱离接触的协定。根据协定俄罗斯于6月中旬向冲突地区派出维和部队。武装冲突基本停止，争端将继续通过政治方式解决。
南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互相争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冲突持续已久，并演变成具有相当规模的常规战争。1993年双方的对抗更加激烈，战火并已超出纳—卡地区的范围。但在俄罗斯和国际社会的反复调停下，1994年战争未出现进一步升级。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还准备增派维和部队，并推动冲突各方逐渐转向政治解决的轨道。
在位于独联体西南部的摩尔多瓦境内。俄罗斯人聚居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曾宣布建立共和国并要求合并到俄罗斯。但摩尔多瓦政府坚持要维护领土完整。因此双方爆发武装冲突。后经有关方面谈判，紧张局势已趋于稳定。今年经过摩尔多瓦同俄罗斯之间的商谈，驻扎在德涅斯特沿岸的俄罗斯第十四集团军预计今后几年将撤出这个地区，这使政治气氛更为缓和。
克里米亚半岛曾属于俄罗斯联邦，但在1954年苏联当局已将其划入乌克兰版图。苏联解体后，克里米亚及基地设在那里的黑海舰队的归属，成为俄乌之间争吵不休的尖锐问题。今年乌克兰总统改选后，乌俄两国关系有所改善，克里米亚争端就平息下来。
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北高加索地区近几年的民族矛盾一直比较尖锐。继前两年北奥塞梯—印古什发生武装冲突和俄罗斯政府宣布在那里实施紧急状态法之后，今年车臣共和国又成为令人关注的热点。车臣原是俄罗斯联邦的一个自治共和国，1991年11月单方面宣布成立独立的车臣共和国，由退役将军杜达耶夫任总统，但俄罗斯当局一直拒绝承认。1994年车臣一些反对杜达耶夫的反对派组织加强活动，并于8月初宣布组成临时委员会，准备接管共和国的一切权力，车臣很快形成两种政权对峙的局面。双方的武装斗争不断加剧，10月中旬以来爆发了争夺首府格罗兹尼的拉锯战。12月上旬，俄罗斯当局一方面分兵三路开进车臣；另一方面又采取一系列措施促使对抗双方进行会谈，力争政治解决危机。十分复杂的车臣局势还在发展中。
近几年独联体各国的战火已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热点的爆发，有其历史、政治、经济、民族和宗教等各方面的深刻原因，因此也不是短期内就会完全消失。但从最近整个独联体范围的有关事态来看，热点地区的形势将继续趋于缓解。第一，人心思定，饱受战乱之苦的广大居民迫切希望在和平与安定的条件下生活。第二，独联体各国正在加强协调解决本地区的冲突，维和部队和有关方面的努力不断取得进展。第三，克服经济危机已成为独联体各国的迫切任务，根据已签订的经济联盟条约，最近就建立跨国经济委员会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达成协议，在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步伐，相互间的经济联系不断扩大。随着各国政局的稳定、经济状况的好转及相互关系的改善，热点地区的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这当然不排除有些地区的形势会出现波动和反复，甚至还可能有新的热点爆发。
日本“入亚”的跳板：直接投资
战后日本一直把美欧作为对外经济关系的重点，采取“脱亚入美”、“脱亚入欧”战略，通过发展同美欧发达国家的紧密的经济联系，充分利用了美欧的广阔市场和先进技术，享受了所谓“后进国利益”。然而，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追赶美欧目标的基本实现，日本与美欧关系中的竞争因素日益上升，而冷战结束又使抑制这种竞争的政治因素（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需要）大为减弱，从而导致早已出现的西方国家间的经济矛盾、特别是日美贸易摩擦进一步激化，与此同时，以欧洲统一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日益发展；亚洲一些主要国家改革开放成效卓著，经济出现了迅速增长的局面；冷战结束又使日本发展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制约进一步消除，上述这些变化促使日本进一步重视发展同亚洲各国的经济关系。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脱美（欧）入亚”的口号，其实，所谓“脱美（欧）”是脱不了的，而“入亚”、“返亚”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直接投资是日本“入亚”的重要手段，在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度升值的背景下，日本对亚洲的直接投资迅速增加，从1985年的14亿美元增加到1989年的82亿美元，其中，日本制造业对亚洲的直接投资从1985年的4.6亿美元增加到1989年的32.2亿美元。在1990到1992年，由于日本经济萧条，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有所减少，但日本对亚直接投资占其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却在上升，从1989年的12.2%上升到1992年的18.8%。1993年以来在日元进一步升值的推动下，这个比重又在1994年上升到37.5%，即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1/3强投在了亚洲。
