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与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对法国调节学派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特论文,资本主义论文,主义论文,法国论文,学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资本论》问世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遭到资产阶级主流意识的压制。但是，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也从未中止。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得到了大力发展，出现了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诸如法国马克思主义“调节学派”，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英美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这些学派的理论家们提出了许多新思想和新概念，如“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积累的社会结构”、“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资本主义的第二种矛盾”、“中心——外围——半外围”、“市场社会主义”等。
本文拟介绍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泛流传的“法国调节学派”(Regulation School)。法国调节学派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经济学家米歇尔·阿格利塔(Michel Aglietta)、阿兰·利皮茨(Alain Lipietz)、罗伯特·博耶(Robert Boyer)、罗伯特·德洛姆(Robert Delorme)、本杰明·米斯特拉尔(Benjamin Mistral)等。其中阿格利塔、利皮茨、博耶对法国调节学派的贡献最大，被人誉为调节学派“三剑客”。调节学派最突出的贡献就是运用调节方法的框架对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欧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发展形态——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进行了独特的分析，调节理论的观点不仅推动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而且也对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如社会学、地理学和人类学等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世界体系学派就吸收了这个学派的许多重要研究成果，新经济地理学以及制度地理学派，也将调节学派的研究结果应用于现代社会和空间的关系以及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创新等领域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调节学派进一步发展，被广泛运用到对转型经济、发展中经济和经济全球化、亚洲金融危机及拉美经济危机、国际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新问题的研究之中。本文拟对法国调节学派的分析方法和主要观点加以介绍，以期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特别是引起国内学者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个本来应该加强的、但改革开放以来为汹涌而入的西方经济学所淹没的研究领域的重视，推动对其的研究和借鉴。
一、法国调节学派的分析框架及方法论特点
在法国调节学派看来，所谓“调节(régulation)”是针对新古典学派的“一般均衡”的概念以及新古典学派有关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观点而言的。针对新古典学派理论所主张的——由于“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资本主义可以以不具人格地和可不改变地自发地自我生产，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会通过自发调节自动达到均衡——的理论，调节学派指出这实质上是一种静态的解释。调节学派与之对立地提出了“调节”概念。
调节学派认为，社会关系具有矛盾和对立。但是尽管矛盾有其对立和斗争的一面，却也有其互为条件、互相渗透和互相依存的另一面。因此，社会关系在一定期间内会维持安定和再生产。换言之，“调节”一词所表现的是，社会关系中对立面和统一面的紧张关系。调节学派所要考察的命题是：“社会关系必定具有矛盾性，因此如何通过这个矛盾性来再产生社会关系的统一性。”
调节学派认为，“调节”这个动态概念强调了，在与资本主义不稳定变化的客观需要相适应的特定条件下，历史上因事而变的经济和非经济机制交互作用导致了经济行为者所采取的行动。相对稳定的资本主义的扩张取决于相当特定的制度实践，但这些制度的共存与连贯性不能被视作是理所当然的，而是偶然事件、有意识的社会行动以及在生产者背后起作用的经济趋势等因素多样化结合的结果。调节学派强调了制度重要、社会经济演化的不确定性质以及在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中解释资本积累的过程。
