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洛阳王学的发展进程及其阶段性特征
翟 爱 玲
(洛阳理工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摘 要： 洛阳地区是明代中后期阳明心学北传的两大中心之一，其学术风尚与地位在阳明后学中独树一帜。洛阳王学的发展经历了开创、兴盛和转型发展等三个阶段。尤时熙将心学引入洛阳，以聚徒讲学而带动一批学者探究阳明心学，初步形成洛阳王学的气象。至其弟子孟化鲤时期，洛阳王学不仅学术队伍更加壮大，思想内容更为丰富，而且在与境外学者的往来交流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广泛和深入程度。在明代末期，以吕维祺为代表，洛阳王学在思想内容上日益突显出经世致用特色，在与全国学术转型趋势相应的情形下体现出明显的前沿性。
关键词： 洛阳王学；代表人物；发展阶段；学术风格
明代中期，阳明心学主要流传、发展于南方地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除以《姚江学案》专述王守仁之学外，还将阳明后学分列为8个流派，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仅有“北方王门”一个学派。然而，在北方王学中，洛阳王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明儒学案》所列北方王门的7位代表人物中，洛阳地区就有占有2位，即尤时熙与孟化鲤。明代洛阳王学的发展颇具声势，不仅拥有较大规模的学者群体，有较兴盛的书院和讲会活动以及与境外阳明学者的相互往来交流，而且在思想内容上较之于南方阳明后学也极具个性特色。显然，对于洛阳王学从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是极有意义的。限于篇幅，在此仅以洛阳王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阶段性特征作一番梳理与探究，以略见其学术概貌与风尚。
依据不同阶段学者思想观念及学术旨趣的差异，大体而言，明代中后期洛阳王学的发展与流变，可以以尤时熙、孟化鲤、吕维祺等为代表划分为开创、兴盛、转型三个阶段。
一、尤时熙与明代中期洛阳王学的初兴
尤时熙被称为洛阳地区由理学向心学转变的关键人物，正是由他将王阳明心学首先传入洛阳地区，并培养和带领一批心学人物，形成明代中期洛阳王学的初兴之势。
尤时熙(公元1503年～公元1580年)，字季美，自号西川居士，洛阳县人。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尤时熙中河南乡试。之后，在赴京会试期间，恰遇王阳明《传习录》刚开始流传，尤时熙读后深为叹服，认为：“道不在是乎？向吾役志词章，末矣。”[1]7286自此毅然以圣贤之志为己任。因虑“学无师，终不能有成”[2]744,便师事王阳明弟子刘魁，并“自庆不及事文成，犹及事文成门人”[3]157。刘魁因事下狱，尤时熙仍问学不断，“书所疑，时时从狱中质问”[1]7287。不仅如此，尤时熙还时常与阳明学者朱近斋、钱绪山、黄骥、何吉阳、唐一庵、周讷溪等人往来切磋以考证王阳明言行，“虽寻常瞽(磬)欬，亦必籍记”[2]744，由此得阳明学旨。尤时熙后来历官元氏、章丘县学教谕、国子学正、户部主事等职，之后致仕家居30年，“日以修己淑人为事”[1]7287。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九月，78岁的尤时熙卒于家。
尤时熙对阳明心学极为服膺，但并不株守成说，十分注重自我的认识与体验。在对“心”“性”“良知”等概念的理解与阐释上，尤时熙就颇有发挥。在王阳明的思想观念中，这些概念在先验理性基础上具有相通而一致的内涵。尤时熙在祖述良知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以情通天理、人情、物性的观点。尤时熙不仅认同王阳明弟子朱近斋“物我异形，其可以相通而无间者情也”[4]卷3的观点，并进而发挥说：“盖物我一体，人情不通，吾心不安。且如子不通父之情，子心安乎?子职尽乎?……推之草木鸟兽，莫不皆然。”[4]卷3这种对人情的重视虽有似于南方阳明后学，却远不及后者对情的推崇。在工夫论上，尤时熙认为：“道理于发见处始可见，学者只于发动处用功，故工夫即是本体，不当求其起处。”[2]747尤时熙还特别强调治学中的“自得”与“去执”。一方面，尤时熙认为只有破除学者对圣贤、师长、世俗意见等的迷信而造成的自我束缚才能有所获得，甚至还提出“能翻前人案，始能得前人意”[5]918的观点，表现出勇于创新的精神。另一方面，尤时熙又反对学者执于一隅之见而主张对不同思想要有包容与谦让。尤时熙曾比喻说，佛、道如寒泉，儒学如茶汤，对于不同体质而道渴思饮的人来说，儒、释、道显然具有不同的效用。由上述这些情形可以看出，在修习阳明心学和将其引入洛阳地区的过程中，尤时熙在思想学术上也颇能显现出自己的特色。
