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守成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试论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20年代前后，围绕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形成了多种不同的文化观点，其中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强调近代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继承关系，被称为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守成派。与这种文化观相对应，史学领域也出现了一种传统色彩较为浓厚的史学派别，即以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征为代表的新史学体系。他们既受西方学术思想的激荡，又有浓厚的传统学术功底，既认识到了西方学术方法的长处，又不丧失对传统学术精神和方法的信念，成为新史学哲学一个极为重要的派别。
一、守成派的历史哲学观点
所谓历史哲学，主要是对于历史过程及其本质的哲学思考，它是史家认识历史的结果和史学创作的前提。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股革命思潮，其主要内容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史学标准。梁启超、章太炎共同提出的新史学特征是：以国民为价值中心，体现历史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则。为建立新的史学标准，梁启超等人对传统史学作了激烈的批评，并大力宣传社会进化论和天赋人权理论，提倡创作民史。
新史学的历史哲学是否完全与传统史学无关？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征等人在章太炎初步反思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指出新史学应正面继承和发展传统史学中的道德精神，把传统学术中对理性和道德的信念当为新史学的精神实质。
王国维对中国传统学术别著慧眼，他认为如果就形式逻辑而言，中国旧史学的前提和基础——儒家哲学，“其于思索未必皆精密，而其议论亦未必尽有界限”。（《静安文集续编·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之后》）但儒家哲学却道出了消解人生困境的真理。在历数佛家的涅槃 论、叔本华的自杀论以及儒家的道德信念庶几有助于人生困惑的消解。故王国维对史学中道德理想十分重视。他的《殷国制度论》考察殷商与西周之际的社会变更，结论是：“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实际上他表达了这样一种认识：西周所确立的尊尊、亲亲、贤贤和男女有别的宗法等级及其精神，是新文化的基本前提，新史学必须贯注对道德的信念。
陈寅恪对传统学术的道德精神有强烈的信念。他认为，在中西文化相互冲突时期，只有立足于本土文化，通过吸收消化其他民族的文化，才能形成真正有生命力的新文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一文中，他运用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相互影响的例子说明，中国当时输入欧美思想，应该像宋代儒学一样，“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2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新史学亦然，一方面有必要吸取西方学术体系的长处，而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传统史学的道德精神。
陈垣对传统史学的人伦道德有深切的体验。他的《通鉴胡注表微》，表面上是对宋末元初胡三省、司马光《资治通鉴》注释的研究，实则通过对胡三省史学思想的阐发，表明他自己的史识。在其中，他分析了胡三省对当时民族文化问题的焦虑以及对人伦道德的信念，表彰胡三省史学的民族气节，畅述自己对传统史学所树立的人生观的信念。如他说，传统史学褒贬人物的是非标准，“能致身为第一义，抗节不仕者次之，保禄位而背宗国者，在所必摈”。（《臣节篇》）这种受儒学熏陶的生死观，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所在。
