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目录与新史学_中国通史论文

中国通史目录与新史学_中国通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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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至1902年间,章太炎、梁启超对中国史学潜心探究,拟具“史目”,写出《新史学》。为什么他们在这个时候关心史学?他们准备对史学怎样改造?他们的政治态度不同,反映在学术上有何异同?对他们学术上的异同和政治上的关系如何评价?这是本文准备讨论的问题。

中日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深重,率先主张“驰骋百家,掎摭子史,旁及西史,近在百年,引古鉴今,推见至隐”的是章太炎①。他想从古今中外的历史中“推见至隐”,“引古鉴今”。在所撰论文里也指出中国应“发奋图自强”,不能“惟旧章之守”②,对维新变法表示赞同。

章太炎自称:“余始治经,独求通训诂、治典礼而已。”③ 早年撰有《春秋左传读》,宗古文经学,服膺清代复兴古文经学的顾炎武,以为顾氏精研经史,“其用在兴起幽情,感怀前德”④,从而“寻理旧籍”,引古鉴今。

戊戌变法的失败、义和团运动的展开,章太炎思想有重大转变,他在手校的《訄书》中,增加了《尊史》、《征七略》、《焚书》、《哀清史》等论史之文。在流亡日本时,也接触到东、西方书籍。到1902年,基本上形成了一套史学理论,并“有修《中国通史》之志”。这年7月29日,他在写给吴君遂的信中说:“史事将举,姑先寻理旧籍,仰梁以思,所得渐多。太史知社会之文明,而于庙堂则疏;孟坚、冲远知庙堂之制度,而于社会则隔;全不具者为承祚,徒知记事;悉具者为渔仲,又多武断。此五家者,史之弁旃也,犹有此失。吾侪高掌远跖,宁知无所陨越,然意所储积,则自以为高过五家矣。”⑤对中国史学名家司马迁(太史)、班固(孟坚)、孔颖达(冲远)、陈寿(承祚)、郑樵(渔仲)诸家的得失,提出自己的看法。又寻求“进化之理”,以“达于廓氏、斯氏、葛氏之说”。廓氏,廓模德;斯氏,斯宾塞尔;葛氏,葛通哥斯(吉丁斯)。可知,他在流亡日本期间,也曾涉猎西方社会科学著作。

接着,章太炎于8月8日又《致吴君遂书》:“史事前已略陈,近方草创学术志,觉定宇、东原真我师表,彼所得亦不出天然材料,而支那文明进化之迹,藉此发现。赤帝师蝥,犹无所吝,况二儒之彰彰者乎?斯论一出,半开党必谓我迂,亦不避也。麟家实斋,与东原最相恶,然实斋实未作史,徒为郡邑志乘,固无待高引古义。试作通史,然后知戴氏之学弥仑万有,即小学一端,其用亦不专在六书七音。顷斯宾萨为社会学,往往探考异言,寻其语根,造端至小,而所证明者至大。何者?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惟文字语言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中国寻审语根,诚不能繁博如欧洲,然即以禹域一隅言,所得固已多矣。”⑧ 定宇,惠栋;东原,戴震。他们是清代乾嘉时期吴派、 皖派的奠基者。实斋,章学诚,主张“六经皆史”。信中盛赞戴震之学“弥仑万有”,在他拟撰的《中国通史》中对此也有踪迹可寻。

《中国通史》并未完卷,但从他给友人的信和其他撰著中还是可以探知梗概:

首先,《中国通史目录》曾于1902年上半年拟出,录如下:(1 )五表:帝王表(以朴略时代、人文时代、发达时代、衰微时代概括之);方舆表、职官表、师相表、文儒表。(2)十二志(志名,或病其旧,拟取《逸周书》篇题名号, 改命曰解,俟商):种族志、民宅志(此与方舆表不同者,彼略记沿革,此因山川防塞,以明社会风俗之殊异,故不得不分为二)、食货志、工艺志、文言志、宗教志、学术志、礼俗志(除祭礼入宗教)、章服志、法令志、沟洫志、兵志。此十二志,每志约须分四五卷。(3)十记:革命记、周服记、秦帝记、南胄记、唐藩记、 党锢记、陆交记、海交记、胡寇记、光复记。(4)八考纪:秦始皇考纪、汉武帝考纪、王莽考纪、宋武帝考纪、唐太宗考纪、元太祖考纪、明太祖考纪、清三帝考纪。(5)二十七别录:管商萧诸葛别录、李斯别录、 董(仲舒)公孙(弘)张(汤)别录、刘歆别录、崔(浩)苏(绰)王(安石)别录、孔老墨韩别录、朱(熹)王(守仁)别录(其余学者皆详学术志,此数人事迹较多,故列此两传)、许(衡)魏(象枢)汤(斌)李(光地)别录、顾黄王颜别录、盖(宽饶)傅(干)曾(静)别录、辛(弃疾)张(世杰)金(声桓)别录、郑(成功)张(煌言)别录、多尔衮别录、张(廷玉)鄂(尔泰)别录、曾李别录、杨(雄)廋(信)钱(谦益)别录、孔(融)李(绂)别录、洪(秀全)别录(此或入纪,俟商)、康有为别录、游侠别录、货殖别录、刺客别录、会党别录、逸民别录、方技别录、畴人别录。

