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暮的爱情更加刻骨铭心——论托马斯#183;哈代的悼亡诗“一九一二———九一三诗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马斯论文,哈代论文,迟暮论文,刻骨铭心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德伯家的苔丝》的作者，托马斯·哈代是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十九世纪末英国著名小说家。他一生共创作了十七部长篇小说和四部短篇小说集，其中《远离尘嚣》、《还乡》、《卡斯特桥市长》、《无名的裘德》等作品跟《德伯家的苔丝》一样，在中国读者中都享有盛誉。但哈代在其后半生的文学创作中完全放弃小说，专心致志地投身于诗歌写作，被西方评论家誉为二十世纪第一位伟大的英国诗人，这在中国知道的人并不会太多。尤其是他最委婉动人的诗歌是有关他晚年对亡妻的思念，真正了解内情的人恐怕就更少了。
哈代年轻时曾经给一名建筑师当过学徒，并在学成后亲自做过设计和修复教堂及牧师住宅的工作。一八七○年，哈代在位于英国西部的康沃尔郡修缮教堂时，爱上了一位牧师的女儿。一八七四年，刚刚成为专业作家的哈代娶了这位名叫爱玛·吉福德的女子为妻。他们最初两年的共同生活显然是非常幸福的。但不知不觉地，爱玛与丈夫之间逐渐产生了隔阂。她开始喋喋不休地埋怨丈夫长期滞留伦敦，甚至认为他的出生背景比自己卑贱，等等。尤其是当《苔丝》和《无名的裘德》出版以后，他俩的关系继续恶化。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哈代对自己的妻子不好，但至少他最初的殷勤渐渐变成了一种刻板的形式，而爱情也被冷淡、忍耐和敌意所取代。在爱玛逝世之前，他俩度过了几乎长达三十五年的不幸福生活。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妻子的死却激发了哈代的创作灵感，使他在晚年写出了一系列荡气回肠、动人心弦的悼亡诗。在妻子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谢世以后，哈代发现了她写下的三部有回忆他生平的手稿。头两部手稿的内容使他感到如此的痛苦，以致他亲手毁掉了这些手稿。但是第三部题为《某些回忆》的手稿包括了爱玛对于早年生活的回忆。她在描述完自己幸福的童年之后，又热情洋溢地写到了她第一次碰见哈代的情形。读到这儿，诗人心中突然充满了对于初恋和新婚时那些幸福时光的美好回忆，并且对于自己在婚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能对妻子体贴爱护而感到悔恨。哈代在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所写下的一些诗歌里充满了他对妻子的负罪感和对于爱情的哀叹。它们所哀悼的不完全是爱玛的死，还有诗人自己过去对于爱情的挥霍和浪费。这种情感在悼亡诗《出行》一首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妻子“没给任何暗示”，便匆匆地、悄悄地“起身离去”，使得哈代没有机会为他们之间过去的不幸补偿过失。她已经使往昔“变得凝固，静止不变”。这同时也使得哈代有机会重新审视妻子以前的丰采和品味他们共同度过的韶光。随之而来的是诗人对无情现实的痛悔。哈代在该诗最后一段中已经彻底宽恕了爱玛。他对于失去珍爱东西的痛悔也在随后的诗歌系列中充分显现出来。
