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代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中的几个新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美国论文,中国文学论文,新课题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评论家们关注于对作品语言和文学手法上的解构与剖析；关注于那灵活且无处不在的主观性：关注于欲望的释放，以及下意识的活动、身体的表演；也关注于日常生活的点滴快乐与写意。其中最显著的发展莫过于对现代性及一个世纪以来转变的广泛关注。尽管许多学者仍然以文本研究为主，沉浸于发掘文本中叙述间的现代主义审美精妙处，对于现代性的研究已经朝着社会历史层面展开。因此，现代性、现代化或者后现代性在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的阐述中成为理论的框架也就不是出人意料之事了。本文讨论中国文学研究中对于现代性的关注，特别论及近年来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专著，分析学者们的新颖思想，将分为下面四个小节来陈述。
现代性，日常生活与时间
首先谈谈唐小兵（Tang Xiaobing）的《中国现代》（Chinese Modern）。此书选材广泛，对整个二十世纪出现的一些文学作品和电影进行了原创性的阅读。所涉及的文学作品先是来自晚清、“五四”运动以及难以定位的三、四十年代，然后是来自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学与戏剧，认为毛时代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上的和政治上的理念是后来一些作品主题的先驱。再然后涉及的是伴随着改革、市场经济的开放和消费社会的来到所进行的文化与文学实践。对于中国二十世纪这些缤纷多彩又令人迷惑的现象进行概述，无论是否有一个清楚的题材取向，对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都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唐小兵找到了一个线索可以帮助我们解读这些历史性的散乱无序的美学素材。这个线索就是平凡与英雄两个概念之间的互动。
这本书对于现代的概念以及它在现代中国文学和电影中的成分进行了有趣探索，令人耳目一新。现代中国的故事围绕着中国对于现代化追求中的一个中心难题展开，即英雄与平凡之间的拉锯。这样的拉锯表现为将种种矛盾的东西集中在一起：有乌托邦式的集体政治幻想与个体欲望的实现，有革命的热忱与家常的繁琐，有大众的文化视角与沉迷于个体的美学欣赏，也有超越的冲动与安居于日常生活的退缩。
英雄的概念与笔者《历史的崇高形象》（The Subelime Figure of History: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一书中的崇高美学相呼应。书中我对现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庄严美学进行了深入阐述。借助于这一概念，唐小兵查考了那些重大的事件，灿烂的戏剧舞台，以及现代中国种种划时代的集体运动——这是一个辉煌历史的形象。平凡的概念则被用于查考另一些形象：舒适角落中的平静安逸，家庭生活，灵魂的琐碎思索，欲望的满足以及每日的物质消费。在那激昂动荡的百年间，英雄的概念挤压了平凡的概念，然而平凡的概念虽处于悲剧的受害者地位，却始终卧薪尝胆，残存于宏大叙述的夹缝。随着它成为新的消费之神，平凡的概念必定会带上凡人英雄的气质。它有着“启示性的荒芜”和“自身的美与壮阔”，成为了“现代生活英雄气质”的组成部分。① 无论政治历史如何的残酷，它的这种英雄性始终静悄悄地存在着。
《中国现代》肯定了在革命和社会主义阶段堂皇的英雄主义下日常生活的积极形态。研究中国现代政治文化，通常的观点认为来自官方的命令、政策和指令已经渗入到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与政治的距离常常只有讲到这种极权模式的负面时才被承认。大多数学者也并不急于发现社会主义阶段时期的高尚、健康的日常生活。然而这种现世存在的乌托邦欲望一旦被认可，唐小兵就能够向我们指出生活，而且是非常丰富的生活，在政权控制之下和社会主义大众文化中存在着。换句话说，有着现世性而非政治性的日常生活得以被欣赏、被认真对待，它不再被当成主导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属物。
近年来，个体私生活中的日常性已经越来越被文化研究所重视。在中国文化研究领域，它曾被赋予浓浓的政治色彩。在转折的八、九十年代，它又被定义为破坏学院式的抽象和其余思想糅合的东西。对日常性的肯定避开了乌托邦式的完整和集体性的动员。然而日常性在中国的各个时期是不同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它或许只是在有限物质交换空间下贯穿于基本需求与欲望的一种生活形式，并没有受到政治太多的影响。在如今新的市场环境下，却有盲目崇拜的危险，随着它堕入消费与交换关系的漩涡中而失去了本身的政治性与批判性。有种观念认为历史、意识形态和政治属于过去时代的庞然大物。这显然是支持全球化与历史终结论的人们想让大家相信的。但是，难道还有什么东西比个体消费的欲望横流，比金钱与物质、形象与资本的循环往复更具有日常性吗？有什么东西比周而复始的，商品缔造的反自然的俗事更具有日常性呢？这俗事虽没有方向却仍然有强大的乌托邦式的驱动力。