基于此，调节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态，并非只是市场现象，而是更广泛地受到各种社会制度制约的资本积累体制。资本积累体制不仅把货币制度、劳资关系、竞争、国家、国际关系等各种制度吸收在内，而且通过个人与各个集团的特定意识和行动的媒介而形成调节模式。
调节学派的分析方法是寻找历史与理论、社会结构、制度和经济规律性之间的某种广泛的相互作用。阿格利塔和博耶这些调节学派的先驱者们认为，为了发展一种对资本主义多样化经济形态的演化进行解释的理论框架，“调节”方法应该从更抽象的概念（如生产方式）中找出中间概念和模式，如积累体制和制度形式等，用来解释经济行为者在相互作用时表现出来的规则性，最后再与观察到的事实进行相当细致的比较。调节学派试图通过发展马克思的制度理论，把制度分析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结合起来，开创一种不同于从前的历史学派的和制度学派的经济理论。
调节学派有有几个重要概念，作为其分析的工具：
一是工业生产范式(an industrial paradigm)，这个概念指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和分工，例如，手工业生产，大批量生产的泰勒主义。这个概念涉及的是最微观的经济层次，主要是指社会劳动分工的程度。
二是积累体制(an accumulation regime)，主要是在宏观经济层次，针对市场的稳定来讨论的，指维持稳定经济生产与消费平衡类型的模式。利皮茨在《幻想和奇迹：全球福特主义的危机》一书中指出，积累体制“描述了消费和积累之间净产品分配在长期中的稳定作用；它意味着生产条件与雇佣劳动者再生产的条件两方面的转变之间的某种一致性。”一种特定的积累体制得以存在是因为“它的再生产的模式是连贯一致的”。例如，在大规模生产的生产方式下就需要大批量的消费方式来配合，才能形成稳定的积累体制。但是调节学派更认为，一个稳定的积累体制需要外在于经济的政治社会机制来调节，需要一种调节模式。
三是调节模式(mode of regulation)，基本上是分析介于微观和宏观中间的社会制度层次，指融合规范、制度、传统、组织形式、社会网络、行为类型等在一起的复合体，它们使得行为人遵守规则，形成体制再生产的模式，而维持一个积累体制的稳定。
四是发展模式(model of development)。当工业范式、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相互调整互补而能够维持一段相当长时期的资本主义稳定发展，这样的发展称之为发展模式。
在调节学派的分析框架中，积累体制、调节模式和发展模式构成了调节理论的概念基础。积累的逻辑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特征，历史为积累的非线性提供了证据；积累的增长型态由危机所间断，这些型态可以被看作是在某种时期稳定的结构，积累体制就致力于描述这种型态。
调节学派假定了一个发展模式之内不同层次之间的配合，当他们能够稳定默契时，能够维持一段长时期的稳定。调节学派认为，社会经济结构主要的制度组织一致性的匹配推动了持续的经济发展，而不匹配则产生了不稳定性、危机和宏观经济的衰退。在调节理论中，长期动态看作是不连续的。当一种发展模式的潜力趋于耗尽时，从前各部分之间的连贯性消失了，直到新的连贯性出现之前，存在着不稳定和无序，在这种情况下，积累过程变得越来越与制度形式的稳定性不兼容，它无法完成在现有制度基础上的自我再生产，不平衡已达到这种情况：在给定的调节模式中，从前自我修正的机制变得无效了，发展模式陷于危机之中，从而产生了缓慢增长、停滞和不得不进行制度变革的压力。此时，新的调节和新的可能性就可能出现。而国家机器在此扮演重要的角色，因为国家机器的制度形式是妥协的结果，使得国家内部不同团体免于永无止境的斗争。
二、法国调节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分析
调节学派认为，从1945年到1973年间的战后时期，资本主义市场和劳动控制是以福特主义为特征的。福特主义作为一种资本主义生产组织方式，以刚性积累过程为特征，其特点是追求大批量、标准化生产和大批量、标准化消费，这是一种运用集体力量，将经济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管理与控制的刚性组织方式，其目的是刺激有效需求，进而重建商业信心。可见，调节学派所说的福特主义并非单纯仅意味着这种大批量生产的工业模式，而是涵盖了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是指以大批量、标准化生产和大批量、标准化消费为基础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戴维·哈维所言“大规模生产意味着大众消费、劳动力再生产的新体制、劳动控制和管理的新策略、新的美学和心理学，简言之，意味着一种新的理性化的、现代主义的和平民主义的民主社会。”（注：［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67期。
调节学派认为，用调节理论的分析方法来看，福特主义至少包含下面四个层面的特征：
第一，劳动过程。福特主义是一种通过对劳动过程的技术和社会分工，而达到批量生产标准化产品的架构。这种大批量生产能力主要来自泰勒生产线概念的运用，也就是说对装配作业线的紧密规划，并指定劳工从事特定工作步骤。虽然表面上看来，这种生产线对每位工人进行严密的分工，但由于是半自动化的生产线，因此其实每位工人的角色是可相互替代的，并非真正的技术分工。所以在福特主义工厂中的工人只能算是半技术工人。
第二，资本积累体制。作为一种资本积累体制，福特主义主要是以大批量生产和大批量消费并行的体制达到经济增长。其经济增长的逻辑是，通过大批量生产下的规模经济达到实质生产能力的扩大，并因为生产能力的扩大而增加所有工人的工资，工资增加则带来更大的消费能力，这种消费能力提高就消化了大批量生产所需要的市场。企业依靠这种积累体制获得更大利润，并进行技术和设备投资以进一步提高其生产能力。这种良性循环并非自然而然生成的，而是通过某些政策干预而维持其运作。也即为了确保由利润转化而来的投资增长和工人购买力的增长相配合，需要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国家于预以维持有效需求。
