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文化心态的形成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农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其对论文,心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2)12－0034－09
马克思主义是在工业文明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却是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过渡的背景下推进的。落后的生产方式产生的落后的文化心理和文化心态难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不良的影响，这种文化心理和心态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小农文化心态。消除这种小农文化心态，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需要进行分析和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 小农文化心态形成的基础及其特点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形成了一整套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与封建宗法社会相适应的文化系统，突出地表现为：“天地君亲师”五位一体的宗法观念，上下尊卑垂直隶属的等级关系，“内圣外王”的思想体系，“经世致用”的思维方式，闭关锁国、尊华攘夷的民族意识，究心于人际关系的帝王术与关系学，等等。所谓小农文化心态是指建立在以农耕文化基础上的、以农民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相互杂糅而成的一种文化心理和态度。
农民文化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农民文化传统建立在农耕社会的基础上，具有农耕文化的特点，具体来说：一是安土重迁。土地观念是农耕文化的核心，农民把土地当成是自己的命根子，由此养成了安土重迁的心理和厚重笃实的性格。二是循规蹈矩。农业生产主要依赖于自然条件，特别讲究天时和地利，农民的耕作实行的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遵循四季变化，不违农时，因而切忌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由此形成了循规蹈矩、脚踏实地的观念和性格。三是崇拜权力。一家一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缺乏社会的凝聚力，要靠外在的行政力量即王权来保护它。四是追求平均。小农生产所追求的是满足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经商赢利的交换价值。因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平均”思想。儒家讲“不患寡而患不均”，墨家讲“兼相爱”、“交相利”，都符合小农的“平均”思想。五是安贫守道、追求稳定。农业生产具有连续性，需要生活稳定、关系和谐。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农业社会靠天吃饭，在天人关系上，不强调对立的一面，而强调其同一的一面。因而，追求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农耕文化的核心和目标。六是讲究和主张群体观念。小农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市场需要而是为了自给自足。为了保证这种简单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需要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强调个人必须服从社会、群体的利益，将个体融于群体之中。
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文化。由于农业生产的知识和技能主要是通过感性的、直觉的和经验的途径获得，通过言传身教、祖辈延习的方式传承，由此也决定了传统文化具有“重经验轻理性”、“重实际黜玄想”的务实精神和现实主义的一面。有的学者认为，“实用理性”是儒学甚至整个中国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的民族特征。①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特征具体表现为：在科技方面，突出兵、农、医、艺四大实用文化；在人文方面，重视伦常日用的人文关怀；在思维方式方面，强调“经世致用”的精神。以上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积极一面。不过，由于农耕经济生产规模狭小，生产过程简单，生产秩序稳定，因而人们常常处于自然满足的状况；②同时，由于过分强调入世现实，过分注重直接的、短期的效用，人们常常注重事物的功效和性质，用实用功效来衡量一切，由此也决定了其消极的一面，这就是：缺乏开拓冒险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和竞争意识，缺乏平等意识和人权意识，缺乏个体独立和个性自由观念，缺乏对事物实体、元素和结构的分析与认识。而作为农耕文化的主体——小生产者的农民，由于落后生产方式的限制，受长期的土地私有观念的影响，有着分散、保守、自私等缺点，他们往往具有散漫的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狭隘观点，缺乏远大眼光，无法认识自己阶级的整体利益。这些反映在文化心理上就是：依附性、保守性、封闭性以及崇拜权力和急功近利。
对于农业社会及其小农的这种文化心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通过对小农的社会特征的具体描述，内在地给予了科学的揭示。在马克思看来，农业社会是由千万个彼此雷同而又互相隔离的村社组成的，它们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丰富的社会关系；小农人数虽众多，利益相同，但并没有形成共同利益关系和全国性的联系，因而缺乏社会的凝聚力，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总是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③这也就是说，由于小农经济结构的单一性和农业社会与生产的分散性，以及外部环境的封闭、狭隘性，使得小生产者一方面重视经验，依赖性和依附性强；另一方面始终处于孤立、分散的状态，生产能力和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下，要靠外在的行政力量，即高高在上的权威和王权来主宰和保护他们的利益。加之，在长期的封建主义君主专制政体和文化专制主义下，形成了统一的行为模式、同一的价值取向和僵化思维方式。这样，“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农民文化传统和封建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文化相互渗透、揉合，从而形成为一种小农经济的文化心态，这就是：狭隘的文化视界和盲目的权威崇拜”，④它们无疑为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土壤和文化心理基础。
小农经济的文化心态虽然产生于小农经济，但它一经产生，就绝非是某一阶级或阶层所特有。在中国，它深深地影响着社会的广大阶层。由于中国以宗法式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历史漫长，加之中国是一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文明历史发展阶段的国度，传统的小生产意识没有受到资本主义文明的荡涤而根深蒂固，因此，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小农经济的文化心态和其他封建主义残余仍然深深地积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日常生活习惯等，也由此形成了两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第一，任何新思想、新观念要真正地在现实中为自己开辟道路，都要靠权威来发布，而在思想上、实践上迈出每一步之前，又都习惯回头从经典中寻找依据，去问问“老祖宗们”对错。第二，理论的每一个进展甚至每一个重大的理论活动都期望马上获得实践上的效益，否则就怀疑甚至否认理论研究的价值；甚至认为，不能直接带来政治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是无用的研究。