对于目前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的许多重要的现代经历的主题，《中国现代》也做了精明的讨论。这里有必要提到马杰声（Jason McGrath）最近的新书《后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市场时代的中国电影，文学和批评》（Postsocialist Modernity:Chinese Cinema,Literature,and Criticism in the Market Age）。新的研究趋势是关注都市化和都市文化；关注城市的移动性和流动的感知，它的魅惑，消费和陌生化；关注中国与全球资本主义的联系以及赝品的横行。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洞察了以全球市场化为起因的对幸福的追求与早期社会主义时期对革命和空想的热忱之间的联系。唐小兵的书让我们注意到后社会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狂热与社会主义时期大跃进的疯狂如出一辙。这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些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即现代性是否可以脱离自身的新神话性？是否有一块净土可以摆脱掉英雄的重负？日常性是否可以成为现代社会运动推进集体与个体幸福的支点？
与日常性相关的是近来对情绪、情感和社会关系的新关注。对这一题目最有趣的研究来自笔者的同事李海燕（Lee Haiyan）的著作《心灵的革命：中国情爱谱系，一九○○－一九五○》（Revolution of the Heart: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一九○○－一九五○）。这本书试图证实情感的通俗性是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它获得了2009年亚洲研究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中国研究列文森奖（Joseph Levenson Prize）。此书雄心勃勃并非常集中地描述“情”的结构。“情”即感情或者爱，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政治理论和道德学说中对它有不同的定义。李海燕在仔细考虑了变化的历史条件和散漫的周围环境后，分析描述了以不同方法表述的爱的结构，这些方法或参照传统的道德架构，或参照开放人文模式下的个体主义与市场社会，或参照社区的、民众的和国家的种种标准。在讨论中国的现代性时，情感的现代结构被置于不断变化的各种道德、社会、政治的观念和想象的同盟或是敌对中。现代社会中，当传统的权威或价值体系都不足以维系各种社会的和政治的秩序时，情感能做什么？在可持续的社会秩序中情感被怎样用来维系个体的完整？
对于情感的研究，早先的趋势是从个体的角度入手，将情感及其肉欲的宣示归结为人类普遍的欲望和自然权利。研究者们倾向于采取一种宽大的自由主义的观点，这一观点被认为能够将现代的人们从传统、权威、社会、政治和国家所加诸的种种禁锢中解放出来。李海燕的书超越了这种狭隘方法。她拒绝对爱进行心理分析和自然本能地研究，她探索的是爱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适时而变的意义。爱在阐述与论辩的臆想中被塑造，近似于特定的主体与实践之间的联系。她的分析抓住了纠纷的言论与力量的聚合或冲突引发的情绪情感，将其推到前台。概括而言，李海燕辨认出三种感情的框架。首先是深植于家庭家族关系中的儒家观念。其次是启蒙式的情感框架，表现为对浪漫之爱的赞美但却很快冷却为温和琐碎的日常社交。这种情感被爱国的革命热忱所替代，后者誓要建立国民的一统。最后分析的是社会主义模式的情感与关联，认为此类情感是高度集中的“社会化的”（基于剥夺道德选择的非政治化的）结构。
对于细微精致的日常生活的担忧引发了人们对时间和暂时性的新的兴趣。桑稟华（Sabina Knight）的著作《时光的心灵：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的道德力量》（The Heart of Time:Moral Agen c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就是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此书是这篇综述的重点之一。从哲学与道德的优越角度看，这本书讨论了中国文学中世俗现代性的道德问题：即在稳定或危机四伏的政治环境中，当角色和选择常常是预定的或别无选择时，人类如何能够控制自身的命运，运用和实现自由。这一问题来源于西方现代性或启蒙运动的一套概念。它维护自主权或自身的独立王国。启蒙认定自立的现代主观性是人原有的，并以道德标准为指导，行使作用于外部的世界。学者们认为自晚清以来，中国的思想家们已经吸收并借用了西方的说教。作为一个文学研究学者，桑稟华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她将这一哲学和道德层面的考虑融进了她对文学文本的分析中，并有意通过时间的观念来考察。
