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与“智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柏拉图论文,智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4)2-0049-09
众所周知，“哲学”(Philosophia)一词是由“爱”(philein)和“智慧”(Sophia)构成的，其原本的字面意思就是“爱智慧”。显然，要理解“哲学”的本质，要理解一位“哲学家”的工作，就必须弄清楚哲学所爱的“智慧”究竟是什么意思。
实际上，希腊人对于“Sophia”这个词语的使用，是在一种非常宽泛的意义上进行的。虽然我们通常把这个词翻译为“智慧”，但把它翻译为“知识”也许是更为贴切的；关键在于，对希腊人来说，“知识”本身也是一个具有宽泛内涵的词语，它既可以指那种最高意义上的经天纬地的完满的知识，也可以指一门普通的“专业知识”或“技能”(Techne)。相应地，只要是“有知识”的人，从那种无所不知的、神一般的人到任何具有一定专门知识或一技之长的人，都可以说掌握了“智慧”，都有资格被称作“Sophos”——这个词语通常被翻译为“智者”、“智慧之人”、“贤能之人”等，但实际上这个头衔并不是像它乍听起来那么高不可攀，而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很流行的说法，和我们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专家”或泛泛所指的“有本事的人”并无多大不同。在这个意义上，除了古代著名的“七大智者”①之外，其实很多普通的人(比如木匠、诗人、政治家、医生甚至运动员等)都享有“智者”的称号，因为按照“智慧”这个词原本的意思(“知识”或“技能”)，我们可以笼统地说，这些人都掌握了“智慧”。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Sophia”及“Sophos”的过于宽泛的所指必然会导致这样一个局面，即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参差不齐，其中不免鱼目混珠，出现三六九等之分。无疑，一位木匠的“智慧”与一位政治家的“智慧”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而即便在同一个领域里，比如在诗歌的领域里，诗人荷马的“智慧”与后世那些翻唱他的诗作的普通诗人(比如伊翁)的“智慧”同样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尽管存在着众多的“智慧”和“智者”，但人们始终逃脱不了这样一类问题：什么样的“知识”或“技能”才最配得上“智慧”的称号？什么样的人才是最智慧的人？这类问题又可以归结为另一个问题：真正的“智慧”或“智者”应当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对于哲学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哲学作为“对于智慧的爱”，不可能、也不应当追求那些低级的乃至虚假的“智慧”，而是仅仅追求最高的、真正的智慧。正是从这个问题出发，柏拉图在古代哲学家里面第一个探讨了“哲学”与“智慧”的关系。
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申辩》和《夏米德》里面提到一件著名的事情：根据德尔菲神庙的神谕，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加智慧，或者说苏格拉底是“最智慧的人”(Sophotatos)；然而苏格拉底对此感到非常困惑，因为他觉得自己并不是多智慧，甚至可以说懂得的东西相当之少。与此同时，苏格拉底又承认，神无论如何是不会说谎的，神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错——这意味着，苏格拉底原则上已经认可自己确实是“最智慧的人”，他所困惑的仅仅是这样一个问题，即自己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最智慧的。为了澄清这个困惑，苏格拉底到处找那些得到大家公认的“智慧之人”，看看自己比他们究竟高明在何处。
考察的结果是这样的：苏格拉底首先找上政客，结果大失所望：“那些最有名望的人在我看来几乎是最可怜可笑的人。”(Apol.22a)换言之，政客代表着一批滥竽充数、徒具“智慧之人”虚名的人。苏格拉底随后拜访了诸位诗人，发现这些人也说出了很多堪称真理和智慧的东西，但本身却不理解这些真理和智慧。借用柏拉图在《泰阿泰德》里面的一个比喻来说就是，诗人只是“占有”(echein)智慧，但并不是真正“拥有”(kektesthai)智慧。(Tht.197b)他们的创作是通过一种“天赋”，处于一种“癫狂状态”中，虽然说出很多美好的东西，却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最后，苏格拉底拜会了许多工匠，发现他们确实具有一技之长，但他们在精通一门专业知识之后，就以为自己理所当然在所有别的领域(包括最重要的领域)里面也是同样的大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发表的就不过是一些极为肤浅和错误百出的见解。(Apol.21c-22e)
