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政策调整与出口结构变化分析：2006-2008，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结构论文,政策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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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下半年起，国家对出口贸易政策进行了较大幅度调整，这种政策调整一直延续到2008年9月份美国金融危机影响显现后才进行转向。这些政策执行的结果是出现了中国出口贸易快速增长逐年回落的现象，并引起了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的若干变化。2008年上半年物价上涨因素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结构变化，并对2009年和将来的出口贸易增长产生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这种结构变化的分析，解释这些政策实施的实际后果，从而加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贸易救助政策的认识。
一、条件与内容：对出口贸易政策调整的检讨
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新的外贸发展思路，其主旨是要在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注意提高出口贸易质量，即解决出口商品附加值较低、资源能源耗费较大和环境保护等问题。这种新的发展思路对于我国出口贸易高速增长中存在的缺陷，其针砭是准确的。但在这种新思路还没有具体的政策指向时，发生了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作了一些让步，其中包括承诺《纺织品特别限制措施》，执行期到2008年12月31日为止，在此期间，WTO成员可以国内市场被扰乱为由，要求中国对纺织品出口实行数量限制（参见辛承越，2005）。2005年春，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借口当年一季度中国纺织品出口增长超过了双方协议的增长速度，要求中国降低增长速度，而且坚持认为，增速太快的原因是人民币汇率低估。与此同时，日、美等国政客和西方人士质疑人民币汇率低估的舆论也甚嚣尘上。中国政府不得已对纺织品出口实行了数量限制，不仅采取了纺织品出口关税手段，而且采取了纺织品配额招标。特别是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改革，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2%。按照美国公共法100-418第3004部分，美国财政部长必须每年两次报告拥有贸易顺差国家是否操纵汇率。在这种压力下，人民币汇率走上了升值通道，累计到2008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的幅度已达到21%。在此特殊背景下陆续出台的贸易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主要贸易伙伴认为中国出口贸易增长过快看法和抱怨的影响，并悄悄改变了“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政策内涵，使此后出台的政策措施在不同程度包含了两大误区：限制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和限制加工贸易发展。
回顾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的贸易顺差大国日本和德国也经历了在美国压力下日元和马克汇率升值后的对外贸易政策调整。但是，中国与该两国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的前提条件有很大的不同。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一半左右是加工贸易，而加工贸易的海外市场与国内市场是截然分开的，加工贸易生产的产品不能进入国内市场，因此，中国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缺乏国内市场的回旋空间来承载和消化其后果，而日本和德国不存在这种特殊问题。
日本在“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大幅度升值的情况下，能够继续保持工业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国内市场能够不断培育新的产品竞争力。日本在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在国内市场的依托下，在日元大幅度升值的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开始进入制造业国际分工的最高端地位，而日元汇率升值实际上更有利于日本产业结构调整的加速进行。余维彬(2004)甚至认为，日元升值不仅对日本出口贸易的影响甚小，而且日本政府对汇率政策的“善意忽略”，还有利于日本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日元汇率大幅度升值以后的年份里，日本依然保持巨额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顺差的原因。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日本的贸易政策调整实际上只突出了两方面的措施：第一是进一步加强原来依托国内市场的产业结构调整，继续提高日本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第二是大力推进海外直接投资，通过转移边际产业，延续其比较优势并扩大海外市场。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最重要特点就是为扩大日本企业的海外市场服务，1990年，在日本制造业对外投资中，为确保当地市场占有率而进行的投资占投资总额的38%左右（Kamiya，1990；冯昭奎，2005）。其微观主体“综合商社”，就是融贸易投资为一体的跨国公司。通过海外生产经营的扩展，不仅日本产品规避了美国的贸易壁垒，而且还扩大了商品流通网络，这使日元升值对日本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被降低到最大限度。