作为一个批评概念，时间常常与那些约定俗成、一往直前迈进的历史和叙述相联系。因此。近来评论家们多不重视时间的这种目的性结构，转而青睐于那种灵活机动多层次的时空观。桑稟华利用时间铺陈出了一个涵盖不同观点、声音和媒介的空间。她用时间递进来展示认知对外部环境的揭示和实际的选择。选择常常是困难的、盲目的，是个人和角色一厢情愿的事。选择的做出不是一次性的，选择者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一遍又一遍以不同形式再次选择。在一段时间内，经历了变化，面对有限的历史状态，个人，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集体，做出了许多选择，这些选择常常是相互矛盾或者不连贯的。因此，时间的内容必须被更新和重新估价。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持续进行的过程正是道德责任的衡量标准。换句话说，道德责任是通过时间的流逝和一篇篇一串串持续的叙事来实现的。
桑稟华还讨论了中国文学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的问题。她进一步分析了中国追逐现代化的进程中伴随着的道德力量和改造社会的责任问题。这种重视主体能动性的方法是对传统观念的创新。她深入到传统的中国经典中，试图找到相似的决定论、命运、报应和人为意志等问题。在对中国文学的总趋势做过仔细分析后，她指出了一种向内的力，一种困惑和无助状态下的内向之力。这似乎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念相悖，因为人们曾经认为他们是自己命运的设计者。这种内向之力是否是现代性开始的标志呢？是否由此开始就产生了道德力量的减弱和异化、疏离的孤立感呢？比较了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之后，桑禀华非常正确地指出无论传统还是现代文学中，道德的开放性都是显著存在的，只是我们固执于内心的自主性，没有看到这一点。
中国小说的显著特点是呈现一种似是而非的情形：单独的个体总是以联系他人的方式建立新的社会纽带，却又常常害怕这种联系伤害了自身。桑禀华分析了五四文学、三十年代的社会文学以及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品，从中探索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五四时期的作家们发现并肯定了富有爱国色彩的浪漫个体。看不到国家未来，他们绝望了，此身无所寄，无依无靠，陷于茫然的主观主义不能自拔。他们宣告人类经验的能动性，却在现实中找不到什么来帮助他们实现这种能动性，找不到强大的主体以挽救国家。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社会文学的作家们，则更多参与到现实中而不再过多地陷于自我陶醉。他们不再问我能做什么？而更“愿意将道德的问题置于实实在在的社会框架中”。② 他们转而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阶级不平等论和解放的主题来分析社会。桑禀华对毛时代文艺作品的重新审视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作品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创伤和破坏所造成的历史性的短视狭隘而被忽略。与通常的观点不同的是，她讨论了文学作品中政治命令和个体暗自不满与追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对于毛时代的讨论自然而然地转到后毛时代，然后是九十年代的文学作品。桑稟华把九十年代的作品归为新时期的文学，因为这十年的文学作品反映了这一时期急剧的变革、扩张的市场经济和逐渐深入到人类关系中去的商品交换关系。
和其他被毛时代越来越吸引的评论家们一样，桑稟华深入到每个作家在处理党的教义与个体的主动性的两难境界中。她独树一帜的地方在于，首先她不愿意脱离历史地将“文化大革命”归结为简单固定的独裁和完全统一的政体，因为“文化大革命”让人迷惑地集合了共产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其次，她更仔细地研究了每位作家的思想过程和其一系列的不满，这样就避免了将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当作是既定环境下的玩偶和道具。这是一种可喜的新方法，它脱离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研究，转而分析高压控制条件下的个体力量。
但笔者认为，桑禀华还可以走得更远。要认真对待革命遗产和作品，就必须正视中国共产党政策和社会主义规划，它们不是一群渴望权利的领导人随意的个人意愿，而是殖民主义和重建社会的历史背景下整个社会对困难和挑战积极应对的过程。更多地考虑历史因素并非要为政党的独断作辩护。在丰富的背景下，那些错误的意识和脱离常规的事情会变得更贴近于人类的故事，更容易理解。个体力量应被理解为属于个体、集体、社会和国家相互联系的集合行动中的一部分。演绎一下桑禀华本人在她的书中所提出的那种权力理论：当个体力量“凌驾”于事物或人之上时，它会导致独断；而当个体力量争取权力，以图民族自救、社会解放时，它所产生的能力却不一定是强迫性的。③