苏格拉底的上述检验过程大致遵循着一个隐含的秩序，即从一些极端无知的人(徒具虚名的政客)到一些在某种意义上无知的人(嘴里说着真理但却不理解这些真理的诗人)，再到一些具有一定“专门知识”的人(确有一技之长但却认为自己在所有领域都是行家里手的工匠)。所有这些号称“智慧之人”的人尽管在具有的知识方面存在着量的差别，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对自己的“智慧”深信不疑，不知道或不承认自己在某种意义上的“无知”。通过这个考察比较，苏格拉底明白了，他究竟在什么样的意义上比所有那些“智慧之人”都更加智慧，即他知道自己的无知。
这是一个我们早就耳熟能详的结论，但是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表面上看来，苏格拉底不过是简单地宣扬一个平庸的道理，比如“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等，但实际上，苏格拉底的这种“谦虚”仅仅是一个幌子，它所表现出来的效果毋宁说相当咄咄逼人。苏格拉底主动找上政客、诗人和工匠，并不是要证明自己的“无知”，相反却是要证明这些人的“无知”，证明自己确实是比他们更加智慧的。换言之，苏格拉底的目的绝不是仅仅为了告诉这些人，他比他们“谦虚”，而是要表明：首先，他的确比他们具有丰富得多、深刻得多的知识；其次，他所具有的知识诚然尚未达到完满，但他对此有着充分的自觉。也就是说，“苏格拉底的无知”绝不是简单指一无所知，所谓的“知道自己的无知”也不是简单指“谦虚”，而是指这样一种“知识”：知道自己的知识尚且处于一种不完满的状态；知道这种不完满状态的原因；知道如何克服这种不完满状态的途径。
由此可见，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这个例子想要表明的是，哲学家并不认可那些大家通常公认的“智慧之人”，不认可那些人所掌握的“智慧”，为了和这些名不副实的“智者”划清界限，哲学家宁愿宣称自己反而是“无知的”。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柏拉图的这个宣言有着强烈的论战背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仅仅是和那些虚假的“智慧”决裂，而绝对不是要和真正意义上的“智慧”划清界限，或者把“哲学”和“智慧”树立为水火不容的两种东西。如果人们脱离文本背景，过于强调柏拉图在这里所说的“无知”，那么很容易得出一些完全违背柏拉图本意的结论。
柏拉图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各种声称对于“智慧”拥有主权的人实在很多。其实对于哲学家而言，政客、诗人、工匠等所谓的“智慧之人”只能算一些轻量级的对手，他们相比于另外一类人只能算小巫见大巫。后面这类人就是那些直接把“智慧”二字刻在自己的额头上，通过到处叫卖“智慧”而谋取名利，并完全以此为生计的“Sophistes”——我们把这个词翻译为“智术师”或“职业智者”，以便把它与之前所说的通常意义上的“智者”或“智慧之人”(Sophos)区别开来。柏拉图在谈到这类人时，虽然也使用过“Sophos”的称呼，但主要还是使用“Sophiestes”这个词。他的那部著名《智术师》，就是以“Sophistes”而不是以“Sophos”为题。
“智术师”与通常的“智者”或“智慧之人”有什么区别呢？根据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里面的记载，智术师的祖师爷普罗泰戈拉捏造出一段故事，说自己的智慧原本是众多“技艺”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号称“智术”(sophistike techne)，只不过古代掌握这门技艺的人为了避免遭到公众的嫉恨，于是采取别的身份，用其他的技艺来掩饰自己，比如荷马、赫希俄德、西蒙尼德表现为诗人，奥菲欧和姆塞欧表现为传授神秘术和神谕的宗教活动家，阿伽托克勒表现为音乐家，等等。(Prot.316d-e)至于普罗泰戈拉自己，他觉得完全没有必要这样掩饰，于是反其道而行之，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宣称：“我是一名智术师，我愿意教育人们。”(Prot.317b)从此以后，众多智术师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向人们传授各种各样的“智慧”。这里面的代表人物，除了普罗泰戈拉之外，还有特奥多罗②、高尔吉亚③、提希亚斯④、普罗迪科⑤、希比亚⑥、特拉叙马库斯⑦，以及“新一代智术师”的翘楚尤叙德谟和狄奥尼索多罗⑧等。