吕维祺与孟化鲤为同乡，虽非其亲炙弟子，但对孟氏学术人品极为崇敬，私淑为其门人。吕维祺与张信民、王以悟、冯少墟等人频繁往来、会讲论学，又曾师事东林人物邹元标，还以师友关系邀李日宣、冯从吾至洛阳讲学。可见，吕维祺在学术思想上直接师法洛阳地区的阳明心学，心学立场和观念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吕维祺的学术思想的基础。但吕维祺又处在明末学术转变的时期，故其思想、学术上不仅综融性强，而且明显具有向清初经世之学发展的趋向。概括起来，吕维祺的思想与学术倾向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总体来看，在明代中期，尤时熙将阳明心学引入洛阳地区，并经其聚徒讲学，带动一批学者从事心学的探究，形成了阳明心学在此初兴的气势。值得注意的是，自尤时熙起，洛阳王学在学术风尚上就呈现出不同于南方的地域特色。其中的原因，除与洛阳地区长期盛行程朱理学形成的思维定势之影响有关外，也与尤时熙个人的学术风尚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四库馆臣在解释尤时熙在给自己的著作《拟学小记》定名时取意于“名‘拟学’”者，言拟如此为学，而未知其是否也”[8]99。从这里便可看出尤时熙在学术上的谦虚和宽容态度。也正是基于这种包容性，尤时熙在将阳明心学传播于洛阳地区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容或者融汇了程朱理学的某些思想倾向。因此，四库馆臣在进一步评论尤时熙的思想学术时，一方面称尤时熙“议论切于日用，不为空虚隐怪之谈”，另一方面又列举了尤时熙对儒家经典的独特见解后说：“犹是姚江末派，敢为高论者也。”[8]99由此可以看出尤时熙思想中以倡导主观能动性为核心的心学本旨的呈现。
二、孟化鲤与明代中后期洛阳王学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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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化鲤(公元1545年～公元1597年)，字叔龙，号云浦，河南府新安县人。年十六七时即以圣贤自许，后闻尤时熙在洛讲学便往师之，“读《拟学小记》，曰‘濂洛真传其在于此’。凡西川所言，手自记，辑成帙，曰《西川要语》”[3]160。万历八年(公元1580年)登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吏部文选郎中。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因荐用被削籍的给事中张栋忤旨而遭谪斥。归乡家居期间，孟化鲤设会讲学，寒暑不辍。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卒，享年53岁。
孟化鲤与尤时熙一样，不仅以阳明心学为学术，更以其为身心学问，为日常践行之准则。孟化鲤以贡举在京期间，就以“清仕路、抑奔竞”为己任，力拒请托[5]921；为南京户部主事时，率士民崇正学、旌节义；在冀、鲁赈灾，多有全活；逢双亲丧事，一准古礼；为吏部文选郎中，举事不为贵要所挠；忤旨被谪归居乡里，则以恬淡古朴为里俗之表率。凡此种种，表现出孟化鲤躬行实学、节操清白的行事风尚。在学术见解上，孟化鲤也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阐释“心”的内涵时，孟化鲤在承认“人之心即浩然之气，浩然者感而遂通”[2]755的同时，又赋予“心”以形而上的道德本体特质，并且认为孔门之学所谓孝、仁、行、政以至于天地万物，皆本于心[9]卷6。在“致良知”的工夫论上，孟化鲤认为洗心、复心之根本“在于集义。集义者，即乎心之所安，不学不虑，感而遂通者也”[2]755。
由于洛阳地区深受传统理学的影响，当阳明心学在南方大盛之时，这里的学术仍踯躅于理学的藩篱下举步维艰。尤时熙将阳明心学传入洛阳地区也是经历了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最初，尤时熙曾欲效仿南方兴会讲学，并亲自拟订会约，制订规章，结果只得“三四后进，又相去数十里外。此只空拟耳”[4]续录卷3。但随着其影响逐步扩大，从学者日渐增多，弟子门人间也转相授受，阳明心学气势渐兴。特别是在洛阳周边的一些县，阳明心学的发展呈后来居上之势。这其中最有名者为新安县人孟化鲤。孟化鲤是明代洛阳王学兴盛时期的典型代表。