这个被称作“一九一二—一九一三诗歌”的系列最早出现在诗集《境遇的讽刺》（一九一四）之中，总共包含了二十一首诗歌，其中前十八首在意义上基本是连贯的。它们从诗人对于痛失爱情所感到的无可比拟的忧伤逐渐过渡到对严酷现实的一种淡泊的接受。
一九一三年初，哈代跟友人一起重游了康沃尔郡那些哈代早先跟爱玛初恋时曾经到过的地方，诗人触景生情，在旅途中用简练而富于戏剧性的诗歌语言记录下了他的一些真切感受。这一年中他至少创作了五十首涉及爱玛的诗歌，其中有许多细节使人回想起爱玛在其手稿《某些回忆》中所用过的词语和描写过的事件。
重游故地给哈代带来了无尽的诗歌灵感。在《散步》、《比尼悬崖》、《不拘礼节》、《说话声》、《在一次旅行之后》等诗中，他以戏剧独白的形式，向爱玛的幽灵倾诉了衷肠。而在《幽灵》、《他的来访者》等诗里爱玛也回访了他。诗人以淋漓尽致的笔触，生动地刻划了妻子哀怨的幽灵，使这组诗在感情真挚和强烈等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说话声》是哈代笔下最完美的诗歌之一。诗的前三节如诉如泣，充满了个人的感情色彩，原文基本是用单音节的词汇写成，节奏明快流畅，具有强烈的怀旧意识。诗人渴望见到那个他曾经真心爱幕过的纯情少女，向她表示自己的悔恨和思念。但是死亡的严酷现实迫使他放弃任何幻想，来冷面直对难以忍受的孤寂。这首诗中的感情真实性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个系列其他诗中一种忧伤和沉思的因素，主要表现为大自然的冷漠、爱情的失落或挫折，以及时光的流逝不可挽回。哈代早期诗歌中一种若明若暗的悲观倾向在这些诗中已经变成了一种真实而情绪化的经历。
在阅读这组哈代的悼亡诗时，可以感受到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它们在风格和形式的灵活多变，基调的不确定等特点上具有前瞻性，包括了许多二十世纪诗歌的鲜明现代特征；第二，它们在诗歌意象、主题思想和作品的结构模式上仍然保持了典型的英国文学传统。正是以上这两个特点的结合才使得这组悼亡诗具有如此动人的魅力。
为了说明哈代悼亡诗的现代特征，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中几首篇幅较为短小的作品。《不拘礼节》是一首口语化和戏剧性都很突出的短诗，形式非常工整规范，三个押韵的五行诗节， 其原文的韵脚分别为abccb adeed afggf。规整的诗歌结构和韵律使得诗中戏剧独白者的口吻显得既平和安详，又坦诚直率，但其语调和节奏却抑扬顿挫，富有音乐性。诗人惯用的倒装句手法也避免了因结构工整而往往会带来的呆板。例如第一诗节中，正常的语序应该是：“我猜想你的习惯做法是朋友刚离去你就不告而别。”但经艺术处理之后，该诗节中的句法就显得异常灵活，不仅新意迭出，而且给人以一种幽默感。另一首诗，《他的来访者》，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来审视失落的爱情。爱玛的幽灵在“月轮残缺时”从墓葬地赶来，想再看一眼故居的情景。但是她所看到的巨大变化使她“觉得浑身不自在”，最后幽灵还是依依不舍地重返墓地，去与“空旷的寂静”和“陈腐的灵魂”相伴为邻。《在一次旅行之后》仍然是以诗人对于前妻幽灵的独白方式所写成的：诗人在爱玛幽灵的指引下来到了康沃尔郡，但是他对于来这儿干什么，看些什么东西，完全茫然无知。一切都听凭那无处不在的幽灵引导。诗中这种不确定的基调和它那种独具个性的叙述节奏表明了二十世纪现代诗歌的典型发展趋势。