智术师们要把“智慧”传授给广大民众，听起来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这难道不是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一场振奋人心的“启蒙运动”么？诚然，当代有许多学者就是持这样的观点，只不过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即智术师虽然打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旗号，但他们的教导并不是面向广大普通民众，而是仅仅服务于少数有钱有权的人。换言之，如果你付不起高昂的学费，那么对不起，“智慧”的大门是不会向你敞开的，因为智术师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开启民智”，而是要靠贩卖“智慧”来谋取名利，“名利”是智术师真正的和唯一的目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之所以强烈批评智术师们谋取暴利，与其说是针对他们的赚钱行为本身，毋宁说是反对他们口是心非，打着高尚的旗号做一些苟且猥琐的事情。
当然，撇开智术师的那些假惺惺的做派不论，出卖自己的“知识成果”本身也是无可厚非的，只要他们提供的“商品”物有所值就好。因此，苏格拉底想要搞清楚他们究竟传授的是怎样的“智慧”，看看年轻人们花大钱买来的“精神食粮”(Prot.313c)是否物有所值。因此，就像考察政客、诗人、工匠一样，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大希比亚》、《小希比亚》、《尤叙德谟》等对话录里面对智术师们的“智慧”也进行了考察，而结果和从前一样，智术师们与其说是展现了自己的“智慧”，毋宁说是暴露了自己的无知。
比如，普罗迪科和希比亚主要讲授的是算术、星象、几何学、音乐文艺等方面的知识，但因为这些内容本来在普通学校里面也是可以学到的，所以他们的工作和他们所宣称的高深莫测的“智慧”相距甚远。这些做法甚至遭到了他们的同行普罗泰戈拉的蔑视，认为是在糟蹋学生的时间和金钱。至于普罗泰戈拉，他认为自己传授的是对每一个人“自己的家庭事务和国家事务都最有用的东西”，即“政治技艺”(politike Techne)。(Prot.319a)问题只在于，在和苏格拉底的讨论中，普罗泰戈拉自己既不能界定“政治技艺”是什么，对于“德行”(Arete)本身也缺乏清楚的认识。
又比如大名鼎鼎的高尔吉亚，一向以“完美的修辞学家”(Gorg.449a)自居，和普罗泰戈拉一样，他也认为自己传授的是“所有技艺中最杰出的那门技艺”(Gorg.448d)，只不过它不是“政治技艺”，而是“修辞学”(Rhetorike)。高尔吉亚认为，只要掌握了修辞学，就可以轻易地说服别人，尤其是“说服群众”。他不需要具有任何专门的知识，“在群众面前，无论在什么领域，修辞学家都可以把自己描绘为一个真正的行家里手”(Gorg.456c)。说到底，就是一个无知的人(修辞学家)把更多无知的人(广大民众)玩弄于股掌之间；在无知的人那里，无知的人比有知识的人得到更多的信任，无知的人看起来比真正有知识的人更有知识。(Gorg.459b-c)对此，高尔吉亚坦率承认：是的，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就够了，你不觉得这是修辞学的极大优势吗？只要学习了它，不需要再学习任何别的技艺，就可以表现得比所有那些技艺的行家更厉害。(Gorg.459c)
其实，像高尔吉亚这样坦承自己唯一精通修辞学、不懂其他专门知识的老牌智术师，还算相对厚道的人。而新一代的职业智者们，比如尤叙德谟和狄奥尼索多罗两兄弟，干脆宣称自己是“无所不知的人”(Passophoi)(Euthyd.213c)，甚至妄言，“即使当我们是小孩子的时候，甚至我们刚出生的时候”，也是无所不知(Euthyd.294e)。然而，当人们追问他俩究竟知道些什么的时候，他们从不直接回应这个问题，而是用一个又一个充满陷阱的诡辩问答置对方于窘境。
简言之，对于智术师们的这些伟大“智慧”，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只有表示敬谢不敏，宁愿承认自己的“无知”，宣称自己不具有智慧，也要和政客、诗人、工匠尤其是智术师之类形形色色所谓的“智慧之人”所吹嘘和兜售的“智慧”划清界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坚持自己从事的是“哲学”(“爱智慧”)而不是“智慧”，自己是“哲学家”(“爱智慧的人”)而不是“智者”。在哲学史上，柏拉图是第一个明确区分“哲学”和“智慧”以及“哲学家”和“智者”的人，正如他在《斐德罗》里所说的那样：“‘智者’(Sophos)这一称呼在我看来是伟大的东西，只能适用于神；但‘哲学家’(Philosophos)这个称呼对他［辩证法家］来说应该是更适合，也是更方便的。”(Phaidr.278d)