其次，吕维祺也遵循着洛阳地区学术思想的一贯风尚：既重视学问的“自得”，又反对固守“执念”。吕维祺强烈抨击晚明学界因袭成说、纷纭附会、少有创见的风尚，力倡学术自信与自得，“此外若无真得，不免东奔西驰，左顾右盼”[14]卷15，便终无真学。同时，吕维祺又指出：“认理不真，执理太过亦终无成就。”[14]卷8由这种表述可以看出，较之于尤时熙、孟化鲤等人而言，吕维祺在涵融心学与理学思想的程度上又提升了一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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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学术根基上仍立足于阳明心学的立场。吕维祺认为“此道在人心，皆所固有”，致学的根本在于 “各自得其心”[14]卷8， 但“俗情牵绕，私意遮蔽”[14]卷8，守心不是一件轻易的事，须有诚敬、慎独的工夫。由此可见，吕维祺的思想中已经具有理学与心学综融的倾向。
可见，由孟化鲤及其弟子所从事的这些讲会兴学活动，不仅有利于推动洛阳地区学术文化队伍的发展壮大，而且通过境内外的学术交流更有助于推进洛阳地区阳明心学在思想理论上与时俱进式的发展。
三、吕维祺与明代晚期洛阳王学向经世思想的转变
兴起于明代中期以张扬主体精神为宗旨的阳明心学对于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促进人们思维方式的改变具有极大作用。然而，一方面随着社会生活的日趋复杂与分化、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显，使得以心之“良知”为根本的心学思想日渐显示出不切实际的空疏感；另一方面也由于阳明心学“道广而才高，其流不能无弊。惟道广，则行检不修者，亦得出入于其中；唯才高，则骋其雄辩，足以惊世而惑人”[12]序5。由此，到明代末期，阳明心学在论辩、分化中日益呈现出空、虚、伪的弊病。一些学者在批驳、扭转这种学风过程中，开始将传统儒学及程朱理学中的一些思想加以借鉴和发挥，从而引发了学术思想向经世之学的转向。在洛阳地区，由于这里的阳明心学中已经蕴涵了浓重的理学成分，包含有较为深厚的崇尚实学的思想和作风，这便更有助于思想学术向经世之学方向的转变。在这方面最具典型性的代表是吕维祺。
吕维祺(公元1587年～公元1641年)，河南府新安人，字介孺，号豫石，自号“青要山人”，因其在洛阳曾建有明德堂，学者也称之为“明德先生”[13]卷1。吕维祺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登进士后历任兖州推官、吏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中间因省亲乡居8年，以兴学讲会为事。崇祯年间，复起历任尚宝卿、太常卿、户部右侍郎、南京兵部尚书等职，后罢职归居洛阳。崇祯末年李自成农民军攻陷洛阳时被俘，不屈而死。南明弘光政权赐谥“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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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明代中后期洛阳王学之遗风，吕维祺在新安、洛阳一带也大兴讲会论学。天启年间，魏忠贤以书院讲学扰乱政治为由，打击、排斥东林学人。这时也正是吕维祺家居时期，吕维祺却反其道而行之，在新安创设芝泉讲会，与其弟吕维桔以及门人袁应参、刘标、姜品高、陆冲霄、王泽泓、韩赵碧、张黄、戚孟瑛、郭允清等人讲学于芝堂，并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中和、位育”等不同名称立社以召集会讲，每每有“百余人来学，布衣儒童咸与焉”[13]卷1。他们还在此祠祭程颢、程颐、邵雍、司马光、曹端、尤时熙、孟化鲤等伊洛7位先贤。在此会讲基础上，不久又建立起芝泉书院，“与张信民修明濂洛之学”[6]23。崇祯年间，吕维祺“虑伊洛久湮，圣学不明”[13]卷4，召集杨英、杨镰、杨士英、吴治平、姚赓唐、丁泰吉、刘绍周、石岳、田乃实、李毓楠、张鉴衡、张祖恕、刘介、徐琦等50多人在洛阳兴建伊洛会，又名伊洛大社，而以“率性、修道、戒慎、恐惧、中和、位育”为题名立社堂讲学。伊洛会声名极盛，至“从游渐众，至二百余人”[13]卷4。此外，吕维祺还创设丰芑大社，“讲明正学”。