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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回日期：2013-09-01
1 学术传播的变迁与台湾“期刊危机”的出现
“学术传播”意指“所有学科领域的学者透过正式与非正式管道来使用与传播信息的过程”。自17世纪第一本科学期刊问世以来，期刊出版即成为传播学术知识的管道延续至今，可以说，在学术传播系统中，主要的传播媒介就是个别的学术期刊[1]。1987年，第一本正式发行的电子期刊New Horizons in Adult Education在美国问世，学术信息的获取与学者的科研成果发布行为随之改变，自此学术出版品——尤其是期刊——的电子化就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电子期刊资源也由此进入蓬勃发展阶段，不断改变着学术传播的面貌和典范。
美国研究型图书馆学会(Association of ResearchLibraries，简称ARL)调查显示，从1992年至2011年，二十年来，美国电子资源采购经费逐年上涨。从1992～1993年平均每馆172532美元，占图书馆书刊购买总经费3.6％，上升至2000～2001年16.25％，而2010～2011年更是达到65.03％。20年上升44倍，并占全部书刊经费的大半，可见电子资源的重要性[2]。
虽然许多人认为电子期刊便于使用、传播，且复制成本和运送成本低，应使学术传播的成本下降、价格更合理。但事实上，电子期刊的价格仍如传统期刊一般，持续居高不下。从表面上看，图书馆将期刊服务的重点由纸本转移到电子期刊，可以节省登录、编目、整架、装订等各方面的成本将近14％[3]，但图书馆为了提供电子期刊服务仍然付出了许多隐藏成本，造成了除期刊价格上涨之外其他服务成本的提高。这些隐藏成本包括信息搜寻技术的提供、馆员的训练、设备的更新等等。
此外，受全球经济衰退影响，近年来各国研究型图书馆都因经费被删减，面临电子资源删订的难题。以台湾政治大学图书馆为例，2012年因删减经费1200万台币，导致电子期刊数据库遭删减20％，为此，2012年政大图书馆甚至开出了一个表单请校友来认捐期刊。越来越多的学者警觉，期刊价格的持续上涨，已不只是影响图书馆生存的问题，它将进一步引发整个学术传播系统失控的危机。
电子学术期刊无限制的涨价，权益受到威胁的不只是现在的读者，未来的读者权益也会受到影响。许多领域的学者都警觉到学术传播系统的危机，并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此问题的关心，提出了具体的作法要求出版商在价格和销售方式上退让。例如部分知名学者辞去高价位期刊的评审工作，要求期刊降价[4]。
除了经费问题，台湾传播学门研究计划召集人翁秀琪也指出，台湾应大力推动“科学公有地”运动，加快科学期刊出版工作，她认为研究资料的昂贵是全球研究者面临的共同问题，亦是台湾目前学术期刊传播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尽管大陆学者陈琳的研究指出“台湾地区大学图书馆，或扩展至台湾地区的图书馆界乃至更大的包括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资源信息圈’，无论是中文机构库的联合共建，还是中文特藏资源共享建设，在资源的开放共享、建制管理、信息处理技术规范等诸多方面，都在两岸四地处于领先地位”[5]。但翁秀琪在执行“数位典藏国家型计划”的子计划“学术推广与文化传布”分计划时发现，台湾学人普遍反映，英文资料最容易取得，且最为丰富，次为中国大陆的资料，反倒是台湾产制的学术资料，取得最为困难[6]。台湾在2007年尚有超过70％以上的学术文献资料缺乏数字化。全台每年的学术研讨会约9000场，发表论文超过46000篇，透过政府补助金额超过8000万(台币)以上，但是资料却多半不知去向。2007年，台湾公开发行期刊4200种以上，数字化比例不到22％。同时期，一项针对中国大陆湖北省登记在册的402种期刊的调查显示：2007年共有329家期刊加入“中国知网”，占全部期刊总量的81.18％，其中尤其以学术类期刊加入比例最高，达到了98％[7]。
因此，除电子期刊采购的经济危机外，如何解决“利用国家公共资源建制的资料，未能开放近用，导致资料成为少数机构或个人的禁脔，其他研究者无法近用的不公平、不合理现象”[6]都是将文化创意产业视为支柱产业的台湾所面临的迫切难题。
2 学术传播危机下的台湾“知识公有物”运动
