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假设的反思——探寻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人论文,经济危机论文,根源论文,发生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02-0022-08
虽然世界经济正在逐步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但复苏是缓慢的。纵观美国金融危机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形成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构成各种市场主体行为的基本理论支持。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的一般含义是：1.人都是自私自利的，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2.人都是努力计算自己的收益与成本的，无论是无限理性，还是有限理性，主体的利益计算总是尽可能最大化。3.只要有私有产权的制度保障，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经济人”假设长期以来成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主线和哲学前提，同时也成为社会公认的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准则。按照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在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各个市场主体都在合法地谋求个人利益：房屋购买者谋求房子的增值，银行谋求贷款利益，投资银行谋求证券收益，保险公司谋求保险收益，对冲基金谋求风险收益，各个市场主体的行为都符合“经济人”假设揭示的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是看似合法的行为不仅没有促进如“经济人”假设所许愿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增进，反而严重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导致了金融危机进而演变成全球经济危机。这种与“经济人”假设的理论预期相悖的社会结果不得不使我们反思：“经济人”假设对人类经济行为关系的解释是否过于肤浅，不能完全反映市场经济正常运行需要的主体行为特征，反而有可能误导市场主体的行为，影响现实经济的健康发展？经济危机的严峻现实不仅急需我们在实践上用各种有效的政策解决眼前的经济困难，恢复经济的正常发展；更需要我们对于危机产生的根源进行冷静深入的理论反思，修正现有理论中已经不适应现实发展需要的部分，为未来经济的复苏和繁荣提供新的理论体系。[1]
一、金融危机中表现出的对金融衍生品狂热追捧的现象需要我们反思
“经济人”假设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社会财富概念的内涵，强化了货币形式的财富概念，弱化了实体形式的财富概念，致使在现代产业结构的发展中，误将金融衍生品产业看成是新兴产业发展的最前沿标志，助长人们追求和放纵金融投机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惯性。从“经济人”假设提出和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货币形式的财富概念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而逐步强化。如果说斯密提出了“经济人”假设的初步概念，约翰·穆勒给出了“经济人”假设的基本定义时还有意识强调货币财富依附于物质财富。那么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补充和完善，逐步将经济学从具有道德和社会属性的学科转变成浓厚工具性色彩的市场主体利益计算器，“经济人”变成了赤裸裸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私自利人，经济学也逐步侧重于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的分析，而忽略了使用价值的分析，更没有了任何道德良心的制约。货币成为财富价值标志的理念，被社会精英和社会大众所认可；与之相伴的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货币形式的财富异常丰富起来，不仅包括现金，也包括股票、债券、期权、掉期等虚拟货币，从而现实地强化了货币形式的社会财富概念，弱化了实体形式的社会财富概念，逐步导致国家与国际层面的货币拜物教。[2]