这一问题与现代性研究中的对权力与道德力量的普遍关注有关。在任何形式的政治斗争中，已确立地位的权力和来自于底层的授权，一定要以对话的方式联系起来。民主权利要被代表、被表达、被行使，以便一群或者多个群体能够和谐有效地行动。在考虑革命运动，考虑它的不断变化的同盟及组织结构时，必须重新检视这两种权力作用的互动与互相渗透。这能让我们更客观地评论中国历史，会让我们更多地关注人的力量。我们看到的革命将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建立与他人的新关系中，在重建新社群和国家中给自己赋予的权利。社会或者国家也有可能被看作展现个体力量的大舞台。正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所说的那样。“自由实际上是人们愿意共存于一个政治组织的唯一原因”。④ 带着对政治力量的这种扩展的理解，我们能够对个体主观性所表现出的无助的慌乱和混乱看得更清楚，这一现象的最典型的代表便是鲁迅的铁房子中浅睡者的命运。这种扩展的观点也赋予了作家们一个更大的政治角色，使他们在集体斗争中，在对无助彷徨的主人公的刻画中成为一种推动力。由此看来，政治权利来自于大众参与和集体力量的集中，而不能被看作全能的神话般的领导人对成千上万昏睡愚昧民众的指挥。
普遍性，文化与地缘政治学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语言和文本的研究有一种不健康的趋势：研究越来越脱离了对历史与地缘政治的审视。仿佛全世界的国家与民众都朝着一种透明的、主观性的语言游戏或者法律框架发展。为了挑战这种肤浅的帝国主义式的文化交流空想，一些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历史中塑造文化场景和理论的地缘政治冲突与内部矛盾。他们试图证明对由于互相矛盾的统治意愿所产生的文字和翻译的争斗，与贸易、统治、征服一样重要。
刘禾（Lydia Liu）在她的《帝国的话语政治》（The Clash of Empires）中对文化与地缘政治的冲突的讨论引人注目。⑤ 一般文化的理论常常使人们陶醉于后现代后殖民时代民族和文化的不同与差异，似乎是普天同庆且众生喧哗。刘禾的论辩使我们看到在不同文化的遭遇中那些法规的制定和协议的最终达成，其本质要超出文化的范畴，也远非随意而成。文化与宗教的对立缘于矛盾的领土索求和市场占有的要求，以及领主之间主权的相互承认。文化冲突并非源于一种文化的根深蒂固的东西与其他文化本质的不调和。文化冲突起源于暗藏的主权，起源于帝国与它的幻想中的形象之间的距离。一个政权总是招致对另一个更强大政权的野心：这是现代世界中民族国家们得以建立和正在建立的唯一原因。
刘禾向后现代后殖民地的观点提出挑战，这种观点将群体、社团以及政权自我定义的主权看作是荒废不起作用的。将民族和国家的主权概念解散分散到帝国的广大空间中的论点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理论的反映。福柯提出规训的科技构成一个全封闭的体系，这一体系深入到社会组织、政府、人体和人之潜意识的各个角落。这一理论推动了时下对帝国观念、跨国主义理论、全球化和欲望横流的讨论。一个中立的具有普遍性的知识框架，一套既成的、貌似客观的法律规则，一套符号学，一套实证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一个平凡性与可互换性的理由，这些都被幻想地认为能够辖制拥有主权的民族国家所进行的生与死的搏斗。于是这种后结构主义的主体消失在自然、实证的漩涡中：它不再是拥有自主权的主体，不再充满对主权的欲望和具有做出选择和决定的意志力。当它不再处于中心位置被分散以后，便受制于自我运行的所谓技术专家治国的管理系统，就连潜意识也被塑造得好似商业媒体和帝国的语言。与此类似，国家不再是独立自主的，因为它也受制于来自某个超级政权或者超级资本隐形的手，它多彩的历史和过去被剔掉，它的命运被操纵整个人类事务的帝国所掌控。
一个适合全世界的制度，一种现代的世界语（英语），一个国际性的法律或者一种空想的同质性都被认为有助于全球化的流通与交流。这样无私欲的统治，没有主权的意志更像一部行使主权的机器，人们不禁要问：是谁在监管这个像神一样的管理者，是谁在运行这部机器？如果答案是无，那么这样的适合全世界的制度似乎是无中生有了。真相是，对于主权的兴趣和具有掌握霸权的政体的行动都已被制定并已固定为法律——国际性法律。狭隘的私利如今已经安全地藏在了法律和法令的后面，假公济私，掩盖了这些霸权国家扩张的历史，掩盖了不平等、统治与征服的过程。展现于外部文明的说辞与制度的表象掩藏了曾经在枪口和停泊在港口炮舰下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刘禾的书将这一藏在普遍外表下的主题揭示出来。她的分析让我们看清楚了一些难以处理的冲突，这些冲突常常浮现于法律、符号、礼物赠与仪式或者语法的具体化表面。实际上，非法的欲望驱动了法律的建立。刘禾对帝国权力和文化之间误译关系的分析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鸦片战争后制定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禁止使用中国字“夷”，因为在英国人听来，这个字像是“未开化人”。这一禁令与这个词的多种词源无关，它源自英帝国主义和清政府对霸权的同样渴求之间的冲突。“夷／未开化人”，这一充满争议和寓意的词汇，充分展现了相矛盾的利益与行动，展现了大清对其国民的区分和等级划分的历史，对不同民族的区别和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展现了英国在亚洲的扩张。历史中，“夷”有时是带有侮辱性的字眼，有时是中性的，或者是界定人口中的某一群的权宜之词。然而在十九世纪，这个词被卷进主权意志的权力游戏中，卷进战争的发动和条约的签订，于是巨大的变化发生了。由于它展现了大英与大清之间的敌对相遇，这个词已经摆脱了它的多种历史和词源上的意义而取得了一种“标准”的意义。这个词语符号的命运是“文化”的冲突和敌对在法律制定、语法形成以及仪式协定中的突出一例。但是文化和词语上的区别尺度显然超出了真实的情况。对这一符号的争执表现了十九世纪东亚地缘帝国权力之争的过程。英国人的目标是成为东亚的霸权势力，而清帝国则试图保住它原有的地位。西方历史学的主流遵循其殖民的逻辑，倾向于将夷/未开化人或者其他类似的现象看作是中国对外国的无理的仇视或者闭门锁国的理念。然而这个符号与其说是对外国人的恐惧不如说是其对外扩张的企图。因此，夷/未开化人这个词，在被争论被澄清中成为自我成就的预言。如果一国没有野蛮的意图，那么它有什么理由惧怕一个有着多种不同意义但并无恶意的词汇呢？这个词虽然有贬低的意味，却遮盖了那些试图避开它的致命目光的人们。正因如此，这个词被禁止后不久就发生了对皇家宫殿的野蛮掠抢和焚烧及对京城的血腥掠夺。