德国的情况比日本更具有典型性。德国依托的是欧洲经济共同体区内市场，在欧共体内部，各成员国之间的区内贸易在上世纪80年代始终占其全部国际贸易额的65%-70%，直至1992年，区内出口贸易占其全部出口贸易的比重仍然高达67%(Eurostatistics，2000)。而且，1979年3月，欧共体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设立欧洲货币单位，成员国之间实行固定汇率，对外实行联合浮动，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货币体系，并建立了欧洲货币基金，向成员提供中短期贷款，借以干预市场、稳定汇率、调节国际收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德国马克对美元汇率升值的情况下，德国的贸易政策实际上只需要更坚定地依靠欧共体市场和更紧密地联系欧洲货币体系，就可以把马克升值对本国出口贸易的不利影响抵消。事实上，在德国、法国等大国主导下，欧共体12国首脑于1985年6月就批准了进一步统一欧洲市场的白皮书。内容包括取消所有有形障碍、开放边界、取消海关、人员自由往来、建立统一的欧洲技术标准和商品税收、建立统一的商业法规、取消金融管制，实现金融一体化（夏庆杰，1994；胡荣花、郑静，2006）。这种空前推进的贸易投资自由化措施，为德国以及其他欧共体国家扩张区内市场、抵消马克升值的不利影响提供了重要保障。
除了上述贸易政策调整的前提条件不同，中国贸易政策调整的措施也与日本、德国当时的政策措施有很大区别。日本、德国的政策措施体现为扩展新的市场以应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降低，而中国贸易政策调整的内容则更倾向于自我紧缩外部市场并限制加工贸易的国际分工方式。这些内容有：(1)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按照汇率年平均价计算，2005-2008年4年间，每年升值的幅度分别是1%、3%、5%、11%。①(2)连续多次调整出口退税率。2005年分期分批调低和取消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了某些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退税率；2006年再次出台了力度较大的类似的结构性调整政策；2007年4月、6月和12月连续三次出台范围更大、力度更大的降低和取消出口退税的政策。如果说2005年和2006年的两次调整虽然限制“两高一资”产品②的出口，多少还体现了结构性调整的意图，而2007年的调整则更多地体现了限制增长速度的意图。(3)更广泛地使用出口关税手段。从纺织品开始，使用出口关税手段的商品不仅扩大到铁合金、钢铁等产品，而且还有其他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4)限制加工贸易发展。从2006年开始取消铜精矿加工贸易开始，陆续增加加工贸易的禁止目录，2007年三次出台了限制加工贸易的调整政策，包括对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贸易保证金台帐实行“实转”，即要求这些企业实际交纳保证金，使其增加生产成本，限制其发展。
2008年下半年，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贸易政策进行了第二次审议，由中国商务部提交的政府“政策声明”中写道：“中国政府认为，贸易顺差过大会给中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它加剧国内流动性过剩，给货币政策的实施造成困难。因此，中国政府不追求贸易顺差，并一直致力于通过扩大内需等综合性措施来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声明指出，贸易顺差过大的原因是亚洲国家通过来华投资和加工贸易转移了原来由它们向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因此，“过去两年来，特别是2007年以来，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主要包括：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加工贸易升级，禁止并限制一些产品的加工贸易；调整出口退税政策，降低资源性、高能耗和高污染产品的出口退税水平；调整土地政策；公布实施《劳动合同法》；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2008）虽然中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没有明确提出降低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和缩减海外市场份额，但已明确指出要减少对出口贸易的激励和限制加工贸易的发展，包括限制可能导致出口贸易增长最快的外商投资企业。显然，这些政策措施不仅与当年日本、德国面临本币升值挑战时所采取的贸易政策措施截然相反，而且采取这些政策措施究竟能否实现中国政府自己提出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新思路也是值得怀疑的。
二、价格转移：出口贸易方式结构变化的结果