我们从各国对金融投机的管理实践更多地看到了各国对货币金融投机有意无意的追捧，连各国政府都在运用国家力量把大量的注意力放在金融业而不是实体经济的有效发展上。大片的土地被用于金融产业发展，大量的自然资源用于金融业，大量的社会精英从事金融业，甚至大量的高科技用于金融业。从人力资本的分布看：近几年美国沃顿商学院MBA学员从事金融行业的人数有40.6％；在哈佛商学院，比例是31％；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三分之一的毕业生在从事华尔街的金融业；[3]从货币资本的分布看：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之前的世界金融业的货币流通即钱生钱的货币资本自身的运作已经占据世界GDP增长的800倍。
从金融衍生品产生的历史看，为了商品价格的套期保值，为了市场运行风险的防范，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认可金融投机的存在。但是认可一定程度的金融投机，并不认可货币成为全社会财富的终极标志。经济发展的终极指标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如果说个人将货币作为自身财富的终极标志情有可原，因为个人可以用货币交换需要的物品，那么从国民经济宏观层面绝不能够片面地将货币增值作为管理的最终目标，国家层面的生产生活资料必须实实在在地存在，货币才有交换的价值。实体经济的发展必须为主导，虚拟经济的发展才有根基。如果一方面是实体经济领域的资金不足，尤其是大量中小企业创业资金缺乏，贫困人群的救助资金匮乏，科技创新需要的资金短缺，另一方面则是用钱炒钱盛行，金融衍生品日新月异，大量的社会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在从事金融衍生品产业活动，越来越脱离对实体经济的有效对接，这不能说是一个健康高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国民经济系统。
从人的发展的角度看，个人将货币作为财富的标志也存在问题：货币可以交换到需要的任何东西不假，但是货币交换到的东西不一定符合个人利益最大化，有时候是损害个人利益的。比如有钱而大吃大喝，损害了健康，只能是对个人利益的损耗；有钱而生活堕落，也没有个人的幸福、舒适与安宁。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内容是什么需要新的阐释，光是追求货币形式最大化可能造成个人利益的增加，也可能造成个人利益的减少，甚至可能是个人利益的损害。好的市场经济应该导向人的货币利益与实际利益的一致性，能够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长远发展。这样才可以体现人类发展经济的真正价值。
鉴于美国金融危机的现实，人类需要有正确的财富观，需要将财富的交易形式与财富相区别。经济学不是投机学，即便是在市场经济中也是如此。经济学是通过物质利益的获得而使人们生活幸福的科学，是使大多数人都能够得到基本生活资料，并能够全面自由发展的科学。有了科学的财富观，国民经济管理者才能理直气壮地界定虚拟经济发展的边界，才能对金融投机行为进行及时而有效的监控，将金融投机限制在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范围，而不是让金融投机本身就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角。因此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既需要从国民经济宏观层面研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研究人力资本与货币资本配置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适当比例，研究金融衍生品产业的发展限度，也需要从国际社会层面研究建立什么样的财富观和财富管理规则，才能建立一个有利于人类全面发展的健康的全球经济调节系统。
二、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的虚拟市场价格被投机家肆意操控的现实证明，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之上的，适合实体经济运行的价值规律已经不能涵盖虚拟经济的运行过程，虚拟经济的发展已经使我们所处的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无形之手”的作用需要重新审视