刘禾的书挑战了国际法、外交礼仪、符号学和翻译等事物的中立特征，而胡志德（Theodore Huters）的著作《把世界带回家》（Bringing the World Home）则讨论了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关系和融合，强调了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九年间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⑥ 起于中国战败于日本，止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这一时期充满了新与旧的拉扯。这一时期阴郁而迷茫的气氛使得现代化动力中固执存在着的过去显得越发突出，使直线形的惯例发展受到挑战。这一时期热烈的学术讨论开启了学术和文学的创造力，带来了初期现代文学的繁荣。这本书的突出之处在于它的覆盖面和它对材料的灵活驾驭及多方面的综述，包括了文艺理论、类型演变、现代性推荐、普遍性思维以及最重要的对主要作品的仔细解读。
文学研究者趋向于将学术历史与文艺分析结合起来。胡志德这一新的研究也是这个趋势，只是在文本分析上更深入一些。一个处于中心位置的悖论贯穿于全书，即徘徊在借用西方模式与告别中国过去之间的焦虑。不时地向后看，试图与中国的过去保持一种连贯性的企图总是拖住了向前的展望。胡志德的这一观点在对清末洋务运动的细致讨论中得到了丰富的展现。他认为这一时期开始重视对技术的使用是更为深刻的教育和社会变化的前奏。他重新检视了严复对于西方政治理论的思考，发现了或脱胎于旧体，或仿效西方模式的新的书写形式，分析了新世界观对文艺理论的影响，也描述了改革派领袖梁启超为代表的策论时事政治的文章。
胡志德对文体的阅读不仅让我们对文学本身有了更深的了解，也让我们对扔掉旧事物借鉴新事物的两难境界的主题有了实际的了解。在呼吁中国的普遍文明标准时，他观察到这些普遍标准都或显或隐地与欧洲或者北美的背景相联系。换句话说，普遍主义也可能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笔者却认为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普遍主义可以脱离开某种特定的背景。在后现代分离式的方法中，我们倾向于将发言的意义归因于发言者以及他或她的立场和历史，然而思想的光辉一定要超出个人的位置与文化的狭隘才能与他人取得共鸣。对现代中国文化混杂的描述中常常使用的“混血”一词就来源于对文化与普遍主义僵硬区分的过分强调。然而若每一种文化从诞生到成熟都经历了混血的过程，那么混血一词就并非那么重要。但是现代权利斗争中的地缘政治化和在此过程中对文化本质的典型化纯净化使得混血一词显得格外相互矛盾。
创伤、暴力和历史？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们已经对历史中的心理状态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先前提到的唐小兵的著作对文学人物复杂心理构成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对现代主观性的形成进行了细致的阅读。认为一方面心理创伤已接近崩溃边缘；另一方面，意识在努力克服下滑的趋势，努力维持其在无助状态里的尊严。将心理与历史相结合已经成为在更广泛的文化层面上述说创伤的主流。社会动荡所带来的心理创伤表明了语言、心象和集体自我形象上的危机。在创伤的情况下，为抬高身份而对某个有德行的英雄形象的提升不是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在废墟上重建文化的必要努力。对此进行研究的另外两本书也值得我们瞩目。
第一本是杨小滨（Yang Xiaobin）的《中国的后现代：中国先锋小说中的创伤与讽刺》（Chinese Postmodern:Trauma and Irony in Chinese Avant-Garde Fiction）。⑦ 这本书考察了中国历史中强制施行的意识形态议程所导致的历史性的文本性的创伤。文学作品的读者必须屈服于一种教条式的声音，这个声音以权威的姿态不允许任何灰色区域和不满。这个声音满足于“我告诉你”的调子而不将实际经历的真实展现出来。书中把茅盾的现实主义小说作为主要的例证，对其他一些更加注重意识形态的作家也有论述。
杨小滨的书为解构这庞大的叙述提供了两个方法。一种是从里到外的方法，找到摧毁这种教规式作品的内在错处。这种建立起来的叙事充满了模糊、焦虑和偏执，在批判的眼光下会很快分崩离析。另一种是发现那些挑战主流的创新作品。实验小说带来的混乱景象挑战了英雄的光辉事迹和对事实的“客观”描述，宏伟壮观的景象都会堕落为荒诞的暴力和彻头彻尾的恐怖。对一九八五年以后一些作家的考察显示出他们解构的尝试。这批作家包括残雪、马原、余华、徐晓河、格非和莫言。将正规的叙述抛进混乱中，这些作家的作品展现了对创伤记忆的幽灵般的召唤和对历史断裂的无能为力。他们沉浸于讽刺的颠覆，拒绝阐明写作的意义，并正锯断他们自己坐着的那根树杈。他们既在家又无家可归，既受控又失控。他们迷恋于建造与解构，将非现实主义处理成现实主义，并成功地将庄严与荒诞不可思议地结合在一起。