第三，调节模式。要维持上述良性的循环有许多条件，也就是制度性的调节因素。例如大企业对其内部工会的承认，以及通过与工会的工资协商达到工资的提高。因为工资是作为生产能力扩大与产品价格之间的指数，如果生产能扩大后工资未随之增加，则产品就因为工人的购买力有限而出现滞销。相反，如果生产能力没有扩大而工资却不断增加，就会造成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因此，在福特主义工业社会中，工会的协商权获得资方的承认，并发挥相当大的影响力以维持这种良性循环。
第四，社会化模式(the mode of soeietalization)。如何确保工人将工资用于消费，将是此种良性循环的关键，也是企业预期利润而愿意继续投入技术研发扩大生产能力的关键。因此福特主义更牵涉到一种社会化的模式，也就是消费文化的诞生。通过对“美国式生活”(American way of life)此种观念的宣传，诸如汽车、电视、洗衣机、冰箱以及家庭旅游等都成为每个家庭追求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为了增加居民消费愿望，国家必须提供基本的失业和退休保障，亦即通过社会福利体制巩固福特主义所需要的大批量消费结构。总之，社会福利国家与福特主义工业社会并不是互相矛盾的体制，反而是欧洲式福特主义维持其资本积累所需要的社会机制。
第五，由美国支配下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相配合，如布雷顿森林会议所建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美国黄金储备为基础，并以美元为本位作为世界各国汇率的基准，来维系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运作。
由此可见，福特主义调节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和谐的集体谈判、福利国家、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和美国的霸权。福特主义的劳动过程带来了生产率的高速增长，而集体谈判和罗斯福新政则催生了大规模大众消费，这有利于产出的新增价值的实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也有助于解决价值实现的困难。国家军备扩张产生的新技术带动了民用部门，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价格制定中的垄断寡头模式，也有利于积累体制的稳定，战后货币和信用制度的发展创造了信用扩张和积累所需要的流通手段，而美国霸权则为资本积累创造了稳定的环境。
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期福特主义生产模式却面临了空前的危机。首先就是生产能力扩大出现瓶颈，许多产品和生产技术皆已进入成熟期，很难再有突破性增长，这种情况造成原有的通过科技和设备研发而提高生产能力的方式出现困难。其次，由于欧共体、日本等国家的资本和美国资本在国际上的激烈竞争，公司无法快速地改变竞争策略，加之科技进步放缓，使得生产能力下降。第三，在国际上开拓新市场的努力也没有太大的成效，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受限于沉重外债和较低的国民收入，因此不具备对发达国家产品的购买力。企业在缺乏新市场的前景下，投入技术研发的意愿也随之降低，从而对生产能力的提高更加不利，因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除此之外，企业开始出现以裁员来适应生产力下降及利润降低之现实，此举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消费能力的普遍紧缩，也导致恶性循环的开始。更重要的是，由于欧洲各国政府早已经确立了失业保障等社会福利体系，一旦失业增加就会造成政府财政上更大的困难。
从另一个角度看，上述危机的形成也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自身的特性有明显关联。由于这种生产模式是以僵硬化的装配作业线为基础，产品标准化、过程机械化，因此其产品的特点是品种整齐划一，很难适应市场的需求取向变化。然而随着消费者日渐追求差异化商品的时代来临，这种生产模式就会出现生产能力和市场容量之落差。调节学派认为，这种矛盾，在表面上可以用“僵化”一词来概括，表现为批量化生产系统内长期大批固定投资的僵化，阻碍了计划的弹性和不同消费市场的稳定增长。同时，这种僵化也体现在就业和劳动力市场上，以财政为基础的政府也受到了生产僵化的严重限制。而这种矛盾的深层原因，在于存在一个损坏而不是保护资本积累的大资本和大政府。简言之，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危机的根源在于这种积累体制在现存的调节模式内的发展潜力已被耗尽。
1973年由石油危机引发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衰退和大危机，使人们清晰地目睹了福特主义作为生产组织形式的破坏作用。因此，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人们开始尝试对经济、社会和政治进行连续不断重构和调整。法国调节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从此迈向了所谓的后福特主义时代。
调节学派认为，在后福特主义时代，相对于前期的福特主义主要有以下几个特色：(1)在工业范式上，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大型跨国公司的庞大体系愈来愈无法面对变化快速的市场需求，而逐渐缩小或分解为数个小公司，少量多变的生产型态逐渐成为主要的生产特色。甚至在科技发明上，大公司不再是主要来源，弹性专精的中小企业逐渐扮演重要角色。(2)在积累体制上，由于生产能力的下降，大批量生产与大批量消费的配合出现问题。(3)在调节模式上，国家机器采取比较倾向自由化的放松管制措施，对企业和工会的约束愈来愈小，让市场机能发挥调节的功能；大批量削减福利预算，降低国家机器的财政亦字，强化对劳动力的激励作用。原先极力推行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失去效力，过去政府刺激经济的努力在被看作导致通货膨胀和阻碍自由市场与资源有效配置的主要原因。(4)在国际体制上，以美国为首的战后经济秩序，由于欧、日的崛起，美元本位的瓦解，浮动汇率的出现，使得原有的国际架构无法面对，而新的国际形势又缺乏新的国际架构来规范。但是调节学派指出，后福特主义不像福特主义时期那么清楚的有制度的支撑，弹性多变而无明显的规律是其特点，一个稳定的发展模式仍未出现。