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上的“无形之手”讲的是物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价值与价格的波动关系，物质产品的价格波动是与人们对于物质产品的生产供给与消费需求相关的，价值规律通过价格的波动反映出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关系，反映商品的内在价值；同时通过价格变化，调节社会的供求矛盾。通过价值规律作用，促进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和谐。但是在虚拟经济领域，特别是金融衍生品领域的价格波动一开始就不是反映人们的物质供给和物质需求之间的关系，而是金融衍生品之间的供给与需求关系，是对投机的供给与需求。实践证明这种需求具有自膨胀倾向，极有可能完全脱离实体经济运作的轨迹，破坏经济活动的健康运行，危害人们的生产生活。现在的西方经济学基本没有对虚拟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度研究，误认为实体经济运行的价值规律也适用于虚拟经济，这是一个错觉，更是一个理论空白点。我们需要认识到，在虚拟经济的环境中，即便表面上投机主体是按照商品交易的供求关系行事，但供求之间的价格波动实质上已经与实体经济中的价值规律作用有根本区别。在虚拟经济市场上，我们首先需要研究的不是价格波动与供求之间的关系，而是投机范围和投机程度的限度：什么条件下，投机是需要存在的，什么条件下，投机是不能存在的。虚拟经济中的市场主体已经不是就已经存在的商品进行交易，他们所交易的只是对未来房价、股价、债券价格甚至股票期权、股指期权的预期，参与者凭借自己的心理期待和主观判断去购买未来收益，带有严重的主观性和随机性。
比如目前比较普遍采用的金融机构的“杠杆”交易，很难用价值规律加以概括。美国金融危机前大约有62万亿的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CDS)。起因是许多投资银行为了赚取暴利，采用20-30倍杠杆操作，由于杠杆操作高风险，所以按照正常的规定，银行不能进行这样的冒险操作。一个变通的办法是把杠杆投资拿去做“保险”。这种保险就叫CDS。经过保险后的CDS就像股票一样流到了金融市场之上，可以交易和买卖。假设市场交易者为ABCDG依次排列，CDS的一连串反复的交易都源于对始作俑者A的盈利预期。如果A为房屋所有者，次贷危机使房价涨到一定的程度就涨不上去了，后面没人接盘。房子卖不出去，高额利息要不停的付，最后终于把房子甩给了银行，此时违约就发生了。违约效应传递到最后一个CDS购买者G，经不起如此巨大的亏损。因此G濒临倒闭，影响到采用了杠杆原理投资的A，A赔光全部资产也不够还债。因此A立即面临破产的危险，A反过来开启了倒闭的多米诺骨牌，逼得政府出来救市。[4]可见一开始虚拟经济就建立在沙滩上。在这样一个十分复杂的交易过程中，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原意上的价值规律已经不能概括虚拟经济领域的现状，“经济人”假设中的“经济人”已经变成了纯粹的投机人，各种主体行为的基础不是普通的商品，而是天马行空式的投机衍生品，所从事的交易内容、交易价格、交易关系、交易主体与传统的商品交易大相径庭。不能用价值规律的作用简单加以解决。如果说传统的商品交易还可用斯密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调节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的话，那么虚拟经济甚至投机经济本身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关系显然是人类遇到的新问题。虚拟经济的出现也反过来影响了实体经济领域的价值规律作用，扭曲价值规律作用的惯性，甚至使价值规律失去作用。时至今日，全球市场经济中“经济人”主体本身的类型和范围已经大大扩展了，各种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西方现有经济学的解释范围。
三、美国金融危机暴露出“经济人”假设忽视了经济主体私利性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相互依赖关系，从而缺乏社会财富配置的公平性的深度分析
“经济人”的社会关系的互相制约性带来了“经济人”利益的相对性，“经济人”追求私人利益的行为都在与其他“经济人”追求私人利益的相互制约中。这种制约超越简单的交换关系，蔓延到分配、消费、财政、金融等各个生产和再生产环节，构成利益关系的相互依赖和互相制约，内在地需要市场主体认可并建立利益相关者之间互相均衡的利益机制，以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西方经济学没有解释清楚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制约和依赖关系，只是在外围用政府的公共利益决策来解决市场失灵，但是政府本身是有私利的，并不必然为公共利益服务。这样一来，西方经济学陷入了市场失灵政府管，政府失灵谁来管的理论疑团。
忽视经济主体利益相互制约关系的经济学必然过分关注生产领域的分析，而忽视分配、消费等其他领域的分析。着重于生产领域分析的西方经济学给人们这样的错觉，只要社会财富生产有效，分配的公平性可以通过市场交换自动解决。而现实却呈现出与西方经济学的设计相反的状况。即便生产是有效的，也需要有公平的分配使再生产的过程通畅，分配的不均衡不仅影响社会财富分享的公平性，同时也影响再生产过程的正常运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产生于相关利益人之间的利益链条的破裂，而利益相关者关系破裂的结果，导致全球经济的衰退。“经济人”假设缺乏分配、消费环节的理论设计，没有揭示出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依赖关系的理论空白，恰恰成为经济主体利益关系断裂的理论根源。
