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评《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墨西哥政治模式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墨西哥论文,必由之路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制度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纵观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历史，大致会发现：模仿西方代议制民主者多，成功者少；现状维持者多，制度创新者少；政治动荡者多，持久稳定者少。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能够保持政治稳定60多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自60年代以来，破解“墨西哥政治稳定之谜”成为国际政治学界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曾昭耀先生所著《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墨西哥政治模式的历史考察》，可以说是这方面研究的开山之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墨西哥政治稳定之谜的中国文本。
与西方早期国家的政治现代化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具有许多特殊性，当然，墨西哥也不例外。忽视对这些特殊性的认识，常常使学术研究如画脂镂冰，流入肤浅。作者在开篇中从以下两个方面对墨西哥政治现代化启动特殊背景的剖析透视，为其整个理论奠立了坚实的根基。
第一，墨西哥现代化启动时的社会具有特殊性。它不是欧式的独立发展的传统社会，而是一个有300 年殖民统治历史的落后的封建性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专制独裁、强人统治的历史传统悠久，人身依附关系、个人效忠关系和家长统治关系根深蒂固，各自封闭的封建大庄园制度以及落后的印第安村社制度，阻碍了全国性的统一市场的孕育和形成。此外，墨西哥阶级、种族裂痕深刻，等级森严，克里奥尔人、梅斯蒂索人、印第安人、庄园主阶层、债役奴阶层和印第安村社社员，难以形成角色认同。这种现实与西欧早期现代化国家起飞前的社会相去甚远，它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传统社会，而是一种畸形的传统社会。
第二，墨西哥政治现代化启动时的国际环境也非常特殊。“因为发展落后，墨西哥在着手现代化改革与建设的时候，世界早已被早期现代化国家所控制，使墨西哥陷入一种与早期现代化国家的特殊依附关系之中，丧失了早期现代化国家那种独立、主动发展的可能性。”由于发展落后，在早期现代化国家示范作用下，墨西哥很多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斗争都超前发展了：在没有独立准备的情况下搞起了独立，结果导致新西班牙的分裂和地方割据，妨碍了民族国家形成；在交通落后、地区割裂、尚未形成国内统一市场的情况下，搞起了联邦，结果有邦无联，考迪罗主义盛行。
作者对墨西哥历史独特性的论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把握墨西哥政治稳定之谜不可或缺的认识层面。进而，作者指出，墨西哥政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制度创新，即创建适应墨西哥特殊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论及制度创新，作者从宪法理论和政治体制两方面作了精辟的论述，读后让人耳目一新。
在宪政理论上，作者认为， 尽管墨西哥1917 年宪法继承和发扬了1857年宪法的民主精神，重申联邦制和代议制原则， 但是， 它仍然对1857年宪法作了重大原则修改。包括1857年宪法在内的所有墨西哥宪法都是以法、美两国的自由主义宪法为蓝本的，都把个人主义确立为整个宪法的思想基础。新宪法则把宪法的思想基础，从个人方面挪到社会方面，提出了“社会权利”原则，把社会利益放到了首位。宪法第3条、 第27条和第123条则充分体现了限制私权、保障社会权利的精神。
宪政理论的创新，为墨西哥政治体制的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律保障。作者指出，职团主义的官方党、总统集权的政治体系和独立私营企业主权力体系，构成了墨西哥政治制度最富特色之处。三者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是墨西哥政治稳定的3个根本因素。
首先，职团主义官方党的建立标志着墨西哥政治制度化的开端。墨西哥官方党是由不同的职团组成的，最初它由工人部、农民部、军人部、人民部组成，后来出于政治稳定的要求，1940年撤销了军人部，从而使墨西哥政权有了坚实的民众基础，墨西哥政治由此走上了制度化的坦途。
其次，墨西哥总统集权体制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如果说1917年宪法确立的社会权利原则是对墨西哥政治做出的一大贡献的话，那么，该宪法所确立的总统集权体制则是它对墨西哥政治做出的另一大贡献。 1917年宪法吸取了近代宪法中立法权制约行政权的深刻教训，赋予了总统近乎独裁的权力。尽管如此，总统集权制却受到总统一任制的权力制衡。总统不管多么英明、伟大，只能任期6年。这一规定， 一方面满足了落后国家现代化启动时国家集权的要求，另一方面又避免了个人独裁的可能。作者认为，“正是这种权力平衡，构成了墨西哥政治的最重要的稳定因素”。作者不仅分析了总统集权制与总统一任制的权力制衡关系，而且还深刻地揭示了墨西哥政治制度的最核心内容：总统与执政党的关系。作者认为，“在墨西哥，政令是统一于民选总统的，总统一经选出，全党就得服从总统。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总统权力基础又全在于党的力量。正是这个党依靠自己的纲领和主张，通过广泛的社会联系，才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赢得民心，使自己的总统候选人成为民意的代表，从而保证了总统的合法性，使总统具有很高的权威。如果没有这个政党支持，总统也就没有权威可言，即使滥施权威，也只能是一副独裁者的面孔，不可能持久。所以，在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与总统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赖、相得益彰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构成了墨西哥政治制度稳定的最基本的因素”。