1985年后，日本制造业对亚洲直接投资的重点是“四小龙”，1987年日本制造业对东盟各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的直接投资超过了对“四小龙”的投资。1991年以来，日本制造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连续3年翻番，从1990年的1.6亿美元增加到1993年的13.8亿美元，加上制造业以外的直接投资共计16.9亿美元。如果考虑到日本对香港的直接投资的相当部分与中国有关，可以认为1993年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在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对整个东盟的投资。同时，日本的投资者还开始了向越南、印度等新的投资对象区域进军。
综上所述，从8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对亚直接投资的重点从“四小龙”移向东盟，又从东盟移向中国沿海地区，并开始向越南以及印度延伸，这种发展势头反映了日本以直接投资为手段，将日本主导的国际生产网络扩展到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使日本与亚洲各国形成了越来越紧密而广泛的经济联系。
东南亚是日本在“脱亚入美（欧）”时代在亚洲开展经济外交的重点地区。战后，在日本发展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发展同东南亚的经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战前中国对日本经济的作用，从而使东南亚成为日本对亚经济关系的最重要基地，经过80年代后期对东南亚的直接投资热潮，日本在东南亚的生产据点的部署虽已基本告一段落，但日本决不会放松同这个正踌躇满志地走向“四小龙化”的经济增长地区加深经济联系。目前，日本对东南亚的投资战略是：(1)对泰国、马来西亚，重点放在扩建工厂的投资，提高投资层次；(2)将新建工厂的投资重点转向印尼、菲律宾；(3)开拓新的投资对象地区，特别是对越南的投资。
中国曾是战前日本在亚洲进行掠夺的主要对象，对中国贸易曾占日本进出口的约30%，战后由于冷战原因，日本与中国的经济关系长期处于低迷状态，1972年中日复交之后两国间的经贸关系虽有长足进展，特别是1992年以来，日本投资者加快了向中国进军的步伐。
当今，贸易日益成为“投资的函数”，随着日本对亚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日本与亚洲各国的贸易也进一步发展，其中特别是所谓“企业内贸易”的发展，典型地反映了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和生产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在日元升值的压力下向亚洲转移生产据点还在日本国内引起所谓“产业空洞化”问题，其实质是在日本传统的“完全配套主义”的产业结构上打开了缺口；而利用日本的直接投资加快了工业化进程的亚洲国家的工业产品大量流入日本则在日本国内引发剧烈的“价格破坏”，并进而影响日本经济结构的变革，由此可见，“入亚”不仅意味着日本对外经济战略的转折，而且是整个日本经济发生重大转折的反映。
东盟：在合作与发展中前进
近年来，面对世界经济多极化与冷战后亚太秩序新调整的态势，东盟各国正积极通过自身变革与扩大合作，探求增强与巩固自身实力，提高其在亚太政经格局中的地位。
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东亚地区，由日元升值引发的产业转移与分工扩展的格局中，东盟各国（除已进入新兴工业国行列的新加坡）相继步入经济起飞的轨道。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经济陷于衰退的时期，东盟各国依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
1994年，以新加坡为头雁的东盟各国经济取得更为突出的成绩，新、马、泰继续以往8%以上的速率增长，印尼则继续保持6%左右稳步增长，多年处于停滞衰退的菲律宾经济也迅速走向复苏。以上这些，主要是由于：(1)新的一轮日元升值、台湾“南向”政策推动，及东盟各国进一步放宽限制，导致外资成倍、数倍迅猛增长；(2)北美、西欧的经济复苏，为仍以西方为主要市场的东盟各国对外贸易开辟通道；(3)一些国家（主要是新加坡）结构调整与升级，使其经济步向“高增值产业”发展轨道。