通过对创伤的归类，杨小滨为导致现代叙述分崩离析的心理作用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揭示了历史的暴力。这些受创伤的作家们肩负着一个不可能的历史重担，即将这些无法被统一的种种事物描述进一个语言的结构中。实验是试图把写作与创伤的主要场景联系起来的一种迟到的重新掌握。
杨小滨将实验描述成对正统说教进行反抗的叛乱者。实验小说反映了带有预示性行为的令人恐怖的无意义性，检视了文本被形成和被扭曲的崎岖之路，最终堕入令人迷惑的混乱。
王德威（David Wang）的书《历史与怪兽》（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进一步加深了暴力、创伤、历史三者之间的联系。⑧ 此书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中各种形式的暴力做了全面的审视和深入的分析。此书是一部文学暴力志，以现代性的乌托邦作背景，并与古典中国文学中的先行者相联系。将各种文学的和非文学的素材编织在一起。王德威描述了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屠宰场，那里充满了残破的尸体和受创的心灵。在这历史卑鄙的屠杀台上，理智变得疯狂，正义变成暴力，革命变成毁坏，启蒙成了神话和幽灵。我们面对的是构成中国历史的一副副野兽般的颠覆。书中将暴力看作是传统中国文化和现代中国历史共有的内在组成部分。作为暴力和暴行的目击者，文学可以被看作是真诚的历史写照、道德忠告的反映。王德威认为文学本身就有一种寓意，要高于那已成定局的或者被意识形态充斥的历史。文学的这种形式是一种道义的记忆，可以防止未来再重复这样血腥的历史。
王德威的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手法发掘并再现了曾经被理论忽视或轻视的无数作家、文学现象和事实。书的覆盖面很广，包括了许多隐藏在中国文学档案中的令人吃惊的东西。作者擅长在交织叙述与辩论中托出文学的事实和现象。这个覆盖面广阔的工程给大陆和台湾这两个发展轨迹不同却又是近亲的文学架起了一座桥梁。实际上，这个比较分析横贯了很长的历史阶段，包括了大陆、台湾、香港几个不同的地方，使我们在许多场合中都目睹了暴力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施虐形式：包括作家们强加给自身的暴力、反抗暴力分支的革命暴力、剧烈变革的暴力、统治机构的暴力、外部侵略的暴力以及自然灾害带来的暴力等等诸多形式。
知识分子话语和后社会主义
这篇文章开篇处笔者表达了对现代性的关注，这一关注引发了热闹的知识分子话语的论题，启发了许多有趣的文学探讨。尽管文学研究者们意识到文本以外的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他们大多仍然采取文本为中心的研究手法。然而随着新近的中国形象越来越有争议，文学研究者们的政治意识也逐渐增加起来。他们试图深度挖掘文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这篇文章的最后一节，我将对崭露头角的社会主义或者后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研究进行综述，这一研究与文学、电影以及文化研究都有关系。作为现代中国研究中的一股强大思潮，这个关于另类现代性的新的话语，其重心不在文学，而在于讨论现阶段转折时期和未来中国的潜能与陷阱。这种学术上的自我反思可能正在或者已经重塑了以往文学研究中一些基本概念上的假定。有两本书值得我们关注。第一本是《歧路中国》（One China,Many Paths），是由多个中国学者执笔、王超华（Wang Chaohua）任主编的评论集。要很好地了解中国，必须要考虑到局部的种种不安、亲身经历的种种情况、局内人的种种情绪以及他们的种种批评言论。在编辑这本书时，王超华就试图把脉当代中国的情绪和批评的脉搏。这本书的访问和评论文章均是来自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见解。令人惊叹的是这些作家都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看作是知识分子的一员，并认为自己能够处理中国当前的紧迫问题。这本书可以被看作是学者们对中国过去二十年历程的重要总结手册。任何人想要真正了解作为自己命运塑造者的中国人面临的争论和问题都可把这本书当作是可靠的指导手册。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学者们也可以借助这本书来很好地了解社会历史背景和种种暗流，来帮助他们对中国文化、电影和大众文化的写作。
在对这些学者的教育背景和以后的发展的简单描述中，王超华涉及了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一些不断变化的问题和争论。八十年代充满了向前看向外看的时代精神，充满了单纯和梦想。但是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一九九二年的南巡是一个分水岭，这以后的十年被各种各样的复杂性和异质性折磨着，充斥了各种对抗的观念和混乱的反应。经济的蓬勃、政治的停滞、不断加深的社会分歧使得这一时期成为考验人类精神的一段“有趣时间”。人们在摸索未来的同时，讨论的空间变得宽广了。讨论的议题从以人文为中心到对国家社会和经济重塑问题的关注，学术研究变得制度化。另一方面又带上了更多的政治和政策的调子。这本书描述了她的学术同辈的足迹，她所做的介绍更是她所描述的学术情景中的一个独特的声音。