遗憾的是，柏拉图于特定语境下在“哲学”和“智慧”、“哲学家”和“智者”之间作出的区分和划界，被后世某些人片面地夸大为一种不可逾越的鸿沟，仿佛“哲学”和“智慧”是压根不同的两种东西——哲学是“对智慧的爱”，而“爱”意味着追求自己匮乏的某种东西，所以哲学是而且始终是“智慧的欠缺和匮乏”，“爱智慧”等于“无智慧”，等于“无知”。按照这个理解，那些政客、诗人、工匠、智术师们诚然是无知的，但哲学家也是无知的，在本质上并不比那些人更高明，或者说，哲学家相对于那些人的唯一优胜之处，就是做人比较谦虚一点而已。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等人诚然没有掌握真理，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同样也没有掌握真理，后者的唯一可取之处仅仅在于始终没有放弃对于真理的追求，虽然作为“哲学家”在本质上已经注定与智慧及真理无缘，但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不仅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个人的宿命，而且是一切哲学家的宿命，是哲学本身的宿命，因为据说只有神才配得上智慧和真理，才是“智者”，而人只能是不断追求智慧却始终与智慧无缘的“哲学家”，充其量只能提出各种问题，而绝不能以为自己解决了什么问题，更不能认为自己给出的答案是一个真理。最后，如果人想要了解什么根本的东西，那么他必须保持自甘无知的“谦虚”态度，并且摆脱哲学，另辟蹊径，而这无非意味着，放弃知识和理性，向各种非理性的情感和宗教信仰投降。
以上观点在当代学界有着很大的市场。在某些人看来，历史上所有伟大的哲学家们的工作，说得客气和诗意一点，是“在路上”，说得不好听点，都是“半途而废”，反正从未拥有真正的智慧和真理。这些人喜欢“公正地”、一视同仁地对待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和各种流俗之见的鼓噪者，把前者降低到后者的层次，与其相提并论。他们特别喜欢引据苏格拉底的“谦虚”，揭露哲学本身的困境和无能，从而为自己在哲学上的极端无能推卸责任。⑨但实际上，这种“谦虚”是一种虚伪的“谦虚”，因为这种态度背后隐藏着另一种狂妄自大(随意抹煞伟大前辈的呕心沥血的功绩)，以及一种无力承受两千多年哲学史重负的卑微心灵。
如果人们仔细考察这些思想的来源，就会发现，它们发端于德国浪漫派思想家弗利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的柏拉图诠释。施莱格尔在解释柏拉图的时候，粗暴地把康德的立场置于柏拉图头上：“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看来，哲学的对象是如此地超越于人类理智的紧促界限之上，如此地超脱于人类理智的有限的理解能力，所以他们宣称，即使通过最大的努力也绝不可能完全认识到无限的真理，不可能完全穷尽无限的真理；这个真理只能以揣摩、猜测和暗示的方式被把握，人们只能通过一种永不止息的持续追求、通过一种上升式的追求完满的教育、通过推崇一切精神力量和行为，才能接近它；但要完全达到它，这对于人来说是一个不可解决的问题。”⑩出于同样的理由，施莱格尔对于苏格拉底的“无知”和“谦虚”推崇备至，认为“坦诚对于人类认识的最高对象的无知”乃是一种正直的、严肃的、对于真理的追求的表现。(11)这些解释把柏拉图歪曲为一个康德式的“不可知论”哲学家。然而，问题在于，“不可知论”在柏拉图这里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因为柏拉图恰恰是“不可知论”的死敌，他的哲学立场就是要反对智术师们(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等)宣扬的那些观点，比如人类出于自己理智的缺陷不可能认识到确定的真理，不可能认识到最高的善、美、理念等。除此之外，施莱格尔刻意强调哲学作为“爱智慧”与“智慧”之间的鸿沟，把二者的差异绝对化了，宣称“哲学总的说来是对于智慧的一种寻找和追求，而不是智慧本身”(12)。由此得出的，仍然是一种完全违背柏拉图本意的“不可知论”。说哲学是“爱智慧”，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最糟糕的是，施莱格尔所理解的“爱”是一种浪漫的、永远不能得到满足的追求，一种永远触及不到对象的寻找。(13)本来，浪漫是一种病，得治，但麻烦的是德国浪漫派的诸位大师们很享受这种病态，他们是为了得病而不是为了健康而活着。比如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艾欣多夫(Joseph Eichendorff)等人一辈子都在悲伤忧郁地寻找着一朵虚无缥缈的“蓝花”，一边忍受着这种求而不得的煎熬，一边把玩并享受着这种痛苦的感觉，前者更是因此郁郁而终。这是德国浪漫派的特色。(14)问题在于，这种病态扭曲的“爱”符合古希腊人尤其是柏拉图的思想观念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实际上，在古希腊语里，自荷马时代以来，诸如“爱智慧”这样的构词法(即“Philo-”前缀与某个名词或形容词结合)已经大量出现，以表明对于某个事物或某个方面的喜爱、重视、专注、擅长等。