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我国宏观经济研究的最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研究论文,最新进展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网络出版网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13.1356.F.20151106.1006.001.html 网络出版时间：2015-11-610：06：57 DOI：10.13253/j.cnki.ddjjgl.2015.11.001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11-0001-07 我国经济学界围绕我国宏观经济走势、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验、经济波动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创新成果。 一、宏观经济走势研究 徐朝阳通过一个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对于我国当前消费率持续下滑，经济依赖外需，但消费品零售总额持续高速增长，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经济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当经济中一些重要的领域存在供给抑制政策时，其他领域的供给扩张会超过消费需求增长并导致产能过剩现象，导致了经济严重依赖外需。研究认为，供给抑制政策导致的投资结构和供给结构失衡是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的本质。应尽快解除各种供给抑制政策，降低社会资本进入门槛，以市场机制调节和改善社会投资和供给结构。[1] 刘伟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变化和新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对未来经济增长形势进行了预测。分析认为，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增长阶段后，新经济约束条件发生了多方面变化，自然经济增长率出现新的长期回落。GDP年均自然增长率，在2020年之前，估计在6%～8%之间，实际增长率正常应稳定在7%以上，但存在跌破7%的可能性。我国经济增长趋稳，滞胀压力增大，结构性失衡趋缓，但升级动力不足，承受失衡能力上升，但宏观政策局限性日益突出，调控方式转变困难。[2]刘伟和苏剑对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并对2015年宏观经济态势和特点做出了判断。分析指出，2014年中国经济出现了较高增长和较低通胀的“长缩”状态。我国经济现阶段，既存在需求疲软的恶性通缩冲击，也存在供给扩张的良性通缩冲击，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变动的多种复杂局面，不同局面对宏观调控有着不同要求。2015年中国经济表现存在两种可能：第一，政府政策不变，物价水平低于2014年，经济增长率维持2014年水平；第二，政府刺激力度加大，通货膨胀率有所上升，经济增长率有所提高。[3] 刘树成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态势，并对未来经济走势进行了预测。分析指出，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重。2015-2020年，我国经济走势存在四种可能性：一是持续走低，二是继续走平，三是重返10%以上高增长，四是经济运行在7%～9%的合理区间正常波动。分析认为，应争取第四种可能性，把推进新型城镇化同长江经济带、京津冀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等重大区域发展相结合，构建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新棋局。[4] 高培勇和钟春平对我国未来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了分析。分析指出，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把握，需要将宏观基本规律和决策层的理念加以综合考虑。过去35年，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很大，且存在着独特的政治经济周期。一方面是宏观经济基本规律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独特的市场特性和决策过程也放大了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当前中国决策层的宏观经济理念发生了明显变化，信心加强、耐心强化，通过上下限目标管理模式，有可能减缓宏观经济波动，保持宏观经济平稳的中速增长，维持物价和就业双稳定。[5] 洪银兴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及与新常态相互支撑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转向中高速增长是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后的基本新常态，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要与发展战略新常态、宏观调控新常态和发展动力新常态三方面的新常态相互支撑。[6] 黄泰岩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动力转型假说，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系统进行了考察。研究指出，我国改革开放后先后完成两次经济增长动力转型，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根本原因在于需要更换新引擎，实施第三次动力转型。研究认为，我国经济运行出现的一系列困难的根本原因不再是需求约束而是供给约束，要在保持经济稳定较快发展的前提下，通过构建政府与市场新型关系、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优势、调整经济结构、激发市场主体活动，依靠新的制度供给、创新技术要素供给、优化结构供给、提升企业竞争力，来推进动力转型。[7] 方福前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对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重构进行了分析。