二 小农文化心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利影响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虽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但也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从文化传播心理学看，当主体在接受和理解一种新的理论和文化时，会受到主体所处的文化背景及其前观念和知识结构的影响。作为生活在中国这一文化背景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认同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时，早已形成了一套以原有的实践经验、知识结构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积淀所构成的认识前结构，他们在接受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时，无一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基础和认知方式去接触、认识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无疑会给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诠释和实践打上深深的传统文化的印记。其中，小农文化心态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接受和认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可忽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教条化和实用化
如上所说，中国传统文化和小农心态具有实用文化心理，这一特点使得中国人在看待事物和接受新的思想和理论时，往往看重事物或理论的性质、功能、作用和效果，而不去分析事物或者理论的元素、实体和构成。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具有一整套完备理论体系的理论，但当时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除了对社会主义美好前景的憧憬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的认识外，主要就是关于阶级斗争学说这一非常实用的社会改造方法论。这既和中国近现代救亡主题的急迫现实需要有关，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和实用文化心理相联。
由于近代中国特定的斗争环境，使得人们在主观上没有足够的条件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坐而论道，进行书斋中的学术研究，而把主要的精力、时间集中在急迫的斗争实践中。加之，与西方文化传统不同，中国没有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因而，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主要不是为学而学，而是学以致用，为用而学。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立即被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并拿来指导革命实践的原因所在。不可否认，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作用，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现实条件和革命战争年代，对于直接应用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服务于现实，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阶级斗争学说的运用是在并不太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前提下进行的，加之受传统实用文化心态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存在，既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和系统的了解，也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逐步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绝对化、实用化了，以至于“承认或否认从而积极参加或消极拒绝(或积极反对)阶级斗争，便几乎在中国成了是否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理论上的区分界线和标准尺度”。⑤毛泽东不仅一直把阶级斗争作为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武器，也一直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最后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他看来，“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作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⑥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但把唯物史观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的观点，这就把唯物史观的内容简单化了。
实用文化心态在今天仍然存在，这就是在具体科学的实践价值的层次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有用性，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功能庸俗化。我们知道，具体科学是对知识的探索和积累，可以通过实验进行证实或证伪，并主要通过具体科学的方法进行论证，具有可重复性和精确性的特点；而哲学是对智慧的追求和体悟，难以证实或证伪，更不可能像具体科学例如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精确性。如果仅仅从具体科学的实践价值的层次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导致这种情况出现：一旦在实践上出现曲折或者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能对某种社会问题做出合理的回答时，就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信仰危机，似乎马克思主义已经失去了相应的价值，不再适合中国社会了，以至于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纯粹的意识形态甚至是单纯的政治口号来对待；另一方面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符合自己需要的任意解释和片面理解，如当实际斗争需要阶级斗争理论时，我们就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斗争哲学”，当现实需要和谐理论时，又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成“和谐哲学”。
