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宏观和微观管理的哲学新视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微观论文,哲学论文,新视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02)04-0071-06
哲学作为总观点和总体的方法论，对其它学科有着普遍的指导作用，同时又是其它所有具体知识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高度概括和总结，被称为科学的科学(The science of sciences)。高等教育管理学是管理学和高等教育学的交叉学科。以研究世界本质和一般规律的哲学为依据，在总体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认真分析高等教育学与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理清高等教育管理的本质问题，对深化思想理论探讨、提高高等教育的管理效益，都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哲学与高等教育管理学之间是辩证统一的，高等教育管理学不仅以哲学为其理论基础，接受哲学的指导，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可以不断丰富和发展哲学。本文拟从哲学的角度，分析新时期我国宏观、微观高等教育管理活动的现实发展，试图从具体的管理实践中，探究影响高等教育管理的哲学思潮及其主导性哲学思想。
一、高等教育管理学的哲学基础
对高等教育以及管理活动的理论基础问题，曾经引发出很多争议：一是有人认为高等教育管理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教育经济学。这种认识没有回答根本的理论基础问题。二是有人认为应该是现代的科学方法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论、突变论的旧三论和新三论这些“论”提供了重要的管理原则，但不属于理论基础。最后，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既是完整的宇宙观，又是系统的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对各门学科都有指导意义。所以也应该是高等教育管理学这一学科的理论基础。我们采用第三种观点，这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共同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最本质属性的科学，这是由它自身规律的普遍性决定的。
高等教育管理学作为一门具体的科学，是由内部序列和逻辑联系起来的并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概念体系。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研究高等教育管理的现象，才能把它建设成为反映高等教育管理规律性的科学。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如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物质第一、意识第二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说明的世界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事物的发展由量变到质变过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观点，均对高等教育管理活动有指导意义，使我们可以确认高等教育管理学的思想、理论观点、目的、内容、原则，都是由社会物质条件所决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不同阶级都会表现出不同的世界观。探讨高等教育管理问题，就是研究它内部和外部的矛盾，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使高等教育活动不断地由无序发展到有序，在肯定与否定的矛盾运动中，达到高等敦育管理的总体目标[1]。例如，在高等教育管理活动中，存在着管理主体和客体这一对矛盾。人既是管理活动的主体，也是管理活动的客体。正是由于管理活动，才使得作为管理主体的人和作为管理客体的人相互关系、紧密依存。作为管理主体的人必须既有管理能力，并且拥有将管理知识和技能付诸实践的权威和权利。同时人又作为管理客体的身份出现，具有客观性、能动性和相关性。他们的知识、技能、价值倾向、思维定势等因素，相对于管理主体是一种客观存在。同时作为管理客体的人，从来不是消极地领受管理主体的作用、影响和指令，会表现出主动或被动、全面或部分地遵从管理主体的要求，甚至可漠视或抵制管理主体的意志。因此，大学里处于管理主体地位的大学校长，在大学的管理工作和全部的教育工作中处于主导地位，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虽然管理客体包括人、财、物、事等，但人是最主要的第一位的客体，教职工对于学校领导来说是管理的客体，对学生以及财、物、事来说，又转化为管理的主体。这正是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矛盾的双方是对立的、相互区别又相互作用的，矛盾的双方又是相互依存的，互为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下，矛盾的双方还会相互转化。因此在管理的实践中，大学校长既要明确自己的领导职责和担当的责任，又要与教职工紧密联系，密切配合，相互尊重，争取教职工的有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协调好高校内外部各种关系和矛盾，最终达到有效管理的目的。再如，高等教育近年来的快速规模增长的事实再一次显示出数量增长和质量变化的关系，以及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根据马丁·特罗的教育理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15%以后，高等教育的质量要发生变化，由原来的精英式教育发展到大众化教育阶段，与之相适应的是高等教育的管理方式也应随之发生变化，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基本是按照这一规律来发展的，只不过在各自特殊的具体条件下，采取的管理方式和应对措施各不相同而已，这又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则所揭示的原理相吻合。
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高等教育管理的主导性理论基础和哲学思想。应该指出的是主导并不是唯一，事实也证明了高等教育管理活动中，时时处处也都受到其它哲学思潮的影响和渗透。以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当代哲学观念和以“耗散结构理论”为代表的新自然科学成果对传统哲学的主导性观念正在提出挑战，传统哲学的同一性、必然性和总体性原则逐步在未来哲学的发展中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差异性、偶然性和个体性。据此，我们还肩负着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