汤用彤的史学思想与上述三人基本相近。他的《理学谵言》一文认为，评判一种文化的价值，关键在于看它对于人的道德品性的铸造方式和结果。他说，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东西文化，人们就不会“昧于西学之真谛，忽于国学之精神”，就会发现表面上落后于时代的传统性命道德之学，仍然有其现实价值。1918—1922年，他留学美国，师从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通过对西方文化的切身体验和研究，进一步认识到：“世界宗教，哲学，各有真理，各有特质，不能强为撮合”。（《评近人之文化研究》，载1922年12月《学衡》第12期）每一种文化各有其自身的价值，只能求同存异，而不能生搬硬套。汤用彤还通过对魏晋南北朝到唐宋间佛教发展历史的深入研究，指出任何外来文化，只有与本土文化相互化合，才能生长繁衍。汤用彤的这种文化观点应用于史学，其思想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与上述诸人不同，柳诒征对于新史学与传统史学体系的相互关系，作了正面论述，对传统史学的精神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明确指出，传统史学的前提就是儒家经学，特别是《春秋》大义。“近人讲史学，不知推本《春秋》，漫曰《春秋》是经非史，而中国史学之根本不明”。（《国史要义·史义》）他认为，如果我们把视野伸展到传统史学的经学背景，就会发现传统史学有许多地方是十分深刻的。如正统观念，尽管历史上确实有为某一王朝争正统的现象，但也不能忽视正统观念中正义、爱国、保卫领土完整的含义。“前史之龂龂于一家之传统者，非第今不必争，亦为昔所不取。而疆域之正、民族之正、道义之正，则治史者必先识前贤之论断，而后可以得治乱之总纲”。（同上）故柳诒征认为，虽然中国旧无历史哲学之称，“而其推求原理，固已具于经予。……故吾人治中国之史，仍宜就中国圣哲推求人群之原理，以求史事之公例”。（《国史要义·史识》）
值得指出来的是，虽然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征都强调新史学对传统史学道德理性的继承，但他们并非一味守旧，他们也认识到必须结合时代需要，吸取西方学术精神，使传统道德理性得到进一步发展。如王国维认为：传统儒家高扬道德信念，这是合理的，但这种道德理想主义也有一个弊病，就是对非道德现象缺乏像西方那样严格的法制制约。而“义之于社会也，犹如规矩之于方圆，绳墨之于曲直也。”（《静安文集·教育偶感四则》）“今转而观我国之社会，则正义之思想之缺乏，实有可惊者”。（同上）因此他主张应该在道德信念前提下加强社会立法。这种认识引伸到史学领域，王国维也必然在宣扬史学的道德精神之外，宣扬史学的近代民主精神。陈寅恪在王国维自杀之后，所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他认识到道德理想虽然有“超越时间地域”的一面，但也不能不有时间地域的变化。所以陈寅恪研究历史，特别是隋唐文化史，既注意文化中心观念的继承发展，也注意文化中心观念的转化和移植。也就是说，认识一种文化现象，既要看到它的精神实质，也要看到它的新的表现方式。史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必然如此。陈垣也并不一味固守传统史学精神而无视外来文化的吸收。在《通鉴胡注表微·释老篇》中说：“吾国民族不一，信仰各殊，教争虽微，牵涉民族，则足以动摇国本，谋国者岂不可顾虑及此。……故吾人当法孔子问礼老聃，不当法孟子之距杨、墨也”。他认为只有通过相互了解、相互吸收，才能真正认识到其他学术的长处。汤用彤曾经总结出文化移植的这样一条规律：“一个地方的文化思想，往往有一种保守或顽固的性质，虽受外力压迫而不退让，所以文化移植的时候，不免发生冲撞；又因为外来文化必须适应新的环境，所以一方面，本地文化思想受外来影响而发生变化，另一方面，因外来文化思想须适应本地的环境，所以本地文化虽然发生变化，还不至于全部放弃其固有特性，完全消灭本来的精神”。（《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载1943年1 月《学术季刊》一卷二期文哲号）所以文化冲突调和的结果是：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都有所改变而又不至于彻底改变，它们在相互吸收的基础上，达到更高层次的融合。汤用彤的文化移植思想对于新史学与西方史学的结合，无疑也指明了发展方向。柳诒征也认为新史学一方面应吸取传统史学的精神价值，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西方学术的长处，如西方史学对于历史发展线索的认识，“可以益人神智”，虽然它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国历史的原貌，但新史学也有必要吸取其精髓，总结出中国历史的发展线索。
中国传统史学虽然有帝王中心论以及缺乏对历史规则的归纳等弊病，但它也有重视人文道德和实践理性的长处。儒家经学是传统史学的基础。在新史学思潮出现不久，就面临着如何对待传统史学的精神价值问题。当梁启超等人继续对旧史学体系进行批评，宣传新史学的进化原理时，章太炎于1904年开始反省进化与道德的关系，提出俱分进化论，认为进化论不能给人们的道德提供有益的借鉴，由此引起对新史学哲理的怀疑。后来，梁启超、章太炎都重新评价中国学术传统，提出传统学术精神是新史学的重要渊源之一。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征从不同侧面丰富和发展了这一观点。它表明新史学与传统史学并非截然对立的两极。传统史学的道德精神和理性精神是新史学的出发点。
二、守成派的史学方法观点