吕维祺还与王以悟、张信民等人相互往来，频频讲学于正学书院，“讲《太极》《周易》，发明致中和之义”[6]23。崇祯末年，吕维祺在洛阳创立明德堂以大兴讲会。吕维祺所创立的这些讲会，不仅为洛阳诸学者会讲研习之平台，还常请外地著名学者如邹元标、李日宣、冯从吾、杨东明、顾宪成等来参与。因此，这些活动连同他的学术著述一起，对明末洛阳地区的学术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尤时熙在洛阳传播心学，其弟子门人众多，“陕、洛间闻其风担簦而至者百数十人”[6]16。洛阳的李士元、谢江、陈鳞、董尧封等皆“能崇师说”[3]158。孟津李根、梁许、王价，新安孟化鲤、邱凤等皆其弟子门人中之优异者。李士元，字子仁，嘉靖年间举人。自弱冠时即有志于圣贤之学，闻尤时熙讲阳明之学，便首先师事而从学之，两人颇为相得。李士元任如皋县学教谕期间，“奖行检，析经旨，一时士风翕然丕变”。李士元又曾历任国子监助教、庆阳府通判等职，皆能以学行履职事，却因此得罪当道，致仕家居后“日以尤先生为观型，笃信不移”。当李士元去世时，尤时熙以“斯道孤矣”而悲泣之[3]158。 谢江，字仲川，为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年进士。历官工科、礼科都给事中，“以上不负君，下不负学为己任”[7]卷40，屡屡与当道之权臣、官宦人物不相合而罢官家居，却以“讲学素志庶可慰矣”[3]159而怡然自得。陈麟，字道徵，为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进士，曾任河间推官、礼科给事。虽有政声，但陈麟对仕宦功名并不看重，曾对人言：“词章记诵殊非心得之快也”[7]卷40。董尧封，字淑化，为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出按四川、都御史出巡甘肃、户部侍郎等职，与尤时熙师徒门人交往论学颇多。董尧封的儿子董定策，在为学方面较乃父更为突出。董定策为万历年间进士，曾官御史。董定策不仅向朝廷疏荐曹端、尤西川、孟化鲤入祀孔庙，且对以此三人为代表的洛阳学术特色极有明辨，即“以孝弟忠信为践履，以杜门却扫为
修，出为真经济，处为真学问”[3]159。除洛阳本地之外，尤时熙在其他地区也有不少门人弟子。其中著名者，如新安邱凤，与尤时熙年龄不相上下，好读书，日常以《大学》《中庸》《礼记》《论语》之所论为立身之本。再如孟津人李根，早年颖慧出众，中举之后屡试不第，遂绝意仕途而“日事尤西川先生于洛，究心圣贤之学，涵养造诣卓然”[7]卷40。李根与尤时熙的其他弟子门人如新安孟化鲤等人交相往来，兴教讲学，颇成气势，73岁时卒于家。
另一方面，通过联会讲学，孟化鲤在促成洛阳地区与境外学术的往来与交流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孟化鲤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但在仕宦过程中结交了许多志趣相投的阳明心学同志，如河南虞城的杨东明，江西的邹元标、李日宣，山东的孟秋，无锡的顾宪成，四川的黄慎轩，陕西的冯少墟，广东的杨起元，河北的沈孟化、鹿善继，浙西的屠象美，等等。这些学者或为宦僚和同年好友，或为其门人。他们所到之处经常联会讲学，相互切磋。早在隆庆年间，孟化鲤在京师太学时，就与江西郭子章、山东孟秋、四川黄慎轩诸人“联会观摩”，讨论学问。万历年间，孟化鲤以户部主事榷税河西务，曾与孟秋、张元汴、邹元标、杨起元、杨东明等人在此联会，“与诸生讲学，河西人尸祝之”[1]7290。在这些人中，孟化鲤与山东人孟秋的关系最为深厚。孟秋为山东地区阳明学者张后觉之弟子。孟化鲤以贡举入京时，就与孟秋极为投契，两人遂以心学相砥砺。孟化鲤任职吏部时，孟秋恰官任于尚宝司，两人“联舍而寓，自公之暇，辄徒步过从，饮食起居，无弗同者”[2]755。孟化鲤在洛阳地区大兴讲会时，也时常请这些学者参与会讲，这对洛阳地区阳明心学的发展无疑产生很大影响。承孟化鲤之遗风，其弟子张信民、王以悟等也皆与域外学者往来交流。张信民任陕西藩司检校时，“与冯少墟订商问学，日夜匪懈”；李日宣曾“请信民至韶阳会，礼数备至。后过渑造庐以请，恨相见之晚”[6]22。王以悟从青少年时就师从孟化鲤，“食则同席，寝则同榻，游则同伴，俟后或有散有聚，而要之散者什一，聚者什九”[11]卷7，因此在学术上深受孟化鲤影响。王以悟曾随孟化鲤至洛阳谒尤时熙，入京游学又与孟秋等学者相识。王以悟致仕归乡后，经常与张信民、吕维祺等人兴讲会于龙兴寺、正学书院、甘棠社、伊洛社等。