高等教育管理就是人们根据高等教育目的和发展规律，有意识地调节高等教育系统内外各种关系和资源，以便达到既定的高等教育目的的过程。其本质就是协调高等教育系统有限的资源投入与高效益地实现高等教育总目标的矛盾[2]。高等教育管理的本质就是协调，通过协调来放大所管理的系统的功效，就是协调高等教育系统有限的资源投入与高效益地实现高等教育总目标的矛盾。首先高等教育管理要依据高等教育目的和发展规律。高等教育目的表述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高级专门人才。这一概念的表述既排除了片面的永恒主义（人文主义不变哲学）主张，即个人的自我实现作为教育的首要目的要优先于为社会发展服务的目的，同时也排除了社会本位的目的论。即以孔德和涂尔干为代表的社会学派，认为一切教育都应服从和服务于社会的需要。我国长期以来高等教育的目的实际上偏重高等教育维护社会政治统治方面，忽视对发展社会生产、促进科学技术、解决社会问题的价值。在排除这两种目的观的基础上，我们提倡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目的观，既关注人的发展，包括个体人的发展和人作为整体的社会人的发展，又不能忽视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在心智、身心以及与社会的协调等方面达到全面发展。高等教育管理同时还要依据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即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规律以及高等教育受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制约。第一条规律要求高等教育要适应并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并受到其制约。第二条规律要求高等教育要把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才能全面理解人的全面发展。其次，高等教育管理的任务就是有意识地协调高等教育内外各种关系和可利用的高等教育资源，以适应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关系即矛盾。内部关系即系统内部矛盾：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的矛盾；外部关系表现为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其它系统的矛盾，简称系统与环境的矛盾。具体表现在政府、市场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协调关系上。不同的社会体制，不同的历史时期都表现出不同的协调关系。再次，高等教育管理的目的是实现组织或系统的目标，主要体现在效益或效率上。高等教育系统有自身的目标体系。培养人的目的是高等教育的实质性目的，因此教育目标或育人目标成为高等教育系统的主要目标。另外还应包括教育的经济目标和政治目标等，统称为社会目标。历史上，教育哲学中一直存在两种哲学观点的争论：以政治论为理论基础的教育哲学和以认识论为理论基础的教育哲学。以政治论教育哲学为出发点的人强调高等教育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以认识论教育哲学为依据的强调教育的本体功能，实现知识的传播和人才的培养。事实上这两种论点并不是对立的矛盾双方。政治论使命的实现必须以认识论为依托。无论是对于人类自身命运的思考，还是对人的终极目标的追寻，都离不开知识的发现和对真理的探索。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大学所研究的知识对于推动人类各方面认知向纵深探索拓展，推动社会发展以及解决实际生产、生活活动中所碰到的问题等都尤为重要。我们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一味强调认识论的重要性，忽视高等教育的经济功能，以及在高等教育管理中不讲经济效益，这都违背了高效率、高效益管理的初衷。因此在讲高等教育管理的目的时，我们注重的是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二、市场——宏观高等教育管理的新视点
高等教育管理分为宏观的高等教育管理（行政管理）以及微观的高等学校管理两部分。传统上，宏观高等教育管理是指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依据高等教育发展的规律和国家高等教育的目的，有计划地协调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各种关系和资源，确保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目标实现的过程。解决的是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之间的关系问题[2]。
对于政府与大学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各种教育哲学流派所关注的问题，也是以认识论为理论基础的哲学思想和以政治论为理论基础的哲学思想争论的焦点所在。约翰·布鲁贝克在他的《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以认识论为基础的教育哲学，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认为学术具有客观性、独立性，不受价值影响(value-free)。以政治论为基础的教育哲学，认为探索深奥知识不仅出于好奇，而且因为对国家有深远影响。这两种哲学先后在高等教育中交替占统治地位。在美国，建国初期，以政治论为主导；随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建立，大学开始重视研究，此时是以认识论哲学作为其合法存在的根据；19世纪末，两者共存（以威斯康辛思想为代表）。到20世纪，大学甚至被誉为“服务站”。以政治论为基础的哲学强调大学与社会、政府相联系，否则学术就变成贫血(academic to anemic)，大学的目标是智力优秀以及社会公正，国家为高等教育提供经费决定了高等教育是一种特权，同时必须为国家、政府服务。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哲学强调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自治是高等教育的灵魂、精华，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先决条件[3]。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为此提供了解决的良方：认识论与政治论是矛盾的统一体，判断问题还要从历史的角度加以分析。高等教育的内部、外部规律以及大学的批判精神决定了两者是缺一不可、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高等教育管理有别于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管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宏观高等教育管理机制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政府与高校之间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上。应该说，在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国家财力有限、经济条件上不具备的情况下，实行这种计划管理体制是适应了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培养了大批国家急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经济结构的调整，1992年确立了我国的经济体制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外界的物质条件发生变化了，宏观高等教育管理的内容和方式也随之发生转变。原来二元的协调关系已经转变为由市场因素参与的三元协调关系。而且，原来政府的职能和作用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市场的作用日显弥张。