分析认为，宏观调控的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要服从并服务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目标。宏观调控的可控性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不相容，宏观调控目标的多重性也会导致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和经济不稳定。当前宏观调控主要是解决产能过剩、结构失衡和增加就业，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8]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分析了内生增长动力缺失所导致的低效率冲击，以及现有制度缺陷对于效率改进的阻碍，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条件下经济转型方向及其困难。研究指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原因在于，资本积累速度下降、人口红利消失、技术进步效应消减的“三重冲击”和要素弹性逆转、资源环境约束、需求约束、国际市场限制的“四层效应”，而维持持续增长的核心在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和释放人力资本潜力。研究认为，为了推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效增长转变，要高度关注“减速治理”问题，推进传统的“纵向”政府干预机制向“横向”市场竞争机制转变，推进存量改革，消除资本配置的结构性障碍，通过市场化改革优化人力资本配置，通过体制改革打开服务业发展空间。[9] 徐现祥和梁剑雄基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博弈模型，使用31个省级政府在2001-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增长目标和1996-2015年五年规划中的增长目标，分析了东部经济增长放缓、中央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政策、省际差距缩小等现象背后的机制。在经济结构调整时期，中央政府采取了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的政策，加大了对于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造成了中央政府与发达地区政府之间利益冲突。发达地区政府会主动降低经济增长目标，以减少由于中央政府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政策给发达地区带来的经济损失。发达地区政府的行为有利于进一步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却不利于经济总产出增长。实证分析表明，增长目标决定了省级经济差距的变动态势，发达地区官员策略性地放缓辖区增长目标，增长目标之外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被显著放缓。[10] 二、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验的研究 唐未兵等从理论上揭示了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作用的不确定性，利用1996-2011年28个省区数据，运用动态面板广义矩方法分析了技术创新和技术引进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系。研究表明，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显著负相关，外资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模仿创新对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研究认为，要继续坚持通过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战略，重视模仿创新，同时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和人才培养力度。[11] 李飞跃等利用1952-2008年29个地区为样本，从非正式政治关系的角度构建指标，度量地方实际政治权力和中央名义制度的权威，分析了各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革命战争中继承下来的实际政治权力分布状况，研究了实际政治权力与中央名义制度之间的互动对于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实际政治权力偏向于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其他地区没有明显差异，从70年代开始随着中央实际权力的弱化，开始快于其他地区。[12] 苏志庆和陈银娥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加入知识贸易方程的数学模型，采用比较静态分析方法研究了贸易对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贸易是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原因，但贸易不能够使技术进口国实现对于出口国的赶超，贸易保护政策阻碍技术进步，降低经济福利。[13] 郑君君等从理论上分析了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和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利用我国9个省市1995-2010年面板数据对劳动年龄人口份额与劳动力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劳动年龄人口份额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劳动力老龄化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14] 邓路等利用民营企业调研数据，对民间金融、制度环境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地区制度环境越差，民营企业越倾向于采用民间金融融资；民间金融对于民营企业的业绩具有负面的影响，从而不利于当地经济增长；民间金融如果能够被良好的制度环境约束，其对于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会显著削弱。