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最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研究论文,最新进展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07）04-0001-06
2006年我国经济学界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发表了大批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内外非均衡问题、失业与通货膨胀问题、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问题、外部均衡的实现问题、非均衡经济中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提出了很多创新的观点。
一、内外双重非均衡问题研究
李扬等考察了全球经济失衡和我国的经济失衡问题。认为美国经济引发的全球经济失衡以及中国作为失衡世界中储蓄大于投资，因而对外贸易长期顺差、相应的外汇储备规模不断扩大，使我国经济运行面临来自宏观经济平衡状态、货币政策操作面临的环境，以及作为总需求重要组成部分的投资问题等三方面的挑战。他们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总体上处于储蓄大于投资的状态，因而通货膨胀不会成为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主要危险；中国的利率水平即便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也离之不远，作为总体政策的货币政策，其发挥作用的余地将受到严重限制，需要积极探讨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新领域和新条件，同时积极探讨各种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问题；保持相当规模的投资，在必要时还需刺激投资，可能还是我们的一个长期政策，同时对投资领域，资金来源，投资政策上发生改变。①
产能过剩体现着宏观经济失衡的另一面。闻潜对我国经济中的产能过剩的程度、发展过程、诱因等进行了考察。他认为，产能过剩的直接成因是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失调，投资总量失调和投资结构失调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总量失调将导致结构失调，而结构失调也必然加剧总量失调，同时还会加重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深层次成因是宏观调控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内需与外需失调等缺乏系统思考。②
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是外部不平衡的突出表现。余永定从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角度说明了中国长期保持双顺差的原因，分析了中国双顺差存在的可持续性。他认为双顺差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窗体顶端窗体底端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双顺差不应持续存在，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要通过对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社会保障政策、财政政策等多个方面进行调整。③
王健认为，我国的居民储蓄和双顺差随着出口增长和国际资本流入加速而增加，两者的双刃剑作用日益显现，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由量变到质变。高额储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有助于增强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效应，有利于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社会稳定。双顺差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增强综合国力、加强宏观调控、维护国家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安全。但同时，高额储蓄和双顺差也对经济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如高额储蓄降低了社会资源利用效率，导致财政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等；双顺差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引起货币政策效应弱化等。他认为，应调整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的思路，要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转向出口与内需并重的经济发展战略。与之相对应，经济政策取向调整为：从双顺差转向保持经常项目适度顺差、资本项目逐渐达到平衡。④
陈炳才考察了开放条件下国民收入恒等式的真实内容，说明了我国净储蓄存在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政策。他认为开放条件下国内净储蓄或者说国内资金过剩，不仅是经常项目差额的结果，也是资本净流入的结果，如果把国际收支顺差视为因，把净储蓄作为果，那么，我国的高储蓄（率）或净储蓄的存在，不仅是贸易顺差的结果，也是外资替代内资造成的。得出的政策结论是我国货币供应的变化不完全由国内经济和金融支配，而是要受国际收支的影响，信贷的增长同样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收支中的资金流入状况。⑤
万光彩利用扩展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来解释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现象。在传统的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基础上，引入可变技术进步变量，修正新古典的总供给曲线；通过引入实际汇率变量，扩展了总需求曲线，然后利用修正后的总供给曲线和扩展的总需求曲线，推导出了“通货膨胀率——产出增长率”系统下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作为对扩展后模型的检验，该模型阐释了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高增长与低通胀并存”现象。其政策含义是：一国经济维持一个低通胀、平稳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但这要求该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得当。⑥