限制出口贸易增长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贫困化增长”学说。它由拉美经济学家普维雷什(Prebisch)和辛格(Singer)提出（参见姚曾荫，1987），20世纪50年代巴格瓦蒂(Bhagwati，1958)将贸易条件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研究，论证了贸易条件恶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后来西方国际经济学教科书归纳了贫困化增长的条件(Lindret，1986)。之后这个理论经常被学者们用来验证出口贸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发展与国民福利之间的关系。中国学者对贸易条件的研究，是从贸易结构所反映的要素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的可持续性入手。洪银兴(1997)就曾质疑：发展中国家以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参与国际分工，虽然在短期内可以获利，但这种贸易结构不能持久，并且会跌入“比较优势陷阱”。发展中国家应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发展战略性产业，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而加工贸易方式往往被作为贸易结构低级化的代表，由于加工贸易的迅速发展，使外贸依存度空前上升，其出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小，而供给弹性大，贸易的价格条件不断恶化，因此，加工贸易是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贫困化增长”的源泉（王珍等，2007）。加工贸易出口的过快增长不仅造成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而且还引起了贸易摩擦。针对中国“十五”期间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一些学者提出了“适度增长论”，即一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和增长率应有一个合理的限度，超过这一限度，就会产生过度增长问题。所谓对外贸易适度发展的内涵包括适度规模和适度增长两方面，在贸易规模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其增长速度应与世界贸易增长相协调，要使贸易增长保持合理水平，“综合贸易影响率”就不能超过贸易摩擦警戒线。对照贸易综合影响率指标的分析，我国出口贸易规模大、增长猛，已经接近贸易摩擦警戒区（杨丽等，2005）。于是，减规模、降速度成为贸易政策的重要命题。当然这些理论和研究并不一定直接导致了2006-2008年中国出口贸易增长速度的下降，但对这个期间中国调整贸易政策的倾向是有实际影响的。
2001年至2005年的“十五”期间的前4年，中国出口贸易不仅出现了高速增长的态势，而且在两种主要出口贸易方式中，加工贸易出口的增长速度比一般贸易出口增长速度略快，加工贸易出口方式所占比重也略高于一般贸易出口比重。2005年这种态势开始逆转，出口贸易政策调整后，逆转程度加深。
显然，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两种方式的出口增长速度变化是造成其在出口结构中比重变化的直接原因。“十五”期间前4年，中央政府对外贸出口的政策基本是稳定的，这主要表现为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出口退税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强、加工贸易政策的完善也以扶持为主；而在此期间，世界经济经历了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景气状态，世界经济增长在2005年达到新高，美国经济增长在2004年达到3.6%的历史新水平，国际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而出现了从2002年以后中国外贸出口的快速增长局面，特别是2003年和2004年的出口增长达到30%以上的超高速现象。也就是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贸易顺差开始快速增长，2005年突破千亿美元大关。
随着出口政策调整措施的陆续出台，2005年中国出口增长速度回落了7个百分点，2006年新措施出台后，出口增速再回落1.2个百分点。2006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减顺差”的任务，2007年加大了政策调整力度，使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又下降了1.5个百分点。2008年在宏观经济政策实行防过热和防通胀的环境下，人民币汇率加快了升值步伐。在这些配套政策作用下，2008年前9个月中国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已再回落了3.5个百分点，大量中小企业陷入困境，但名义增长率仍然达到22.2%，10月份以后，CPI涨幅跌落，价格虚增因素丧失，最后两个月出口出现负增长，2008年全年出口增速回落到17.2%，比上年下降了8.5个百分点。
从2006-2008年的出口贸易增长情况看，名义增长率累计比2005年下降了11.2个百分点，但如果把人民币汇率升值因素和各年物价上涨因素加以扣除，出口贸易增长速度下滑的幅度更多一些。但是，人民币汇率升值与物价上涨对两种贸易方式的影响是不同的。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条件下，同样人民币金额的货物，可以得到比升值前高的美元出口金额。由于一般贸易的货物在国内生产和流通都是以人民币计算价格，只有最后的出口环节才折算成美元，因此以美元计算的一般贸易出口金额，包含了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价格增加因素。相反，加工贸易出口，其主要原料和零部件来自境外并以美元计算价格，产成品也以美元计算价格，出口收汇结汇后取得人民币收入用以支付工人工资和水电费用等，因此其出口实绩的价格增加因素甚少，但其成本却有人民币升值的增加因素。反映到出口统计上，不利于加工贸易增长的业绩，在成本核算上，也限制加工贸易的积极性。