小农文化心态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以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之。事实上，中国小生产的自然经济以及在小生产基础上形成的习惯势力，在封建专制基础上形成的传统文化及其心理，容易崇尚书本，崇拜英雄，搞个人迷信。对此，毛泽东曾给予了揭示和批判，他说：“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着这种心理。”“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⑦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说：“要人民去克服三千年迷信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困难的事。”⑧毛泽东还从认识论的角度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教条主义者乃片面夸大书本知识的作用，轻视感性经验，轻视实践，只看到矛盾的普遍性而忽视矛盾的特殊性，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般性结论、当作僵死的教条到处生搬硬套；经验主义者片面夸大感性经验的作用，轻视科学理论的一般指导作用，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真理，处理一切问题都超不出自己狭隘经验的眼光。这两种认识论上的错误都违背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实践与理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的原理，因而都会给实际工作带来危害。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教条主义曾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危害。毛泽东同教条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愚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做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⑨他还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党八股同历史上的老教条主义和老八股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在“五四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力气，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⑩
遗憾的是，晚年毛泽东也犯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他不仅迷信战争时代经验，将战争时的经验照搬到建设时期，并以对他有用与否作为取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标准，这样就不免误解和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例如，“他对马克思提出的资产阶级权利观点，以及列宁提出的小生产自发倾向的论断，也都特别重视，借以为自己新的阶级斗争理论做说明。在表述马克思的观点时，他把‘资产阶级权利’从本意的分配领域扩大到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并把抽象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权利同旧制度下有实际含义的资产阶级权利混为一谈，从而混淆了社会主义社会同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由此得出他所需要的结论：资产阶级权利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温床”(11)，并以此来证明社会主义社会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我们认为，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有制度的、思想的、认识的和历史文化的因素。而晚年毛泽东之所以犯错，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几千年同封建主义共生的小农经济，对晚年毛泽东政治上长期‘左’的错误思想，有更深广的影响。长期的农村环境和农民战争，一方面提高了农民的革命意识，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同农民的血肉联系；另一方面，党员和干部都出身于农民，农民固有的封建思想和小生产观念，在党内不能不有着广泛的影响和深厚的思想土壤”。(12)这种思想土壤也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提供了活动的舞台。
2.对社会主义的追求空想化
如前所述，在一个以农民为革命主体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农民所具有的阶级特质和其小生产者的身份，不可避免地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被掺进封建主义和小生产的杂质。这不仅表现在理论方面，也表现在实践方面。具体反映和体现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方面就是：把科学的社会主义等同于小农经济的大同理想社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理想最初只是对带有浓厚平均色彩的原始共产主义的一种美化。《礼记·礼运》中所记载的孔子对“大同”的界定，经过千百年的传颂，深深地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中，这其中经过太平天国和康有为，大同社会的理想日趋完善。在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中，把“大同”描绘成为小农经济的理想社会：“通天下皆一式”，“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但《天朝田亩制》从未真正实行过，最后为《资政新篇》所代替。而康有为的《大同书》则把“大同”描绘成为资产阶级的理想共和国。康有为认为，“无有阶级”、“人人平等”是“大同”的本质特征。但他所说的阶级是封建社会的等级，因此，平等也只是没有身份等级的平等。传统的大同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民追求公平和绝对平均的文化传统。而中国历代农民革命，也都是以不分等级贵贱、反对贫富不均为旗帜的。唐末黄巢、王仙芝起义就是以“天补”、“均平”为口号，得到了广大农民的响应，从北宋的王小波到南宋的钟相、杨幺起义；从明末的李自成到清末的太平天国等，无论是他们的起义口号还是他们颁布的政策中，无不体现和反映出浓厚的小农思想的精髓——平均主义。对此，毛泽东曾有着清醒的认识，但到其晚年，也不自觉地回归到传统文化中去。
生于农家的毛泽东，一生都心系农民，关注农村，具有朴素的农民阶级感情，中国历史上的“均贫富”、“等贵贱”的思想也深深地印在了毛泽东的脑海里，并在不自觉中影响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憧憬。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基础上，毛泽东把尽快消灭社会的各种差别和不平等现象，建立理想中的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目标。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对于红军中存在的绝对平均主义就给予了批判和揭示。他说：“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不过一则见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则见之于物质生活方面罢了。”“绝对平均主义不但在资本主义没有消灭的时期，只是农民小生产者的一种幻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物质的分配也要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和工作的需要，绝无所谓绝对的平均。”(13)
但是，在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毛泽东的认识却悄然发生了改变。他认为“按劳分配”只是做到了形式上的平等，把平等彻底贯彻到经济生活以及一切日常生活，才是纯正的社会主义。他还将一千多年前张鲁等人发动“五斗米道”与他自己所倡导的人民公社比照。“他对汉末张鲁所行‘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的做法也是欣赏的。”(14)而那种“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分配，“出工一窝蜂”的平均动力，也正是中国历史上农民的平均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的反映。毛泽东在1966年描绘的社会主义理想蓝图就是，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又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办成初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或半给半足的社会组织。这实际上是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理想模式。