因应学术传播危机的现况，身处台湾学术社群的诸多知识分子开始探究学术资源与公共利益的关连，试图将学术创作的著作权注入公共分享的要素，从而于2000年后，积极推动“创用CC”(Creative Commons，简称CC，中国大陆正式名称为知识共享，台湾正式名称为创用CC。CC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也是一种创作的授权方式)、“开放存取”(Open Access)与“开放式课程”(Open Course)等“知识公有物”运动。
2.1 针对出版品与知识产权的“创用CC”运动
1968年，经济学家Garrett Hardin在公有物悲剧(The Tragedy of Commons)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公有物(commons)的概念，此后，“公有物”、“共同集结资源”、“共有财产”成为全球关心自然资源治理的学者耳熟能详的概念。直到2003年，Charlotte Hess指出，早先国际公共物研究学会的成立源于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恶化的趋势，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有物只限于自然资源，“资讯公有物”、“知识公有物”与“新公有物”等无形资产亦不可被忽视[8]。自此，资讯公有物、知识公有物等新公有物开始被纳入“公共财产”的范畴。
传统时代，“知识”藉由“出版”脱离作为公共领域的共享观念，人们必须“付费”才能合法复制、流传“相同的”内容[9]。数字科技和互联网在萌芽阶段便被期待成为推动学术公共领域建构的有利工具。例如，自20世纪70年代就逐步推出的“古登堡计划”(Project Gutenberg)，是针对已经属于公共领域的作品进行扫描，将原来的印刷纸本“知识”转换成数字化的电子版，经过校对编辑后，放在网络上供大众自由取用，以提高这些公共领域内的内容和资讯的可接近性。但技术上的便利和开放，却遭遇了知识产权管理制度的限制。
台湾资讯法学者刘静怡认为，授权制度的良善与否，是能否带动著作物分享流通的关键原因之一。而，推动著作权人采纳创用CC授权，在网络上释出其创作的部分著作权，一方面可以保障著作权人经由著作的广泛流通，带来赞美、声誉与经济收益的可能；另一方面透过展示和分享创作，也能带来公共利益的提升，可以说是强调文化共享之社会运动的重要一环。因此，“创用CC授权机制也是自由文化运动的推广工具，这个工具的广泛使用，可以创造出更多有助于自我表现、民主对话和后续创造的共享资源。作者的意见和理念可以因此透过比较不受阻碍的方式传达出去，并节省协商授权的时间和劳费，如此一来，也间接地提高了公共领域的活力”[10]。
回顾台湾创用CC运动的兴起主要是回应“著作权的广泛适用反而有碍科学及技术进展”的现况，尝试让创作者可以透过制式的公共授权契约，将自己的著作提供给一般公众利用。该运动起源于台湾“中央”研究院信息科学研究所进行的自由软件相关的计划。2003年11月起，该研究所成为国际Creative Commons联盟在台湾的合作机构，进行创用CC授权条款华语(台湾)翻译及公开讨论，并与其他机构及创作者合作推广“创用CC计划”。
此外，随着创用CC授权模式的快速普及，一些大型网络公司如雅虎在2005年开始，便提供合乎各种创用CC授权条款的著作。2006年微软也推出plug-in功能，让Office软件使用者在文件上制作创用CC的标示。随后，Google等搜索引擎、图片分享网站Flickr也推出支持创用CC的搜索工具，这些网络公司的服务，也方便台湾的网络用户获取经过授权的内容和资讯。
2.2 针对大学图书馆的“开放存取”运动
“开放存取”运动又称OA运动(Open Access)，Peter Suber认为，OA运动是希望建立一个新的学术出版模式，可以让读者能够在开放的、没有经济阻碍的、没有授权限制的条件下取用学术信息，而且是以电子化和网络化的方式进行[11]。OA运动的最主要诉求，在于降低期刊出版商对于电子期刊定价的联合垄断力，促使学术研究上的庞大投资能在社会上获得最大化的公共效益。
随着OA运动的出现，学术传播系统中具决定性的成员——作者，开始意识到自身在学术传播体系中的地位受到威胁，因此，经由鼓励作者通过“自我典藏”(self-archiving)的行动成为“开放学者”(open scholar)，并配合图书馆进行的机构典藏工作，主动地将其著作的期刊文献，置放于图书馆建置的开放电子档案库，允许他人免费取用的作法，是目前欧美大学图书馆应对学术传播危机所积极推动的重要策略。