为适应上述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形势的要求，近年来，东盟各国一方面积极推进向自由贸易区转型进程，另一方面，则大力拓展诸如“增长三角”一类经济合作新模式，以推进区域合作进程，增强东盟总体实力。
在推进自由贸易区转型方面，东盟成立20多年来，区域合作虽取得一定进展，但是由于主要采取的特惠关税贸易制及工业联营项目等形式，与东盟各国经济结构雷同、互补性相对较弱的状况不相适应。为此，于1992年东盟第四次首脑会议上，签署了《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决定在15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随后，考虑到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加快的形势，在今年9月举行的26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上，决定进一步加速自由贸易区建立进程，将时间由15年缩短为10年，即在2003年1月1日建成东盟自由贸易区；并决定扩大减税产品范围。与此同时，近年来东盟各国间小区域合作蓬勃兴旺，“增长三角”模式异军突起，“增长三角”合作形式的突出特点是：风险小、适应性强，能充分发挥合作伙伴间的互补性优势。
冷战后，在谋求建立亚太新秩序，进一步发挥东盟主动性的过程中，东盟力求将发动对外攻势与实行自我变革紧密地联系起来，有人将其称之为东盟的“双重战略”，其意图即在于把东南亚国家的力量进一步联合起来，争取与域外大国拉平实力，去年亚太经合组织西雅图会议的召开，加速了东盟扩大联合的动作。
“东南亚十国共同体”设想的提出，一定意义上可看作东盟扩大联合的一个具体步骤。长期以来，东盟一直十分关注发展同邻近印支国家的关系。随着越南宣布从柬埔寨撤军，东盟与越南关系解冻，1992年7月东盟外长会议决定接纳越南、老挝为东盟观察员，并正式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今年2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解除对越南禁运后，东盟进一步加快了扩大的步伐，5月末东盟六国会同柬、老、越、缅等国，在马尼拉举行了“东南亚10国非正式会议”，会议讨论并提出了建立“东南亚十国共同体”的设想。
东盟扩大的目的，即在于通过政治与经济联系的加强，把印支和缅甸纳入该组织的轨道。然而，舆论界也注意到问题的另一方面，拟议中扩大的东盟，其成员间的经济差别悬殊，政治上也存在制度差异和民族领土纠纷，人们担心，“迅速扩大的机构，将导致东盟性质的变化”。总之，东盟扩大的步子已经开始迈出，大东盟即将启动，但前程依然严峻。
高新技术推动着新一轮产业革命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正以空前的力量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一场全球性的、全方位的产业革命正在到来。
如果说以往的科技发展使人类从宏观上认识了地球、太阳和宇宙，从微观上了解了分子、原子和电子的话，那么目前的科技发展正在使人类的目光投向生物，投向人体，投向宇宙最神秘现象之一的人类智能。如果说以往的科技革命解放了人类的体力的话，那么目前正在进行中的科技革命将解放人类的脑力。专家认为，一个以人工智能为龙头、以各种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新产业革命正在到来，由此到来的“智能时代”将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另外，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一个以环保为内容的“绿色产业”革命正在兴起，并将成为一个数以万亿美元计的巨大市场。
新产业革命的到来有深刻的科技、经济和社会背景。近几十年科技的飞速发展孕育着科技大突破，科技大突破必然引发生产力大飞跃；近几十年经济的巨大积累为新产业革命奠定了物质基础，未来经济呼唤着新产业革命；“冷战”结束后，国际竞争主战场由军事转向经济、科技，激烈的竞争势必加快新产业革命步伐。
“智能时代”是更高级的信息时代，它依赖于发达的信息处理和传输手段。近十几年计算机技术迅速发展使信息处理技术取得长足进步，目前美、日正在研制万亿次计算机，最快的通用型超级计算机运算能力已达每秒1360亿次。随着人们对声像图文并茂的多媒体信息需求量的增加，信息传输手段相对于处理手段已明显落后。为解决“车多路窄”问题，自1993年初以来，全球范围掀起一场信息高速公路热。信息高速公路是利用大容量、数字化的光纤等技术把各种机构与家庭及个人联结起来的通信网络，其范围最终将遍布全球。
信息高速公路的兴建标志着多媒体时代的到来，届时人们不必分别添置电视、音响、计算机和电话，只需买一台多媒体计算机即可。人们坐在家中就可购物、办公、接受教育、接受治疗。日本通产省预计，到2010年，多媒体市场将高达123万亿日元。