例如，据美国标准普尔500家上市公司统计，高管高薪是直接酿成危机的原因之一，美国上市公司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年收入差距在400倍左右。华尔街金融机构的收入差距更大。以华尔街一般从业人员年薪10万美元计，50万美元年薪才是员工的5倍。华尔街的薪酬确实登峰造极，从2002年到2008年，华尔街5家最大的证券公司共发放了约1900亿美元的奖金，而这期间公司实现利润760亿美元，这5家公司2008年共计净亏损253亿美元。这几年，中国金融机构高管高薪也正在与美国高管高薪接轨。2008年披露的2007年年报，对14家银行保险机构进行统计发现，金融机构“一把手”和普通员工收入差距水平相当大，其中差距最大的当属中国平安。据其年报显示，该公司有3名董事及高管2007年的税前薪酬超过4000万元，其中董事长马明哲税前报酬为4616.1万元，如果算上其直接捐赠给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的2000万元奖金，他的总薪酬折合每天收入18.12万元，相比之下，中国平安的员工2009年一年平均收入是9.6万元。[5]
事实告诉我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相关关系也远比单一的商品交换关系复杂得多。从国际经济关系的角度，我们不仅需要理清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也要理清分配关系、消费关系。从整个生产再生产关系的角度解释国际经济关系的均衡，尽可能避免国际经济秩序的失衡，防止一国经济危机向其他国家的快速蔓延，建立相对公平的国际经济关系。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迅速向全世界蔓延的事例说明：经济主体在国际范围既互相依赖也互相制约的关系我们至今没有认识清楚。比如富国可能只觉得被穷国需要，被穷国依赖，实际上，富国也需要穷国，也依赖穷国。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依赖、互相循环的。“经济人”假设严重忽视了这种利益链条的分析研究。把市场经济当成了商品交易的自动转化器，以至于富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强势地位巧取豪夺相对弱势的国家。
“经济人”假设之所以忽视人们之间利益关系复杂性的研究，原因在于以单个自然人为基本分析单位，忽视了社会关系的多面性。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个人是社会人而不是单个自然人，是有一定社会职业、社会角色、社会组织和社会需求的社会人。这种社会关系的多面性可解释单个“经济人”与其他“经济人”之间在个人利益追求中的相互制约关系、相互依赖关系，更可以解释利他性的价值效益与利己性之间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而是互相转化的关系，通过利他而利己不仅仅在使用价值的交易中体现出来，还需要在市场的制度建设中，从而在国民经济管理中体现出来。一方面是穷奢极欲，另一方面是饥寒交迫；公司业绩在下降，高管薪酬在上升。公司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过大，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即便是普通人也认为不正常的现象在西方经济学中被看做正常恰恰是不正常的。[6]
“经济人”假设长期以来强调的是“经济人”追求私人利益对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淡化了私人利益对于社会利益的侵害的可能性。从斯密教条到科斯定理，从供求价格到产权界定，西方经济学的隐含语言就是私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一致性，即便是污染这样的模糊产权的清晰过程的研究也是为了私人产权的可执行性。这种对于私人利益追求导致公共利益的一致性假设与现实经济主体利益严重失衡形成强烈反差的现实，已经促使许多企业家走在理论家的前面在探索解决之道，促使理论家的反思尽快展开：如何实现个人利益追求中与社会利益之间的良性转化，市场经济主体需要制度激励。制度的有效性甚至可以通过个人利益的一定时段，一些方面的牺牲换来其他时段、其他方面的利益的获得，比如捐赠和社会认可、社会尊敬之间的转换。如比尔·盖茨在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中提到的：“创新所能够带来的潜在的经济回报，释放了大批人才尽情探索不同领域的激情。这种为自利所驱动的资本主义制度催生了许多伟大的创新发明，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但是，要让这种能力造福于所有人，我们还需要一个新的制度体系。人性中蕴藏着两股巨大的力量，一是自利，二是关爱他人。