二、失业与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
陈乐一对中国菲利普斯曲线进行了理论和实证考察。菲利普斯曲线的基本形态体现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可以相互交替的反向变动关系，曲线的斜率是负数。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基本的菲利普斯曲线可能发生变形。他的研究表明，改革以来我国的通货膨胀、失业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即存在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并且认为，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动轨迹与经济周期阶段关系密切，随着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化，菲利普斯曲线揭示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变动关系也会发生相应变化，认为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动轨迹与经济周期阶段大致吻合，得出的结论是菲利普斯曲线的类型或形状可以为经济周期阶段的判断提供佐证。⑦
曾湘泉等对中国的自然失业率进行了测量和解析。在可变参数的假设之下，通过构建包含自然失业率变动过程和菲利普斯曲线关系的状态空间模型，应用Kalman滤波方法，估算了1992—2004年随时间变动的自然失业率曲线。研究表明，自1992年以来，中国具有不断升高的自然失业率，并在2002年达到最大值；其后，自然失业率一直在4.8％—5.6％的范围内波动，相对稳定。政策结论是反周期经济政策治理失业的作用将十分有限。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治理失业最重要的政策目标应当是降低自然失业率。⑧
罗润东通过将劳动力划分为非技能劳动力与技能劳动力，说明了当代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认为，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从劳动力供求状况来看，非技能劳动力“无限供给”与技能劳动力“无限需求”并存；从失业的状况看，非技能劳动力失业的“高频率效应”与技能劳动力失业的“长时间效应”并存。主要结论是，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效应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就业岗位所需要的技术升级与劳动者实际的技术升级之间的时滞长短。⑨
赵进文等对中国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主要是利用非线性反应函数估计研究中国货币政策操作对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的非线性特征，以及由非对称性偏好引起的非对称性反馈规则对通货膨胀产生的影响，并在非对称偏好框架内度量通货膨胀偏差。检验结果表明，中国自1993年以来，央行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产出缺口和通胀偏离的非线性特征。反映了政府追求经济稳定发展的思想，十分重视控制过高的产出，以防止经济过热；同时，又十分重视过低的通胀率，以防止经济过冷。货币政策的非线性特征也表明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方式有待进一步完善，尤其是政策的稳健性亟待加强。货币政策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要通过某种制度的完善，在保证央行货币政策相对独立的同时，加强社会监督体系建设，以此避免央行的机会主义行为。⑩
封北麟对汇率传递效应与宏观经济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运用递归向量自回归模型，选用1999年1月至2006年3月的月度数据，估计了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变动对国内消费者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及其分类指数的传递效应；同时考察了其他宏观经济冲击对国内物价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我国，汇率的传递效应不显著；汇率变动对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及其分类指数的影响，显著大于对消费者价格指数及其分类指数的影响；不同行业的汇率传递效应存在显著差别；供给冲击是导致工业品价格指数变化的主要因素，而实际需求冲击是导致消费者价格变化的主要因素。（11）
三、对宏观经济波动问题的研究
董进同时利用线形趋势法、HP滤波法、Band Pass滤波法和生产函数法，对改革开放以后截至2005年中国出现的经济波动周期的起止时间进行了考察。通过四种方法各自的优点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经过相互验证，估算出历次宏观经济波动的起止时间为：第一次经济波动周期1977—1982年，第二次经济波动周期1983—1986年，第三次经济波动周期1987—1991年，第四次经济波动周期1992—2002年，第五次经济波动周期2003—2005年。（12）
梁琪等利用1952—2004年间的相关数据对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的时序列是具有单位根的非平稳还是分段趋势平稳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检验的10个总量中，有6个，即实际GDP、人均实际GDP、就业、实际银行信贷、实际储蓄负债和实际固定投资等总量的时序列是围绕着1个或2个结构断点的分段趋势平稳。在单位根检验结果的基础上，还对消除趋势后的分段趋势平稳总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格兰杰检验，发现总产出与多数总量之间具有单向或双向的因果关系。（13）
对于经济波动的成因，杜婷等从制度层面上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经济制度变革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历的影响最深远的整体性、持久性的外生冲击之一，制度变动的冲击对我国经济周期的变动特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对制度冲击改变我国经济周期特征进行了检验，并通过市场化程度、非国有化水平和开放度三个制度冲击变量，检验了其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相关性，结论证明，在我国受政治背景的影响而出台的重大的经济制度改革对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制度变动冲击对经济的周期变动的方向及程度起到了较大的决定作用。（14）