2008年前6个月国内CPI指数涨幅较大，加工贸易对比一般贸易也处于更不利的境地。一般贸易方式，无论是自营出口还是收购出口，都可以自由选择出口退税率有利的产品出口，加上国内生产链条较长，国内价格因素可以相当程度上反映到生产成本和出口的美元报价上，所受损失相对较小。而加工贸易方式，虽然所用物料大部分来自境外，但境内能源消耗、部分料件和人工成本的增加需由加工企业负担，而提前承接的生产订单的美元价格不反映后期这些成本的上涨，加上人民币汇率升值，用人民币结算的工人工资和企业利润必然受到成本与汇率升值的双重不利影响。2006-2008年这三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增长速度放慢和一般贸易出口速度相对加快现象的持续出现，其基本原因就是由于人民币汇率的不断升值，再加上对加工贸易的限制性调整以及2008年前6个月CPI指数上涨幅度较大等因素叠加的结果。
如果把2005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和物价上涨因素考虑在内，一般贸易增长速度和总体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实际上要比名义增长率低。
表2所列4年中，只有2006年一年一般贸易出口的实际增速高于加工贸易，其他年份都是加工贸易的实际增速高。这种情况表明，名义增长率是由于汇率升值与物价上涨因素对一般贸易出口的“价格转移”，这种“价格转移”的较长积累，必然导致贸易方式结构的变化，即加工贸易比重下降和一般贸易比重的上升。加工贸易出口比重的下降和一般贸易出口比重的上升，曾经是一部分主张“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预期，希望加工贸易转为一般贸易，即所谓加工贸易“落地生根”。但是，这种结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加工贸易企业转变贸易方式的结果，而只是由于本币升值所造成的美元价值量在出口方式上计算的科目变化，因此这种结构变化只是“计价科目变化”，而不是“生产经营方式的结构变化”。然而，这种“价格转移”导致的贸易方式结构变化，还产生了延伸性影响。
三、价格转移延伸：对若干结构变化的解释
1.四大区域出口增长速度和比重的变化
由于加工贸易方式集中于沿海省市，而加工贸易出口与一般贸易出口的增长速度和比重的变化，必然表现为加工贸易企业集中程度不同的地区之间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和比重的变化。
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将大陆划分为四大区域，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④从表3可以看出，在这6年间，中西部不少省市区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加快，说明对外开放的扩大。同时也反映出，东部沿海省市出口增长速度逐年相对有所下降。2003年东部省市名列增长速度前15名的单位有4个，2004年增至6个，2005年保持6个，2006年降至3个，2007年保持3个，但是这3个单位是东部加工贸易比重相对低的省份；2008年只剩下1个。加工贸易比重最高的广东省，只是在2005年成为前15名的单位。不同省市区出口贸易增长速度的变化，引起了四大区域出口贸易比重的变化。
从表4看出，东部10个省市在2006年的出口贸易份额达到最高点，到2008年下降了1.8个百分点；同期中部6省提高了1个百分点；西部提高了0.9个百分点；东北三省略有下降。这说明，两种出口贸易方式增长速度和比重的变化，引起了不同区域增长速度和比重的变化，尽管这种变化是不显著的，但也说明“价格转移”导致的结构变化对区域出口贸易名义增长状况的影响。
内陆省区出口贸易增长速度相对较快，可以看作是中国对外开放向内地延伸发展的结果；尽管采取了出口贸易调整措施，但其中多数措施对内陆地区影响并不大，如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于以一般贸易出口为主的内陆地区来说，反而有价格增加因素，而且内陆要素成本也有较大回旋空间消化本币升值的不利影响；又如限制加工贸易出口政策，对加工贸易企业很少的内陆地区来说影响也不大；即便是出口退税政策力度的调整减弱，对于原本中央税收比重就比较少，而落实出口退税政策本来就比较困难的内陆地区，出口退税政策力度的弱化，不过是名至实归而已，前后的实际差别也不大。相反，对于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加工贸易集中的地方，近几年出口贸易调整政策发挥了实际的影响，中国总体出口贸易增长速度的回落，也主要受这些地区增长速度回落的影响。
2.出口市场结构的变化
在出口贸易高速增长时期，中国对美国、欧洲、香港等发达经济体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而且出口市场多元化也取得进展，对韩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台湾省等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贸易也出现高速增长新局面。在这个时期，发达经济体市场的变化是，中国对美国、欧洲、香港市场出口提速快于对日本的出口增长，使日本作为中国最大出口市场的传统地位丧失。自从实行出口贸易政策调整后，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升值对出口市场的变化产生了影响。由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所以以美元结算和支付的出口市场的贸易增长速度与其他相比发生了变化。
显然，从2005年以后对美国、日本、香港等传统出口市场增长速度的回落幅度明显大于对欧盟、东盟、日本、印度、巴西、韩国等新兴市场出口增长幅度的回落，由此引起了中国出口市场份额的变化。