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分析，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也有很大的不同。福特主义的生产基本上以发达国家内部的生产和消费为主，然而，由于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福特主义的生产流程分化，使得部分厂商将生产流程最标准化的后段外移，这就造成了外围地区的工业化。而外围地区的工业化，基本上是基于廉价劳动力，其生产是断裂的，主要在供应发达国家的市场，而无内部市场。在这样的国际分工格局下，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壁垒分明，核心、外围或牛外围的区分仍然清楚。然而，随着福特主义的瓦解，以及发达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以及逐渐形成具有内部市场的外围福特主义，一个随着后福特主义阶段的更新的国际分工格局出现。在此阶段，世界分成美、欧、日和各自邻近地区的三大块，这三大块之间互相竞争，而且在大三块之内，也各自形成了内部的次级世界分工，有中心和外围地区出现。由于弹性生产、跨国合作和资本流动的快速，新的国际分工已不再像过去那么区位分明，而是在不同地方以不同的方式生产相类似的产品。全球化因此意味着全球的区域化，而在各大区域内又有内部分化和分工，各小区域以各自的特色生产又在国际上竞争。
在法国调节学派内部，对福特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看法不尽相同。作为调节学派的创始人阿格利塔不同意利皮茨、博耶等人提出的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说法（注：详见米歇尔·阿格利塔：《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第1期。）。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起，在发达国家，首先是在美国，在国家干预下形成了一种新的积累体制，即金融资产增长的积累体制，它以增加供给、扩大投资的理论为基础。其特点是：在生产和技术方面，强调对劳动的集约投资和信息投资，重视资本和生产率的提高；在企业治理方面推行雇员股东制和机构投资；在企业效益评估标准方面，强调股市盈利水平；在劳资关系方面，强调在价格的制约下，尽量降低工资成本，采用个别谈判方式决定工资标准；在市场竞争方面，强调产品价格由国际价格加汇率决定。金融资产增长积累体制是一种内涵型积累方式。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向金融资产增长积累体制的转变是国家宏观调控的结果，这一转变在微观层次的反映是：企业股权分散化，企业管理者把部分权力转让给股东，投资者把投资风险转让给企业，企业到资本市场寻求风险资本以分散风险，从而获得新的投资和发展动力。阿格利塔把这种国家调节方式的转变称为从财政赤字政府向企业投资政府的转变。
除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分析之外，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蔓延，调节学派主要的研究重点则由对后福特主义的争论转变到全球化的研究上。调节学派认为，9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根源于70年代以来欧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危机以及针对此危机而由国家与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所采取的后福特重组策略；尤其以英美为主的新自由主义国家策略强调国家放松管制和经济自由化，其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发展更具有推波助澜的效果。
博耶认为，全球化正重新界定国内经济有效调节者的国家角色，全球化只是资本主义转型的外显现象，因而全球化是有其极限的。
不管在任何时候，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不能轻易被市场替代的，因为这唯一可以护卫公民的社会凝聚力和其社会价值的体制。他认为，经济并不是完全依据供需法则而自主运作的实体；它是被国家行动(state actions)深入塑造而成的。
三、若干评述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调节学派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学派，以其提出的一系列新概念和分析方法构成了一个新研究领域，因而它的出现受到世界各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它的研究重点是关注各种社会制度的变化上，特别是它集中关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转变。法国调节学派最突出的学术贡献就是对资本主义的积累体制作了历史的、理论的、比较的分析。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强调一些高度抽象系统的一般永恒性，但是他们认为，在这些系统中，历史只是作为一种证据在起作用，或者作为一种扰动因素而不足取信。相反，调节学派则是寻找历史与理论、社会结构、制度和经济规律性之间的某种更广泛的相互作用，试图恢复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积累规律的分析和认识。戴维·哈维认为，调节学派的思考方法和分析方式其优点在于：它从总体上考察了特定历史时期和场所对产量增长的稳定性、收入和消费的总分配关系，并将其视为统一、有机的关系和制度，因而调节学派也将资本主义特定场所和时代产生出来的为了资本积累的目的而如何组织劳动力的问题概念化和理论化了。