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间的矛盾已经变成近年来的一个重要议题。在王超华的这本书里，这是贯穿全书的一个线索。在汪晖的文章中“中国何处去”的问题反映了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变化。这两种相互竞争的立场在对一些国际问题进行应对时在学术论场中显露了出来。先是亚洲金融危机动摇了对资本主义的信念，然后是北约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轰炸使人们对美国的价值与民主进行了重新考虑。这些事件让自由主义者们处于了防守的地位。尽管有必要接受看起来相互敌对的两个阵营不断变化的分歧与重新合作，给它们贴上政治标签却是误导的。这不仅仅因为两边有那么多一致的看法，更因为在它们成为鲜明对立的两种立场以前，任何一边都可能与另一边互换位置或者结成同盟。当然弄清楚知识分子们对什么有不同意见是非常有用的。一般来讲，自由论者站的是中间稍稍靠右的位置。他们通常是一群经济学家，在最近的世界性经济和金融危机发生以前，曾经坚定不移地相信私有化，反对政府干预，毫无保留地支持市场化，不考虑社会福利。比较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会调节这种市场基础论。加入对垄断的批评和暴露，认为这伤害了“自由”市场经济。新左派们也有一些相互矛盾的观点，但他们都会批评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合作。新左派们认为健康的市场依赖于政府有效平衡的控制。市场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件新鲜事物，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也证明了市场不是在商品和需求的诱惑下开放的，而是在枪口和战争的威逼下被迫打开的。这不是上帝或自然法则决定的，这是一个财富和力量积累的过程。因此新左派们希望可以看到政府对市场的良好监管，以确保平等，行使惠及大众的公共政策，保证分配的公平，并采取适当保护主义的措施以便本国经济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
在笔者自己的研究中，一直倾向于关注狂热经济发展的不良后果，并表示对新自由主义市场论的怀疑。然而，此书中的一系列言论使我对某些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表示同情。这些价值观不是破坏市场的同盟者，它们表达了对社会正义、公平以及对经济发展中道德责任等的强烈呼唤。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常常是不容易分清的。《歧路中国》向我们展示了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之间的辩论，所显示的“一系列中间的，相互重叠的观点，恰恰反映了九十年代碰到的那些选择与不确定性”。⑨
张旭东（Zhang Xudong）二○○七年出版的一本新书《后社会主义与文化政治：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China in the Last Deca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是同《歧路中国》类似的一本全景式的研究专著。它寻求把握和描绘中国在走出自己的社会历史道路中所遇到的抉择。在他早先的一本书《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中，张旭东叙述和分析了八十年代的文化和政治潮流。他把那一时期定义为脱离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走向现代化的时刻，考察了那个时代有限的私有化经济，对经典自由主义的普遍说教的接受和先锋作家及电影制作人。尽管它试图揭示毛泽东时代的遗产，这个走向现代化的时刻却也是社会主义现代性持续的另一种形式。《后社会主义与文化政治》一书探讨的是九十年代的新发展阶段，考察了文化的产生和政治及思想意识形态重构的发生条件。最突出的发展包括由国家支撑的广阔的市场经济及成为全球市场的一员，消费文化的兴起，富裕中产阶级的诞生，符合国家基调的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话语，以及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中国主权的建立。在这国际化的背景下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令人困惑的问题和类型，等待国家和学者们作出解答。