表6反映，中国对欧盟和东盟的出口的份额基本保持稳定并略有上升，对美国、日本和香港的出口份额基本呈现下降态势；对台湾省出口份额先升后降，对韩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的出口份额呈现上升态势。总体上看，中国出口集中度呈现下降趋势，市场多元化有明显进展。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影响反映在中国出口份额上也主要表现为美国、日本、香港、台湾等经济体在中国出口总额中比重的下降；同时，这种下降用“价格转移”的延伸影响导致的结构变化也同样可以得到解释。
3.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出口贸易份额中的变化
在以往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加工贸易政策对于吸引国际产业转移和外商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大量境外投资者进入加工贸易领域，形成加工贸易主要由外商投资企业占据支配地位的状况。因此，加工贸易出口增长速度回落实际上也意味着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增长速度的回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回落的较长积累，也必然引起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全部出口贸易份额中的比重变化。
从表7可以看出，在出口贸易增长速度总体回落的情况下，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外商独资企业的增长速度大幅度回落，与此相同的还有“其他”企业。在海关统计中的其他企业，可以理解为现实经济中的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与此相反的是，国有企业的出口增长速度还有上升趋势，而集体企业的回落也比较平稳，甚至还有回升。由此可以理解为，出口贸易政策调整对非公有制企业有较大影响，而对公有制企业的影响则较小。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非公有制企业在加工贸易领域中占支配地位，因此受影响较大；二是在弱化出口退税政策力度下，非公企业受影响较大，公有制企业受影响比较小。
表8说明，在出口贸易高速增长的2003年至2005年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份额下降，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外商独资企业的份额上升，“其他企业”也迅猛上升，当然这里不排除由于国有企业改制后统计归类的变化因素。从2006年后，随着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回落，除私营和股份制的“其他”类企业贸易份额上升之外，各类企业的贸易份额都下降了，但外商投资企业下降最明显，2008年与2006年比较，外商投资企业下降了2.9个百分点，国有企业只下降1.7个百分点，集体企业也只下降0.3个百分点。说明出口贸易政策调整的作用之一是削弱了外商投资企业在出口贸易中的支配地位；但同时也可以解释为，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在加工贸易领域占支配地位，因此较少得到“价格转移”的名义增量，而国有企业正好相反，因此出现了这种使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贸易份额下降的结构变化。
四、实质性的后果：出口商品结构高级化的停滞
尽管出口贸易政策调整也包含了一些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政策意图，但是在降低增长速度和限制加工贸易发展的主要目标设计执行中，其优化出口商品结构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见表9。
表9反映，在高速增长年份，初级产品出口增速虽然增加，但比较平稳，而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更快，出口商品结构呈现高级化趋势。从2006年开始，初级产品出口增长提速，而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导致初级产品在出口商品结构中略有回升，而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在出口结构中比重上升幅度很小，出口结构高级化趋势呈现停滞状态。初级产品近三年增长速度相对较快，固然是由于国际市场价格上涨的原因，但同时也说明了所采取的贸易调整政策的缺陷。即便是对“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限制，也未完全达到预期目的。
从表10看出，化肥、钢材等高能耗产品从净进口转为净出口，煤炭和焦碳等资源性产品的净出口量虽然下降，但2008年受国际价格利益驱动，出口金额甚至回升；其他资源性产品的净出口量仍然保持较大规模，原油和成品油等完全净进口的资源产品，其出口金额也都保持一定增长速度。这说明近几年采取的出口贸易调整政策，在限制资源性和高能耗产品出口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虽然不少，但成效并不显著，在国际价格利益与限制出口政策的成本收益比较中，前者占上风，而人民币升值导致的制成品出口竞争力下降，又为初级产品国际价格利益的拉动增加了新的出口动力。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提出以下三个问题：加工贸易是否必然导致贫困化增长？限制加工贸易和出口增长速度为什么会出现出口结构高级化的停滞？实现“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思路的正确政策取向是什么？