从目前的文献来看，调节学派所提出的“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不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中间得到普遍认同，而且还对社会学、地理学、心理学、文化学以及西方社会的各种思潮产生了冲击和影响，可以说它的贡献不单纯局限于经济学，调节学派的影响是多方面、全方位的。
不过，调节学派的一些观点也有较大缺陷和不足之处。首先，调节学派中大部分学者只满足于在资本主义内部进行社会改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虽然有各种弊病，但资本主义具有自我调节、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能力，因而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分析，调节学派的理论在本质上都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的所有制，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因而造成了调节学派理论的局限性。
其次，部分凋节学派的理论家，因过于关心现代资本主义各种制度的作用及其调节方式，而忽视甚至否定了《资本论》中有关资本主义资本积累的基础性考察，因而认为在经济学上不需要“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甚至质疑研究资本主义资本积累原理的一般理论的必要性，并且认为将《资本论》视为是资本主义的一般理论的看法，其实是“19世纪和自由竞争的特权化”。这种否定《资本论》的理论倾向和研究态度，显然是不正确的，需要我们在研究调节学派的观点时加以批判。
第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影响虽然是资本积累体制起主导作用，但也存在其他影响因素。一些学者指出，一次大战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一方面受到世界战争的影响，一方面则是为了对抗当时正在全世界兴起的社会主义运动，因而其体制的进化自然不能只从资本积累的内在逻辑来说明。但是调节学派轻易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列宁等人的帝国主义论等一系列经典理论视为“过时”的观点而予以抛弃，并且忽略或轻视二次大战对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冲击，也忽略了冷战格局以及西方阵营为了对抗社会主义制度在全球的扩展而采用的充分就业政策和福利国家化的意义。
同时，调节学派忽视了主导产业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影响。生产关系的历史特征与属于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方向、速度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但就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言，也不应该忽视主导性产业的性质及其积累方式，对提高生产力的具体影响。也就是说，各种社会制度的作用和调节方式，对资本的积累当然有所影响，但是为了了解其具体的影响，也应该考虑主导性产业的性质及其技术特性的变化。
第四，调节学派主要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积累的社会结构和调节方式，如何在高速增长时期以及随后的危机与重整时期产生变化。但是，对于成为经济高速增长原因的社会结构与调节方式，为何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陷入机能不足而产生经济危机，则没有做充分的分析。
西蒙·克拉克认为，法国调节学派提出的关于积累的福特制度的一种模式，强调通过或明或暗的劳资协调，保持工资与生产率同比增长。这是对凯恩斯主义的有力批评，也是对明晰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重要贡献。在重视工会对经济增长的有效作用以及福利国家政策对经济的辅助作用方面，福特主义的模式与社会民主制度具有一致性。然而，福特主义的模式表现得好像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抽象理论模式，而取代了凯恩斯的理论，并被视为替代较早的帝国主义理论，甚至更早的《资本论》中的竞争资本主义的新模式。在这样抽象的水平上，福特主义的模式没有对适合资本积累和福特制发展的条件做出更具体的历史分析。弱点就在于难以在自身的理论框架内解释成功的持续经济增长过程为什么会停止，结果必然同凯恩斯理论表现的弱点一样。
总之，虽然调节学派的理论和主张存在许多缺点和错误，对它们的评价在国外学术界有许多争论，但是调节学派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和探索，无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容，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的影响，因而它们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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