可以说，传统文化以及小农经济土壤中萌发出来的平均主义与传统的“大同”理想，正是毛泽东晚年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深刻根源，也是晚年毛泽东理论与实践失误最重要的思想理论根源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传统的大同理想还是农民中的这种社会主义意识，都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完全是两回事。事实上，近代西方社会主义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充分展开以后的产物，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而中国传统的小农平均思想，则是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农民平均主义，是生产力低下的自然经济所培育出来的意识形态，两者有一些近似之处，但不是一回事。而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伊始阶段，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也恰恰利用了这一点作为自己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并用来证明马克思主义这种未来思潮的合理性及其在中国传播的必要性。他们积极地从传统经典里挖掘出一些思想材料，来比附、诠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内容。这种解释方式有时容易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简单化甚至庸俗化的理解，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掌握降低到温习某些中国传统的朴素思想观念的水准。但这种解释方式实际上又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基础，而且它在客观上成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热衷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文化根源。其原因在于，这种解释的特点容易使中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思潮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亲近感和文化心理上的认同。我们既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生发和助长社会主义因素的一面，如传统文化中的社会理想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念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相融、相通之处，这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要看到它有阻碍和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一面，会为社会主义发展和改革带来负面影响。唯其如此，方能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3.对资本主义的否定绝对化
鸦片战争后，西方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中西方文化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与融合。而随着西方坚船利炮一同来的，还有资本主义的商业发展。但是，西方资产阶级自由贸易、追逐利润的商品经济观念，遇到了中国传统文化重义轻利、重农抑商观念的强力抵制。事实上，近代以来，从章太炎、孙中山、章士钊、梁漱溟，到没有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前的李大钊、毛泽东，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所存在的种种“罪恶”都怀有异常的敏感和痛恨，并都为中国因向西方学习而可能同样引进这些“罪恶”而深感忧虑。早在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潮之前，他们便期待着中国既能创造出与西方一样的物质文明，又能克服、超越西方社会的种种“罪恶”。李大钊早年就一再强调“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他号召青年，“速向农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那些终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妇孺，都是你们的同心伴侣，那炊烟锄影鸡犬相闻的境界，才是你们安身立命的地方呵！”(15)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足点显然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而是中国传统的小生产者意识。这种小生产者反资本主义的思想倾向，对于促使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所获得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迅速走向乡村去发动群众从事革命，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对于小生产者意识的落后性和狭隘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有效清除它的影响，因而对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强调的资本主义文明相对于封建文明所具有的进步性缺乏足够的理解，往往以小生产者的意识，而不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去批判资本主义文明；往往从小生产者片面性、单一性的思维出发，只是单纯看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对立的一面，没有把社会主义看作既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和取代物，又是资本主义的继承物和创新物，它同资本主义既有相对立的一面，又有学习、借鉴、利用的一面。晚年毛泽东更是视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为畏途，否定物质利益和利润效益原则，不断在城乡经济领域中开展阶级斗争，“堵资本主义道路”，“割资本主义尾巴”，把商品经济完全拒之门外，在实践中，患上了严重的“恐资症”和“排资症”。那种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认为“穷革命、富变修”的一些观点，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反映。对此，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指出，现代中国的文化历史状况使人难以接受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进步性的描述，因而“毛主义的论述一般倾向于把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相提并论，并把他们都看成是外来的入侵势力，从而试图从其他地方寻找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道路”。(16)
总之，由于中国以宗法式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历史漫长，加之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文明历史发展阶段，传统的小生产意识没有受到资本主义文明的荡涤而根深蒂固，因此，在封建政治经济制度被摧毁之后的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和小农经济的猵狭心理和落后、保守的文化心态以及封建主义残余仍然深深地积淀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日常生活习惯等。虽然“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先进知识分子接受自俄国传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使之同中国文化传统与革命实践相结合，赢得了1949年的全国解放。表面看来，问题似乎解决了；但在实质上，文化心理结构深层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好”。(17)因此，从思想文化层面上看，小农经济下形成的文化心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危害最大，消除其影响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三 消除小农文化心态，实现对文化传统的提升和超越