中国开放型经济建设的实践表明，发展加工贸易增加了人民就业，提高了国民的收入和福利，相反2008年出现的工人失业、农民工大规模返乡正是限制加工贸易的结果，这恰恰是贫困化的表现。从理论和实践上说，大量供给弹性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确实会导致价格的贸易条件恶化，但对于就业压力巨大的中国来说，国民福利并不主要取决于价格的贸易条件，而主要取决于就业与收入的贸易条件，这是观察是否引起贫困化的主要依据。尽管在加工贸易形成的国际分工中我国处于低端环节，所得到的附加价值不高，而且出口中的非本国要素含量也不断上升（参见吴宏，2008），但加工贸易产生的附加价值仍在逐渐提高，1994年我国加工贸易增值率⑤只有19.8%，2000年上升到48.7%，2005年上升到52%，2007年再上升到67.7%，这反映了中国收入与福利的增长。杨小凯、张永生(2001)认为，尽管贸易数量增长，但只要改善交易条件，提高交易效率，发展中国家就可以走出贫困化增长的“比较优势陷阱”。因为交易条件的改进，交易效率的提高会使分工深化，促进生产的专业化与规模经济，扩大分工网络，从而提高均衡的总和生产力水平，以至生产力提高的好处能超过贸易条件恶化的坏处。林桂军等(2007)的研究发现，尽管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带来了购买力的损失，但是贸易对经济增长起到的推动作用使得产量的收益依然高于由于贸易条件的恶化导致的损失，实际收入水平并没有下降，我国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和福利水平仍然呈现出上升趋势，贸易条件恶化并未导致我国出现贫困化增长。
解释近三年贸易政策调整为什么会导致出口结构趋势变化，需要从我国30年实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说起。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重大发展之一，就是在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反思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新贸易理论。由于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引入，从根本上动摇了市场机制必然导致帕累托最优状态和自由贸易的最优性，从而也在理论上为政府干预贸易活动、实行战略性贸易政策提供了依据(Brander and Spencer，1985；Krugman，1984)。1993年9月美国克林顿政府制定的“国家出口战略”就是最典型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在关税、非关税壁垒、税收和吸引外资方面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给予优惠支持，因此，实质上实行的是鼓励劳动密集型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但与此同时，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结构看，我国对初级产品及原材料进口限制程度低于最终产品，说明在保护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并在外资政策上，强调对国内产业升级和替代进口的作用，因此，进口贸易又带有一定程度的进口替代政策的特征。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国同时存在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出口部门和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发展特征。这种战略性贸易和进口替代政策更多地鼓励了外商投资企业（包括出口和进口替代）和加工贸易，这使中国的就业依赖和技术转移的依赖都集中于外商投资企业及其发展的加工贸易。那种认为加工贸易只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观点不仅是片面的，也与实际情况不符，事实上2008年占中国出口贸易总额29%的高新技术产品多数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及其建立的加工贸易组装线出口的。因此，限制加工贸易发展，紧缩出口贸易政策就必然导致中国出口结构高级化趋势的逆转。
那么什么是体现“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新思路的正确政策导向呢？首先要继续坚持和完善战略性贸易和适度的进口替代政策。完善关税和非关税手段的目的是支持国内的“自主创新”和吸引外商投资，以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其次是在继续鼓励发展加工贸易的基础上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某些地方政府采取行政措施要求加工贸易企业“梯度搬迁”的做法肯定欲速不达。基本的政策方向是应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即允许不同国内中间投入品配套比例的加工贸易产品以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进入国内市场，在扩大出口部门市场空间的同时，吸引国内外投资进入配套领域生产，发展上游制造业和下游服务产业。在此过程中，人民币汇率水平应与市场扩大和配套生产水平相协调、相适应。人民币汇率升值幅度过大，会抑制国内配套生产的发展而促使加工贸易企业倾向于进口境外中间投入品。2005年我国加工贸易国内采购率达到25.8%，2007年降至22.2%，大大低于跨国公司企业在世界其他地区投资的东道国采购水平（王珍珍，2008）。这些政策障碍正是加工贸易未能转型升级的症结所在。再次是加快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特别是建立具有海外商业分销渠道的跨国商贸公司，以投资带动出口贸易。2006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161.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6%；2007年上升为187.2亿美元，同比增长6.2%；2008年达到406亿美元，但多数集中于矿产资源的投资，如2008年仅中铝公司的投资就占128亿美元，为建立中国海外商业基地和营销网络的投资还十分有限，真正做到内外贸一体化的跨国商贸流通企业还没有出现，这与日本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时的形势相比，不仅我国面临的困难更多一些，而且需要解决的改革与发展的基础建设也更多。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一）基本结论