正如德国学者卡尔·阿尔伯特(Karl Albert)所举例表明的那样，比如“Philoposia”的意思是“爱喝酒”，“Philotrophia”的意思是“喜爱美食”，“Philomathia”的意思是“爱学习”，甚至还有“Philophilos”这样的词，意思是“爱朋友”。很显然，在这些词语里，“爱”都没有“只能追求对象却永远得不到满足”的意思。“Philomathia”绝不意味着勤奋学习却没有获得半点知识，毋宁说这个词所指的恰恰是学识渊博的人。“Philotrophia”绝不是永远都在追求食物，却从来部吃不到一口东西，正相反，这个词指的是那些整天大快朵颐的人。(15)其他类似结构的词语——包括“哲学”或“爱智慧”——也是同样的道理。正因如此，瑞士学者瓦尔特·布尔克特(Walter Burckert)在谈到“爱智慧”这个词时写道：“‘爱’的意思不是追求某种不在场的东西，不是追求不可触及的东西，而是意味着对当前的东西的一种亲近熟悉状态，正是在后面这种意义上，‘爱’标示着一种习以为常的行动……那些使用‘爱智慧的人’一词的人，并不是把它当作‘智慧之人’的对立面，当作对于‘智慧’的放弃。毋宁说，在最本原的意义上，我们必须把‘爱’理解为一种友好的关系，一种亲密的交往，‘爱智慧’或‘哲学’就是一种经常性的，成为习惯的，与‘智慧’的交往。”(16)也就是说，哲学和智慧的关系并不是单纯的“求而不得”，而是“亲密的交往”。相应地，哲学家也不是一个对于智慧只能望洋兴叹的人，而是智慧的“亲密朋友”(Freund der Philosophie)。“哲学”绝不是在徒劳地追求“智慧”，否则就会像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明确警示的那样：“如果一个人永远只是徒劳地追求着，难道你不认为他最终必然会发展到仇恨自己，仇恨这样一项事业吗？”(Rep.486c)
至于那种把“神”和“人”绝对对立起来，进而把“智慧”归之于神、把“哲学”(实即“缺乏智慧”)归之于人的做法，也不过是对于柏拉图《斐德罗》中那个说法的一个断章取义的曲解。实际上，“哲学”及“哲学家”并不是绝对与“神”无缘的。在此我们列举几个证据。比如，柏拉图恰恰在《斐德罗》里也提到了那种“作为神事的哲学”(he Theia Philosophia,Phaidr.239b)，此外他在《智术师》里明白地宣称，哲学家虽然不是一个“神”(Theos)，但“无论如何是一个神一般的人(Theios)——我希望这样来称呼所有的哲学家”(Soph.216b-c)。不仅如此，柏拉图在《斐多》里还说道，哲学家的灵魂在完全净化自身之后，将会“进入神的行列”。(Phaid.82c)这些证据表明，在柏拉图看来，哲学能够成为神所掌握的智慧，而哲学家也能够成为像神一样的智慧之人，至少在原则上来说这一切都是可能的。
也就是说，哲学不仅是“爱智慧”，最重要的是，它应当而且能够成为“智慧”。同理，哲学家应当而且能够掌握“智慧”。既然如此，在柏拉图拒斥了政客、诗人、工匠、智术师们的虚假的“智慧”之后，他心目中真正的“智慧”又是什么呢？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柏拉图在《尤叙德谟》里已经给出了一个简明的答案：“哲学就是拥有真知(He de ge Philosophia ktesis Episteme)。”(Euthyd.288d)这个“真知”，即柏拉图后来使用“Episteme”或“Gnosis”等术语所指的“智慧”。(vgl.Tht.145c; Rep.478c)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也说：“智慧就是关于本原和原因的真知。”(17)此外，亚里士多德在另一个地方还说道：“智慧显然是所有知识里面最为完满的那种。智慧之人不仅知道从本原得出的结论，而且真正认识到了这些本原。所以，智慧必然是理性与真知的结合，必定是那种关于最高题材的、居于首位的知识。”(18)
由此可见，“智慧”或“真知”虽然一般说来也是一种“知识”，但和那些形形色色的普通知识相比，“智慧”或“真知”的关键在于通过理性而认识到那作为最高题材的“本原”(Prinzipien)。换言之，“智慧”或“真知”在本质上是一种“本原学说”(Prinzipienlehre)。在柏拉图这里，“本原”是指理念。我们在这里略过了柏拉图在《斐多》中通过“第二次航行”发现理念的过程，也不去深入讨论他在《斐多》、《斐德罗》、《会饮》、《理想国》、《巴门尼德斯》等对话录里关于理念的具体讨论，而只是一般地指出，柏拉图的理念学说作为一种真知，就是柏拉图的哲学智慧的活生生的体现，而掌握了理念学说的哲学家完全有资格被称作“智慧之人”。进而言之，智慧的哲学家具有如下特征：就像“爱荣誉者”重视每一个荣誉，哲学家也不是只爱这种或那种智慧，而是爱“全部智慧”(Rep.475a-b; 485b)；哲学家追求“真理”，不是与某些个别事物，而是与“事物本身”亲密接触，仔细观察(Rep.475d-476c)；哲学家爱那个永恒不变的“存在本身”，而不是爱各种变动不居的存在者(Rep.480a)。