信息传输手段的现代化将进一步推动处理手段的发展。目前，计算机已成功地具备了人左脑的逻辑运算能力，但具有人右脑的模糊处理能力以及整个大脑网络同时处理大量信息能力的计算机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现在，科学家已在研究模糊计算机和神经网络计算机，并把希望寄托于光芯片和生物芯片上。人工智能的实现标志着智能时代的到来。
要攻克人工智能这座堡垒，生物技术将从基因角度揭开智能之谜，并用生物方法模拟智能，信息技术将是主力军，用以实现人工智能；新材料技术则是后勤部队，为人工智能的实现提供物质基础；另外，近年来兴起的一种能直接移动原子、分子使其形成所需物质和器件的新技术──原子测控技术为这三大高科技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是下一次科技革命的技术基础。
人工智能突破后，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科技将推动新产业革命向纵深方向发展。生物技术在未来产业结构中将占据举足轻重的作用，并最终为解决人类面临的粮食、能源、环境和健康等问题带来希望。新材料品种目前正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具有优异性能和特定功能的新材料，将大大加速产业革命的步伐。
新产业革命正处于酝酿时期。美国《未来学家》预言2025年科技前景时指出，科学家将绘制出生物的基因图谱，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将建成，原子测控技术可制成具有高度特殊功能的材料。专家认为，人工智能的突破将带动一系列科技突破，未来人们将更多地从事创造性工作，人才将成为新产业革命中的决定力量。
目前，高科技的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传统产业在各国国民经济中，仍占据主体，人们对高科技还有一个接受、熟悉和适应的过程。1993年美国工业总产值中，高技术产业的产值仅占12.9%。高科技以往积蓄的力量再加上新科技革命的力量无疑将使生产力产生一个巨大的飞跃。
进入90年代，特别是最近1年，很多国家纷纷调整政策，以适应新产业革命的到来。1993年11月，美国成立国家科技委员会，克林顿总统任主席；今年8月，美国政府发表了自70年代末期以来的第一项科技政策声明。今年6月，日本政府提出“新技术立国”方针，11月发表《科技白皮书》，决定把研究与开发费用增加1倍。今年4月，欧洲联盟通过《第4个科技发展和研究框架计划》，9月成立科学技术代表大会。这标志着新的一轮科技竞争开始。
纵观近年来各国科技政策，无不围绕将要到来的新产业革命。自1993年初美国提出修建信息高速公路以来，日本、欧洲、韩国、加拿大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纷纷表示将要或有意向修建信息高速公路。美国1994年对生物技术投资高达43亿美元，法国从1991年12月开始执行预算为16.1亿法郎的“生物未来”计划，德国目前正在实施贷款金额为4亿马克的“2000年生物计划”。此外各国还制定了以下政策：大力发展教育，培养和争夺人才；发展科技以市场为导向，政府加强宏观调控；扬长补短，力求基础科学、应用和开发研究均衡发展；在高科技和环保等领域加强国际合作。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改变着世界。专家预计，到2050年科技知识将是目前的100倍。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失衡
自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越来越不平衡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74年到1993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其中：东亚经济年均增长率高达7.5%，南亚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8%，拉丁美洲经济年均增长率为2.6%，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为2%，中东和北非经济年均增长率只有1.2%。
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相差更为悬殊。文莱、新加坡等少数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1.6万美元以上，都已超过英国；大多数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1000美元；按联合国规定的标准，目前全世界共有47个最不发达国家，其中32个在非洲。这些国家的年人均收入低于300美元，工业产值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0%以下，成人平均文盲率达59%。阿富汗、尼泊尔等几个国家的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00美元。
发展中国家经济严重失衡、贫富差距明显拉大，受到基础、条件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但是主要原因有四：