近三年中国贸易政策调整与日本、德国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本币升值趋势下采取的贸易政策有很大区别，它倾向于自我紧缩外部市场并限制加工贸易的国际分工方式，由此导致了2006-2008年中国出口贸易总量增长速度的下降，但预期的“转变增长方式”的结构调整目标并没有实现。从而使此次政策调整实际成为出口贸易增长减速调整，并且也使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大幅度回落。贸易顺差从2005年的218%的增长速度，逐年依次下降为74%、48%、12.5%；与此同时，其实际后果还有：
1.出口减速促进了“价格转移”，引起了若干结构变化
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其他政策调整，在国内国际价格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导致了对一般出口贸易方式的价格转移，引起了贸易方式的结构变化，即一般贸易出口的名义增长速度快于加工贸易出口，累积效果是使一般贸易出口比重上升，加工贸易出口比重下降。在这种结构变化影响下，出现了有利于中西部名义增长、有利于国有企业名义增长、有利于向新兴市场出口的名义增长现象；而不利于东部沿海和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名义增长，以及不利于保持对美、日、香港等发达经济体名义增长的现象，并由此引起了相应的结构变化。而这些结构变化在更大程度上是人民币升值和物价因素等“价格转移”引起的，而不是生产经营转移或生产力转移引起的实体经济结构变化。
2.结构优化的预期没有实现，反而出现了出口结构高级化的停滞
在出口贸易减速政策和国内外价格变动过程中，近三年中国出口商品结构高级化停滞的趋向表明，用降低增长速度和限制加工贸易出口的政策措施来实现“转变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目标是有疑问的。在此过程中，一部分内陆省区利用对外开放扩大的机遇，补充了由于沿海地区出口贸易减速遗留下的空间进一步发展了一般贸易出口，并利用要素价格的更低廉优势，扩大了一般贸易出口，加上人民币升值的因素，提高了内陆地区出口贸易的美元价格，使近三年中国出口贸易的地区结构发生了有利于内陆地区的变化。这对于让更多内陆地区分享对外开放的利益是有益处的，但是这种均等化是以牺牲出口结构高级化和总体效率为代价的。柴海涛(2008)认为，虽然2008年传统机电产品，如一般机械、轴承、模具等出口也在增长，但是抵消不了信息技术、通信设备高新技术出口的大幅度回落。而我国高新技术出口的80%以上是外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因而下降幅度很大；尽管机电产品出口有升有降，但由于信息技术产品在机电产品出口总额中占80%左右，所以传统机电产品出口的增长难以弥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增长速度回落。可见，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增速下降与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增速下降等现象相一致，都是伴随“价格转移”发生的必然结果。相反，“十五”期间中国出口贸易结构高级化的趋势表明，出口贸易高速增长、特别是沿海地区和加工贸易出口高速增长反倒有助于实现出口结构的优化调整；2006-2008年的变化却证明，那种主张让出口增长减速、特别是限制加工贸易出口，才能实现“转变出口贸易增长方式”的认识未必正确。
在出口贸易减速政策的作用下，更多拥有要素价格低廉优势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进入出口部门，而拥有较先进技术的外商投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被挤出，这一方面增加了节能减排和产业升级的困难；另一方面还降低了外商投资企业的预期，对进一步扩大利用外资和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产生了负面影响。
3.关税和出口退税等政策措施对于限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的作用有效但也有限
应当说这种政策设计的用意是很好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效果，但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这种政策设计的最严重缺陷在于，没有考虑到国内资源品价格体系的问题和国际价格的变动，因此经常使政策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基本失效。例如，2007年初实行了煤炭和钢铁的出口关税并取消了这些产品的出口退税，2007年4月当月曾实现了煤炭净出口转变为净进口，媒体也曾欢呼这是“历史性的转折”，但两个月后，煤炭贸易又转成为净出口。限制出口的税收政策难以抵御国内外价格变化的基本约束。2008年前9个月，受国际市场价格诱导，一些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量仍然较大。这说明，“两高一资”产品出口仅靠关税调节措施，而国内价格和财税体制改革不到位，优化出口结构是难以圆满做到的（裴长洪等，2008）。
4.人民币升值削弱了中国出口商品竞争力