实际上，孟化鲤作为明代中期洛阳王学的代表人物，其突出成就和表现并不在其具体的学术思想上，而在于其以设会讲学、联会交流所带动的洛阳地区学术发展的兴盛。孟化鲤是明代中期在洛阳地区大兴学术讲会的积极倡导者与实践者。当年尤时熙曾欲兴讲会，但实际上除与弟子的问学讲论之外，讲会活动并未形成气势与规模，这种活动实际上是由孟化鲤带动起来的。据王以悟所撰年谱记载，孟化鲤所创第一个讲会是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在新安县的兴学会。孟化鲤作有《兴学会约序》，其中有言：“予新安旧无会，嘉靖乙丑(公元1539年)，予获谒西川先生，归始创立以讲学。”[9]卷4这也可证新安兴学会的创始性。此外，孟化鲤还创设有文峰讲会、川上讲会等，其声势之盛，“四方之士闻风负笈，若陕、渑、嵩、永、洛、孟、汝、罗、秦、晋，联翩而至，无虑数百人”[9]附卷。
通过孟化鲤等人的这种讲会论学，带动了洛阳王学的迅速发展和兴盛。这在两个方面集中表现出来。一方面，经此在洛阳地区培养和引领起一大批阳明心学人物，极大地壮大了洛阳王学的学术队伍。如新安有孟化鲤之弟孟化鲸、孟化鲤之子孟彦诫等人，陕州有王以悟，渑池有张信民，洛阳有张孔训，等等，皆出其门下。这些门人弟子学成回乡后也大兴讲会，从而带动更多的士子学人探究阳明心学，如张信民、王以悟、马厚、郑元晦等在渑、陕一带创设有正学会、甘棠会、脱粟会、龙兴寺大会、真率会、洛社会等。陈汝时在永宁创立讲会，并请孟云浦前往讲学。宜阳的冯奋庸本性醇谨，“闻同郡张信民倡道渑池，负笈从游。后即设科于正学书院，渑诸生半出其门”[10]卷63。这些讲会活动的兴盛，无疑在推动洛阳地区心学的发展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最后，吕维祺将洛阳地区思想学术中长期积淀的践履精神又进一步发展，使之呈现出鲜明的经世之学的取向。吕维祺是一个特别重视学术践履的人，曾言自己“一生精神结聚在《孝经》，二十年潜玩躬行，未尝少怠”[6]24。在实际生活中，吕维祺也确实是以身修德、以志节实践德行。在朝为官多年，有关时政筹划也多有论疏提出对策与举措，乡居期间遇到饥荒则以家资行赈济。崇祯年间，吕维祺以南京兵部尚书革职居洛，李自成攻陷洛阳时被俘，当其于道路遇上被俘的乡绅张炳星和福王时，还不忘激励福王“名节至重，断不可屈膝偷生”[10]卷63，后在大骂“贼”声中赴死。不仅如此，在讲会论学中，吕维祺也同样体现出崇尚“实学”的精神。吕维祺在制订芝泉会会约中称：学者对于躬行实效“若只是此等说，不肯此等行，或未会是此等行，既会犹是此等行，或人前是此等行，独知处又不是此等行，均之无益于学，又无益于会”[14]卷21，可见其要求之深入具体。
人寿保险公司财务风险管控是一项综合性、复杂的工作。因此，寿险公司管理人员应投入更多时间精力来加强公司财务风险管理力度。通常，寿险公司会借助预算管理的方式来进行各种资源的综合管理与配置。然而，在实际管理过程中还存在预算管理功能缺失现象，预算管理功能发挥不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寿险公司整体资源使用效率下降，日常经营业务资本增加，财务收支情况失控，进而造成各种财务风险问题发生，导致公司经营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吕维祺对学术践履的重视已不再像尤时熙等人那样将其停留于个人或少数人的自我认识和德行的提高，而是进而要推行于天下，冀以发挥其对国家、对天下的功能与作用。因此，吕维祺注解《孝经》成书以后，便上奏朝廷，希望将《孝经》颁行天下。尽管此举显得与世不合，却真切地反映出吕维祺的经世思想和意识。吕维祺还曾明确指出：“学以经世为大。兵农礼乐总是心，精理以适用为真”[14]卷22，“学问不足经世，又何学之为?以此思之，学力事业非两事也”[14]卷14。
宜兴市张渚镇古称桃溪， 位于苏浙皖三省交界， 是江苏省著名山水城市“陶都宜兴”的区域重镇。也是一个有着2500 多年开发史、1700多年建镇史的江南古镇。近年来张渚镇以“茶、竹、洞”为核心资源，打造旅游休闲乡镇[10]。示范项目位于宜兴市张渚镇茶亭村葛山脚下，紧邻悦禧玫瑰园，四周风景宜人（图3），总占地面积约89.6m2，建筑面积163 m2 [11]86。项目应用现代木结构技术，建造当代乡镇特色民居，有机融入当地环境及文化，采用工厂预制化生产及现场装配式施工建造，是一次现代木结构应用于乡镇民居建设的有益尝试。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当明代思想、学术在由阳明心学兴起而发生转变的时期，洛阳王学以其特有的规模和气势而翘立于北方那种程朱理学笼罩下的落寞氛围中，而经过尤时熙的创兴、孟化鲤等人的大力推动，使阳明心学在洛阳地区逐渐发展成具有一定地域特色的一种心学流派。而至明末，以吕维祺为代表的洛阳王学发展便呈现出与当时全国学术思想潮流相一致的趋势，即向经世实学的转变。由此也可见洛阳王学在当时所具有的特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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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Phased Characteristics of Luoyang Wangxue in Ming Dynasty