在农耕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总体来看是封闭而保守的、宗法的，主要是反映农业文明和代表地主剥削阶级的理论体系；而马克思主义是以工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海洋的、外向的、主要反映工业文明并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理论体系。因而，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生长出新的花朵，就需要一方面从中国这个农业社会的实际出发，了解中国农民的文化心态，顾及中国农民的文化心理，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时，将它同中国农民文化的历史传统的某些积极因素结合起来，用农民式的语言来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也要不断消除几千年来积淀在民族文化心理中的负面因素以及小农意识和文化心态。其中，有两方面的问题应当给予充分关注。
首先，要正确认识农民阶级及其文化传统的两面性。
在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和农民战争有反地主阶级、冲击封建生产关系的一面，但由于他们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仍要回到旧的生产方式中，从而又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小农意识。因而，对于农民和农民战争不能过分理想化。正如列宁所指出：“农民运动是另一个阶级的运动；这不是无产阶级的斗争，而是小业主的斗争；这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基础的斗争，而是替资本主义的基础清除农奴制一切残余的斗争。农民群众醉心于自己的伟大斗争，他们必然认为，夺得全部土地，就等于解决了土地问题。他们幻想平分土地，幻想把土地交给全体劳动者，但是忘记了资本的权力，忘记了货币的力量，忘记了即使分配得十分‘公平’，商品经济也必然会重新产生不平等和剥削。他们醉心于反对农奴制的斗争，看不到进一步的更伟大更艰苦的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和争取彻底实现社会主义的斗争。”(18)如何使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获得社会主义觉悟，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中，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困扰。
众所周知，毛泽东之所以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中国农民处境、他们的社会心理以及文化历史传统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毛泽东曾说过：“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19)不从中国这个农业社会的实际出发，不理解中国农民的文化心态、他们的欲望和习惯，中国革命就不可能获得成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可能顺利进行。
与此同时，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一小生产者的汪洋世界中不走样地发挥作用，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方法论来改造中国农民的文化传统、改造他们的精神世界。这是因为，农民文化传统和封建地主阶级文化传统既有相对立的一面，又有相通的一面。从对立的一面看，正如毛泽东所始终肯定的，农民有着反抗压迫的革命传统。从相通的一面看，农民和封建地主在思想文化上处于同一的反映小农自然经济意识系统里，因而农民文化传统有消极落后的一面。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如果只看到农民文化传统的落后性这一面，那么就会否认农民有可能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如果只看到农民文化传统的革命性一面，那么，就不可能正确地引导农民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20)因此，毛泽东又极端重视教育、组织、改造农民，使农民的革命性能够正确地发挥出来，他从井冈山时期指出红军党内的绝对平均主义和极端的民主化“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21)，到全国解放前夕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22)，无不是有鉴于此。正是由于毛泽东对农民阶级革命性和落后性的辩证统一的认识和把握，并由此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战略和策略，使农民接受无产阶级的领导，与无产阶级结成牢固的联盟，从而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也使得毛泽东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代表。
当然，在毛泽东的晚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过高赞扬农民思想意识的进步性，而对其蕴含的落后性一面估计不足，这也正是他晚年失误的一个重要根源。如今回过头来看，“‘大跃进’、‘文革’这些严重错误，绝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问题，而是同几千年来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和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曲折历史密切相关”。(23)
其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改造和提升中国传统文化和农民文化传统。
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与一家一户为社会细胞的自然经济形态相适应，与高度集权的社会政治结构相适应。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对旧伦理、旧道德的猛烈抨击，就是因为这些内容与近代文明的不相容。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了有机整合，产生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使中国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土地上不断结合而开出的新花朵，也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更为广泛、深入、全面的变革。当前，农民依然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力军，如何正确对待农民文化传统，发挥其文化传统积极的一面，克服和超越其落后的一面，使其更好地发挥建设社会主义主体力量的作用，依然是我们面对的重大课题。具体途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文化的基础在于社会存在本身，它的繁荣与一定时代的经济、政治等发展有密切关系，而经济在其中起决定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精神生产要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因此，提升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必须立足于中国当今的现实。我们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特指中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即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定阶段。