[15] 杜伟等利用中国2002-2010年各省市面板数据，分别以国内发达省市和发达国家技术水平为边界，对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并考察了人力资本作用机制的地区差异。研究表明，从全国来看，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效果不明显，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技术模仿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对于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既有直接作用，也有间接作用，间接作用通过技术模仿起作用；对于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不明显，人力资本是通过技术创新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研究认为，我国现阶段的人力资本水平及其作用发挥的环境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将成为今后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的瓶颈。[16] 杨海生等利用1999-2013年地级市官员变更样本，实证考察了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官员变更会通过刺激地方官员的短视性政策扩张及加剧投资者的政策不确定性预期对经济增长有显著抑制作用，不确定性预期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更为突出；官员变更对经济增长的财政影响总体上要强于信贷影响，财政影响渠道传导的主要是政策短视性效应，而信贷影响渠道传导的主要是官员变更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预期；经济增长对官员变更有正向的刺激作用，经济增长风险是官员晋升体系中一个负向考核指标；官员变更引起的财政风险主要产生于地方官员的执政阶段，信贷风险主要是在经济运行环节中积累催生的。[17] 杜焱利用1978-2011年数据，运用阈值协整模型对我国政府消费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政府消费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阈值协整关系，政府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效用始终为负，不断压缩政府消费规模有助于提升经济效率，将政府消费规模占GDP的比重控制在0.1782以下，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18] 周丽丽等基于一个干中学理论模型说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制衡关系，通过区域收敛模型对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及二者收敛性进行了实证检验，比较了区域部门经济增长速度和金融发展速度。研究表明，金融发展过快或过慢于经济增长都不利于经济的协调和持续发展，中国金融发展速度接近经济增长速度的9倍，中国经济增长差异每降低1%，金融发展差异缩小8.79%。研究认为，要充分发挥金融发展所带来的积极作用，同时更加注意过快的金融发展所产生的负面效应。[19] 唐松基于2001-2012年中国31个省份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对东中西部地区金融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中国金融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增长差异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本地金融资源对本地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逐渐增大，其中中部地区促进作用最大，在东部地区逐渐下降，外地金融资源对本地经济增长负面影响在中东部地区大幅度增加，在西部地区逐渐减小。[20] 钞小静和沈坤荣基于收入差距影响劳动要素供给质量视角，在跨期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规模报酬不变的现代部门和规模报酬递减的传统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假设，分析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影响劳动力质量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并使用中国1995-2012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会造成初始财富水平较低的农村居民无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劳动力质量提高，阻碍经济增长。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明显负相关关系，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劳动力质量机制抑制了经济增长。[21] 郝颖等从企业层面研究了企业投资活动对于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并立足于地区差异与产权制度特征，阐释了经济增长质量失衡的企业资源错配成因。研究表明，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与当期经济增长率正相关，但不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企业技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具有滞后性，但增强了增长的持续性。在经济规模较小的地区，企业固定资产与权证投资降低了经济增长质量，技术投资则提升了经济增长质量。相较于中央企业与民营企业，地方国企的投资活动对经济增长质量的负面影响较大，尤其是在经济规模较小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民营企业的投资活动更多与市场机制和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对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提升作用。