除了以上列举的三条之外，哲学家还应当具备“良好的记忆力”、“博学”、“高贵”、“优雅”、“公正”、“勇敢”、“节制”等属性。(Rep.487a)但最关键的是，哲学家追求并且拥有那种对于永恒不变的真实存在的知识(Episteme,Gnosis)，因此这种知识有资格被称作“真知”或“智慧”。哲学家“将他的目光投向永恒的秩序和不变所统治着的那个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按照神圣的秩序和理性规则而运行”(Rep.500b)。哲学家的灵魂因此得以净化和升华，因为，如果谁与神圣的秩序打交道，却不去模仿这种秩序，“这是不可能的”(Rep.500c)。简言之，“哲学家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够把握那永远与自身一致、永远保持着同样秩序的东西；反之，那些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人，就不是哲学家”(Rep.484b)。
按照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在柏拉图那里，理念还不是最终的本原，因为理念还处于“多样性”的规定之下，还不能代表着最高的统一性。根据德国的“图宾根学派”(Tübinger Schule)的观点，柏拉图在学园内部口头传授的“未成文学说”是他的整个哲学的基础和内核，其中设定了比理念更高的本原，首先是“数”，然后是比“数”还要更根本的“一”和“不定的二”。(19)就此而言，理念学说仅仅是柏拉图的广义上的本原学说的一部分，完整的本原学说不仅以“一”(代表着最高的统一性原则)和“不定的二”(代表着多样性原则)为研究对象，而且更重要的是研究这两个本原之间的关系以及本原与各个层次的派生出来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简言之，研究万事万物之间的“一”与“多”的关系——而这就是柏拉图所说的“辩证法”。辩证法是哲学家的专利，因此柏拉图的中后期对话录里经常也把哲学家称作“辩证法家”作为柏拉图的本原学说的精神或命脉，我们可以说辩证法是柏拉图心目中的“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尽管这些术语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才出现的。在《智术师》里面，柏拉图提到一种“最伟大的”知识，既可以把各个概念或“种”正确地联系起来，也可以把它们正确地予以区分，它的名字叫做“辩证真知”(dialektike Episteme)，亦即一种“辩证的智慧”。(Soph.253c)这种智慧仅仅掌握在哲学家手里，或更确切地说，掌握在“纯粹而公正的哲学家”手里。(Soph.253e)在《斐德罗》里，柏拉图明确宣称：“如果我认为谁有能力‘一中见多，多中见一’，那么我会追随他，就像追随神的足迹。……迄今为止，我一直称这些人为辩证法家。”(Phaidr.266b-c)而在《斐勒布》里，柏拉图再次把辩证法称作“古代那些比我们优越得多、与神邻居的人”传授给我们的智慧。(Phil.16c-d)这些言辞一方面把辩证法抬高到了神的地位，另一方面表现出了辩证法作为一种“真知”或“智慧”的本质特征。(20)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柏拉图作为古代最伟大的辩证法家，掌握了“智慧”，而且是真正意义上的“智慧”。
我们说，柏拉图掌握了真正意义上的“智慧”，但这里的“掌握”也必须在辩证的意义上来理解。如果把“掌握”理解为一种一劳永逸的占有，仿佛哲学家在经过艰苦探索而达到智慧和真理之后，就从此高枕无忧，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智慧之人”的荣誉，那么这就没有领会柏拉图真正的意思。哲学能够成为智慧，甚至可以说“哲学本身就是智慧”，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是一种静态的绝对同一关系，因为从另一方面说，“哲学不等于智慧”，这同样也是成立的。要做到既不是把哲学和智慧绝对等同起来，也不是像德国浪漫派那样把哲学和智慧绝对割裂开来，就必须把握“哲学”和“智慧”之间的辩证关系。
我们之前已经指出，哲学是智慧的“亲密朋友”。既然如此，二者之间就是一种经常来往、动态的、反复的联系。在《会饮》这部以歌颂爱神厄若斯(Eros)为主题的对话录里，其他人都是尽可能把一切辉煌的赞美全堆在厄若斯这位“伟大的神”身上，但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却指出，厄若斯并不是神，而是一个居于神和人之间的“大精灵”(Daimon megas)，是一个“居问者”(Metaksu)。(Symp.202a-e)非“美”的东西，并不等于“丑”；非“善”的东西，也不等于“恶”。在两个极端之间，总是有一些“居间的东西”。德国浪漫派喜欢征引柏拉图的这段话：“没有哪一个神会进行哲学思考，或祈求成为智者。因为他本来就是智者。如果一个人(或神)是智慧的，他就不进行哲学思考。另一方面，那些无知者既不进行哲学思考，也不祈求成为智者。”(Symp.204a)那么，谁是那个进行哲学思考的人呢？答案是：“小孩子也知道，是介于那两者之间的东西。厄若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厄若斯必然是一个哲学家。作为哲学家，他是介于智者和无知者之间。”(Symp.204a-b)