魏杰等对经济波动背后的政府因素进行了考察，他们认为，虽然政府部门的职能正在不断转型，但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并未消退，政绩考核的数字指标、投资手段的方便获取、地方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寻租激励的存在，都导致了政府部门时常介入具体的经营活动，起着类似于一个微观经济主体的作用，从而影响到市场的正常运行。政府部门的影响是历次宏观经济波动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有鉴于此，他们认为，政府部门应退出具体的经营环节，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完善市场的培育者和监管者之上。（15）
沈可挺等根据中国经济自1998年以来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一个基于“政策冲击”的新型供给冲击假说——“资源供给冲击假说”，从资源供给冲击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在近年来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他们认为，正是自然资源等要素的低价格供给（或者是新的廉价资源的出现）造成的正向供给冲击，可以解释1998年以后出现的中国经济低通胀甚至无通胀的经济增长。同时，由于资源和要素价格与居民收入直接相关，收入降低造成的负向需求冲击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16）
李永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线性回归模型对财政政策变化与经济波动的关联性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经济波动与财政政策波动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互扰性；经济波动引致的财政收支波动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经济波动与财政政策波动之间存在不完全的双向因果关系，其中，经济波动引致的财政收支变化对经济波动的反向调节力度较小，并具有明显的时滞，而相机抉择机制引致的财政收支外生变化对经济的反向调节虽然时滞较短，但工具之间存在明显的协调失灵；财政政策波动对经济波动的作用效果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扩张性政策较紧缩性政策好，相机抉择机制较自动稳定机制好。（17）
刘金全等对货币政策冲击对实际产出周期波动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们通过运用马尔可夫转移模型和一般化冲击响应函数来分析探讨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产出的非对称影响，通过时变转移概率（TVTP）方法进一步考察了货币政策冲击方向的非对称、货币政策冲击大小的非对称和经济扩张或衰退的非对称。研究发现：第一，我国产出对“相机抉择”货币政策冲击有显著的非对称反应。第二，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果可以主要由货币政策冲击方向、经济周期的具体阶段和货币政策冲击大小来解释，经济衰退时期的政策效果大于经济扩张时期的政策效果，大规模货币冲击的效果大于小规模货币冲击的效果，在与经济衰退组合或交互出现时，反向货币冲击效果大于正向货币冲击效果。（18）
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
郭庆旺等对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分析。他们将政府公共资本投资分为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以卢卡斯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考察了两种形式的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两种形式的政府公共资本投资对经济平衡增长可能具有正效应也可能具有负效应，取决于民间经济主体的消费跨时替代弹性大小。经验分析以1978—2004年间我国年度数据为基础，对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并具体识别出我国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分析表明，两种形式的政府公共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19）
柳欣等从内生货币角度考察了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通过引入一个由银行、企业、家庭三部门组成的内生货币供给模型，得出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是银行存款与股票的比率不变以及家庭储蓄中银行存款与购买股票的比例不变。认为，在完善的货币金融体系下，利息率会通过发育成熟的资本市场来调节企业的资本存量，以降低过高的资产值，恢复合理的收入分配和成本结构以及货币金融体系的资产结构，从而保证金融体系和经济增长的稳定。但是，由于目前我国是政府管理与市场相结合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利率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无法单纯依靠利息率来调节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因此，在内生货币金融体系中，政府财政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改变银行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调节资本存量和收入分配，保持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比例的稳定，从而对经济增长的稳定发挥重要作用。（20）
刘伟考察了汇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中国的汇率政策调整的虽然是对外的经济关系，出发点应该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低的汇率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这包括：第一，较低的人民币汇率意味着同样数量的出口产品，只能换回较少的进口产品。第二，过低的汇率使得许多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在用较高的资源成本开拓国际市场。从长期看，发挥汇率在宏观调控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该考虑以下三个问题：①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的改革目标，应该渐进地、通过一个长期的过程来实现，应该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②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重在对于这种机制管理。③在汇率制度改革上，应该形成一个长远规划，应该使它的改革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目标结合起来，使其既能照顾当前发展，又能较好地服务于长远发展。（21）