“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一方面是一种想象的自知危险的尝试，是对新自由主义接纳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评；另一方面是对冷战和革命遗产的持续假定。在尝试对新旧、对种种即时思考中，后社会主义的散漫结构试图向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神话指明哪些是陷阱、哪些是海市蜃楼。它努力让那些经典的已被人们广泛接受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定义变得更加清晰。它所希望达到的是对这个没有得到很好阐述的社会形式的理解，这个形式根植于中国的现实，响应了全球市场的要求。后社会主义是一种积极灵活的反应，是与全球后现代型资本交涉中的政治练习，与此同时它也带上了一些未完成的议程和社会主义的特色。它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事业，是对多种事情的重新考虑重新设计，包括国家权力中的各种关系的较量、跨国资本，以及刚刚展现的文明社会和富有生气的日常生活。
张旭东有效地将政治理论应用到民族主义、文明社会和政治经济上。他分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和后现代化／后社会主义阶段的不同与相似之处。这样的分析也适用于对艺术形式的阅读。他考察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出现，出现的可能性以及它正当的乌托邦的抱负。在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的批评中，近年来还没有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做历史的细致的阅读，至少没有在概念上做过如此有力度的阅读。张旭东对当前和刚刚经历的学术场景的分析，包括对各种话语、争论、各种相互抵触又相互勾结的社会趋势的考察，对于文学和美学上的分析是非常有用的。这个分析来得及时也很均衡，分析者带着执著的历史观，不断使用西方政治和社会思想中的概念工具。
这篇短文毫无疑问只能反映美国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部分情况。笔者所依靠的是过去十年中在对手稿和书本的评论中写下的笔记和想法。读者可以看出两个潮流：首先是以文本为中心的方法，评论家们着重于文本的实体，它的主观性、混杂性、欲望和结构。把文本自身当作是有意义的美丽的东西，这一方法没有触及暗藏的时代、政治、社会和经济的潜流与纷争，这些挣扎却塑造和重塑了对文本的理解。另一种方法是试图解释文本以外的广阔政治社会问题，把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带入对文学文本和美学实体的解释中。这种入世的方法将政治意识带进文学研究中。这种方法不但没有摧毁文学、艺术和电影作品中的美，反而向我们揭示出文学文本并非博物馆中的无生命之物，让我们在周日的下午对它欣赏、沉思，它是一个论坛、一个辩论的舞台。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植入到人类每日的挣扎中。
注释：
① Tang Xiaobing.Chinese Modern:The Heroic and The Quotidian,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5.
②③ Sabina Knight,The Heart of Time:Moral Agenc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6,p.105、18.
④ Hannah Arendt,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Penguin Books,1977,p.146.
⑤ Lydia Liu,The Clash of Empires: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95.
⑥ Theodore Huters,Bringing the World Home:Appropriating the 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5.
⑦ Yang Xiaobin,The Chinese Postmodern:Trauma and Irony in Chinese Avant-Garde Fiction,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2.Wang Ban's book Illuminations from the Past:Trauma,Memory,and History (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is a critique of the deconstructive analysis of trauma and history and an attempt to salvage utopian motifs and reconstructive potentials in the historical past.
⑧ David Wang,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History,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⑨ Wang Chaohua ed.,One China,Many Paths,New York:Verso,2003,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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