资本主义利用了人性中自利的力量，让它能持续不断地发挥有益的作用，但只是服务于那些有支付能力的人。对于那些没钱买服务的人，虽然有政府和慈善部门的援助，但效果只是杯水车薪。为了让穷人的生活能迅速改观，我们需要一个制度体系，这个制度体系需要比我们现有的更能够吸引创新者和企业参与。这个新制度有两个使命：一是赚钱赢利，二是让那些无法充分分享市场益处的人群生活也得到改善。为了让这个制度可持续，我们需要充分利用利润来进行激励。而如果企业服务的对象非常贫困，利润就不大可能产生，这时我们就需要另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手段，那就是认可(recognition)。认可使企业的知名度提高，并对顾客产生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感召优秀的人才加入。这样，认可就能够让好的行为得到市场的嘉奖。当企业在市场上无法赢利时，认可可以是一种替代；而在利润可能产生的地方，知名度则是额外的激励。我们的挑战就是设计出一个新的制度体系，让利润和认可(知名度)这样的市场激励发挥作用，带来改变。我喜欢把这种想法称为创新资本主义(creative capitalism)。”比尔·盖茨实际上认识到相关利益人之间的制约不仅是指短期和现实交换当中的制约，而且是指长期和本质上的利益的均衡性制约，所以他没有将巨量资金用于投资金融衍生品，而是用于慈善基金会的运作。他早看到如果这种利益均衡被打破，整个社会的利益链条会出现断裂，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失衡。所以他认识到帮助穷国、帮助穷人就是在帮助自己。
四、美国金融危机中的道德风险表明市场主体的自治性品质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内在需要，不是可有可无的
市场主体可以没有利他性品格，因为市场主体不是慈善家，但是市场主体追求个人利益不能肆无忌惮，利己与自治应该是市场主体人格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市场主体具有能够约束自身疯狂利己的品质，能够有所节制。经济学是人学，不是动物学，如果经济学完全认可人们的贪婪，而不对贪婪适度的约束，那么，这种经济学充其量是初级发展阶段的具有动物特性的人的经济学，而不是发展到成熟阶段的人类经济学，人类与动物的区别是人懂得克制。公然让贪婪既合理又合法的经济学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时代需要我们研究经济学的道德性。经济学需要引入关系到市场主体的人格发展所需的羞耻感、尊严感、道德感、健康感、快乐感、幸福感。而国民经济管理需要研究如何激励人们的道德自律，需要有耻辱管理、尊严管理、认可管理、自治管理、名誉管理等，而不仅仅是财富管理。经济主体可以不主动利他，但决不允许可以名正言顺地蓄意损人、坑人，甚至把蓄意损人坑人当成生财之道，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由于“经济人”假设的道德评判缺失，社会还隐性认可道德上的某种逆淘汰机制，道德高尚反而成为不正常。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现象是：许多富人钱是赚到了，但是人格却没了，穷得只剩下钱了。
从人性假设的角度看，“经济人”假设只是揭示了市场经济中的人的利益追求的浅层特征，忽视了人的利益的深层特征，“经济人”假设对于人的特性的揭示是初步的，只能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学需要对经济主体人性作进一步的揭示。所谓市场经济中的初级人性特征，就是市场经济主体对于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人性的初级层次特征的解释反映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初级性，在高级阶段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中，人性的更高层次需要被揭示出来，人性的高级层次具有自由人的特征：对健康、安全、尊敬、认可以及个人成就的实现等。如果我们认识到市场主体的高层次特征，就可以推断，社会公益性产品的创造者不一定是政府，也可以是社会自组织，甚至是社会个人。就可以打破西方经济学认为的市场失灵只能由政府来解决的难题，让社会自组织和社会个人也参与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关注市场主体的高级人性特征是建立成熟市场经济机制的必要前提，也是处理市场经济机制之间的多样性和均衡性、建立利润机制和非利润机制之间的沟通关系、转换关系和协调关系，培育市场自组织体系、形成市场自治与政府合作关系的理论基础。