[22] 郑世林等在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提出电信基础设施刺激计划的背景下，利用1990-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电信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采用了中国外部电信改革引起的各省电信市场集中度变化指标作为工具变量，同时选择相邻省份电信市场集中度作为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克服电信基础设施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表明，在行业发展初期(1990-1999年)，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基础设施发展共同促进了经济增长；在行业相对成熟期(2000-2010年)，移动电话基础设施仍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边际贡献率递减，而固定电话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负向影响。[23] 三、经济波动问题的研究 王国静、田国强将金融冲击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贝叶斯方法估计模型的结构参数，研究金融冲击对实际经济变量和金融变量的动态影响。研究表明，金融冲击是驱动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最主要力量，在解释产出增长、投资增长、债务增长、工资增长和就业的波动方面体现出重要作用；金融冲击能够解释我国近80%的产出增长波动，金融冲击能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24] 饶晓辉、刘方将政府生产性支出纳入生产函数，基于不完全市场构建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造成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支出会造成生产的外部性，公共资本产出份额约为10%，政府生产性支出是产出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能解释23%的总产出波动，政府生产性支出冲击对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造成了短期“挤出”效应，长期“挤入”效应，有利于经济体系资本持续性积累。[25] 沈坤荣和孙文杰从金融发展的视角分析了资本形成水平、投资效率、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以及由此产生的宏观经济波动，使用中国1978-2002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认为，投资效率低下，全要素生产率低下是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重要原因，而且由于市场主体的“理性预期”和“学习效应”，使宏观微调产生逆向反应，迫使调控部门采取更严厉的政策，加剧经济波动。[26] 严成樑和沈超使用市场化指数表示我国的经济制度，运用1997-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市场化改革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表明，市场化对我国经济波动有抑制作用，市场化水平越高，经济波动越小，市场化水平通过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5个方面对我国经济波动产生影响。[27] 邓翔和祝梓翔构建了包含累进型税收机制和需求扰动型政府支出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研究政府规模对于宏观经济稳定性影响。研究表明，政府支出规模具有非稳定效应，税率的累进程度具有单调的稳定效应，税收平均规模的稳定效应取决于政府支出规模的大小。当假设政府支出具有生产性作用后，政府支出规模的稳定效应表现出不一致性。当政府支出规模处于较低水平时，政府支出具有稳定效应，随着政府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非稳定效应又重新出现。[28] 梅冬州等通过分析1978-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经济波动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党代会召开与中国经济波动密切相关。党代会召开前一年，各省名义GDP增速较平时下降约3.3个百分点；党代会召开后一年，各省名义GDP增速高出平时约2.6个百分点。研究认为，党代会前后的经济波动与党代会下政府对于官员的监察力度有关。党代会召开前后，中央和地方政府面临着不同的社会压力和舆论环境，政府对于官员的监察力度在党代会召开前要大于党代会召开之后。政府监察力度在党代会前后发生变化，影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量和结构，造成经济增速和价格水平的剧烈波动。[29] 陈国进等构建了包含灾难风险的RBC模型，区分了全要素生产率灾难、资本灾难和双重灾难三种灾难形式，分析了灾难风险因素对我国经济波动的解释能力，进而量化分析了灾难事件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以及财政政策对灾后经济复苏的作用。研究指出，含灾难的RBC模型能有效解释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双重灾难模型要优于全要素生产率灾难模型和资本灾难模型；灾难事件对于中国宏观经济的破坏程度总体上远大于美国，对产出的破坏程度稍小于对投资的破坏程度，对产出的破坏程度远大于对就业的破坏程度；适度的政府补贴能够削弱灾难事件对宏观经济的破坏程度，而在缩短灾后经济复苏时间方面效果不明显。[30] 四、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与财政政策规则 周波将财政政策区分为自动稳定器、周期性和外生相机抉择财政政策3个维度，利用1992-2011年我国省级政府层面面板数据，对我国财政政策的产出稳定性效应进行了实证度量。研究表明，我国财政自动稳定器能够发挥产出稳定性作用，但是由于周期性和外生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发挥破坏稳定性作用以及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失效，自动稳定器产出稳定效应收益递减且随时期推移非线性变化。