此目载《新民丛报》第十三号,注明撰于“壬寅六月”⑦。此后,章太炎1904年在日本重印的《訄书》第五十九卷《哀清史》后面所附《中国通史目录》与此略同。但还有改动,如“志”改为“典”。其中“沟洫志”改为“浚筑典”,“兵志”改为“兵备典”。“考纪”中增加洪秀全本纪。“别录”则删去刘歆别录、朱(熹)王(守仁)别录、洪(秀全)别录,增加王猛别录,并改杨(雄)廋(信)钱(谦益)别录为杨(雄)颜(之推)钱(谦益)别录。其余相同。

尽管它因袭旧史表、志、纪、传体例,但内容有变化。如文儒表为五表之一,表明对文儒的重视;十二志中又有学术志,还有种族志;十纪中有革命纪、秦帝纪、胡寇纪、光复纪,都为前史所未有。这点后文还将论及。

其次,《訄书》的《哀清史》还附有《中国通史略例》。除简述旧有史籍得失外,又说:“西方于史,多分时代,中国则惟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封画,二者亦互为经纬也……西方言社会学者,有静社会学、动社会学二种。静以臧往,动以知来。通史亦然。有典则人文略备,推迹古近,足以臧往矣。若其振厉士气,令人观感,不能无待纪传。今为《考纪》、《别录》数篇。”提到“西方于史”、“西方言社会学”,可知他写《中国通史》是考虑到中国史书的体裁和吸取西方社会学说后拟订的。这时,他还为上海广智书局翻译了日人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一书。

第三,《中国通史》较早着手的是学术志,上揭8月8日《致吴君遂书》“史事前已略陈,近方草创学术志”可证。除学术志外,五表中有师相表、文儒表,可知他对学术的重视。学术志虽未见刊布,但重印的《訄书》中,《清儒》、《方言》、《字谥》、《尊史》、《征七略》、《哀清史》诸篇中,可以考见他对学术的见地。

第四,《中国通史》除学术志外,有些篇目尚有存本。如《訄书》重印本《哀清史》后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别录甲卷六一《杨颜钱》、卷六二《魏汤李》等。

章太炎“寻审语根”、“熔铸新史”,在20世纪初开始了《中国通史》的撰述。

差不多在和章太炎拟撰《中国通史》的同时,梁启超也写出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浏览“西学”、“东籍”,以为历史是“普通学中之最要者”。鉴于“中国史至今迄无佳本”,“欲著中国史”。1901年,先在《清议报》上发表《积弱溯源论》,作为“中国近十年史论”⑧,把清朝历史分为“顺治康熙”、“乾隆”、“咸丰同治”、“最近”4个时期,把中国“积弱”“分因之重大者”归之于慈禧太后,实际是企图从慈禧太后、荣禄等手中夺取政权,拥护光绪帝复辟。

接着,梁启超刊布《灭国新法论》,推衍达尔文进化论:“凡人之在世间,必争自存,争自存则有优劣;有优劣则有胜败,劣而败者,其权利必为优而胜者所吞并,是即灭国之理也。”⑨以“积弱”、“灭国”、“优胜劣败”危言耸听,作为“飓风震荡”。十月,李鸿章死,梁氏写出《李鸿章》,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说是“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待之,不然何取乎?”