经济主体的高级人性特征，是人类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人类根本的与长远的利益的需要。比如创新经济的发展动力从表面上看都具有商业利益的追求动机，但更深远的动机源于对科学探索的爱好、兴趣、天赋、激情，是对人类未来的憧憬。如果缺乏更深远动机的支撑，迄今为止的人类不可能有如此多的发明创造，我们的生活也就不会日新月异。从时间和空间状态看，人类的自我克制可以更全面丰富和完善利己性，自治和利己共同起作用才能有利于社会利益的增进，“经济人”假设证明了利己能够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忽视了利己必须自治，忽视了利己也可能损人。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不仅需要激励人们利己，还要在防治损人利己上下工夫。如何防止损人利己成了我们的理论空白点。正是西方经济学没有讲清利己与自治如何统一运作，如何转化，致使在市场经济实践中有将贪婪无耻合法化的倾向。比如作为著名金融家的麦道夫、斯坦福等人，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进行诈骗，不仅骗别人，连家人也骗，没有一丝丝的道德羞耻心，当国会质询时，他们振振有词：称自己是合法的。[7]可见市场经济中法律永远有漏洞，需要市场主体的道德自律。“经济人”假设没有给出经济与道德结合的解释，已经人为地造成了许多人对道德的轻视与亵渎。美国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是：道德不是外在于市场经济的东西，而是内在于市场经济的东西。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制度如何激励道德自律，让道德自律者胜出，让不道德者败出，不把无耻当成生财之道，不让道德自律者吃亏，是经济学面临的挑战。
五、美国金融危机启示我们，私有产权制度不能保障个人追求物质利益导致社会利益的自动实现
“经济人”假设认可私人产权制度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产权制度，可以在激励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过程中，使公共利益得以实现。只要确立了私人产权制度，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就能实现。美国金融危机的现实表明，这样一种理论判断过于武断。以美国为例：美国是私人产权制度相对比较完善的国家，自称是世界私人产权制度的典范。但是美国金融危机就是产生于美国私人产权制度没有妥善解决好个人利益的追求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私人产权仅仅解决了每个个人追求利益的权利配置，至于每个个体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的相互制约、依存关系，对最大限度个人利益追求可能引起的社会利益的伤害如何解决，对于非个人利益的公共利益产权如何维护，还是缺乏一套有效的制度系统。从美国金融危机引起全球经济危机的结果，我们还看到，美国私人产权制度的缺陷已经不仅影响到本国，而且影响到全世界。
从历史教训看，私人产权制度虽然能够激励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积极性，增加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公共利益，但是私人产权追求达到公共利益和谐的过程有许多环节：私人产权的适用范围、私人产权的公平配置、私人产权的信息透明、私人产权的制约监督机制、私人产权与公有产权之间的结构、公有产权对私有产权的约束等，一言以蔽之，“经济人”假设关于私人产权必然带来公共利益和谐的结果需要许多约束条件，而西方经济学并没有对这些条件做出科学的分析。
实际上，私人产权与公有产权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人类发展到现在，还是用一种非此即彼的哲学理念思考亦此亦彼的复杂现实，表明人类对经济活动的制度奥秘认识的初级性、幼稚性。人类认知模式的发展成熟程度就决定了人类制度发展的成熟程度。单纯鼓吹私人产权制度必然促进公共利益和谐的“经济人”假设不仅表明人类利益的局限，也表明人类知识的局限。经济制度不仅是利益的产物，而且是知识的产物，也就是说，经济领域的人不仅是“经济人”也是知识人，“经济人”属性需要加上知识人属性。不仅私人利益的无限会导致制度的恶，知识的谬误也会导致制度的恶，知识有限性揭示知识的局限可能会与私人利益的局限一样侵害社会、侵害公共利益。私人产权所有者的知识局限不仅侵害公共利益，也可能侵害个人本身，自以为是的私人产权拥有者也许一无所知，所以知识需要合作，利益需要合作，产权自然也需要合作，需要合作的产权就可以在私人产权基础上发展出各种混合的、公共的产权形式。
综上所述，“经济人”假设对于市场经济主体的特征的解释具有片面性。这一片面性导致西方经济学在分析经济现象时的表面化，以及分析工具的不足和浅显。“经济人”假设需要新的经济学假设替代，以我之见，可以用相关利益人替代“经济人”假设，尝试建立一套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也许当今时代需要中国经济学家做出自己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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