ZHAI Ail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Luoy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Luoyang 471023,China)
Abstract： Luoyang region was one of the two main centers of Yangming Xinxue spreading to the north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whose academic fashion and status were unique in Yangming Houxue. The development of Luoyang Wangxue had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of creation, prosperity and transformation. YOU Shixi introduced the philosophy of the mind into Luoyang and led a group of scholars to study Yangming Xinxue by gathering disciples to give lectures, which initially formed the atmosphere of Luoyang Wangxue . Up to the time of his disciple MENG Huali, Luoyang Wangxue not only enlarged its academic team and enriched its ideological content, but also reached to an unprecedented level of breadth and depth of the exchanges with the scholars from other areas.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with LV Weiqi as the representative, the content of Luoyang Wangxue ′s thoughts increasingly highlighted its practical and applicable characteristics, reflecting its obvious frontier in the situation corresponding to the trend of national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Luoyang Wangxue; representative; stages of development; academic style
DOI: 10.3969/j.issn.1674-5035.2019.06.001
中图分类号： B24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035(2019)06-0001-06
收稿日期： 2019-11-20
作者简介： 翟爱玲(1965-),女,陕西西安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明清社会文化史、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
基金项目：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明代洛阳地区文化发展的地域特征及其社会影响”(编号:2015-JCZD-011)的部分成果.
(责任编辑 王治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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