1902年,《新民丛报》创刊,梁启超这年30岁,在《三十自述》中说:“一年以来,颇竭绵薄,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思想之发达,然荏苒日月,至今犹未能成十之二。”1901年至1902年间,梁氏确是注意史学,从事《中国通史》撰写准备的。除上述《中国近十年史论》、《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外,在《清议报》刊出《中国史叙论》。次年,又在《新民丛报》发表《新史学》。可以窥见他准备撰写《中国通史》的旨趣。

《中国史叙论》凡“史之界说”、“中国史之范围”、“中国史之命名”、“地势”、“人种”、“纪年”、“有史以前之时代”、“时代之区分”八节。在“史之界说”中说:“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欲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学,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故今者欲著中国史,非惟无成书之可沿袭,即搜求材料于古籍之中,亦复片鳞残甲,大不易易。”⑩说是新史学与旧史学不同,新史学不是“一人一家之谱牒”,而是“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看到“西人之著世界史,常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名”,不是“以一朝为一史”,从而把中国历史分为3个历史时期;自黄帝至秦统一, “为中国之中国”,是上世史;自秦至乾隆末,“为亚洲之中国”,是中世史;自乾隆末以至今日,“为世界之中国”,是近世史。打破朝代界限,探索运动进化,这种史学分期,当时颇称新颖。

1902年,梁启超又发表《新史学》,批判旧史学“陈陈相因”,说:“试一翻四库之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书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瓯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丘之貉,未闻有能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事之功德普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以上四者,实数千年史家学识之程序也。缘此四蔽,复生二病”:一曰“能铺叙而不知别裁”,二曰“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他呼吁:“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11)

接着,在《史学的界说》中说:“欲创新史学,不可不先明史学之界说;欲知史学之界说,不可不先明历史之范围。”认为“第一,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第二,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第三,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中国前此之无真史家也,不可怪焉,而无真史家,亦即吾国进化迟缓之原因也。”认为中国过去没有“真史家”,以致“进化迟缓”。下面分别论述《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等。

梁启超批判旧史家“陈陈相因”,写出《新史学》,设想“叙述进化之现象”,“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在当时确是振聋发聩,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波澜。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和章太炎的“史事将举”,设想编写《中国通史》,建立新史学,都在1901、1902年间。他们怎么会在同一个时期对“陈陈相因”的旧史学进行“改造”?这里先将章、梁相晤,商讨史学的情节作一说明。

1902年2月,章太炎再次被追捕,于2月22日乘轮东渡。28日至横滨,暂寓新民丛报社。他感到梁启超“宗旨较前大异,学识日进,头头是道,总之以适应当时社会与否为是非之准则”(12),便与梁启超商讨史学改革。归国后,将《中国通史略例》函告梁氏。函云:“酷暑无事,日读各种社会学书,平日有修《中国通史》之志,至此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教育会令作《教育杂志》,作新译书局令润色译稿,一切谢绝,惟欲成就此志。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缝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人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通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棫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记。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记纪传亦居其半。盖欲分析事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则亦不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顷者东人为支那作史,简略无义,惟文明史尚有种界异闻,其余悉无关闳旨,要之彼国为此,略备教科,固不容以著述言也。其余史学原论,及亚细亚、印度等史,或反于修史有益,已属蔡君鹤庼购求数种。百卷之书,字数不过六七十万,或尚不及,尽力为之,一年必可告竣。顷阅《新民丛报》,多论史学得失,十一期报中又详举东人所修中史,定其优劣,知公于历史一科,固振振欲发抒者。鄙人虽驽下,取举世不为之事,而以一身任之,或亦大雅所不弃乎。”(13) 信后附有《中国通史目录》,内容已录于前。

章太炎在日本和梁启超商讨“修史”,返国后将书目寄交梁氏。梁氏广收东、西书籍,还从《新民丛报》第九、十一两期连载《东籍月旦》,“详举东人所修中史,定其优劣”,章氏受到启发,并请蔡元培代为“购求数种”。包括《史学原论》及“亚细亚、印度等史”。《史学原论》,日本浮田和民撰,《东籍月旦》未提此书,只提到浮田另一著作《西洋上古史》,说:“浮田氏之作,尤为宏博,仅叙上古,而其卷帙之浩繁,举诸家全史之著,无有能及之者,而其叙事非好漫为冗长,盖于民族之变迁,社会之情状。政治之异同得失,必如是乃能言之详尽焉。”“必如浮田斯编,始稍足以餍吾侪之求矣。”(14) 浮田另有《史学原论》,梁、章二人均受其影响。