快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取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学者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张卓元提出深化政府改革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实现根本性转变，主要原因是政府仍拥有过多的资源，而且继续充当许多地方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主角，严重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因此，深化政府改革就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为此，政府要把资源配置主导权交给市场，致力于履行应由政府履行的职能；建立全面评价政府和干部绩效的指标体系；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完善财税体制；逐步减少政府对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管制，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审批经济体制；实施促进自主创新、技术进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产业结构优化等有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22）
金碚从分析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的特征入手分析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途径。认为粗放型经济增长的主要特征，一是以低价格资源的大量投入为前提的血拼式的竞争；二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地区间竞赛成为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因。如果这两个基本特征没有根本的变化，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将具有顽强的惯性。由十几亿人口参与的工业化对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对环境的巨大影响是一个极大的难题。转变增长方式，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可持续方式推进中国工业化，才能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而能否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取决于能否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现理论、技术、制度和管理的不断创新。（23）
五、外部均衡的实现问题
冯涛等提出目前中国国际收支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已成为加剧宏观经济过热的重要因素之一。通过调整名义汇率来解决顺差过大的思路受制于价格总水平调整幅度的局限，因为在影响我国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因素中，劳动力价格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过大既是影响商品价格水平的一个主导性因素又是一个长期性因素，在短期内不可能大幅度的缩小这一差距。由此，决定了目前不可能采取对人民币汇率水平大幅升值的办法来解决国际收支失衡和外汇储备过快增长的问题。解决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和汇率水平向真实汇率回归问题是一项相对长期的政策选择，因而，短期的汇率政策只能以外汇储备的结构调整为主导。（24）
有学者分析了近年来外汇储备不断增长情况下，央行冲销政策的特点与可持续性问题。提出近年央行冲销政策的特点有，央行票据发行数额和年末余额不断扩大，央行票据期限向中期化演变，央行票据有效对冲率不断上升，央行的货币冲销压力越来越大，发行央行票据的成本巨大，实际冲销率不断下降。由此认为，票据冲销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应当着力改变外汇储备非均衡增长的制度性内在性因素：如改变强制结汇，放宽汇率的灵活性，改变引资的优惠政策，创新货币冲销工具。（25）
方先明等分析了外汇储备增加的通货膨胀效应和货币冲销政策的有效性。以费雪方程式为基础，构建了货币冲销有效性和衡量货币冲击弹性的模型，利用所构建的模型，对2001年第1季度到2005年第2季度的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发现， 2001年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引起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基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又引起商品零售物价指数的上升，外汇储备的增加产生明显的通货膨胀效应。央行采取的货币冲销政策具有相机抉择的特征，但货币冲销的弹性偏低。得到的结论是，坚持以货币冲销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政策工具，改进反通货膨胀的货币冲销，完善实施货币冲销政策的外部环境。（26）
姜波克认为，汇率是一个杠杆，均衡汇率是在名义或实际国民收入增长基础上的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同时实现所对应的那个汇率区间，即均衡汇率可以是多重的，而不是唯一的。提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动力，而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和经济的强大是在汇率升值过程中实现的。（27）