[31] 储德银和李善达基于财政调整时期的内生划分方法，采用STR模型对于我国1980-2010年间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和私人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以研究我国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实现机制和动态特征。研究表明，我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主要通过影响消费者预期产生作用；财政政策非凯恩斯效应在不同条件下与财政政策工具之间的搭配组合存在一定差异，当基本预算余额与潜在GDP的比例小于-0.0450时，财政收入对居民消费需求存在非凯恩斯效应，反之，财政支出表现出一定非凯恩斯效应。[32] 孙瑾和郑雅洁利用达瓦斯两国财政离散度的测算和MSVAR模型对中美、中欧财政政策协调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表明，中欧财政政策的相关程度比中美要高，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地方财政分权模式与欧元区相似，以及美元霸权地位的“资本双向流动模式”；债务危机后需要各经济体进行统一协调的财政方案，否则一个开放经济体的政策效果会被抵消；中国在国际政策协调中仍处于从属地位，受外部冲击影响较大。研究认为，要坚持长期的财政政策协调路径，将“财政赤字许可证”引入到中美、中欧经济政策谈判中，激励主要国家的财政约束。[33] 张佐敏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框架下，利用贝叶斯和方差分解方法对我国财政规则的存在性进行检验。研究表明，完全规则或完全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调整方式在我国并不存在，但规则性确实可以对我国财政政策起到重要的解释作用。财政政策依据产出缺口和政府赤字调整的财政规则更切合我国实际，财政政策具有政府界别特征，依据规则调整的财政政策使得经济系统面临技术冲击时波动性加大。[34] 五、货币政策有效性与最优货币政策的选择 马勇和陈雨露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为考察经济开放度和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动态关系提供了一个基于一般均衡框架的微观基础，模拟分析了货币政策有效性与经济开放度的关系，并基于1992-2012年季度数据对分析结果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研究表明，货币政策有效性随经济开放度提高而下降，随着经济开放度提高，中央银行利率变动所导致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均出现了明显下降。[35] 王爱俭和王璟怡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宏观审慎政策的效果以及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宏观审慎政策中的逆周期资本工具是福利增进的，对于稳定金融波动有积极意义，宏观审慎政策对于货币政策有辅助作用，在市场受到金融冲击的时候，辅助作用明显。研究认为，在金融稳定领域，应当以宏观审慎政策为主，货币政策有条件地进行补充；在宏观经济稳定领域，货币政策是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最主要调控手段，宏观审慎政策有条件地补充。[36] 陈彦斌等通过引入“扭曲税”来刻画利率管制，构建了一个含有异质生产效率冲击和融资约束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此来研究利率管制对总需求结构失衡的影响以及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表明，利率管制能够刺激投资、提高总产出、促进经济增长，但加剧了总需求结构失衡程度；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够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改善总需求结构，但利率市场化改革会提高贷款利率，投资规模因资金成本上升而大幅萎缩，融资约束使资本配置效率难以改善，进而使总产出降低。研究认为，应客观看待利率管制政策与总需求结构失衡，对利率市场化改革保持谨慎态度。[37] 喻坤等采取一致性方法测度企业投资效率发现，近年来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相对国有企业更低，进而提出了融资约束假说对这一现象进行解释，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在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行业，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相对国有企业差距越大，货币政策冲击强化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融资约束差异，国有企业不断获得扶持性信贷补贴，而非国有企业信贷资源则被相应挤出，日益严重的融资约束使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持续下降。[38] 金鹏辉等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用银行业贷款审批条件指数测度银行过度风险承担行为，依次采用直接回归和主成分回归分析方法，分析货币政策对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银行会放松贷款审批条件，承担过度风险；资本水平提高会激励银行承担更多风险，最低资本监管要求提高的政策冲击有助于抑制银行过度风险承担。[39] 裘翔和周强龙在DNK-DSGE框架下引入了包含影子银行的金融中介部门，研究了传统商业银行体系和影子银行体系并存环境下货币政策冲击对经济体的影响和传导过程，分析影子银行体系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的影响。研究表明，高风险企业和低风险企业部门会在货币政策的冲击下产生明显分化，正向利率冲击抑制了商业银行信贷并降低了低风险企业的杠杆，但引起了影子银行体系的扩张和高风险企业的加杠杆行为，负向的利率冲击则相反；影子银行呈现了明显的逆周期特征，削弱了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子银行经营者的风险偏好以及经营者、所有者之间的代理问题会对影子银行利率和宏观经济变量产生明显的影响。