章太炎、梁启超都有“修史”的意愿,相互探讨, 函札往返, 他们怎么会在1901、1902年间“共发此愿”呢?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国前途仔细考察的时代。1901年到1902年,正是革命改良的抉择、争议激化的时期,《中国通史》也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编纂的。

1899年,唐才常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在《正气会序》中说:“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义,如何能废。”又说“低首腥膻,自甘奴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宗旨矛盾。1900年7月26日,唐才常“以保国保种为辞”, 邀请沪上名流在上海愚园开“国会”(又名“中国议会”),到有容闳、严复、章太炎、毕永年等52人(15)。“国会”宣示“宗旨”:“决定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又说“请光绪皇帝复辟”。徘徊在革命、保皇,游移于排满、勤王。在第二次会议上,章太炎就提出异议,当场批评:“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清朝政府,又称拥护光绪皇帝,实属自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宣言脱社,割辫与绝。”自称:“当唐氏建国会时,荩(沈荩)与其议,余方以勤王、光复议论不合,退而毁毛发以自表。”(16) 当天,写了《请严拒满蒙人入国会议》。随后,又写了《解辫发说》,交由兴中会在香港所办的《中国旬报》第十九期发表(17)。表示与康、梁的“奉戴光绪”相绝。他的“愤激蹈厉,遽断辫发”,在当时毕竟是绝无仅有的。

1900年8月,自立军起义失败,章太炎把印出的《訄书》重新校订。 在手校本《客帝》第二十九上写了一条眉批:“辛丑后二百四十年,章炳麟曰: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弃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终寐而颎,著之以自劾录,当弃市。”不久,又写了《客帝匡谬》,说是“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反对“尊清”,投身革命。

然而,“尊清”的梁启超却在《清议报》上,继续宣传“保皇”、“勤王”,发表《戊戌政变记》、《光绪圣德记》,还写了《积弱溯源论》,以光绪帝“忘身舍位,毅然为中国开数千年未来之民权,非徒为民权,抑亦为国权也”。企图从慈禧太后、荣禄手中夺取政权,拥护光绪帝复辟。章太炎看到后,严词驳斥:“梁子迫与忠爱之念,不及择音,而忘时势之所趣,其说之偏岩也亦甚矣。”撰《正仇满论》,指出梁启超等认为光绪复辟后,中国即可“转弱为强”,实际是一种幻想,说:“夫其所谓圣明之祖者,果能定国是、厚民生、修内政、御外侮,如梁子私意所料者耶?彼自乙未以后,长虑却顾,坐席不暖者,独太后之废置我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故戊戌百日之新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以钟鼎,其迹则公,而其心则足以保吾权位也。”(18) 指出不能“隐爱”于光绪帝一人,“今所谓圣明之主者,其聪明文思,果有以愈于尧耶?其雄杰独断,果有以侪于大彼得者耶?由是言之,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欲变法矣。进退无所处,而犹隐爱于此一人,何也?”处于今日,非推翻清政府不可,非革命不可。

《正仇满论》发表在1901年8月10日留日学生在东京办的《国民报》上, 尽管《国民报》编者注只说“右稿为内地某君寄来”,旅居日本的梁启超不会看不到,也不会看不出这是章氏手笔。时隔不到半年,章氏再次东渡,又会住到梁氏主持的新民丛报社,讨论“修史”。既公开批评,又“相昵之深”,这该怎样理解?笔者认为,这是当时的时代特点造成的,是有识之士对中国前途的抉择有争议产生的。早在1897年春,章氏就和康门弟子发生争论,终使章氏辞离《时务报》,谭献《复堂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四月三十日记其事。章氏自称“古今文经说,余始终不能与彼合也”,对康、梁的变法主张却是赞同的。政变后,他对康、梁表示同情,寄书慰问,赋诗示意。有人对他和康、梁“陈说经义,判若冰炭”,而又“相昵”,提出疑问,章氏答以“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还举朱熹、叶适为证,说明学术上虽如冰炭,而政治上却不含糊(19)。未几,由台湾赴日本,除在《清议报》刊发诗文外,还请梁启超为《訄书》题写书眉。此后,章氏投身革命,再度赴日,梁氏则主办《新民丛报》,章太炎与梁氏详谈史学改造。在给吴君遂的信中,称梁启超“宗旨较前大异,学识日进”(20)。这次相晤,谈得比较投入,对《新民丛报》也予支持。不久,章氏即以所撰《文学说例》交由《新民丛报》第九、第十五号刊出。他们对史学的改造,也经过了讨论。