众所周知，当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于一八五九年出版时，哈代只有十九岁。进化论曾使维多利亚时代和二十世纪初的许多英国作家和诗人兴奋不已。他们相信人类文明正在向崭新与完美的形式和方向发展，世界在不断地走向进步。而哈代在受到进化论影响的同时，却为基督教信仰的崩溃而深感不安，并因此变得消极和悲观。哈代最后一部小说中的主人公裘德跟许多二十世纪小说中的主人公经历十分相似。因为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根基，他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者，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以寻找一个他永远满足不了的愿望。作家试图对宇宙和命运的神秘性作出一种理性主义的解释，但这种努力以失败而告终。哈代小说中所表现的那种困惑后来也变成了他诗歌中的主题。他悼亡诗的质朴表面之下藏匿了诗人对于人生之谜的一种深奥和悲剧性的意识。哈代以一种几乎令人不安的坦诚来直面死亡，这种接受人生命运无常的方式显示出了典型的现代性。
哈代的悼亡诗表达夫妻间生死离别之后，丈夫在人间思念妻子在阴间的亡灵，以及试图把这个亡灵再度带回到现实世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追溯了英国文学乃至欧洲文学中一个悠久的传统诗歌体裁。早在希腊神话中，就已经有歌神俄耳甫斯与欧律狄刻的美好传说。俄耳甫斯是色雷斯的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他的琴声可使猛兽俯首，顽石点头。他的爱妻欧律狄刻因在野外采花时被毒蛇咬了一口而气绝身亡。俄耳甫斯得知这一噩耗后，一路追到阴间，用他具有魔力的音乐和歌声感动了冥后珀耳塞福涅，后者答应他将欧律狄刻从阴间带回人世，但条件是在路上不得回头看她。当他们快要走出阴间时，俄耳甫斯还是忍不住回过头去，眼睁睁地看着他妻子的幽灵又重新回到了地狱。这个典故在英国文学中流传甚广。
乔叟就是经常引用这一典故的英国诗人之一。他的一首早期诗歌《公爵夫人之书》提到了俄耳甫斯。这首诗就是诗人为其恩主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悼念亡妻公爵夫人布兰奇所写的。诗的情节大致如下：诗人晚上失眠，便起来读有关基尤克斯国王和阿尔古容妮的浪漫爱情故事，后者是古代的贤妻楷模。国王外出航海旅行遇难，王后见国王迟迟不归，意识到已经发生不幸，伤心欲绝。她祈祷女神裘诺在梦中给她启示。裘诺让睡神莫菲斯唤醒死者，让他到王后的床边，告诉她自己的死因。王后醒来后也因伤心过度而去世。诗人被这个故事所感动，随即坠入梦乡。梦中正是五月美妙的春天，墙上有《玫瑰传奇》的彩画，窗外有猎人的号角。于是诗人起床去参加狩猎。一条小狗把他带到了森林深处。在那儿他发现一个黑衣人（代表兰开斯特公爵）坐在大橡树下，正在吟唱一首怨诗。这恐怕是现存英国诗歌中最早一首完整的悼亡诗，现将其翻译如下：
我已经被巨大的悲哀所压倒，
再也不可能重新得到快乐，
我全身心所爱幕的姑娘，
她是何等的娇媚，可转瞬间死亡
降临在她头上，并从此将我抛弃。
死亡啊，你究竟居心何在，
为何在掳走我心爱的妻子时
你竟不把我也一块儿带走？
她是那样美貌娇艳，无忧无虑，
人人都知道她心地多么善良，
世上的圣徒无人能与她相比！
诗人上前搭话，黑衣人便告诉他说自己成了愁苦的化身，因为他下棋输给了命运女神，后者杀死了他的皇后。这番话引起了诗人的好奇心，于是便求黑衣人讲他的伤心故事。原来黑衣人是爱神的侍者，他在见到一个美女后，便堕入情网。那美女名叫怀特也就是布兰奇，她肤色洁白，容颜庄重，举止高雅，舞态窈窕，歌喉悦耳，温良朴素，身材适度，总之身上没有任何缺陷，语言没法描述她的美貌。黑衣人为她写了很多情歌，但她起初竟置若罔闻。直到一年后才得知他的真情，使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她现在已经去世。说到这儿，狩猎结束，国王乘骑回到城堡。城堡的钟敲了十二下。于是诗人醒来，马上记述下了这个奇妙的梦。