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的另一基本特征是：新史学必须因果分明、对历史发展的规则有所归纳。“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新史学》）新史家们反观传统史学，认为它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虽然记叙了纷繁的历史事实，从中却很难找到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规则。所以他们认为有必要对传统学术方法进行改造和发展，以改变旧史学的“逐末之陋”。如何吸取西方学术方法，如何使西方学术方法与传统学术方法相结合，史家仍各自表述了不同的认识。
王国维对中西思维方式作过比较。他说：“西洋人之特质，思辩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 ……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静安文集·论新学语之输入》）中国学术无论理论思辩和具体分析，较之于西方学术，确有其不足之处。所以，如果不向西方学习，学术就无法进一步发展。但运用、借鉴西方学术方法，并不是把传统学术方法的长处排斥不取。他认为传统学术研究重视历史的自然、人文环境以及个人情性因素，视野相当开阔。特别是乾嘉学术方法，朴实有征，是传统史学方法的瑰宝。此外，王国维还指出：“余谓中西之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观堂别集·国学丛刊序》）也就是说，只有坚持学术研究的民族特色，才能真正成为世界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王国维在古史研究中提出二重证据法，就是在乾嘉史学方法基础上，把考古资料与文献相印证，使古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陈寅恪认为以往文化史研究有两大缺陷：“旧派失之滞。旧派所作中国文化史，其材料半出廿二史中儒林、文苑等传及诸志以及《文献通考》、《玉海》等类书。……新派失之诬。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有解释，看上去很有条理，然甚危险，有适用有不适用处。”（《陈寅恪先生传》，载《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所谓“滞”，就是没有明确的条理，这是传统史学的最大不足。但有些新史家用“条理”去凌驾历史事实，也不是正确的学术方法，它只会造成史学研究的“无中生有”。他认为正确的研究方法，首先需要研究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其次也需要研究者在同情之态度外，深具考据学之功底，否则也容易陷入附会。
陈垣也认为，学术研究既要有严密的考证意识，也要有抽象思辩。但无论考证和思辩，陈垣都非常强调其民族学术传统。如中国历史文献中的书法、义例、避讳等，就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史法。研究中国历史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规则性的把握。陈垣先后作《史讳举例》（1928年）、《校勘学释例》（1931年），对上述方法进行总结归纳，使人们对传统史学方法获得一些理性认识，并为如何运用这些方法指明了具体途径。陈垣的目标，就是要在传统学术方法基础上发展出新史学方法。
汤用彤很少正面论述史学方法，但他的史学实践表明，他既坚持传统学术方法的长处，又吸取西方学术方法的长处。他注意用近代西方哲学的某些范畴来分析传统学术思想，如他的魏晋玄学研究，通过运用西方哲学的范畴，使玄学的有无、本末、体用诸范畴得到了清晰的辨析。他强调学术研究的多种素养，说“越是研究中国哲学，越要多了解欧洲哲学。”（任继愈《汤用彤先生治学的态度和方法》，载《燕园论学集》）另一方面，他也非常强调学术的基本功。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就是考据与义理相结合的典范。
柳诒征对传统史学的方法论体系作了深入分析，认为传统正史的叙事体例，既分析历史事件时间、空间上的相互关联，又能用极简练的笔墨描写出极丰富的历史，有其合理之处。《国史要义·史联》提出，无论是新史学的著作方法抑或是具体研究方法，都应该与传统史学方法体系保持密切的联系。
所谓史学方法，既包括对历史的认识方法，也包括对历史认识结果的表述方法。前者属于历史认识论范围，后者属于历史编纂学范围。自新史学思潮批评传统史学缺乏对历史事实之规则的归纳以后，如何揭示历史发展的线索，如何找出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乃至如何把历史认识更精练地表现出来，都成了当时史家所必待思考的问题。梁启超主张用西方学理来指导中国历史的研究，而章太炎则认为不能把西方的学理当作普遍性的规律，而应该注意历史发展的不同特点。但他由此导致对历史规律的否定，认为史学不需要“名理”，不要讲“历史哲学”，只需实证研究就够了。梁启超晚年也对历史进化论表示怀疑，并强调历史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在这种形势下，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征等人一方面坚信新史学“求通”的理想，承认新史学必须克服传统史学的叙事笼统局面，显示历史事实的发展线索；另一方面，他们又摒弃对历史线索的肤浅理解，认为应该在实事求是的考证基础上，还历史的真面目，然后求得每一类历史事实的具体规则。他们既坚持了新史学的基本特点，又调整了新史学的方法体系，并沟通了它与传统史学方法体系的联系，具有深远的学术价值。