或者认为,章太炎说梁启超“宗旨较前大异,学识日进”,是指梁启超的办报“宗旨”,是指梁启超的潜读西方、日本著译而“学识日进”,至于政治上却不是如此。对《新史学》的评价,就得从政治上来考虑,不能和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相提并论。笔者认为,近代学者的论著,要考虑他当时的政治表现,但不能不顾其论著内容,也不能因其政治表现而否定其学术价值。况且,从梁启超来说,虽然追随康有为,但是康、梁之间也不是没有差异。

当康、梁流亡日本时,孙中山、陈少白“以同属逋客,特亲往慰问,并商以后合作问题”,康有为拒绝相见,梁启超与孙中山相晤,“往还日密”。他在写给孙中山的信中曾说:“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本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21) 说是“方略,则随时变通”。他在1899年12月31日到达檀香山,经孙中山函介,见到其兄孙眉,并函告孙中山:“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22) 并不讳言依违于革命、保皇之间,申明“从权办理”。离开美洲,向孙眉函别:“弟此行归去,必见逸仙,随机应变,务求其合,不令其分,弟自问必能做到也。”(23) 与康有为态度自有不同,康也责他“流质善变”。当章太炎再次赴日,与秦力山等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时,孙中山、梁启超均致书章太炎,愿署名为赞成人,惟事前梁忽要求取消,谓因“有某种障碍,一切心照等语”(24)。梁的“要求”取消,当受到康有为或康门的压力,但当初还是知情同意的。

1902年春,亦即章太炎赴日前后,梁启超的心情是复杂的,结合他的思想,从政治上评述,似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新民丛报》创刊时的“告白”第一条称:“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新民丛报》自创刊号起,就在“学说”栏目着力介绍西方学说,如《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第一号,二大家指培根、笛卡尔)、《天演论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第三号)、《法理学大家孟德斯鸠之学说》(第四号起)、《政治学大家法儒卢梭》(第五号)。“广罗政学理论”,对开发“智育之本原”无疑是有益的。他自己还写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可知,梁启超这时注意西方学说,浏览日文书籍,考虑东西方史学情况,并告诉了章太炎,促使章氏写作《中国通史》。

第二,1902年春,正是革命形势发展,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发表,并合并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发表之时。当《清议报》创刊后,康氏诗文不断登载,连他早年的哲学著作也连续刊出。《新民丛报》创刊,康氏著作却见减少。上述两文,初未刊布,直到1902年9月16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十六号,才将《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摘录,把题目改为《南海先生辨革命书》。此后,康有为还在手稿末尾加上跋语:“此书当时专为教告梁启超、欧榘甲等二人,离索既久,摇于时势,不听我言,谬倡新说以毒天下,吾国人尚慎鉴之,勿甘从印度之后也。”(25) “摇于时势,不听我言”,正说明梁氏这时对中国前途的看法和康有为不一。当梁氏“摇于时势”,不听康言之时,对他的《新史学》提出异议,或只从“政治”上指责,不注意学术上的成就,是不公允的。

当然,只考虑政治态度,不顾学术内容,那也是欠缺的。从章太炎来说,他“史事将举”,准备撰写《中国通史》,所拟目录,虽因袭旧史体例,却自有特色;它未能完卷,从增订的《訄书》中,还能窥见端倪。在史料的搜集整理上,也能注意东、西文献,在《中国通史略例》中说:“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正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不专赖域中典籍”,注意海外史书,“比较同异”,弄清原委。当然,它也不是没有缺失,不能只从政治上考虑,说是超越了《新史学》。

事实上,章太炎虽然很早就热爱历史,但他决心写作《中国通史》,拟订条例,初具规模,却是受了梁启超的启示。上引1902年7月《致梁启超书》可证。 他是在日本和梁启超再次相晤,“兴会勃发”的;他能注意“心理、社会、宗教各论”,注意社会学说,从事社会学翻译,也是和梁启超有关的(26)。