赵志君等通过实证分析判断人民币现实汇率与均衡汇率的偏离程度，进而分析了汇率重估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分析以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人民币均衡汇率和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进行了实证研究。根据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自2000年以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处于被低估状态（平均低估幅度为17％）。根据冲击响应分析，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有微弱的通胀效应，对美国经济有微弱的通缩效应。考虑到人民币汇率一次性调整产生的即时效应和滞后积累效应，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可以承受的年度汇率调整为7％，这样的升值幅度不至于造成人民币的高估而产生通货紧缩和贸易赤字。为了让中国的企业和居民有更多的时间适应新的汇率机制，渐进式汇率改革策略应该坚持。（28）
吴骏等运用动态购买力平价理论对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进行了修正，建立了新的汇率货币模型，并以此进一步分析了经济增长对汇率的影响。新的模型成立的前提是在粘性价格、动态购买力平价理论和货币数量方程成立。得到的结论是，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国内收入增加会导致本国货币对外升值，收入增加会导致汇率的提高。（29）
六、非均衡经济中的货币与货币政策
杨召举等认为资本市场对货币有消化作用，故不应只看到货币供应量增加速度超过了通货膨胀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率之和就认为货币供给多了；也应看到资本市场的发展对货币也有需求，从而制定合理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目标。也可以通过影响预期、利率、金融资产的结构、金融产交易制度等方式来调整人们持有的资产需求部分货币的数量来实现央行的货币目标。（30）
陈昆亭等在基本RBC模型的框架下，引入粘滞性价格和内生货币机制，建立包含货币政策的动态周期模型。他们用这个模型模拟中国经济后发现，在规则货币政策下，该模型给出的经济系统具有良好的稳定性，而且，认为该模型能够模拟出比基本RBC模型更接近中国实际经济的周期特征，通过它能够对现实经济政策有较好地解释。（31）
胡乃武等对开放条件下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特点进行了考察。他们分析我国1993年至2005年的季度数据为样本，分别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货币乘数以及基础货币与国外资产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认为，我国现阶段的货币供给是内生的，主要受央行国外资产的影响而货币乘数是外生的，直接受中央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控制。以上述关系为基础，构建了一个中国开放经济条件下的货币供求均衡模型，对中国未来的货币供求关系作了预测。模型分析表明，在“十一五”期间我国会出现中央银行的正常基础货币增加无法满足外汇储备增加的局面，迫使央行只有通过持续发行债券来抵补国外资产与基础货币的差额，这势必会导致恶性的通货膨胀。建议中央银行适当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空间，在适当时候考虑实现我国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32）
七、非均衡经济中的财政与财政政策研究
潘彬等从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影响的角度，讨论了政府购买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利用政府购买一般化恒常收入模型来说明我国政府购买通过效用函数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分别利用1995年至2004年我国时间序列资料和城市与农村居民家庭资料，并比较两组结果来检验政府购买性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时间序列资料及家庭资料均支持政府购买性支出与居民消费有互补关系，并且互补程度基本相同，互补程度系数介于0.32至0.38之间。由此证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合理扩大政府购买规模对于刺激我国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需求具有积极作用。（33）
郭庆旺等分析了财政政策转型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1998—2004年间我国29个省份的经济数据为基础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或稳健财政政策的实施的效应。分析认为，以增加财政收入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策略或以此方式实施的稳健财政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不仅没有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反而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以增加财政收入为主要方式的财政稳固很可能会对经济产生扩张性影响，即存在着“非凯恩斯效应”，而财政支出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并不显著，但不同类型财政支出的影响并不相同。提出，我国财政政策成功转型以及稳健财政政策具有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科学合理地选择财政收支调整或财政稳固的方式。具体来说，应以增加财政收入为主要方式，而不必大幅削减财政支出，但要尽量保持财政收支同步增长。（34）
赵志耘等分析了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时滞问题。他们通过建立财政支出与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分析了财政支出政策的时滞。得出的结论是财政支出增加对国民产出民间部门投资和出口的影响时滞为3个月，对最终消费影响的时滞为2个月；财政支出增加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程度最高，其次为国民产出，而对最终消费和出口的影响程度最低；财政支出增加对国民产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的影响具有持久性，对最终消费的影响的周期为5个月左右。（35）