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处于“不发达”阶段，突出地表现为：在经济上，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生产手段落后，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高，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还未完善地建立起来。从政治上看，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民主法制的具体制度中还存在着一些缺陷，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还有一定的市场。由于“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埋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24)，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唯书唯上、愚忠意识、家长制、个人崇拜、官僚主义、特权等封建主义的毒素更是甚嚣尘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遭受重大挫折。对此，邓小平曾尖锐地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25)
因此，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提升和改造，关键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必然带来并要求中国文化进行更深刻的变革。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内容就是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这是一个涉及了人类思想和活动各个领域如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变革的历史进程。特别是要通过生产力的提高和发展，使农民逐步从对土地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与现代化的生产力日益结合，从而改变农民小生产者的生产方式、生存方式和思维模式。
二是积极建构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前，我们正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重要特点是自由竞争、等价交换，它要求商品生产者具有独立的个性和均等的机会。而现代市场经济就是要贯彻平等原则，实现自由原则，推行能力本位原则，肯定主体性原则，确立法治原则。这些反映在政治上，就要清除封建特权与人身依附，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与法制，促进从“人治”到“法治”的根本转变。可以说，现代市场经济将人从一切非经济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还人以独立自主的现实性存在。诚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超经济的统治和奴役关系不再成为主导形式，“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26)显然，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深入发展将有利于培养人们的自主意识、创新意识、竞争意识和开拓意识。
三是加强对国民的文化教育和启蒙。现代化进程离不开文化启蒙。文化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所要解决的是现代化建设的智力支持和整个民族的素质问题，这就涉及国民的文化教育和启蒙问题。今天，在我们的制度安排中其实有很多是经验的东西，我们的决策中有很多是人情的东西，这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经验主义伦理文化及其农业社会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因素的影响力并未因当今中国社会的急剧变革而消除，相反，有的因素在工业化与社会化过程中还被大大强化了。比如，封建的宗法观念、传统的人际关系、陈腐的礼教习俗等，不仅没有被削弱，而且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致严重地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进步。
文化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不仅包括知识、技能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生活模式、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通过五四开启的文化启蒙，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最大的问题是对人的压抑、对个性的压抑、对生命的压抑、对创造力的压抑。遗憾的是，倡导文化启蒙的思想家们自身携带的传统文化基因，致使他们在现实世界的行为举止都没有彻底摆脱封建礼教的羁绊，更不用说完成启蒙任务。今天，培育人的独立个性，改变那种单纯强调集体以压制个体、强调国家以压抑个人、强调义务来否定权利的状态，是文化启蒙最本质的任务。
注释：
①此为李泽厚的观点。按照他的解释，实用理性的“理性”是一种经验论的理知，排斥着纯粹的抽象思辨和非理性的情感狂热，而与现实生活的经验感受和积极意念连在一起；实用理性的特点是求现实生存，肯定世俗生活并服务于它，强调所谓“道在伦常日用之中”。也就是说，它不是用神秘的、狂热的而是用冷静的、现实的态度来认识和处理事务；不是禁欲或者纵欲式地扼杀或者放任情感欲望，而是用理智来引导、满足或节制欲望。参见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第970－976页。
②(17)汪澍白：《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57页；第5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677－678页。
④参见叶险明：《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逻辑研究中的两个问题》，《哲学研究》2001年第2期。
⑤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第973页。
⑥(2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87页；第1477页。
⑦(13)(21)(24)《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11页；第91页；第91页；第72页。
⑧转引自许全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人民出版社，2009，第18页。
⑨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20页；第832页。
(11)(12)(14)(23)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318－319页；第301页；第196页；第176页。
(15)《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第651－652页。
(16)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52页。
(18)《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97页。
(19)《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05页。
(20)参见齐卫平：《变革·融合·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传统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年第3期。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35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第110页。
标签：小农经济论文; 教条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毛泽东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阶级斗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