但是,章太炎的文章,却不“取足便俗”,自称:“仆之文辞,为雅俗所知者,盖论事数首而已,斯皆浅露,其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向作《訄书》,文实闳雅,箧中所藏,视此者亦数十首,盖博而有约,文不奄质,以是为文章职墨,流俗或未之好也。”(37) 他追求的是可入“文苑”之文,是“流俗或未之好”之文,这样就不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而梁启超的文章却通俗易解,早在主持《时务报》时,“新学士子”看到梁氏“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此后主持《清议报》、《新民丛报》,影响更大。两人的文风完全不同。试以上述社会学而言,章太炎《社会学自序》说:“社会学始萌芽,皆以物理证明,而排拒超自然说……余浮海再东,初得其籍,独居深念,因思刘子骏有言: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固知考迹皇古,以此先心,退藏于密,乃能斡人事而进退之。考迹皇古,谓之学胜;先心藏密,谓之理胜;然后言有与会,而非夫独应者也。”虽较《訄书》“浅露”,也够诘屈聱牙、索解为难的了。而梁启超呢?却是文字清新,如“中国数千年来,惟有政治史”,“徒知有史学,而不知史学与其他学之关系”,从而说到各种学科。以简明通俗的语句,设一界说,如“欲创新史学,不可不先明史学之界说,不可不明历史之范围”。谈《历史与人种之关系》时,首谓:“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论正统》首谓:“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论书法》首谓:“吾尝不解夫中国之史家,何以书法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也;吾尝不解夫中国之史家,何以书法为独一无二之能事也;吾尝不解夫中国之史家,果据何主义以衡量天下古今事物,而敢嚣嚣然以书法自鸣也。”都能言简意明。尽管他的言论有时偏激,也有失误,但“语言笔削之妙”,还是吸引了广大读者。所以,《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的社会影响,远在章氏《中国通史》之上,它是20世纪初杰出的史书之一。

1901年至1902年间,正是中国社会动荡,改良、革命逐渐分野之时,章太炎、梁启超都想振兴中华,都想从史学中寻求教训,酝酿和写出《中国通史》、《新史学》。尽管他们政治上有分歧,但民族的振兴却都怀念在心。评价学术著作,要考虑他们的政治动向,但不能忽视其学术成就,特别是在革命、改良没有明确划分界限之时。

注释:

① 章太炎《致汪康年书》,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见《汪康年师友手札》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6页。

② 章太炎《论亚洲宜自为唇齿》,《时务报》第十八册,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页。

③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二十九岁”。

④ 章太炎《答梦庵》,《民报》第二十一号,1908年6月。

⑤⑥ 章太炎《致吴君遂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65—166、172—173页。

⑦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原载《新民丛报》第十三号“饮冰室师友论学笺栏”,1902年8月4日刊行,题称《章太炎来简》,衔款等发表时删,并注明撰于“壬寅六月”。

⑧ 梁启超《积弱溯源论》,《清议报》第七十七至八十四期,1901年4月29日至7月6日,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

⑨ 梁启超《灭国新法论》,《清议报》第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九期,1901年7月16日至8月24日,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⑩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清议报》第九十、九十一期,1901年9月3、13日,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11) 梁启超《新史学》,《新民丛报》第一号开始发表,1902年2月8日起出版,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12) 章太炎《致吴君遂书》,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初九日,上海图书馆藏。

(13) 章太炎《致梁启超书》,《章太炎政论选集》,第167—168页。

(14) 梁启超《东籍月旦》,《新民丛报》第九、十一期,1902年6月6日、7月5日出版,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

(15) 孙宝瑄《日益斋日记》:“七月初一日,”“开大会于愚园之南新厅。”又《井上雅二日记》7月26日记,“愚园开会之来集者五十二人”,日本东京大学明治文库藏。

(16) 章太炎《沈荩序》卷首,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铅字排印本;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亦言其事。

(17) 《中国旬报》第十九期,1900年8月9日。

(18) 章太炎《正仇满论》,载日本《国民报》1901年8月10日,其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曾多次引录此文。

(19) 章太炎《康氏复书》,《台湾日月新报》1899年1月3日,署名“支那章炳麟”。

(20) 章太炎《致吴君遂等书》,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上海图书馆藏,署名“知拙”。

(21)(22) 梁启超《致孙中山书》,1899年夏、秋间,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上海革命编辑社1928年版。第45、47页。

(23) 梁启超《致孙眉书》,1900年7月17日,见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50页。

(24)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三,“日本之部”八“横滨支那亡国纪念会”,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25) 《康有为政论集》,第505页。

(26) 章太炎曾翻译日人岸本能武太《社会学》一书二卷,1902年9月由梁启超经办的上海广智书局出版。

(27) 章太炎《与邓实书》,原载《国粹学报》第五年第十号, 《章太炎政论选集》,第4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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