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周南》《召南》的地域性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域性论文,诗经论文,特征论文,召南论文,周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地域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几百年的《诗经》。《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既以其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刚健清新的审美情操和真率活泼的民族风格，构成一大流派；又因各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文化生态环境和风土人情民俗的差异，形成不同的地域特色。班固在他的《汉书·地理志》中，就初步标明了十五国风的地域流派的分野，称之为“陈、郑之国”、“郑、卫之音”、“唐、魏之国”等，这种区别虽不准确、不规范，但却开了《国风》地域流派划分的先例。现研究者按地域相邻、诗风相近的原则，把十五国风划定为北、中、南三种不同地域流派。其中的《魏风》、《唐风》、《秦风》、《豳风》，鲜明地打上了北方文化的烙印；《郑风》、《陈风》则生动地展示了南方文化的色彩。除了这些之外的其它国风，则被认为是介于南、北之间的中部诗歌流派。这一划分标准从文学流派形成的早期特色着眼，是很科学的。但就《周南》、《召南》的地域特征看，和《陈风》、《郑风》更为接近，诗歌带有明显的南方文化特色，应属于南方诗歌流派。
《诗经》风、雅、颂的分类，主要是从音乐入手。风，即乐调。《左传·成公九年》载晋侯见楚囚钟仪，“使与之琴，操南音。……乐操风土，不忘旧也”。所谓“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国风，即是汇集各地的地方土乐。《周南》、《召南》列于国风之中，应是两个地方的土乐，但其命题不同于其它国风。于这一点，历来有不同的理解。王质在其《诗总闻》中明言：“南，乐歌名也。”当代学者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文学史简编》中说：“南是南方的民歌。……这个‘南’字，不但指方向，也是乐器名（就是‘
’字）”。我们一般认为“南”字是方位词，《周南》、《召南》作为《诗经》中的民歌，它反映的应是那个时代某些南方地域的土乐，与其它国风的性质一样，但既然如此，为何其名为《周南》、《召南》而不是《×风》呢？
据史料记载分析，西周初年，周公姬旦和召公姬是分陕而治的。姬旦长住东都洛邑，统治东方诸侯，姬奭长住西都镐京，统治西方诸侯。周南是当时周公统治的南方流域，召南是召公统治的南方流域。《周南》、《召南》屡次提到长江、汉水、汝水，可以证明“二南”（注：周南、召南）是包括着长江、汉水、汝水流域的诗歌。既然是诗乐，那就是南音了。因而，《周南》、《召南》可以说是《周南风》、《召南风》的省称。
“二南”作为南方民歌，其地域性还可以从十五国风整体的地域特征来作进一步的论证。十五国风大都是流行各地的土风歌谣。不过，纵观全局，却不见有“楚风”，似乎不曾辑有楚地歌谣，古人因此以“楚风”“不得与十五国风并录于《经》而为楚憾”。实际上，这“二南”民歌也就是楚地歌谣。《周南·汉广》毛传即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流域。”这说明《汉广》就是江汉流域的诗歌。元人祝尧在《古赋辨体》中也说明：“江汉皆楚地，盖自王化行乎南国，《汉广》、《江有汜》诸诗已列于‘二南’、‘十五国风’之先。”清人何天宠则进一步强调：“楚何以无‘风’，后儒以为删诗不录‘楚风’，非通论也。”据《水经注》引《韩诗序》云：“‘二南’其地在南郡和南阳之间。”这块地域，包括今天的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宜昌、江陵、武汉一带，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腹心地区。所以“二南”诗篇，应多是产于这一地的楚歌谣。而《诗经》对于产生于楚地的《周南》《召南》在编定时为何不标明为“楚风”呢？其原因可能是楚国在西周初年尚且是江汉流域一个“土不过同”的小邦，至春秋中叶方壮大到据有整个江汉流域乃至半边天下，因而，周朝乐官在编订《诗经》之始，就只是将这些南方歌谣加以编订而分称为“周南”“召南”，并且在《诗经》最终成书时也一直沿用这一称呼而未作修改。
以上从地域位置对《周南》《召南》的地域特色作了分析，下面再来看诗歌的内容。
《周南》《召南》中的许多歌谣，不仅记南方之地，写南方之物，而且鲜明地反映了江汉流域的民俗风情，初步显示了南方楚歌的特色。“二南”共有诗歌25首，其中较多的是用于祀典或礼俗活动的仪式歌，这是因为春秋中叶以前南方楚地远没有中原那样开化，民风朴野，其俗尚尊鬼神且好祠的缘故。《周南·桃夭》，就是一首古老的礼俗活动的仪式歌：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蒉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古往今来，解说《诗经》者，大都认为这是一首描写婚姻情景、祝贺女子出嫁的歌谣。其实从原始歌谣的产生和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这首祝福歌谣最初应是一首祀典祭歌，可以说是“一首以桃为图腾的群体的祭祀礼辞”。（注：张岩.简论汉代以来《诗经》学中的失误.文艺研究，1991年第1期）而桃，作为一种“图腾”是完全可以考证的。