第一，是否采取既从国情出发、又适应世界市场变化的经济政策。新加坡缺乏自然资源、市场狭小。但是，新加坡抓住世界经济高速发展和市场扩大的有利机遇，适时地发展外向型经济，并利用周围国家开采石油的有利条件，发展了炼油业。到1990年，新加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2万美元，到1991年，进出口总额达1350亿美元，居世界第15位，一跃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非洲自然资源丰富，长期以来，很多国家依靠出口一、二种初级产品，没有调整产业结构。初级产品和农矿产品占非洲出口总量的94%。自1973年以来，初级产品（不包括石油）价格下跌了40%，在过去10年里，咖啡和可可的价格分别下跌了34%和46%，很多非洲国家深受其害。
拉美地区既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又有广阔的市场。拉美国家在利率低的情况下大举借债，发达国家提高利率后，大大加重了这些国家的债务负担，引发一场债务危机，致使整个80年代成为拉美国家“失去的10年”。经过艰难的调整，拉美经济已经复苏、通货膨胀率大幅度回落、资金大量流入。但是，经济学家们已提醒拉美国家政府，要吸取教训，既要控制借债规模，更要妥善使用外债。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涌入拉美，加之经济复苏，有可能导致金融不稳定和发生新的债务危机。
第二，是否重视教育和科学技术，这是关系到能否提高人的素质和竞争力的关键。韩国自然资源贫乏、人均耕地比日本还少，直到60年代初韩国还是发展中国家里的一个比较贫穷的国家。韩国走的是教育、科技富国之路。目前教育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发达国家为5.7%，中等发达国家为4.4%，发展中国家为2.6%，而早在1984年韩国的教育开支已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3.3%，遥遥领先于日本（1983年为5.7%）、美国（1981年为6.7%）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 就20-40岁这个年龄段的人口进入高校的比例而言，韩国超过日本、原联邦德国、法国与英国。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与开发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发达国家高达2.9%，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只有0.3%，但韩国研究与开发投资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80年为0.8%，1991年上升到2.1%，韩国政府提出，到2001年提高到5%，超过大多数发达国家。韩国人口不到4500万，到1991年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从1961年的21亿美元增加到2808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82美元增加到6498美元，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
第三，能否控制人口增长，已成为发展中国家贫富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80年到1990年，发达国家年均人口增长率为0.6%，而发展中国家年均人口增长率仍保持在2%左右，这是南北实际经济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水平不同也是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因素之一。长期以来，非洲年均人口增长率在3%以上，高于经济增长水平。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整个8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仅增长6%，而人口增长25%，这是多数最不发达国家集中在这一地区的重要原因。
第四，能否保持社会稳定，这是一个国家经济能否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新加坡、韩国等一些国家由穷变富、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条件是不断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比较稳定。中东和北非的石油储量占世界石油总储量的65%以上，被称为“石油宝库”。但在过去10年，中东和北非是发展中国家里经济增长最慢的地区，主要原因是该地区的战争、冲突不断，特别是持续8年的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使该地区经济和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非洲、拉美一些国家越来越贫穷，除外部环境影响外，主要是战争、动乱和当权者腐败。