另一个经常引用俄耳甫斯这个典故的英国著名诗人是弥尔顿。他在《利西达斯》、《欢乐的人》和《忧伤的人》等作品中也屡屡提及俄耳甫斯。他那首《梦亡妻》的十四行诗更是一首闻名遐迩的悼亡诗杰作：
我仿佛看见了新近去世的圣洁妻子
回到了我身边，就像阿尔克斯提从坟墓
被朱比特的伟大儿子强行从死亡中救出，
苍白而虚弱，交还给她惊喜的丈夫。
我的爱妻已洗净产褥上的斑斑血污，
并因这古戒律规定的净身礼而得救。
这样的话，我相信还能再次在天堂，
毫无阻隔，将她清楚而仔细地端详。
她一身缟素，就像其心灵一般纯洁：
脸上蒙着面纱，但我仿佛已经看见
她浑身闪烁着爱情、温柔和善良，
她容光焕发，欣喜的欢颜盖世无双。
可是正当她俯身要拥抱我的时候，
我醒来，她逃逸，白昼给我带回了黑夜。
我们把弥尔顿的这首诗跟哈代的悼亡诗系列作一番比较时，就可以发现，尽管它们之间的诗歌形式和具体用语有所区别，但是基本的诗歌结构和创意是相同的。诗中的叙述者在梦幻中看到了亡妻的幽灵，为对方依然姣好的容貌和重新相遇的机会感到欣喜，然而在诗歌结尾处，叙述者又为发现这只是一个梦而感到伤心不已。
以创作众多艳情诗而闻名的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邓恩也曾写过一首动人的悼亡诗。邓恩年轻时曾经因为跟恩主的侄女安·莫尔私奔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断送了在官场发展的前程。婚后他对妻子情深意笃，曾给她写过四首著名的赠别诗。在傅浩所翻译的《敬神十四行诗》第十七首诗中，邓恩这样提到了他的亡妻：
既然我所爱的她，已经把她的最后债务
偿还给造化，她和我都不再有好处可得，
她的灵魂也早早地被劫夺，进入了天国，
那么我的心思就完全被系于天国的事物。
在尘世间，对她的爱慕曾激励我的心智
去寻求上帝您，好让河流现出源头所在；
可是尽管我找到了您，您把我渴意消解，
一种神圣的消渴病却依然使我日益憔悴。
但是为什么我要乞求更多的爱，既然您
拿出您所有的一切，为她的灵魂而物色
我的灵魂：您不仅担心，我会放纵听任
我的爱移向圣徒和天使、圣物之类货色，
而且，心怀着您温和的嫉妒之意，疑虑
尘世、众生，对，还有魔鬼会把您斥逐。
邓恩在诗中指出，他在尘世间对于妻子的爱曾经促使他去寻找上帝的爱。这与弥尔顿将亡妻比作圣洁天使可以说是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涉及到了英国文学中另一个主题，即崇尚婚姻或夫妻之爱。《圣经》中常常把婚姻当作一个讽喻来描述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中古英语诗歌《珍珠》中的叙述者在梦中得知自己女儿夭折后在天堂成为基督“羔羊”的十四万多个新娘之一时，喜极而泣。另一位中古英语诗人兰格伦在《农夫皮尔斯》中通过亚伯拉罕或“信仰”之嘴对于婚姻的寓意作了如下解释：
人类本身就是一个三位一体：
尽人皆知的婚姻、孀居和童贞，
此三位一体象征都来自一人——
亚当是人类鼻祖，夏娃取自他身，
而其子孙后代则属他俩共有，
于是天上地下便有了这三种人，
他们血肉相联，共享一个名字。
人类的繁衍就这样来自婚姻，
象征着三位一体的真正信仰。
因婚姻使生物在尘世繁衍，
故它是力量的象征，恕我直言，
并代表了造物主和天主上帝。