因此，传统上的宏观高等教育管理的概念应该随时代的变化而得到逐步丰富和发展，把市场的因素考虑到里面，并且充分认识在这三元并存的矛盾统一体中，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它们之间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市场对高等教育的影响也日益张显。因此高等教育的宏观协调关系应做出相应调整，充分考虑市场的作用，引进产业化运作方式。通过高等教育的产业化运作，在人文精神的基础之上，以市场价值为导向，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达到资本的有效配置。这是因为除了要逐步消除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对高等教育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还包括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1.高等教育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市场经济的内外大环境中，不可能置身于市场经济之外。在经济全球化以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潮中，国际上高等教育产业化有愈演愈烈之势，其产业化程度之高、体系之完备，以及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显著效果，使我国高等教育不能等闲视之。另外他们在本国高等教育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大力向国外输出自己的高教产业，教育出口成为国家重要的出口创汇产业。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几年来发展迅速，而且，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步伐已经迈起，规模化最终为产业化的典型特征，迫使高等教育必须以产业化的高效运作方式，引进现代企业的运行机制，吸收它的效益机制、运筹机制和创新机制。所以高等教育必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保持高等教育本质特性的基础上，认真分析教育服务产业的具体内容，从理论和实践上，分领域、分层次地深化和提高高等教育服务产业的效益和效率。
2.高等教育是一项特殊的产业。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其公益性说明，教育不仅具有生产性和交换性，是一个产业部门。同时，它所提供的教育服务要满足受教育者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发展智力和体力的需要，还要向社会提供精神产品，促进文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和社会的进步。教育代表社会理念，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理论前提，以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为根本目的，以营造美好和谐的社会为最高理想。高等学校中的德育、素质教育、人文价值观念的教育以及广大教师的献身敬业精神，都无法用产业化运作的模式来实现和弘扬。因此，这种社会使命又决定了教育的公益性，亦即具体教学、科研活动的非产业属性。我们不能再犯“一叶障目”或“一窝蜂”的错误，在强调高等教育的产业属性时，从根本上否定其固有的其它属性。
3.“入世”使高等教育受市场因素影响的范围更广，程度更高。国际上经济全球化以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促使我国加快了国际间的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交流与发展。入世使我国在国际经贸等领域在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下，参与世界的市场活动。我国加入WTO，在三项国际协议之一的服务贸易协议(GATS)中，承诺开放除了义务教育以及特殊领域教育之外的教育市场，这一方面意味着教育的产业化、市场化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另一方面，在条款中的跨国交付、境外消费、在服务消费国的商业存在以及自然人流动等手段明确了高等教育产业化、市场化运作的特性和法则。入世后，我国高等教育服务产业可以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环境中，了解、适应国际上高等教育服务产业的运作方式和特点，实践和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服务产业。尤其是在跨国合作办学、留学生教育以及跨国间的网络教育方面，充分发展教育产业，发挥市场的优势，大力提高办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4.关注高等教育服务产业的新特点和发展对策。近几年高等教育服务产业迅速发展，为了便于理论上的理解和实践中的操作，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服务产业的发展状况，我们既要抓住特定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又要具体分析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做到有的放矢。我们可以把高等教育服务产业的内容和活动，详细分解为高等学校的主体教育服务、学校的科研和科技开发服务、高校的后勤保障服务以及延伸服务四个方面。只有认真甄别不同的服务领域和层次，才能区别对待，做到各尽其责，激活办学活力，提高办学效益。在教育服务中，在尊重教育规律的基础上，在投资体制、管理体制、分配体制以及大学生就业体制上实行产业化运作，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而在后勤保障以及延伸服务方面要全面产业化、市场化，使高校决策者有精力投身到提高教学质量、繁荣学术等高校的改革和发展中去。
在关注高等教育管理的产业化、市场化运作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与之相关的其它的矛盾统一体。如，市场影响与大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国家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和大学自主办学的关系；营利性与公益性的矛盾处理；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教育公平问题处理等。我们不否认目前重视市场因素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是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但是强调市场效应，要求我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眼光分析新自由主义的哲学思潮。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兴起，伴随着凯恩斯主义的衰落，政府的作用越来越被削弱，“政府失效”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一度沉寂的新自由主义思潮重新被提到统治地位。该思潮以自由放任为原则，强调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自发作用，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主张国家无用论和市场万能论，片面夸大市场和自由的作用。其哲学基础是马克思早已批判过的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主义的历史观，本质是主观唯心主义。我们既要承认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中后期的必然产物，管理的产业化运作和相关领域的市场化推广也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必然，承认市场对经济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同时，要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以防走向事物的另一极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片面弘扬市场效应，抹煞政府的宏观调控以及大学的自主办学的作用，必须反对这种片面夸大的唯心主义观点。