据世界银行预测，从1994年到2003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8%，但发展仍将是很不平衡的。
东欧经济：由滑坡转为爬坡
除了处于战乱的国家之外，1994年是东欧各国经济形势不同程度地呈现转机的一年。大多数国家生产滑坡的过程已经或接近结束，经济形势总体上趋于稳定。但各国经济发展并不平衡，在波兰、捷克、匈牙利北三国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南三国之间呈现出明显的差别。
波、捷、匈经济转轨起步较早，进展较快，政局相对稳定，生产滑坡的过程业已结束，国民经济总体上进入复苏或恢复时期。这三国的经济形势也是不平衡的。
波兰国内生产总值（GDP，下同）继去年增长3.8%之后，1994年可望再增长4-4.5%。持续了多年的高通货膨胀率由1993年的36%可望下降到27%，高失业率估计将从1993年的15.7%下降到15%以下，国家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估计下降为3.5%，居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停止下降，整个国民经济趋于好转。
捷克后来居上，1994年经济形势甚至好于最先回升的波兰。其GDP指标连续3年下降之后，1994年可望增长2.5-3%。通货膨胀率由1993年的21%可望下降为1994年的10%左右，失业率将由3.5%下降为3%以下，成为这一地区失业率最低的国家，国内外的投资在增多，出口在增长，外贸顺差，国家预算盈余，居民生活总体上有所上升，可以说已取代波兰成了这一地区的佼佼者。
匈牙利经济形势在转轨之初好于波、捷两国，但近两年却成了落后者。其GDP虽然也可望由过去4年的连续下降转为增长，但1994年全年估计能增长1%左右，明显低于波、捷两国。其他经济指标也没有多大起色。通货膨胀率1993年为22%，1994年估计仍高达20%，失业率估计达10%左右，预算赤字仍占GDP的2.5%，加上国债利息则占GDP的10%左右。
罗、保、斯三国经济转轨相对于前三国起步稍晚些，进展稍慢些，市场发育程度更差些，政局也不如前三国稳定。如果说前三国国民经济已开始回升或复苏的话，那么这三国则刚刚到达或接近下滑的谷底。
在这三国中，罗马尼亚的经济形势相对好些。其GDP在连续3年下滑之后，1993年首次增长1%，1994年估计为1.5%-2.0%。就GDP指标而言，罗马尼亚甚至好于匈牙利，但其他经济指标远不如前三国。1993年其通货膨胀率高达256%，1994年估计将达200%，失业率1993年为12%，1994年估计达10%，预算赤字还在增加，基建投资还在下降，居民生活还在下滑。
保加利亚1994年生产仍在下滑，但下滑的幅度有所缩小。1993年GDP下降4%，1994年将下降2-3%。其他经济指标也不妙，整个国民经济危机的形势仍在继续。其通货膨胀率1993年为60%，1994年估计仍高达50%以上。虽然私有化尚未全面展开，其失业率1992-1993年间已高达15%左右，1994年估计仍处于这一水平，甚至更高。
斯洛伐克1993年1月同捷克分家后，国民经济发展遇到了许多新问题，经济形势与捷克出现了明显差距。1993年斯洛伐克的GDP下降了4.1%，工业生产下降了13.5%，农业生产下降了15.7%。经过一年的整顿，1994年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前半年，工业比去年同期增长近10%，农业生产形势也好于去年，整个国民经济可望停止下滑，甚至会略有增长，估计超不2%。
除了这6国之外，这一地区经济形势呈现好转迹象的国家还有阿尔巴尼亚和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1993年GDP就增加了10%，1994年估计还可增长5%，可以说是这一地区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但这种增长具有突出的特殊性。首先，它是建立在前几年生产急剧大幅度滑坡基础之上的。其次，这两年农业丰收，而农业占其国民经济的一半以上。
应该指出，1994年东欧国家虽然呈现出经济复苏迹象，但普遍是恢复性的，都是在前几年社会生产大破坏基础上实现的，其代价都是相当高昂的。即使波、捷、匈三国，经济转轨中的经济滑坡期也长达三四年，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都下降20%左右，而罗、保、斯三国则相应为四五年和30-40%。目前这些国家经济仍远未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危机因素未能全部消除，有些还在继续发展。因此，所呈现出的增长也是很脆弱的，不稳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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