此外，又如翁秀琪所言：“台湾的学术期刊多半仰赖政府或学术机构在经费上的挹注，财务上能够自给自足的不多见，更遑论能够有利润，这与美国、欧盟国家的情况大异其趣。出版商在代理学术期刊的业务上也多半没有利润。这种情况下，要求学术单位或学术期刊将其研究成果，特别是那些接受公共资源赞助的研究资料或研究论文开放公共近用，应该是合理可行的”[6]。因此，考虑台湾学术研究的成果，多为公共经费与资源支助的事实，通过研究型大学图书馆的协助，将学术研究成果适度地开放于公共使用，亦符合社会资源公平使用的原则。
基于上述“开放存取”运动的原则，目前台湾多数学术图书馆均已投入“开放存取期刊”(open access journal，简称OAJ)的编目与开放检索工作，譬如台湾交通大学、东吴大学、政治大学等高校，即将OAJ期刊编入电子期刊管理系统中，导引读者通过图书馆界面，直接检索OAJ期刊。而台湾师范大学、逢甲大学等单位，则是通过电子数据库与机构典藏数据库的建置，将OA期刊直接纳入电子期刊数据库查询。另外，台湾大学及政治大学等研究型图书馆，考虑到由作者进行自我典藏工作的复杂性，于2007年起，积极与台湾各地101所大专院校和研究生共同合作“台湾学术机构典藏”(Taiwan Academic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简称TAIR)计划，至2009年止，共完成65笔的机构典藏书目数据，其中超过38万笔为全文收录[12]。
整体而言，积极投入“开放存取运动”的台湾各大学图书馆不仅承担着挽救台湾学术传播危机的重任，同时更肩负了扭转整个学术社群生产机制的使命。诚如国外批评学术期刊危机的学者所言：出版商在这场不断上升的危机中不是惟一的战犯，大学教员与大学行政人员也是共犯之一，因为大学教员身为期刊的作者与消费者，身处于期刊评审和编辑委员会(editorial boards)中却对期刊危机的状况毫无所悉；大学行政人员拥有行政权力，却直接或间接地默许这样不合理的价格可以成交[3]。因此，通过各大学研究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建置的开放数据查寻导引，以及自我典藏、机构典藏等数据库的建置，台湾研究型图书馆正尝试重建大学图书馆、学术期刊出版社与学术社群的整体生态结构，以解决学术传播系统的危机。
2.3 针对学校教育的类维基式“开放式课程”运动
“开放式课程”(Open Course Ware，OCW)是199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于教育科技会议上提出的知识分享计划，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会议论坛(UNESCO＇s Forum)首次提出“开放教育资源”(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概念，主张将高质量的教材与资源组织成数字教材，无偿地在网络上开放，供大众分享与学习，自此许多国家、国际组织及网站致力于分享教育资源。
开放式课程的优势在于通过“开放”的手段，将封存于大学校园内的课程开放给社会大众，并容许在非商业行为与注明出处情况下对内容进行撷取与修改，且同意以相同规范继续转载发布，以符合使用者的需求，这不但形成学习方式的全面革新，也引发了新的教学思维，让学习更有弹性、更适合终身学习与自我学习。因此，考虑到台湾的高等教育长期以来仍缺乏弹性的教育机制，许多优秀的学生碍于教育制度无法依照个体差异进行学习，开放式课程运动遂成为“开放存取”运动之外，另一种由独立学术研究者与网络公民力量合力展开的抢救学术教学质量，提供学术资源公共应用的集体行动。
为响应世界开放教育资源运动，2007年以类维基百科的编辑方式运营的“开放式课程联盟(Open Course Ware Consortium，OCWC)”在台湾成立。台湾交通大学于2007年4月加入，成为台湾第一所加入该组织的顶尖学府。2007年底政治大学、成功大学、长荣大学等学校亦陆续加入该联盟。在持续感受到开放式课程联盟对全球高等教育产生的革命性地冲击后，台湾交通大学于2008年初开始集结全台29所大专校院正式成立“台湾开放式课程联盟(TOCWC)”。开放式课程联盟，打破了大学既有的学术知识传播生态，在应对学术传播危机，建立终身学习的环境等面向，均提供了行动指引。
3 台湾学术传播新体系的建构
经过多年的研究与实践，台湾政府和学界已然意识到，要推动学术传播新体系的建构，不止是增加对学术期刊和学术推广机构如图书馆的资金补助，而是应该从根本上改变学术传播的整体产制生态。“学术传播体系的新模式可以是传播系统、出版品或是出版实务等，而这些模式共通的特色便是以网络为媒介”[13]。由数字出版、移动传播、开放课程等机制所促成的全新学术传播流程正在兴起，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图书馆与相关单位也在学术传播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目前，台湾学术传播新体系的建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面向。