在这里，柏拉图通过描述厄若斯的特点，也刻画了哲学家的本质，即哲学家相当于一个半神半人的大精灵。根据一个显然是由柏拉图自己杜撰的传说(Symp.203b-e)，厄若斯是富神波洛斯和穷神佩尼亚之子。由于继承了父母各自的特性，所以厄若斯一方面像他母亲一样穷得叮当响(蓬头垢面、光脚、睡在门口或大街上、操劳、空虚匮乏、得不到满足——这是德国浪漫派乐意强调的方面)，另一方面又像他父亲一样散发出强大的力量(勇敢、敏捷、身手不凡、求知、毕生钻研哲学、堪称魔法大师和智者)。作为一个介于神和人之间的精灵，哲学家厄若斯的任务是“转述和传达”人给神的东西(祈祷和牺牲)，以及神给人的东西(命令和酬劳)。(Symp.202e)厄若斯仿佛是一个摆渡者，不停地来回往返于神和人之间。他不仅到达神的领域，也到达人的领域。关键在于，厄若斯绝不是像德国浪漫派作曲家瓦格纳(Richard Wagner)笔下的那位“漂泊的荷兰人”一样，永远漂泊在两岸之间，却从来不能靠岸。假如大精灵们是一些两边都不能靠岸的摆渡者，假如哲学家那边听不懂神的教导和指示，这边不能把人导向神圣，那么我们很难说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另一部对话录《泰阿泰德》里，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哲学产生自惊诧”这一说法，并且把“惊诧”(Thaumazein)与海神陶马斯(Thaumas)联系在一起，相应地，陶马斯的女儿彩虹女神伊里斯就是哲学的象征。(Tht.155d)而按照古希腊神话传说以及柏拉图在《克拉底鲁》中的转述，伊里斯的任务是在神和人之间传递信息，就和厄若斯一样，而这正是哲学家扮演的角色。(Krat.408b)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列出柏拉图在《米诺斯》中根据荷马史诗的传说而引申出的一个例子，即克里特国王米诺斯每隔九年就要前往宙斯居住的洞穴拜访宙斯，与“智慧者”宙斯进行交谈，倾听和学习宙斯的教诲，然后回来向世人展示他从宙斯那里学习的东西，如此循环不止。(Min.319c-e)
可见，哲学就是这样经常往返于神和人、智慧和无知之间，永不止息。这同样也是一种无限，但不是德国浪漫派所理解的那种线性的、不断延伸的、渐进式的“糟糕的无限”，而是一种循环式的无限——这种意义上的“无限”才真正符合希腊人基本的世界观。诚然，哲学家必须经常动身上路，经常在路上，但他们绝不是“一刻不息地”在路上漂泊。相比那些一身轻松、漂到哪算哪的浪漫派游客，哲学家担负着重要得多的使命和任务，也具有强大得多的能力，能够掌握智慧。与此同时，正如厄若斯由于母系血统的作用而不能持久地停留在他的成果上面：“获得的东西总是一再地逃离它，所以厄若斯既不是空虚的，也不是充实的，而是处于智慧和无知的中间。”(Symp.203e)同样，哲学家虽然也能够达到对于真实存在的认识，但他在自己的一生中并非总是占据这些认识，也不是始终处于这种境界，而是一再地堕落到日常的非哲学的生活和谬误之中。他对于智慧的“爱”和“追求”不是意味着那种本质上的绝对隔离，而是意味着必须循环不断地重新开始。这是“居间”的真正含义，是哲学和智慧之间辩证关系的生动体现。
最后，我希望借助黑格尔的一些观点来说明哲学与智慧(在黑格尔这里被称作“科学”)的这种辩证关系。作为近代最伟大的辩证法家，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和柏拉图心有灵犀。如果把“智慧”看作是一个结果或目的，那么这个东西必须与之前的整个过程结合起来才是一个真实的结果：“因为事情并不是在它的目的里面，而是在它的具体展开过程(Ausführung)中才得以穷尽，同样，结果本身也不是一个现实的整体，而是只有与它的转变过程合并起来才是一个现实的整体。”(21)正因如此，如果说德国浪漫派把哲学理解为一条仅仅是走向智慧的道路，那么在黑格尔看来，“这条走向智慧的道路本身就已经是智慧”(2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可以自豪地宣称，他的工作使得哲学能够卸下“爱智慧”这个名号，成为一种“真实的智慧”。(23)
注释：
①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Prot.343a)里第一次提出了“七大智者”的说法，他们分别是哲学家泰勒士(Thales)、政治家匹塔科(Pittakns)、政治家比亚斯(Bias)、政治家梭伦(Solon)、明君克勒奥布罗斯(Kleobulos)、能工巧匠弥松(Myson)、政治家希隆(Chilon)。
②特奥多罗是普罗泰戈拉的朋友，在《泰阿泰德》里代表普罗泰戈拉的观点为之作辩护。
③高尔吉亚是当时最著名的修辞学家。
④提希亚斯是高尔吉亚、伊索克拉底(第一所专门的修辞学校的创办者)、吕希亚等人的老师。柏拉图曾经指出，提希亚斯和高尔吉亚“可以让虚假超越真相，让虚假得到更多的尊重，可以让小变大，让大变小，让新变老，让老变新”(Phaidr.267a-b)。