第三，独立的私营企业主权力体系在墨西哥政治架构中的地位，与其他国家相比，尤其具有独创性。独立私营企业主集团，主要由企业集团、外国投资者集团和银行家集团构成。尽管它们在经济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却被排除在官方党之外。把私营企业主集团排除于执政党之外， 并不是放任它们的行为。 早在拉萨罗·卡德纳斯总统任内（1934～1940）官方党先是通过全国商会联合会和工业协会联合会，后来又通过代表私营企业主利益的国家行动党，对它们进行控制。一方面，给予国家行动党以充分的民主参与权利；另一方面，又通过选举机制，通过官方党职团机构有力的控制功能，使其处于政治边缘地位。虽然国家行动党不甘心于自己的政治边缘地位，不断与执政党进行斗争，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政府以稳定和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基本发展模式。由于执政党巧妙地处理好了与私营企业主集团的关系，墨西哥政治才保持了稳定。
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是曾昭耀这部著作最具特色之处，极富学术理论价值，显示了作者丰厚的史学和政治学的双重修养。除此之外，曾昭耀这部著作还突破了旧的政治学范式，指出墨西哥政治模式是一党执政总统集权制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混合型的政治模式。
在政治学领域，自由主义的西方主流范式常常以民主自由和专制独裁的两分法来研究政治发展过程。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国家和政体有过很多经典性的论述，但对发展中世界独立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却缺少研究。因此，以往政治学范式实际上都是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历史过程的抽象，它们都不适合于墨西哥特殊的历史发展实际。于是，认为墨西哥政治制度是“自由主义的马基雅维利”制度者有之，认为是威权主义国家者有之，认为是波拿巴主义国家者亦有之，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见，墨西哥政治之谜是以往政治学范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如果不突破旧有范式，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墨西哥政治制度的本质，也就只能身陷谜中了。
作者从墨西哥政治发展的实际出发，大胆地提出，墨西哥政治是一种与墨西哥多元混合的经济相适应的一党执政总统集权制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体制。这一体制继承了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传统，并力图把二者结合起来。它既反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也反对前苏联的那种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而主张按社会利益原则，通过法制道路和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和平地改造旧的资本主义制度，力图走一条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但又兼有二者优点的第三条道路。
除了在理论上的建树外，这部著作的研究方法也很有特色。作者将历史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作跨学科研究的尝试，因此创获颇多。通过历史分析法，作者检视了墨西哥政治历史，指出造成墨西哥政治之谜的原因不过是政治学范式危机和西方学者的思想偏见。同时，作者还运用这一方法考察了墨西哥政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不适应墨西哥的社会现实。为进一步说明墨西哥政治稳定之因，作者又运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对墨西哥的政治体制进行了一次“切片检查”。通过对职团主义的政党体系、独立的私营企业主权力体系、总统集权体系，以及维系这些体系运转的关键因素的分析，作者指出，从技术角度讲，墨西哥政治制度是一个具有高度稳定性的自组织体。
作者通过历史学和政治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破解了墨西哥政治之谜，这一方面丰富了国际墨西哥政治研究，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的墨西哥政治研究的第一个重大成果，作者的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
作为一项创新性研究，必定会有很大的难度，研究中出现一些问题和不足自然不可避免。笔者认为，这部著作存在某些不足。
第一，“发动机”协调说不很充分。作者认为，墨西哥的政治稳定是墨西哥的经济增长发动机与收益分配发动机协调有序运转的结果。按照一般理解，既然“发动机”运转协调，那么墨西哥的收益分配效果定然较好，然而作者也承认，墨西哥收益分配的不平均程度相当高，在拉美各国中也位居最高之列。事实上，正是这两个“发动机”运转效果欠佳，根本没有解决墨西哥的分配的贫富悬殊问题，才带来了墨西哥政治制度于90年代出现的新危机。将政治稳定归结为发动机协调，理由并不充分。
第二，有些译名不统一，欠规范。同一人物，名字不同，如第10页的“胡亚雷斯”，在第60页和第140页上却又被称为“华雷士”， 不知者，定会当作两个人。同一地，名相异。如第22页的“瓜拉华多”，在第27页上又作瓜纳华多，瓜纳华托，致使一地有三名。但瑕不掩瑜，总的说来，本书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填补了我国拉美史学术研究的空白，为中国对拉美和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开了一个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