对于婚姻或夫妻之爱的重视可以说是英国文学的一个独特之处。早在古英语诗歌中，就已经有了《妻子的哀诉》和《丈夫的信》这类传递夫妻间思念之情的作品，只是这里所指的妻子和丈夫往往含有基督教的象征意义。当以普鲁旺斯行吟诗人和以克雷蒂安·德·特罗亚为首的法国诗体浪漫传奇作家大肆渲染以通奸的爱情为特征的“优雅爱情”传统时，英国诗人大都对这种传统持否定的态度。当大量的亚瑟王传奇故事被译成中古英语时，人们发现圆桌骑士朗斯洛跟王后圭尼维尔秘密相爱的情节已被悄悄抹去，而亚瑟王作为丈夫、武士和威严国王的形象则得到增强。高文爵士在面对城堡女主人的三次色相诱惑时也做到了守身如玉，并没有放纵自己的情欲。在文艺复兴时期，婚姻和夫妻之爱在英国更是得到了普遍认同。英国文艺复兴文学的先驱诗人斯宾塞写下了长诗《结婚曲》。他在一开头就宣称：“就像俄耳甫斯为他的新娘所歌唱那样，／我也要为我自己而歌唱。”忠贞不渝的爱情始终是他主要杰作《仙后》中的一个主题。
然而最有名和被人世代传诵的婚姻赞歌还是数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一一六首：
世上无任何障碍能阻止两颗真心
结为百年之好。爱不能算是真爱
如果它一有机会就想改变自己，
或者当制约解除后就移情别恋。
哦，不，爱是一座永不移动的灯塔，
直面暴风骤雨，决不会动荡摇晃。
爱就像天上星斗指引着迷途小舟，
它的方位可测，但其价值却无穷。
爱并非时光的小丑，尽管红颜皓齿
都处在时光老人的镰刀范围之内。
时间转瞬即逝，而爱情永志不移，
雄立千秋万代，直至末日的来临。
假如谁能证明我的这段话有错，
那就算我从末写过，世人从未爱过。
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人写过这个题材。托马斯·奥弗伯里（一五八一——一六一三）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曾在牛津大学和伦敦中殿法学院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于一六○六年成为萨莫塞特伯爵罗伯特·卡尔的秘书和顾问。一六一一年，他为了劝阻主人迷恋离过婚的埃塞克斯伯爵夫人，特地写了《妻子》一诗，并在宫中散发。诗中赞颂了婚姻的神圣，鼓吹丈夫应要求妻子具有美德。该诗被认为是对埃塞克斯伯爵夫人的影射和攻击，并因此招致了女王的不满。结果奥弗伯里被关进了伦敦塔，然后在埃塞克斯伯爵夫人的亲手策划下，在监狱里中毒身亡。十九世纪的女诗人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宁在与维多利亚时代著名诗人罗伯特·布朗宁私奔意大利结婚之后，写下了歌颂爱情与婚姻的《葡萄牙的十四行诗》（一八五○）。十九世纪的另一位不太知名的诗人但丁·加布利埃尔·罗塞蒂也曾写过一组悼念他亡妻的十四行组诗，题为《生命之屋》（一八七○）。
身为小说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的哈代对于以乔叟、兰格伦、斯宾塞、莎士比亚、弥尔顿、邓恩等著名诗人为代表的英国文学传统应该是了如指掌的。同时，作为在十九世纪生活了六十年之久的维多利亚时代作家，他对于伊丽莎白·布朗宁和但丁·加布利埃尔·罗塞蒂的十四行诗也不会一无所知。他本人的“一九一二——一九一三诗歌”这组脍炙人口的悼亡诗正是继承了这一独特的文学传统，以其质朴的语言、鲜明的意象和深厚的感情而成为英国文学宝库中不朽的诗作。死亡使诗人完成了他在妻子生前所没能做到的事情：他一生中最好的爱情诗歌并非创作于他三十岁追求心上人的热恋之时，也不是在三十四岁新婚燕尔的幸福时光，而是在七十二岁高龄的风烛残年。哈代的这一段创作经历真正体现出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传奇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