马拴友等在不考虑各种隐性赤字和或有债务问题的基础上，就国债与利率和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在理论上，通过构建国债与利率、通货膨胀的动态稳定性框架，得出在一定条件下国债与利率、国债与通货膨胀都处于鞍点稳定状态，表明至少在特定的条件和路径下，国债负担率和利率、通货膨胀率不会趋于无穷大，而是将趋于某一给定水平，财政完全有可能处于稳定状态。在实证上，利用VAR模型分析了我国国债余额与短期利率、通货膨胀的计量关系，发现国债虽然对实际利率和通货膨胀有一定的作用，但影响很小，没有影响到国债的发行和经济增长。在财政稳定的范围之内，还没有出现国债规模大得能明显影响利率和通货膨胀，从而需要考虑特定路径和理性预期问题，以保证财政至少处于鞍点稳定状态的情形，说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财政是完全稳定的。（36）
注释：
①李扬，余维彬：全球经济失衡及中国面临的挑战，国际金融研究，2006（2），第12-18页。
②闻潜：经济高位运行中的产能过剩及其成因分析，经济经纬，2006（5），第19-23页。
③余永定：中国的双顺差：根源与对策，中国金融2006（19），第25-27页。
④王健：高额储蓄与国际收支顺差的利弊及对策，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1），第5-10页。
⑤陈炳才：国内净储蓄等于贸易差额吗——关于金融控制政策的另一种关注，中国金融，2006（21），第27-28页。
⑥万光彩：扩展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一个阐释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南方经济，2006（10），第69-80页。
⑦陈乐一：论中国菲利普斯曲线与经济周期阶段，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5），第1-6页。
⑧曾湘泉，于泳：中国自然失业率的测量与解析，中国社会科学，2006（4），第65-76页。
⑨罗润东：当代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4），第64-70页。
⑩赵进文，黄彦：中国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关系的模型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6（2），第45-54页。
（11）封北麟：汇率传递效应与宏观经济冲击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6（12），第45-51页。
（12）董进：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测度，经济研究，2006（7），第41-48页。
（13）梁琪，滕建州：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结构变化及因果关系研究，经济研究，2006（1），第11-22页。
（14）杜婷，庞东：制度冲击与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6），第34-43页。
（15）魏杰，董进：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波动背后的政府因素分析，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6），第52-57页。
（16）沈可挺，郑易生：资源供给冲击与宏观经济波动——重新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6），第3-13页。
（17）李永友：我国经济波动与财政政策波动的关联性分析，财贸经济，2006（4），第73-80页。
（18）刘金全，郑挺国：我国货币政策冲击对实际产出周期波动的非对称影响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10）：3-14。
（19）郭庆旺，贾俊雪：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经济研究，2006（6），第29-40页。
（20）柳欣，张颖熙：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基于内生货币框架的分析，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3），第38-43页。
（21）刘伟：人民币汇率与经济增长，学术月刊2006（1），第62-67页。
（22）张卓元：深化政府改革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经济纵横，2006（9），第2-4页、35页。
（23）金碚：科学发展观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国工业经济，2006（5），第5-14页。
（24）冯涛，张蕾：宏观经济波动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影响因素分析，当代经济科学，2006（6），第43-47页。
（25）史焕平：外汇储备非均衡增长下的央行冲销政策的特点与持续性分析，武汉金融，2006（11），第7-9页。
（26）方先明，裴平，张谊浩：外汇储备增加的通货膨胀效应和货币冲销政策的有效性，金融研究，2006（7），第13-21页。
（27）姜波克：均衡汇率理论和政策的新框架，中国社会科学，2006（1），第15-22页。
（28）赵志君，金森俊树：人民币汇率重估：实证分析与政策含义，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10），第48-56页。
（29）吴骏，周永务，王俊峰：对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修正--中国经济增长对人民币汇率作用机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6），第116-123页。
（30）杨召举，张振国：对费雪交易方程式的修正——从“超额货币”现象说起，统计与决策，2006（11），第135-136页。
（31）陈昆亭，龚六堂：粘滞价格模型以及对中国经济的数值模拟——对基本RBC模型的改进，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8），第106-117页。
（32）胡乃武，刘睿：开放经济下的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4），第83-88页。
（33）潘彬 罗新星 徐选华：政府购买与居民消费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6（5），第68-76页。
（34）郭庆旺，贾俊雪：稳健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及其可持续性，中国社会科学，2006（5），第58-67页。
（35）赵志耘，吕冰洋：财政支出政策对宏观经济影响的时滞分析，财贸经济，2006（10），第39-33页、58页。
（36）马拴友，于红霞，陈启清：国债与宏观经济的动态分析，经济研究，2006（4），第3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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