图腾主义的起源和母性崇拜是分不开的。在母系氏族社会时代，妇女受到尊重与崇拜，其生殖、蓄衍关系到整个氏族的生存，而对“生殖”却是充满着神奇和神秘，这便是妇女受崇拜的原因。妇女怀孕的原因是什么，无从解释，于是妇女们自己也觉得这是由于某种机会，遇到某种动物或植物，或其它无生物，无意间有动于心便使自己怀孕了。因此生下的婴儿，便以这种物体命名，而名与实是不分的，这物件便成为这一氏族的图腾。孙作云先生在《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指出：“所谓图腾，就是原始人所崇拜的某种动物、植物、无生物或自然现象；他们认为这些神物是他们的祖先、保护者。”也就是说，作为图腾，一般具有生殖、崇拜、保护等要素。
《桃夭》三章歌辞的前两句，都是对桃的热烈礼赞。而桃在先秦时代是江淮流域常见的生长茂盛的植物，与楚地先民的生活十分密切，也被当地的人们所崇拜。据《春秋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御王事。”说明以桃木制成的弓，楚人以为可以抵御一切灾害。《左传》（成公四年）载：“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说明在古代，祀典和战争是每个民族生活中的大事件。“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所谓“王事”就是国家大事，楚人最初开辟荆山时期，唯独只有桃弧、棘矢用于祭祀和战争之中，可见楚人对桃弧的崇拜。桃弧在周初作为楚人进贡周天子的方物而被用于“王事”，这表明了桃弧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既有驱邪除祟之神力，又有保卫家国的奇能。楚国神射手陈青即说，楚国“累世盖以桃弓、棘矢而备邻国也”。
桃作为图腾与生殖的关系也是明显的。《本草纲目》（果部）：“桃性早花，易植而子繁，故字从木、兆。”十亿曰兆，言其多也；《山海经》：“有大桃树，屈蟠三千里”，言其面积之广也。再从桃的品种和成熟期来看更有“红桃、绯桃、碧桃、胭脂桃”及“五月早桃、十月冬桃、秋桃、霜桃”等繁多种类，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桃的繁殖能力很强，使古人对桃产生了生殖崇拜。另一方面，原始人对妇女怀孕的原因有时也就解释为是桃的感应或桃花、桃子的感应，于是认为桃是这个部落原始人的生殖祖先，从而桃就成为了一种部落的图腾。
由此可见，《桃夭》本是楚地先民的咏桃之作和祭桃之歌。歌辞前两句既是对桃的热烈礼赞，又祝愿桃能茂盛生长；后两句则是赞美桃被人们采用之后可以福泽其族人。当然《桃夭》在周代社会里已发生了改变，其内容由以前的赞桃逐渐变为赞人。这是因为随着历史的进步，楚人迈入了发达的农业社会，采集、渔猎不再占有主导地位，对桃的依赖也就不象先民那样密切了。这样，在楚地的社会生活中，祭桃的宗教仪式便日益减少，加之社会小家庭的出现，婚丧嫁娶的礼俗仪式也日益增多。传统的祭桃仪式歌也就被借用和演变成婚礼仪式歌。这种借用，出于历史上形成的认为桃能给人们带来幸福的心理，也出于世代形成的爱桃、敬桃的情感。楚人在喜庆的婚礼上歌咏桃，将桃视为幸福的象征，礼赞桃能“宜其家人”。这样祀典歌也就成了称颂新娘“宜其家室”的礼俗的歌，这一变化也包括了对歌辞的修改，使《桃夭》成为一首形式整齐、音韵和美、语言生动的诗歌。
“二南”诗歌除了《桃夭》之外，还有《樛木》、《螽斯》等都是祝辞，也都反映了当地的民俗，是当地民俗的仪式歌。除此之外，“二南”中明显显示了楚歌特色的，当然是情歌。25首歌谣中有13首可以看作是爱情婚恋的作品，占总数的52%，这些情歌有的明显地体现了南方诗派的特色，如《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萎。之子于归，言秣其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诗歌讲到了汉水、长江，显然是产生于汉皋江上的楚歌。而且，歌辞中的“楚”，即江汉流域的山林中茂盛生长的灌木名。《说文解字》说：“楚，从木，一名荆也。”在江汉流域，“跋涉山林，以处草莽”的楚人，在生活中是离不开荆楚的，故在商代楚人被中原人称为“荆蛮、楚蛮”。这首情歌是一首男子求偶的情歌，主要是传唱于男女出游于水滨、会聚于野外以互相求偶的习俗活动中，这与《郑风·溱洧》、《郑风·狡童》等南方诗派的情歌内容一样。所有这些情歌与今天布依族的情歌也相类似，都是一种风俗民情的产物。这首情歌以其浪漫的风格、地方的语言、婉深的情调和舒缓的节奏，显示了楚歌的特色，三章歌辞虽然朴素通俗，却委婉缠绵，循章进意地抒发了歌者苦求恋人而不可得的感伤和惆怅之情，生动地勾勒出了一位在烟波浩渺的江汉之间来去无踪、若隐若现的美女形象，并将丰富的想象和深厚的感情寓于直率反复的咏叹之中，兼以巧妙的比兴和真切的描绘，使之蒙上浓重的浪漫色彩，形成神奇瑰丽的艺术境界，产生了含蓄蕴藉的艺术魅力。可以说，它代表了楚歌谣在春秋中叶以前的较高水平。而且在句式上把语助词“思”缀于句末，且很有规律，在形式上也与后来的楚辞体相似，显示了楚歌谣独有的特色。
“二南”中的爱情诗如《江有汜》、《关雎》与上面分析的《汉广》一样，都具有南方文化的轻松，而少含有北方诗派的凝重。其实，正是因为这些轻松的情歌和《郑风》、《陈风》中的一些挑逗戏谑的情歌相呼应，反映整个南方文化在《诗经》时代不同于北方文化的深层的社会风俗和文化心态。
“二南”诗歌虽然未必全可以定为楚歌，但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汉阳诸姬，楚实尽之。”也就是说，楚是“二南”地区之侯经过伐隋、伐申、伐蔡、伐邓而逐渐强大的。故“二南”诗已初具楚辞雏形，甚至被称为“楚辞的先声”。（注：以魁英.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1987年4月版）
综上所论，就《诗经》十五国风的地域性来看，“二南”诗歌和《陈风》、《郑风》相结合，明显地反映了除中原北部以外的中原南方及楚地的南方文化特色。
收稿日期 1999—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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