⑤柏拉图认为，唯有普罗迪科掌握了“既不长也不短的谈话技巧”(Phaidr.267b)。此外，在《普罗泰戈拉》(Prot.314c)、《拉刻斯》(Lach.197d)和《夏米德》(Charm.163d)等对话录里，柏拉图多次提到，普罗迪科尤其擅长分析每一个词语的歧义。
⑥根据柏拉图在《大希比亚》和《小希比亚》里面的记载，希比亚以擅长诠释荷马史诗著称，他曾经夸耀自己挣钱的能力和速度远超普罗泰戈拉，而且他挣的钱比高尔吉亚和普罗迪科两个人的收入加起来还要多。(Hipp.mai.282c)
⑦特拉叙马库斯擅长“摆出穷苦老人的样子，以悲天怆地的腔调戏耍人民群众”(Phaidr.269e)。他也是《理想国》第一卷里与苏格拉底论战的主要对手。
⑧尤叙德谟和狄奥尼索多罗是兄弟俩，尤其以各种诡辩出名，对此柏拉图在《尤叙德谟》里有着充分的刻画。
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之“导论”里已经严厉批评了这种现象，即假定无法认识真理之后，“就出现了一些托辞，它们大谈科学的无能，以便从科学的辛劳中脱身出来，同时又装模作样地仿佛正在为一些严肃而迫切的事情奔忙着。它们不去解答各种问题，而是到处瞎忙活”。(G.W.F.Hegel,
des Geistes.In ders.Werke in zwanzig 
.Theorie-Werkausgabe.Redaktion Eva Moldenhauer und Karl Markus Michel.Frankfurt am Main,1970.Band 3,S.70)
⑩Friedrich Schlegel,Philosophie des Plato,in Friedrich Schlegel's Philosophische Vorlesungen aus den Jahren 1804 bis 1806.Nebst Fragmenten vorzüglich philosophisch-theologischen Inhalts.Hrsg.von C.J.H.Windischmann.Erster Tell.Bonn 1846.S.31.
(11)Ebd.,S.33.
(12)Friedrich Schlegel,Charakteristik des Plato,in ders.Schriften und Fragmente.Ein Gesamtbild seines Geistes.Aos den Werken und demhandschriftlichen 
zusammengestellt und eingeleitet von Ernst Behler.Stuttgart 1956,S.187.
(13)关于施莱格尔的上述观点对近代以来柏拉图诠释的影响，汉斯·克雷默在《费希特、施莱格尔和柏拉图释义中的无限主义》一文中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批判。(Vgl.Hans Joachim 
,Fichte,Schlegel und der Infinitismus in der Platondeutung.In Deutsche Vierteljahrs Schrift für Literaturwissenschaften und Geistesgeschichte,62.Jahrgang 1988,Heft 4/Dezember.S:583-621)
(14)对此更详细的论述可参阅先刚：《德国浪漫派的“哲学观”》，《学术月刊》2012年第2期。
(15)Karl Albert,
Platons Begriff der Philosophie.Sankt Augustin 1989.S.18-19.
(16)Walter Burkert,Platon oder Pythagoras? In Hermes 88 (1969).S.172-173.
(1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I.1,982a1。
(1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1141a17-20,1141b3。
(19)参阅先刚：《柏拉图的二元本原学说》，《哲学门》2007年第一卷。
(20)参阅先刚：《试析柏拉图的“辩证法”概念》，《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21)G.W.F.Hegel, des Geistes.In ders.Werke in zwanzig ,Theorie-Werkausgabe.Redaktion Eva Moldenhauer und Karl Markus Michel.Frankfurt am Main,1970.Band 3,S.13.
(22)(23)Ebd.,S.80,S.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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