人民币汇率升值和出口退税水平的下降，削弱了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除对韩国、巴西、俄罗斯等国出口贸易较少受到影响外，多数出口市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和香港这两个传统的出口市场受影响最大。中国出口商品在发展中国家份额的提高固然有利于出口市场多元化，但是也可以看做是以传统市场份额的丢失为代价。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2008)的调查数据显示，2008年一季度，日本进口增长了22.7%，其中从美国和欧盟进口分别增长了10.2%和10.3%，从东亚14个经济体进口增长了12.9%，其中从东盟10国进口增长25.6%，但从中国进口只增长了9.7%。赵晋平(2008)认为，我国在主要出口市场上的份额已经受到了影响，2008年1到8月份，美国进口增长速度还保持在12%，但来自中国的进口增长却只有6%，相反，来自巴西的进口增长20%、来自俄罗斯进口增长50%、来自印度的进口增长10%。日本市场也是如此，进口增速为28.6%，从中国进口只增长了13%，而印度则是23.1%，来自巴西和俄罗斯的进口总额也在上升之中。同时，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的份额，2007年是16.9%，而2008年1至10月份已经下降到10%。
（二）应采取正确的政策导向实施出口贸易救助
2008年9月中旬，美国金融危机的重大事件促使中国决策层开始转变宏观经济政策，并逐渐扭转出口贸易政策倾向。在“保增长”的宏观经济决策主导下，开始部分取消出口关税措施，取消加工贸易限制性规定，并分步骤调整和提升出口退税的政策力度，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但最关键的是应在近期把加工贸易产品内外贸一体化提上议事日程，对加工贸易产品开放国内市场，制定合理的鼓励促进政策，既是短期内解决加工贸易企业市场空间局限的有效措施，也是利用国内市场培育和增强加工贸易产品竞争力的长远考虑。
在改变原来的出口贸易减速政策中，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人民币汇率政策。尽管从2008年9月开始，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实际上停止了大幅度升值的步伐，但是从8月份开始，美元对欧洲各主要货币普遍升值，在人民币汇率实际钉住美元的情况下，人民币也对欧洲货币和澳元出现较大幅度升值，使中国出口商品竞争力再度被削弱，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直没有调整。这就意味着仍然在实行削弱出口竞争力的汇率政策，这既不利于形成加工贸易内外贸一体化的产业链，也不利于在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救助我国出口贸易。
有人担心调整人民币汇率会引起贸易保护主义的报复，这个看法被很多人接受并实际为决策采纳，所以目前出台的贸易救助政策都只在提高出口退税方面下工夫。2008年我国出口退税规模已达到5866亿元人民币（徐加爱，2008），当年国内增值税实际征收约为1.81万亿元左右，即便国内增值税征收全部涉及出口部门（实际出口部门增加值只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16%左右⑥），而2008年出口退税占国内增值税比重已超过32%，其占国内增值税实际征收数已经大大超过17%的出口退税率最高限，这就给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攻击我国对出口贸易实行暗中补贴的口实。那种担心调整人民币汇率会引起贸易保护主义对我报复的理由固然不无道理，难道就不担心贸易保护主义借口政府对出口暗中实行补贴而对我报复吗？实际上即便我国在出口贸易上没有任何理由可被贸易保护主义利用，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下，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以及对我国制造麻烦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选择合理的人民币汇率政策以救助出口贸易，不必看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脸色。
注释：
①2005-2007年人民币汇率年平均价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2008年数据根据作者计算。
②指高消耗、高排放和资源性产品。
③海关总署的计算是，2008年全年出口价格总体上涨8.6%，扣除该因素，出口数量增长为7.9%；其中，一般贸易出口价格上涨17.2%，出口数量增长4.8%；加工贸易出口价格上涨5.7%，出口数量增长3.4%。见《国际商报》2009年2月9日第1版报道。作者认为该计算误差较大。
④东部地区：京、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西部地区：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宁夏、陕西、四川、重庆、广西、贵州、云南；东北地区：黑、吉、辽。
⑤加工贸易增值率＝［（当年加工贸易出口额／加工贸易进口额）－1］乘以100；各年加工贸易增值率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⑥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2007年中国国内增值税实际征收15470亿元，媒体公布2008年全国税收增长17%，以此增速推算，2008年国内增值税收入为1.81万亿元左右。出口部门中一般贸易出口加上加工贸易出口的国内配套部分（接近贸易差额），其交换价值约为9581亿美元，以6.846年汇率平均价计算，折人民币65592亿元，以高估的35%增加值率计算，出口部门创造的增加值为22957亿元，国家统计局已公布2008年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46188亿元，出口部门比重接近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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