3.1 培育大学图书馆的新任务与新技能
台湾目前正在加强研究型大学的图书馆对学术社群的倡导工作，图书馆员也被要求必须充分了解并掌握转变中的学术传播经济体制，除了传统的典藏学术资源，提供已出版研究及其他学术作品的取用外，图书馆在学术传播体系中更需扮演新的角色：
(1)与大学出版社合作，发展图书馆出版模式
图书馆出版最有名的例子是由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创建的High Wire出版社，而美国的匹茨堡大学图书馆也有许多数字出版的计划。近年来大学图书馆对于发行具有同僚审查制度的期刊相当感兴趣，认为其能有效支持学术传播。一项关于美国80所大学研究型图书馆的调查指出，近65％的图书馆已提供出版服务或正计划发展该服务[2]。台湾大学与政治大学图书馆和大学出版中心的合作，就是明显的例子。
(2)建立以使用者为中心的电子资源评鉴体系
传统馆藏评鉴方法不适用于电子资源的评鉴，为了保证馆藏学术资源的品质，图书馆应配合“开放存取”的原则，重新建立以使用者为中心的馆藏与电子资源评鉴体系，重视收集电子资源使用统计以及使用者需求信息，做好学术资源的收集、整合与导航工作。同时，透过同僚审查制度，确保学术出版的品质，最终领导台湾学术社群进行学术传播体系的重建。
(3)宣导开放学术的意涵与做法
在数字时代，图书馆员越来越像知识管理员，要从事数字出版品的开发，和教授的合作将更为密切，要让教授们正视学术传播的转变和危机，解决典藏版权的问题，推广开放使用。扮演知识创造者和管理者的角色，积极研拟机构典藏政策，从“全球研究成果的过滤者”，演变为“全球研究社群的建构者”[14]。
3.2 大力推动开放存取运动
OA运动作为解除期刊危机与图书馆危机的方案仍然具有相当潜力。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OA期刊的引用影响力在许多领域都已经有明显的升高；而针对OA期刊中个别的文章的研究则显示，能自由取用的文章，影响力就越高[15]。可见OA运动的确有机会在未来成为鉴定学者研究绩效的一种重要指标。OA推动者必须鼓动同僚善用此新出版型态。
然而，2006年的调查显示，台湾OA期刊数量为4种，2012年上升到27种，但同期，美国OA期刊数量，从542种上升到1991种，稳居全球首位(占全部OA期刊的17.02％)[16]。相比美国，台湾OA期刊无论是数量还是影响力都有待提升，因此，台湾各界仍在持续呼吁和推动开放存取运动。
3.3 实施数位典藏计划改善学术研究工具
台湾数字文化协会理事郑国威认为：“开放数据要考虑‘数字包容’，理应以能让最多人，尤其是弱势者近用为目标，维持高质量且实时更新的开放数据库、提供免费接取的API、然后适当给予开发者名誉上的鼓励”[17]。如此，信息方可成为能增值、活化，促进社会进步的利器。
在确认了“国家典藏和教育的数字化，可以有效提升知识的累积、传承与运用，是知识经济的一基础环节”后，台湾政府于2001年正式启动了“数位典藏计划”(2008年合并为“数位典藏与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希望将文化数字化后，能更容易地流传与运用，提升社会整体的文化水平。台湾地区的“中央”研究院、“国立”台湾大学、“国立”故宫博物院、“国立”历史博物馆、“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国立”中央大学等学术与博物馆机构，投入此计划。目前台湾数位典藏成果可分为生物、考古、地质、人类学、档案、拓片、器物、书画、地图与遥测、善本、汉籍、新闻、影音、建筑与加值型计划共十五项主题，并且已有统合型浏览网站供网民检索使用。
透过人文、历史、信息教育、管理等领域专家的深入研究与积极规划，“数位典藏”计划借助信息技术赋予了人文资产和数字学习更多元的意义，展现了人类文明的生命力。虽然在2012年年底历时四年，总投入10亿台币的数位典藏和数位学习国家型科技计划完成，但“典藏台湾文化”仍是台湾学术传播生态变革运动中一项永续经营的工作。未来数字化典藏与学习将重点拓展语言、自然科学和数字教育等方面，例如生物以及文化多样性的整合研究成果，结合政府、大学及民间资源，扩大国家对外语文教学市场，建立优质的学术传播资源的公共分享平台，是台湾学术社群面对当代学术传播危机所共同承担与肩负的重要使命。