[40] 李祥发和冯宗宪利用时变平滑转移自回归模型，对房地产周期、固定资产周期与经济周期、CPI周期之间的关联性，以及货币供给量和利率调整的货币政策对关联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周期、CPI周期与房地产周期、固定资产投资周期之间存在显著区制性特征。在扩张区制，经济增长周期正向偏离长期趋势会促进房地产市场繁荣，房地产周期的波动对经济增长周期和CPI周期不具有显著影响，货币供给量增加对稳定经济增长、增加投资和维持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具有积极作用，但持续和过度宽松货币政策容易引发通胀和房地产泡沫。在收缩区制，房地产周期的变动是引起CPI周期变动的原因，固定资产投资周期具有显著的逆经济增长周期的波动特征，政府增强了财政政策和行政调控等非货币因素对现实经济的影响，减弱了货币供给量对经济的影响。[41] 胡志鹏构建了一个涵盖居民、企业、金融机构和货币当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基于数值模拟分析，考察了不同政策参数设定下模型稳态和动态的变化，以及货币信贷外生冲击对模型的影响，以此来研究“稳增长”和“控杠杆”双重目标下货币当局最优政策制定。研究表明，最优货币增速受到多方面因素制衡，单纯依靠货币当局使用货币政策工具来降低杠杆率的效果不理想，货币当局政策效果缺乏稳定性。研究认为，有必要减轻货币当局控杠杆的压力，通过结构性改革等措施来化解高杠杆率。[42] 张勇等将利率双轨制引入带融资溢价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以福利最大化为标准，分析了利率双轨制的效率、利率双轨制的改革以及与利率双轨制相配套的最优货币政策。研究表明，利率双轨制的效率不仅与融资扭曲程度相关，更取决于垄断扭曲程度；只要双轨制是有效率的，最优管制融资规模就是很高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是比较粗放的；双轨制的效率是内生决定的，政府应该不断降低垄断扭曲和融资扭曲，直到双轨制不再有效率时再取消双轨制，才能使福利损失最小；在短期，双轨制决定了货币政策主要通过管制利率来传导，管制利率对于溢价比稳态变动方向做出不同反应的相机反应规则要优于单一反应规则。[43] 卞志村和高洁超从货币政策能否使经济趋于理性预期均衡水平的视角出发，在新凯恩斯模型框架内，引入适应性学习替代传统理性预期假设，来刻画宏观经济预期形成过程，通过动态数值模拟，计算各种不同货币政策目标制下实际经济对均衡水平的偏离程度以及相应的均值和波动水平，以分析中国最优货币政策选择问题。研究表明，灵活通货膨胀目标制和混合名义收入目标制均可以成为我国最优货币政策的有效实现形式。[44] 六、通货膨胀机理及福利成本 黄正新和黄金波基于通货膨胀陷阱理论模型及生成机理，比较了央行目标函数的承诺解、欺骗解、均衡解、陷阱解的大小，通过分析附加预期的长期菲利普斯曲线函数，寻找并发现了通货膨胀陷阱区域，并对近年来我国三个连续型与间断型通货膨胀预期陷阱区域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我国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短期中是学习型、适应性预期，长期中是具有一定的无偏性、有效性的非完全理性预期；我国公众通货膨胀预期的非稳定性波动是一种常态，但基本处于可控状态；货币政策时间非一致性问题存在但并非显著，超常经济增长冲动、政绩导向和投资增长是通货膨胀陷阱的主导诱因。[45] 李新荣等基于2005年、2007年和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调查混合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不同形势下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对其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不同经济形势下居民的政府信任度对通货膨胀预期影响不同。经济形势平稳时，居民的政府信任程度对其预期的未来通货膨胀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在经济形势较好时，居民较高的政府信任度会导致其预期的未来通胀水平较低；在经济形势较差时，居民较高的政府信任度会导致其预期未来通胀水平较高。研究同时发现，与初中教育程度以下的居民相比，初中教育程度及以上的居民的政府信任程度对其通胀预期的影响更为显著。[46] 龙少波等利用MSIAH-VAR模型针对超额工资、外部成本、石油冲击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超额工资、外部成本输入、石油冲击与中国通货膨胀存在非线性关系，2003年前后各成本因素对通货膨胀的作用大小发生变化，各成本要素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加大。[47] 杨子晖等采用动量一致门槛自回归等非线性模型，对中国等亚洲国家价格传导的门槛非对称机制进行了研究，从而对通过膨胀的驱动类型进行甄别。研究表明，中国物价在短期内呈现出“供需混合驱动”的特征，同时存在着由货币供应量到下游物价指数的驱动效应，而在长期面临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风险。研究认为，中国可以实行“逆经济风”的货币政策来缓解物价短期上涨的压力，在宏观调控中不仅要考虑价格机制的传导方向，而且要依据价格传导的非对称机制“相机抉择”地实施“非对称”的调控政策进行对冲干预。[48] 李哲和赵伟基于动态一般均衡不完全信息的货币搜寻模型，估计可预期与非可预期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研究信用交易对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的影响。研究表明，信用交易一方面使购买者的需求不受当期持有货币数量的约束，减少了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另一方面信用交易通过影响购买者的货币需求增加了货币交易剩余损失。通过数值模拟得到，随着信用交易规模的增加，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是逐渐减小的。[49]标签：宏观经济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经济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投资资本论文; 经济资本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金融结构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 央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