三、人本管理——微观高等教育管理的重要取向
相对于宏观高等教育管理，微观高等教育管理是指高等教育活动的高等学校依据高等教育目的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有意识地调节高等学校内外的各种关系和资源，有效地达到既定的高等教育系统培养各级各类高层次人才的目的的过程。其本质仍然离不开协调各类关系和资源，但是突出一点是，这里不只是协调好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矛盾，还要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系统的矛盾。因此，管理的目的也应由只考虑组织目标的实现，发展到了信息社会中对人的关怀的体现。如果说宏观高等教育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协调国家、市场、高等教育三者之间关系和资源调配的问题的话，那么，高等学校的管理则落实到高校内部的硬管理（各种制度管理）和软管理（人的管理）。人的作用在微观管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长期以来我国受到封建集权制度的影响，形成了上智下愚、师道尊严的等级服从模式。移植到教育上，这种遵守和尊敬的结果，必然造成对学生的压抑。受此影响的高等教育管理主要实施规范化、制度化的管理，虽然初步形成了规范的教育体制，保证了高等学校正常秩序和工作效率，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日新月异，以及现代管理学和心理学同教育理论的充分结合，使原有的经验体系受到猛烈冲击。高校管理中的重量不重质、重物不重人的思维定势，还有立足于限制人的各种规范，不能考虑人的各种实际需求，严重挫伤了管理者、施教者、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扼杀了个性的发展。建立在哲学、管理学、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以人为本的观念在此时得到弘扬对高等教育管理活动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在人与事这一对矛盾中，主导的方面是人。管理都要通过人去做成事，任何管理都必须依靠人，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人在管理中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依靠人、为了人，就是“人为”、“为人”，这是“以人为本”的关键。以人为本的管理要求我们在管理中首先要做到，创造一个人尽其才、人才辈出的机制与环境，在未来的竞争中占领拥有大批优秀人才的制高点；其次要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了解人的需要，激励人的积极性，尊重人的自主性，把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统一起来，做到人人都是管理者，人人都是被管理者，是管理主体和管理客体的统一。任何工作，都必须有目标、有手段，在管理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必须通过制度来规范。因此，必须实行以人为本与以制度为规范相结合。以人为本和以事为中心的统一、以人为本和以制度为规范的统一、讲求效率与讲求效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这些都是现代高等教育管理活动中不可偏废的矛盾统一体。“积极性”就成了关键的要素之一，那么，积极性到底从何而来呢？根据经济学家马斯洛的五种“人类基本需求层次论”，人的积极性来自对人的需求的满足。由于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只有当某个最迫切的需要得到满足时，才能调动积极性。需要是激发积极性的原动力，将其指向一定目标时便转化为动机。
西方人本化管理原理经历了从古典管理理论到行为科学的人本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程。古典管理理论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泰罗的效率哲学和法约尔功能主义哲学，成为古典管理理论的主要奠基石。它标志着管理科学由经验到科学，是现代管理理论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它注重以科学的方法，分析活动的具体过程，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利用严密的计划监督，并提供一定的物质刺激，以此促进工人的劳动效率。但是，古典管理理论由于忽视了人并非机器，仅添加润滑油就可以顺利运转的事实，只保证机构的严密显然是不行的。所以，在具体的运作中仍存在大量问题，最主要的是无法调动人的积极性，相反倒压抑了积极性的发挥。直到行为科学的出现，人们才逐步认识到管理的核心和动力是人，是人的行为，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人的行为以及产生这些行为的原因进行分析。从分析人的需要出发，进而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如何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寻求激励人、提高组织成员士气的各种方法和途径。这种思想见解，一直左右着当代管理理论的研究与发展，所以说，以人为本的人本化原理已经成为当代管理理论的一大特色[4]。
事实上，我国的人本管理理念也是由来已久。历代思想家和当政者都非常重视人的因素，认为国家强大、社会安定都离不开人。例如：在《管子权修》中提到“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在《管子霸言》中，又指出“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在中国古代的管理文化中，人本观强调的以民为贵、人性本善、仁者爱人的人本观念，成为中国传统四大管理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本观、和谐观、中庸观、义利观[5]。但是历史上中国专制集权的统治，使这些管理思想无法得到发扬光大，泽及天下。
在网络化时代，由于网络促使人力资源管理产生结构性的变化，管理的模式也由原来的金字塔式的刚性管理，开始向刚性管理和柔性管理相结合的刚柔相济的新的管理方式转变。因此，以人为本，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一定的规范和制度限制。古语道：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但是，必须保证规章制度的科学性、可行性、稳定性。规章制度必须要反映高校组织成员的共同愿望，使其具有群众基础，成为人们的自觉要求，这就要在制度的制定中保证管理者、施教者、受教育者的参与，实行民主管理，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否则，这些法规、制度、规章就成为高校组织成员的思想包袱，更何谈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