三、守成派的史学成果体系
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带来了当时历史研究的繁荣局面。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征等人的史学研究在近代新史学成果体系中颇具特色。
王国维的史学研究在后来引起较大反响的是他的古史研究。他通过甲骨卜辞与地方文献的互证，来分析周公之德和西周之所以统一天下的原因，进而整理出上古制度的演变线索，对于认识上古历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后来郭沫若利用王国维的成果，运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理论，提出殷周之际是中国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的观点，侯外庐又在郭沫若的基础上，指出西周奴隶社会的特殊性质。可以说王国维的古史研究为新史学总结上古社会的演变规则奠定了基础。
陈寅恪历史研究的重点在隋唐史。他认为要认识中国历史的演变法则，隋唐史无疑具有其独到的地位。围绕隋唐文化史这一课题，陈寅恪先后发表了三部重要著作，对唐代的各种制度、政治史、文学思想和文学形式的变化作了具体慎密的分析，并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在新史学体系中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他为复杂纷繁的隋唐文化提供了一套具体的研究方法，他指明，要研究隋唐文化，就必须研究种族和社会集团，就必须研究各种社会集团的政治属性与党派分野，就必须研究他们对于文物制度以及道德观念的不同态度，也就是说必须研究社会关系中的复杂的矛盾运动。后来，他的学生汪籛把陈寅恪的上述研究与当时的经济状况相联系，更加丰富和发展了陈寅恪的史学成果。这些都成为韩国磐、侯外庐等人研究隋唐历史的基本出发点。直到今天，研究隋唐文化的学者仍然得益于陈寅恪的成果。
陈垣的历史研究以宗教史和元史为主。他研究宗教史，一般不讨论宗教的教旨，而只是详细地研究各种宗教教会、僧侣、信徒的存在实况以及宗教典籍的境况。其元史研究也是利用繁富多样的资料，揭示元代社会生活的原貌。
汤用彤长于欧洲哲学史、佛教史、道教史的研究，尤以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影响深远。他的经典之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隋唐佛教史稿》，通过对佛教的中国化的具体过程的深入研究，揭示了佛教文化在汉魏隋唐乃至宋元时期的盛衰消长的线索；总结了佛学之所以能成为隋唐思想界的主流以及在隋唐繁多佛教宗派中只有禅宗得以流传开来的原因。这为新史学研究中国佛教文化这一重要文化现象以及研究中国中古社会思想发展的历史线索，都提出了基本途径和基本观点，至今还受到人们的尊重。
柳诒征的历史研究面也相当广泛，但他对今人最具影响的则是他对传统史学的反思。他的《国史要义》有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等篇，对传统史学的起源、史官制度、史学的基本价值标准、史学的表叙方式、史家的品德和见识、史学的体例方法、史学的借鉴功能作了分析。他为人们进一步了解传统史学的体例和精神提供了帮助。
在20世纪的新史学思潮中，史家们为实现以国民为价值中心的、带有总结历史发展线索的新史学目标作出了积极努力。首先是一大批史家希望以进化史观为指导，系统地梳理出中国历史各发展阶段乃至每一类历史内容的前后渊源。如刘师培、章太炎等。但他们都未能从中国历史材料的内在线索去发掘符合中国历史的规则。因此，当章太炎等人在史学实践中逐渐意识到西方进化原理乃至其他学理不可能深入到中国历史的具体面目时，如何解剖中国历史乃至中国史学，就成为新史学的重要目标。王国维、陈寅恪、陈垣、汤用彤、柳诒征的历史研究体现了这样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在各自的领域，根据一切可能找到的历史材料，发现解开每一研究领域的钥匙，求得他们独立自得的，比较符合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原貌的认识。不难想象，新史学如果缺少这一环节，就不可能对中国历史作整体把握，也不可能准确地了解中国历史和史学的具体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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